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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因为疫情，很多人在肉身/精神痛苦的同时，意外拥有了一段“多余时光”。比如小孩不必痛苦地爬起来上学，大人不用接送小孩，也不用痛苦地站立在通勤的“鱼罐头”里，而早已告别上班的人，暂且放下了跳广场舞和近郊出游的规律作息。人们静下来，独处，减少出门，避免与人见面，似乎有时间慢慢思考，或仔细观察触手可及的世界。
新闻里说英国在隔离初期，经典文学作品的销售出现一个小高峰，人们纷纷囤下以前没空/静不下心对付的大部头，准备在家慢慢啃。中文作品似乎没有那么多读者，人们有5G，有短视频，有带货直播，一切好消磨。但也有人在数字生活的围堵下选择拿起笔和键盘，武汉市民也好，海外留学生也好，地球上任何一个坐在家里的人，都可以写点什么。保存当下的焦灼，或者借机喘气，回顾走过的路，童年、青年、老年，大半辈子的味道，细细咂摸。多亏社交网络和自媒体，这些文字得以被更多的人看到。
小时候很多书店会在显眼处放一排叫名人传记的书。各种有文化的人，各领域的顶尖人士，在功成名就之时亲笔写下或由他人写下高光时刻，读者趋之若鹜。尤其是他们关于家族、故乡的非虚构作品，像一个坐标系，让传主找到自己的由来和依靠，然后以延续和割裂的不同路径，找到真正的自己。我记得小学的时候老师让读《名人传》，高中很多人读齐邦媛的《巨流河》，大学很多人读黄永玉的《无愁河》（这老 先生至今仍在连载，太有活力了）。明明每个人都有一条河，为什么最终进入人们视野的只有名人的河呢？我妈的河，我奶奶的河在哪里呢？如果没人记录，那么这些河流过之后，土地便干涸了。
流过血汗的土地是一片宝藏，有心的写作者将父辈们口口相传的故事记下，成为史诗，成为家族志，成为伟大的文学。比如莫言的高粱地，马尔克斯从奶奶那儿听来的奇幻拉美。我最近读到一本叫《秋园》的小书，作者杨本芬是一位普通的女工人，她在70岁之后才提笔，一边照顾老年痴呆的老伴，一边在厨房抽空写作，写的是她母亲的人生故事。她在序言里说，刚开始有些胆怯，一旦投入，“像是用笔赶路，重走了一遍长长的人生。”写完一称，手稿足足有8斤重。这本书的后记是杨本芬的女儿所写。她们三代人皆非名人大家，所写却如此真挚感人。有人称之为“很薄的册子，很重的人生”。想到我妈最近也正热衷写作，我就把这本书推荐给她。
我妈的写作始于苦闷的隔离期，家中阳台意外飞来一对朱颈斑鸠。从筑巢、下蛋、孵蛋，到破壳、喂食、起飞，观察和记录逐渐成了她的一种新习惯。在拍了很多照片和视频，记下很多数据后，我妈觉得有必要把这件事回顾一遍，于是开始了写作。
我妈常自嘲初中文化，水平有限，话虽如此，她对待这件事却无比认真。每天坐在餐桌前写草稿，打字，上网查资料，从早到晚，为之放下所有娱乐活动。她定时发给仅有的三位读者，我和我舅和我外公，让大家说说感受，再一遍遍修改，给文段配图。这种自发自然的写作，也许是世上最纯粹的快乐了。
现在朱颈斑鸠一家四口时常飞来阳台吃小米，我妈也开始写家里的花花草草，写自己对社会上各种事情的看法。比如她说：我们人类确实受到了疫情的影响，但是植物、鸟类不一样，它们并没有惧怕新冠肺炎，反而因人们躲在家，更少受到人类的干涉，更加肆无忌惮，疯狂地生长。很多思考，很多表达，我都很喜欢，也鼓励她写更多。一个去过农村、下过岗、创过业的劳动女性，会怎样形容自己的生活呢？
这也让我再次想到这个问题，世上每个人都有河，都可以写，也都能被看见。我们得认可每个人都有写作的意愿和能力，写作是和说话一样的权利。也许到那时，打工诗歌这类称呼也将真正解除它的尴尬。
这类诗人总是因为被冠以“打工”二字而显得尴尬，喜欢他们的人也许会因为打工标签或书写劳动主题而对他们另眼相待;不喜欢他们的人又觉得他们的受欢迎是标签先行，名不副实。如果要以社会身份来归类写作者，也许还应有学生诗歌、消费者诗歌，事实上并没有，这背后隐含着一个问题：人们对劳动者不会从事艺术创作的默認。
这个时代并不是非文学不可的
打工者可以写诗歌吗？打工者写的诗歌算诗歌吗？打工者如果不再写和劳动有关的诗歌，可以摘掉打工诗人的名片吗？每个人自发写作时都有一个社会身份，将社会身份强加在写作者的独立主体之上是缺乏尊重的。而艺术在绝对比例上被精英话语裹挟。因此底层话语一方面被习惯性忽视，一方面又容易因为稀有而被粗暴地围观和放大。我常常不敢轻易说出底层这两个字，在复杂而庞大的社会肌理中，我甚至说不出哪里算底，最底是什么样。大部分写作者的目之所及和移动能力都不足以回答这些问题。看见一层肌理的完整方式，除了一个外在的冷静眼光，也更需要由其中的人自己来凝视、来发声。
我年纪轻，不知道传说中那个人人写诗的 1980年代是什么样的。很多前辈一提起，总是一种梦回的姿态，不知道是否带了回忆滤镜。只有人们不把写作当成是生活的奢侈品而愿意去触碰的时候，也许无数条河流会开始汩汩流淌。当然，退一步讲，这个时代并不是非文学不可的，作为文化形式的电影、电视、漫画、游戏都闪着光。但我还是祈祷，文学不会因此而被束之高阁。
编辑 张子乐
新闻里说英国在隔离初期，经典文学作品的销售出现一个小高峰，人们纷纷囤下以前没空/静不下心对付的大部头，准备在家慢慢啃。中文作品似乎没有那么多读者，人们有5G，有短视频，有带货直播，一切好消磨。但也有人在数字生活的围堵下选择拿起笔和键盘，武汉市民也好，海外留学生也好，地球上任何一个坐在家里的人，都可以写点什么。保存当下的焦灼，或者借机喘气，回顾走过的路，童年、青年、老年，大半辈子的味道，细细咂摸。多亏社交网络和自媒体，这些文字得以被更多的人看到。
流过血汗的土地是一片宝藏，有心的写作者将父辈们口口相传的故事记下，成为史诗，成为家族志，成为伟大的文学。
小时候很多书店会在显眼处放一排叫名人传记的书。各种有文化的人，各领域的顶尖人士，在功成名就之时亲笔写下或由他人写下高光时刻，读者趋之若鹜。尤其是他们关于家族、故乡的非虚构作品，像一个坐标系，让传主找到自己的由来和依靠，然后以延续和割裂的不同路径，找到真正的自己。我记得小学的时候老师让读《名人传》，高中很多人读齐邦媛的《巨流河》，大学很多人读黄永玉的《无愁河》（这老 先生至今仍在连载，太有活力了）。明明每个人都有一条河，为什么最终进入人们视野的只有名人的河呢？我妈的河，我奶奶的河在哪里呢？如果没人记录，那么这些河流过之后，土地便干涸了。
流过血汗的土地是一片宝藏，有心的写作者将父辈们口口相传的故事记下，成为史诗，成为家族志，成为伟大的文学。比如莫言的高粱地，马尔克斯从奶奶那儿听来的奇幻拉美。我最近读到一本叫《秋园》的小书，作者杨本芬是一位普通的女工人，她在70岁之后才提笔，一边照顾老年痴呆的老伴，一边在厨房抽空写作，写的是她母亲的人生故事。她在序言里说，刚开始有些胆怯，一旦投入，“像是用笔赶路，重走了一遍长长的人生。”写完一称，手稿足足有8斤重。这本书的后记是杨本芬的女儿所写。她们三代人皆非名人大家，所写却如此真挚感人。有人称之为“很薄的册子，很重的人生”。想到我妈最近也正热衷写作，我就把这本书推荐给她。
我妈的写作始于苦闷的隔离期，家中阳台意外飞来一对朱颈斑鸠。从筑巢、下蛋、孵蛋，到破壳、喂食、起飞，观察和记录逐渐成了她的一种新习惯。在拍了很多照片和视频，记下很多数据后，我妈觉得有必要把这件事回顾一遍，于是开始了写作。
我妈常自嘲初中文化，水平有限，话虽如此，她对待这件事却无比认真。每天坐在餐桌前写草稿，打字，上网查资料，从早到晚，为之放下所有娱乐活动。她定时发给仅有的三位读者，我和我舅和我外公，让大家说说感受，再一遍遍修改，给文段配图。这种自发自然的写作，也许是世上最纯粹的快乐了。
现在朱颈斑鸠一家四口时常飞来阳台吃小米，我妈也开始写家里的花花草草，写自己对社会上各种事情的看法。比如她说：我们人类确实受到了疫情的影响，但是植物、鸟类不一样，它们并没有惧怕新冠肺炎，反而因人们躲在家，更少受到人类的干涉，更加肆无忌惮，疯狂地生长。很多思考，很多表达，我都很喜欢，也鼓励她写更多。一个去过农村、下过岗、创过业的劳动女性，会怎样形容自己的生活呢？
只有人们不把写作当成是生活的奢侈品而愿意去触碰的时候，也许无数条河流会开始汩汩流淌。
这也让我再次想到这个问题，世上每个人都有河，都可以写，也都能被看见。我们得认可每个人都有写作的意愿和能力，写作是和说话一样的权利。也许到那时，打工诗歌这类称呼也将真正解除它的尴尬。
这类诗人总是因为被冠以“打工”二字而显得尴尬，喜欢他们的人也许会因为打工标签或书写劳动主题而对他们另眼相待;不喜欢他们的人又觉得他们的受欢迎是标签先行，名不副实。如果要以社会身份来归类写作者，也许还应有学生诗歌、消费者诗歌，事实上并没有，这背后隐含着一个问题：人们对劳动者不会从事艺术创作的默認。
打工者可以写诗歌吗？打工者写的诗歌算诗歌吗？打工者如果不再写和劳动有关的诗歌，可以摘掉打工诗人的名片吗？每个人自发写作时都有一个社会身份，将社会身份强加在写作者的独立主体之上是缺乏尊重的。而艺术在绝对比例上被精英话语裹挟。因此底层话语一方面被习惯性忽视，一方面又容易因为稀有而被粗暴地围观和放大。我常常不敢轻易说出底层这两个字，在复杂而庞大的社会肌理中，我甚至说不出哪里算底，最底是什么样。大部分写作者的目之所及和移动能力都不足以回答这些问题。看见一层肌理的完整方式，除了一个外在的冷静眼光，也更需要由其中的人自己来凝视、来发声。
我年纪轻，不知道传说中那个人人写诗的 1980年代是什么样的。很多前辈一提起，总是一种梦回的姿态，不知道是否带了回忆滤镜。只有人们不把写作当成是生活的奢侈品而愿意去触碰的时候，也许无数条河流会开始汩汩流淌。当然，退一步讲，这个时代并不是非文学不可的，作为文化形式的电影、电视、漫画、游戏都闪着光。但我还是祈祷，文学不会因此而被束之高阁。
编辑 张子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