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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我们对自己的父母了解吗？
他们总有一天要离我们而去，可是你知道吗？无论他们有多么平淡，多么普通，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曾经年轻过，曾经奋斗过，曾经浪漫过，我们不能只是仅仅继承他们的基因，更重要的是要继承他们的历史，他们的精神，他们的智慧。因为，天下所有的父母都是一个一个美丽的传奇，只有做儿女的我们才能把传奇一代一代传下去。
——译者
1998年4日
父亲刚刚脱下衬衫，我哥哥就知道了。他比父亲知道的还要早，他比我们所有人知道的都要早。格里在过去的10年里一直在医院呼吸系统急诊室工作，他以为自己已经什么都见过了，可是父亲的情况却给他来了一个措手不及。
父亲露在外面的胳膊上一点儿肌肉都没有了，晃晃荡荡地吊在他的身体两侧，他的胳膊无法举过肩膀。格里仔细检查了一番，他以前怎么没有注意到父亲瘦骨嶙峋的双臂，软弱无力的脖子和收缩的前臂呢?
“怎么回事?”父亲问道。格里假装在包里找东西，他想，先装糊涂吧，也许我是错的，上帝呀，让我错吧!
“我也不能确诊。也许是神经或肌肉出了毛病，我觉得你应该找神经科专家看一看。”
但是，他对自己的诊断确信无疑，他躲在自己的车里哭了。那天深夜，他在自己妻子的怀里哭了，因为他想起了自己诊治过的病人，他们都得的是一种病，运动神经元疾病，他们没有一个人逃脱疾病的魔爪。他想起了那些轮椅、进食管和辅助呼吸器。
我知道父亲就要离我们而去了，可是，我究竟对他了解多少呢？我只知道他出生在捷克洛伐克的一个小镇上，我想不起来那个小镇的名字。我知道他的兄弟在二战中丧生，可我却不知道是为什么。我知道他是个成功的商人，可是我却不知道他是怎么成功的。
所以，当父亲的世界被打乱几周以后，他把我叫到一边对我说：“我们别再浪费剩下的宝贵时间了，让我们擦干了眼泪，认认真真地交谈吧!”我同意了。
我们全家三代，一共12口人一起飞到了斐济。我父母曾经带我们到这里来度假、游玩。可是，这次我们是来听父亲的故事的，这也是我们的故事。
在10天的假期里，我们每天晚上把孩子们安顿好后，就来到父母的房间，父亲把自己的一切都讲给我们听，父亲说话的声音受疾病的影响有些变调，有些陌生。在他给我们讲述自己童年的时候，我尽量让自己拿摄像机的手不要颤抖，我给他的脸来了一个近镜头，因为我知道过不了多久，这3小时的录像带就是我拥有的惟一纪念父亲的东西了。格里拿着一个录音机放在父亲嘴边，我的大哥彼得用笔记录，我们一定得把这一切都记下来。
父亲知道怎样做家长。当我的哥哥彼得出生后，我父亲像对待所有新任务那样对待这件事：他把我们附近书店里的如何做父母的书都一扫而光，他自己书架上的书可以自成系列，怎样做父亲，怎样关心你的孩子和教育。他参加了父母培训班，认真学习了维多利亚州卫生部的育儿手册。他了解育儿的理论，只不过没有时间实践罢了。
在父亲有时间的时候，他喜欢和我的兄长们做男人喜欢做的事，爬树、摔跤、建城堡。我并不介意和他们一起玩打水仗，可是，如果和父亲在一起的前提是放弃我的蜡笔和头卡，那是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
我知道父亲爱我就像爱他的儿子们一样，我是他的心肝宝贝儿，可是，我不是男孩子。这就意味着青少年时代，我在午夜之前必须回家，而我的哥哥格里却什么时候回都可以。这也意味着当他发现我18岁时亲吻了一个男孩时，我被训得流下了眼泪，可是格里在16岁时就不是处男了，他得到的却是鼓励性地拍拍后背。这还意味着没有人征求我的意见。这一切很伤人，我希望父亲能认真地对待我，我不仅仅希望得到他的爱，我还希望得到他的尊重。我以为他希望我能加入一家知名的律师楼工作。
在斐济，我听着父亲讲述自己的父亲——塔逖，他是一个社区领袖，总是不在家，总是在创业，他的母亲是个非常温柔善良的人，总是在晚上哄他们睡觉，听到这里，我突然觉得我理解自己的家庭生活了。当我听到父亲谈到他自己的父亲对他的期望值有多么高，他是如何希望自己也像父亲一样坚强又聪明，他是如何想得到父亲赞同的微笑，如何想得到父亲的关注时，我会心地笑了。
2000年9月
通常我是非常善解父亲的。如果父亲抬抬眉毛，我就知道给他擦擦眼睛，或者当他在裤子上写字母L时，我就会把他的发声器给他拿过去，这是一台美国产的计算机辅助发声器。父亲通过在计算机上打字同我们“交谈”，他先打进一些单宇，然后存起来，要经过几周后，才能准备好一段话，然后放给我们听。
但是，今天是一个新的要求，我费了好长时间才明白他向左边晃头的意思是“带我去上卫生间”。我大声数着一二三四五，然后把父亲从椅子上抬起来，我扶着他一步一步向卫生间走去，他走得摇摇晃晃，我竭尽全力地扶着他，不让他摔倒。可是，这样的旅程一天比一天危险，他随时摔倒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我扶着他来到卫生间，对着便池让他站好，然后帮他解开裤子，接下来，我转身离开直到听不到他尿尿的声音时，再进去冲便池，帮他系好裤子。
我仔细观察父亲的脸，在他的脸上，我看不到自怜或愤怒。他说这些事情让我们的关系更密切了。他说他现在已经学会了接受别人的帮助，他甚至开始享受别人的帮助了。他的自尊也许受到了一点儿伤害，可是根本没有被摧毁。他对我说：“这样做的窍门是你要学会改变如何看待自己。”
我的父亲现在生活不能自理，可是他学会了优雅地接受别人的帮助。他学会了耐心和倾听的艺术，现在他不用在办公室里工作了，而是可以和爱他的家人朋友一起共度美好时光。他积极的态度和坚强的毅力，重新确定了人们关于坚强的定义。
我昨天看到父亲最后一次拿起笔，他想在文件上签字，可是，笔却从他的手上滑落到地上，他试了一次又一次，都没有成功，他最终放弃了。我问他不能写字是否让他很伤感，他说没什么伤感的，只不过不方便罢了。“上个月，我还可以自己用勺子喝汤，可是我的手抖得很厉害，洒在身上的比喝进嘴里的多，我很生气，骂自己无能，讨厌吃饭。现在我不能拿勺子了，你妈妈喂我。我已经有经验了，也许下个月我就不能吃饭了，所以我现在怀着感恩的心，慢慢品尝每一口饭，记住每一种味觉。”
父亲示意我把椅子挪近些，我向前探着身，我们离得更近了，膝盖碰着膝盖，这时父亲在发声器上打下了两个字，然后按了一下播放：“庆祝今天!”
2002年2月
如果我们不问的话，父亲对二战只字不提，如果提起来的话，他也只是告诉我们经过过滤的故事。比如说，他会告诉我们在雪地里行走，却不提路边的死尸。他谈起自己曾经在矿井工作，却不谈他所见的断裂的肢体。他谈论饥饿，却不说饥荒。谈论死亡，却不说谋杀。我父亲过去常常说：“这都是过去的事了，你们是我的将来。” 除了神经受了一点儿伤害，他的头有点儿向右肩倾斜外，从表面上你根本无法猜出我父亲也是深受二战伤害的一员。从小父亲就鼓励我相信别人，要在别人身上看到优点而不是缺点，要敢于冒险，要热爱生活。直到现在我才认识到，有父亲这样的经历，他很容易把仇恨和怀疑教给我们。也许仇恨和怀疑会让他更好地迎接生活中的不公平，会让他更好地迎接自己的病痛，可是他却没有这样做，他的平凡和普通恰恰由此而显得与众不同了。
我把父亲的故事写成文章发表在报纸上，我想把每一个句子都写得尽善尽美，在字里行间显示出父亲的精神。可是，父亲只想把他的声音和想法联系起来。
他打字说：“我不能同你交谈是我最伤心的事。”我深深理解他，最难让他接受的并不是无力的四肢，也不是发沉的脑袋，也不是身体上的痛苦，也不是吃不上饭，这些都算不上什么，最让他难过的是，不能说话，不能发声，无论他怎么努力大喊，一点儿声音都没有。
有一天，我试着想保持沉默一天。我坐在书房的椅子上，两臂吊在身体两侧，整个身体堆在椅子上，像父亲一样。看着院子里的花园和鲜花，我抑制住自己想要叫儿子来一起欣赏美景的愿望，电话来了，我让留言机替我接电话，而不是自己接电话。我仔细聆听周围的所有声音。这就是我父亲现在每天的生活：一切都是单程交流。我面对着自己的书桌，上面堆满了账单和乱七八糟的东西，我没有去收拾桌子，只是默默地坐在那里，四周一片沉寂。我只坚持了半小时。
我同父亲道别了。我觉得自己应该是心满意足了。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都做了。没有秘密，也没有悔恨。父亲完完全全地让我走进了他的世界，他同我分享了他的生活，他的奋斗，他还做了一件父亲们很少做的事，那就是摘下那些永远坚强，永远奋斗的面具，陪孩子们在一起，这是孩子们最希望父亲做的事。
我还没有做好让他离开我的准备，我刚刚开始倾听他的故事，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很可笑的是，在父亲含含糊糊低语时，你得全神贯注地聆听。我小的时候，根本不用注意就能听见父亲讲话，他的声音很大，邻居们不想听也办不到。我内心有一部分很羡慕他的外向和张张罗罗的个性，但是大多数时候，我却觉得很没面子，我那时还很年轻，我只想和别人一样，可是父亲却处处显得与众不同。所以，我不理他，他说话声音越大，我越听不进去。
父亲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他仍然我行我素，不在乎别人说什么。重要的是，现在我并不觉得没面子了。我看着他在自己的书房里接待客人，他裤子的拉链半敞着，上面用一个橡皮筋套着拉锁，以便别人帮他解裤子，我真心地为他感到骄傲。他没有让客人离开房间，在妈妈为他解开护颈套，住他的进食管里加流体食物时，他没有道歉，只是让客人大点声儿说话，这样他能听得更清楚，因为机器的声音太响了。他邀请他的客人帮他擦擦验，帮他从座位上站起来。
他并无意去教导人们，但是，他拒绝让进食管等等衰退的现象转移人们的注意力，相反，他让他们坐在那里，等着听他借助发声器进行的谈话。父亲给我们所有的人都上了一堂生动地如何去同情别人的课。
我们的交谈让我进一步了解了父亲每天忍受的病痛。我要理解这种痛苦，我要在这痛苦中找到意义。他的病使我明白了友谊、家庭和爱的重要性。他让我变得更坚强了，他鼓励我相信这种坚强，
2003年2月
父亲在裤子上写了个字：“快了。”我看了妈妈一眼，她对我解释说：“他想走了，在一周之内就走。”父亲这时又感染了，如果把辅助呼吸器拿下来一会儿的话．他的浑身就青一块紫一块的。他只能躺在床上，已经好长时间不用发声器了。
父亲又开始给我下指示了，可是我却猜不出他要说的第一个字母是什么，在他的睡裤上划的字母无法看出来是什么，所以我对他说：“第一个字母是什么，A？B？还是C?……”费了好大的劲，他才在我说字母M的时候眨了眨眼，真是可怜的猜字游戏。两分钟后，我明白了，他要说的是：“妈妈很伟大!”我同意他的话而且向他保证要一辈子照顾妈妈。
星期四早上5点半，我被电话铃声惊醒了。是我的哥哥格里，他对我说：“快来吧!爸爸不行了。”可是，我却一动也不能动。因为我知道，如果我现在去看父亲的话，我就会看着他死去。丈夫逼着我出了门，他对我说：“你必须得去!”
我到达的时候，父亲已经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了。格里在剪开他的睡裤，他们无法把父亲抬起来。彼得找来了一块海绵，费了很大的劲才把海绵放在父亲身下。不知是谁说还是拿尿不湿吧。听到这话，我看了看父亲，我知道他是对的，是时候了。
妈妈走进了房间，拿着父亲的发声器，她把机器放在父亲身旁，按了一下播放键。这是父亲几周前写好的，他的声音立即充满了整个房间。“我希望自己的灵柩在市政大厅前经过，然后经过我最爱去的酒吧。”机器忠实地述说着父亲的愿望，他计划着让我们如何送他到他最后的安息地。接下来，妈妈又放了另外一段话，是给他的朋友们的，是准备以后播放的，是解释给他们说为什么他想把助吸器拔掉，也是告诉他们说他是爱他们的。“请不要为我而悲伤，我在这过去的几年里学到了不少东西，我付出了许多受，我也得到了许多爱，我是个幸运的人。”
我们听着机器发出的父亲对亲朋好友的感谢，对他们的建议和对死亡的理解。“我亲爱的朋友们，不要害怕年老体衰，或者疾病缠身，人生的每一种经历都值得我们去经历。虽然，人生有许多局限，许多艰难险阻，许多痛苦忧愁，但是，人生仍然是一座无穷的宝藏。”
听到这里，我们都哭了。妈妈把机器关上，走过去亲了亲自己的丈夫，她并没有期望自己的丈夫有什么反应，也许没有回吻，也许没有一句话。如果他还有力气的话，也许他会回报一个微笑。尽管如此，她还是把脸颊贴在了父亲的唇边，最后一次感受他的温暖。父亲亲了她一下。
半年以来，父亲从来没有亲过母亲，也没有亲过我们。他没有力气来做这些。可是现在，在他临终前，他却亲了亲母亲，我听见了，彼得也听见了。他把脸凑到父亲的嘴边屏息等侍着，他希望父亲能再吻他一次。我站在那里，看着父亲最后一次亲吻他的长子，他把嘴唇抬起来亲了亲儿子的短发。
那天，在他走之前，我们所有人都得到了他最后的一吻。
我们对自己的父母了解吗？
他们总有一天要离我们而去，可是你知道吗？无论他们有多么平淡，多么普通，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曾经年轻过，曾经奋斗过，曾经浪漫过，我们不能只是仅仅继承他们的基因，更重要的是要继承他们的历史，他们的精神，他们的智慧。因为，天下所有的父母都是一个一个美丽的传奇，只有做儿女的我们才能把传奇一代一代传下去。
——译者
1998年4日
父亲刚刚脱下衬衫，我哥哥就知道了。他比父亲知道的还要早，他比我们所有人知道的都要早。格里在过去的10年里一直在医院呼吸系统急诊室工作，他以为自己已经什么都见过了，可是父亲的情况却给他来了一个措手不及。
父亲露在外面的胳膊上一点儿肌肉都没有了，晃晃荡荡地吊在他的身体两侧，他的胳膊无法举过肩膀。格里仔细检查了一番，他以前怎么没有注意到父亲瘦骨嶙峋的双臂，软弱无力的脖子和收缩的前臂呢?
“怎么回事?”父亲问道。格里假装在包里找东西，他想，先装糊涂吧，也许我是错的，上帝呀，让我错吧!
“我也不能确诊。也许是神经或肌肉出了毛病，我觉得你应该找神经科专家看一看。”
但是，他对自己的诊断确信无疑，他躲在自己的车里哭了。那天深夜，他在自己妻子的怀里哭了，因为他想起了自己诊治过的病人，他们都得的是一种病，运动神经元疾病，他们没有一个人逃脱疾病的魔爪。他想起了那些轮椅、进食管和辅助呼吸器。
我知道父亲就要离我们而去了，可是，我究竟对他了解多少呢？我只知道他出生在捷克洛伐克的一个小镇上，我想不起来那个小镇的名字。我知道他的兄弟在二战中丧生，可我却不知道是为什么。我知道他是个成功的商人，可是我却不知道他是怎么成功的。
所以，当父亲的世界被打乱几周以后，他把我叫到一边对我说：“我们别再浪费剩下的宝贵时间了，让我们擦干了眼泪，认认真真地交谈吧!”我同意了。
我们全家三代，一共12口人一起飞到了斐济。我父母曾经带我们到这里来度假、游玩。可是，这次我们是来听父亲的故事的，这也是我们的故事。
在10天的假期里，我们每天晚上把孩子们安顿好后，就来到父母的房间，父亲把自己的一切都讲给我们听，父亲说话的声音受疾病的影响有些变调，有些陌生。在他给我们讲述自己童年的时候，我尽量让自己拿摄像机的手不要颤抖，我给他的脸来了一个近镜头，因为我知道过不了多久，这3小时的录像带就是我拥有的惟一纪念父亲的东西了。格里拿着一个录音机放在父亲嘴边，我的大哥彼得用笔记录，我们一定得把这一切都记下来。
父亲知道怎样做家长。当我的哥哥彼得出生后，我父亲像对待所有新任务那样对待这件事：他把我们附近书店里的如何做父母的书都一扫而光，他自己书架上的书可以自成系列，怎样做父亲，怎样关心你的孩子和教育。他参加了父母培训班，认真学习了维多利亚州卫生部的育儿手册。他了解育儿的理论，只不过没有时间实践罢了。
在父亲有时间的时候，他喜欢和我的兄长们做男人喜欢做的事，爬树、摔跤、建城堡。我并不介意和他们一起玩打水仗，可是，如果和父亲在一起的前提是放弃我的蜡笔和头卡，那是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
我知道父亲爱我就像爱他的儿子们一样，我是他的心肝宝贝儿，可是，我不是男孩子。这就意味着青少年时代，我在午夜之前必须回家，而我的哥哥格里却什么时候回都可以。这也意味着当他发现我18岁时亲吻了一个男孩时，我被训得流下了眼泪，可是格里在16岁时就不是处男了，他得到的却是鼓励性地拍拍后背。这还意味着没有人征求我的意见。这一切很伤人，我希望父亲能认真地对待我，我不仅仅希望得到他的爱，我还希望得到他的尊重。我以为他希望我能加入一家知名的律师楼工作。
在斐济，我听着父亲讲述自己的父亲——塔逖，他是一个社区领袖，总是不在家，总是在创业，他的母亲是个非常温柔善良的人，总是在晚上哄他们睡觉，听到这里，我突然觉得我理解自己的家庭生活了。当我听到父亲谈到他自己的父亲对他的期望值有多么高，他是如何希望自己也像父亲一样坚强又聪明，他是如何想得到父亲赞同的微笑，如何想得到父亲的关注时，我会心地笑了。
2000年9月
通常我是非常善解父亲的。如果父亲抬抬眉毛，我就知道给他擦擦眼睛，或者当他在裤子上写字母L时，我就会把他的发声器给他拿过去，这是一台美国产的计算机辅助发声器。父亲通过在计算机上打字同我们“交谈”，他先打进一些单宇，然后存起来，要经过几周后，才能准备好一段话，然后放给我们听。
但是，今天是一个新的要求，我费了好长时间才明白他向左边晃头的意思是“带我去上卫生间”。我大声数着一二三四五，然后把父亲从椅子上抬起来，我扶着他一步一步向卫生间走去，他走得摇摇晃晃，我竭尽全力地扶着他，不让他摔倒。可是，这样的旅程一天比一天危险，他随时摔倒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我扶着他来到卫生间，对着便池让他站好，然后帮他解开裤子，接下来，我转身离开直到听不到他尿尿的声音时，再进去冲便池，帮他系好裤子。
我仔细观察父亲的脸，在他的脸上，我看不到自怜或愤怒。他说这些事情让我们的关系更密切了。他说他现在已经学会了接受别人的帮助，他甚至开始享受别人的帮助了。他的自尊也许受到了一点儿伤害，可是根本没有被摧毁。他对我说：“这样做的窍门是你要学会改变如何看待自己。”
我的父亲现在生活不能自理，可是他学会了优雅地接受别人的帮助。他学会了耐心和倾听的艺术，现在他不用在办公室里工作了，而是可以和爱他的家人朋友一起共度美好时光。他积极的态度和坚强的毅力，重新确定了人们关于坚强的定义。
我昨天看到父亲最后一次拿起笔，他想在文件上签字，可是，笔却从他的手上滑落到地上，他试了一次又一次，都没有成功，他最终放弃了。我问他不能写字是否让他很伤感，他说没什么伤感的，只不过不方便罢了。“上个月，我还可以自己用勺子喝汤，可是我的手抖得很厉害，洒在身上的比喝进嘴里的多，我很生气，骂自己无能，讨厌吃饭。现在我不能拿勺子了，你妈妈喂我。我已经有经验了，也许下个月我就不能吃饭了，所以我现在怀着感恩的心，慢慢品尝每一口饭，记住每一种味觉。”
父亲示意我把椅子挪近些，我向前探着身，我们离得更近了，膝盖碰着膝盖，这时父亲在发声器上打下了两个字，然后按了一下播放：“庆祝今天!”
2002年2月
如果我们不问的话，父亲对二战只字不提，如果提起来的话，他也只是告诉我们经过过滤的故事。比如说，他会告诉我们在雪地里行走，却不提路边的死尸。他谈起自己曾经在矿井工作，却不谈他所见的断裂的肢体。他谈论饥饿，却不说饥荒。谈论死亡，却不说谋杀。我父亲过去常常说：“这都是过去的事了，你们是我的将来。” 除了神经受了一点儿伤害，他的头有点儿向右肩倾斜外，从表面上你根本无法猜出我父亲也是深受二战伤害的一员。从小父亲就鼓励我相信别人，要在别人身上看到优点而不是缺点，要敢于冒险，要热爱生活。直到现在我才认识到，有父亲这样的经历，他很容易把仇恨和怀疑教给我们。也许仇恨和怀疑会让他更好地迎接生活中的不公平，会让他更好地迎接自己的病痛，可是他却没有这样做，他的平凡和普通恰恰由此而显得与众不同了。
我把父亲的故事写成文章发表在报纸上，我想把每一个句子都写得尽善尽美，在字里行间显示出父亲的精神。可是，父亲只想把他的声音和想法联系起来。
他打字说：“我不能同你交谈是我最伤心的事。”我深深理解他，最难让他接受的并不是无力的四肢，也不是发沉的脑袋，也不是身体上的痛苦，也不是吃不上饭，这些都算不上什么，最让他难过的是，不能说话，不能发声，无论他怎么努力大喊，一点儿声音都没有。
有一天，我试着想保持沉默一天。我坐在书房的椅子上，两臂吊在身体两侧，整个身体堆在椅子上，像父亲一样。看着院子里的花园和鲜花，我抑制住自己想要叫儿子来一起欣赏美景的愿望，电话来了，我让留言机替我接电话，而不是自己接电话。我仔细聆听周围的所有声音。这就是我父亲现在每天的生活：一切都是单程交流。我面对着自己的书桌，上面堆满了账单和乱七八糟的东西，我没有去收拾桌子，只是默默地坐在那里，四周一片沉寂。我只坚持了半小时。
我同父亲道别了。我觉得自己应该是心满意足了。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都做了。没有秘密，也没有悔恨。父亲完完全全地让我走进了他的世界，他同我分享了他的生活，他的奋斗，他还做了一件父亲们很少做的事，那就是摘下那些永远坚强，永远奋斗的面具，陪孩子们在一起，这是孩子们最希望父亲做的事。
我还没有做好让他离开我的准备，我刚刚开始倾听他的故事，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很可笑的是，在父亲含含糊糊低语时，你得全神贯注地聆听。我小的时候，根本不用注意就能听见父亲讲话，他的声音很大，邻居们不想听也办不到。我内心有一部分很羡慕他的外向和张张罗罗的个性，但是大多数时候，我却觉得很没面子，我那时还很年轻，我只想和别人一样，可是父亲却处处显得与众不同。所以，我不理他，他说话声音越大，我越听不进去。
父亲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他仍然我行我素，不在乎别人说什么。重要的是，现在我并不觉得没面子了。我看着他在自己的书房里接待客人，他裤子的拉链半敞着，上面用一个橡皮筋套着拉锁，以便别人帮他解裤子，我真心地为他感到骄傲。他没有让客人离开房间，在妈妈为他解开护颈套，住他的进食管里加流体食物时，他没有道歉，只是让客人大点声儿说话，这样他能听得更清楚，因为机器的声音太响了。他邀请他的客人帮他擦擦验，帮他从座位上站起来。
他并无意去教导人们，但是，他拒绝让进食管等等衰退的现象转移人们的注意力，相反，他让他们坐在那里，等着听他借助发声器进行的谈话。父亲给我们所有的人都上了一堂生动地如何去同情别人的课。
我们的交谈让我进一步了解了父亲每天忍受的病痛。我要理解这种痛苦，我要在这痛苦中找到意义。他的病使我明白了友谊、家庭和爱的重要性。他让我变得更坚强了，他鼓励我相信这种坚强，
2003年2月
父亲在裤子上写了个字：“快了。”我看了妈妈一眼，她对我解释说：“他想走了，在一周之内就走。”父亲这时又感染了，如果把辅助呼吸器拿下来一会儿的话．他的浑身就青一块紫一块的。他只能躺在床上，已经好长时间不用发声器了。
父亲又开始给我下指示了，可是我却猜不出他要说的第一个字母是什么，在他的睡裤上划的字母无法看出来是什么，所以我对他说：“第一个字母是什么，A？B？还是C?……”费了好大的劲，他才在我说字母M的时候眨了眨眼，真是可怜的猜字游戏。两分钟后，我明白了，他要说的是：“妈妈很伟大!”我同意他的话而且向他保证要一辈子照顾妈妈。
星期四早上5点半，我被电话铃声惊醒了。是我的哥哥格里，他对我说：“快来吧!爸爸不行了。”可是，我却一动也不能动。因为我知道，如果我现在去看父亲的话，我就会看着他死去。丈夫逼着我出了门，他对我说：“你必须得去!”
我到达的时候，父亲已经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了。格里在剪开他的睡裤，他们无法把父亲抬起来。彼得找来了一块海绵，费了很大的劲才把海绵放在父亲身下。不知是谁说还是拿尿不湿吧。听到这话，我看了看父亲，我知道他是对的，是时候了。
妈妈走进了房间，拿着父亲的发声器，她把机器放在父亲身旁，按了一下播放键。这是父亲几周前写好的，他的声音立即充满了整个房间。“我希望自己的灵柩在市政大厅前经过，然后经过我最爱去的酒吧。”机器忠实地述说着父亲的愿望，他计划着让我们如何送他到他最后的安息地。接下来，妈妈又放了另外一段话，是给他的朋友们的，是准备以后播放的，是解释给他们说为什么他想把助吸器拔掉，也是告诉他们说他是爱他们的。“请不要为我而悲伤，我在这过去的几年里学到了不少东西，我付出了许多受，我也得到了许多爱，我是个幸运的人。”
我们听着机器发出的父亲对亲朋好友的感谢，对他们的建议和对死亡的理解。“我亲爱的朋友们，不要害怕年老体衰，或者疾病缠身，人生的每一种经历都值得我们去经历。虽然，人生有许多局限，许多艰难险阻，许多痛苦忧愁，但是，人生仍然是一座无穷的宝藏。”
听到这里，我们都哭了。妈妈把机器关上，走过去亲了亲自己的丈夫，她并没有期望自己的丈夫有什么反应，也许没有回吻，也许没有一句话。如果他还有力气的话，也许他会回报一个微笑。尽管如此，她还是把脸颊贴在了父亲的唇边，最后一次感受他的温暖。父亲亲了她一下。
半年以来，父亲从来没有亲过母亲，也没有亲过我们。他没有力气来做这些。可是现在，在他临终前，他却亲了亲母亲，我听见了，彼得也听见了。他把脸凑到父亲的嘴边屏息等侍着，他希望父亲能再吻他一次。我站在那里，看着父亲最后一次亲吻他的长子，他把嘴唇抬起来亲了亲儿子的短发。
那天，在他走之前，我们所有人都得到了他最后的一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