吐蕃王朝的社会管理模式的形成,既受到赞普时期苯教及其文化心理的影响,又因全面接触佛教文化而受到影响。通过对藏文典籍的梳理,还可以发现佛教文化在借助苯教神灵及吐蕃本土文化赢得吐蕃社会普遍认可的同时,佛教僧人也继承了原来苯教僧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开始在赞普王庭中担任低级官员,获得了象征官僚身份的低级告身,但这些官职多与其宗教职能相关,尚未真正职掌管理事务。佛教僧人地位提升直到能够参与王朝重大事务的决策,经历了由一般僧侣到贵族身份的转化过程,即首先通过合法的方式获得相当规模的经济财产,继而争取到只有贵族才能拥有的高级告身,最终成为左右王朝社会管理与社会控制的主要力量,同时,也实现了宗教文化与世俗管理的全面结合,为吐蕃王朝及其后世社会制度走向政教合一奠定了文化基础与制度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