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本文根据《魏书》所载史料，从分析北魏献文帝性格特征入手，揭示他佛道并重的立场。再据《鹿苑赋》对云冈献文工程的描述，确定献文工程的具体地点，进一步理解“献文革兴造石窟寺”的含义。
［关键词］北魏；献文帝；鹿苑赋；云冈石窟
［中图分类号］K87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08-0023-02
献文帝拓跋弘是北魏王朝的一个特殊皇帝。《魏书·显祖纪》载：“兴光元年（454）秋七月，生于阴山之北。太安二年（456）二月，立为皇太子。和平六年[天安元年]（466）继皇帝位，皇兴五年（471）禅位。承明元年（476）二十三岁，崩于永安殿，上尊谥曰献文皇帝，庙号显祖，葬云中金陵。”可看出献文政治生涯短暂，在位六年。《魏书》对其一生的记载很简短，只有3300字左右。献文在位期间正值昙曜在武州山工程的尾声阶段，昙曜五窟之后，云冈的造像工程几乎无记。有关献文的信息对认识这时期的石窟造像很有帮助。由于资料稀缺，目前我们只能从魏收的《魏书》和高允的《鹿苑赋》了解有关献文在武州山石窟寺的活动情况。
《魏书·显祖纪》中有两次献文巡幸石窟寺的记录。一是天安二年（467），“秋八月，丁酉，行幸武州山石窟寺。戊申，皇子宏生，大赦，改年”。二是皇兴四年（470），“十有二月甲辰，幸鹿野苑、石窟寺”。天安二年（467）是献文六年皇帝生涯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行幸武州山石窟寺。那天之后的第十一天，皇子宏生，大赦，改年为皇兴。这次行幸事关昙曜五窟，是他自己造窟行愿还是保佑皇子，不得而知。多数人认为此次巡幸是为昙曜五窟落成而来，此说有一定道理。有人认为第7、8窟的形制、风格异于昙曜五窟而混合有多种因素，又与巡幸时间吻合，可能是献文所造。这种看法缺乏根椐，只是注意到形式的变化，而没挖掘到真正的内涵。按文成复法以来造像兴盛情况看，献文仍会继承造像事业，究竟是哪一处有待深入研究。献文幸武州山三年之后幸鹿野苑石窟，这时距他禅位仅一年时间，可认为幸鹿野苑石窟是其竣工巡礼。说明这鹿野苑石窟是他计划好的退位归所。《魏书·释老志》：高祖践位，显祖移御北苑崇光宫，览习玄籍。建鹿野佛图于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十里，岩房禅堂，禅僧居其中焉。《南齐书·魏虏传》载：“宏父弘禅位后，皇冠素服，持戒颂经，居石窟寺。”显然献文卸位后，石窟寺成了他的安身之地。
对于献文禅位原因史书记载不一。《魏书·显祖纪》说：“帝雅薄时务，常有遗世之心。” 而《魏书·天象志》却说：“上迫于太后，传位太子。”《魏书·显祖纪》又赞他“聪睿机悟，幼而有济民神武之规，仁孝纯至，礼敬师友”。同时我们看到12岁的献文即位之后通过吏治改革施使“魏之牧守始有廉洁著闻者”；赋税制度改革，实行轻徭薄赋政策“诸有杂调，一以与民”；军事上亲督率军“南定徐方，北扫遗虏”。这些内政外交的成绩足以说明他非等闲之辈，而是个有文韬武略的皇帝。但《魏书·释老志》记载了他个人喜好的另一面：“显祖即位，敦信尤深，览诸经论，好老庄。每引诸沙门及能谈玄之士，与论理要。”《魏书·显祖纪》载：“天安元年三月，辛亥，帝幸道坛，亲受符箓。”可以说显祖既好老庄，又好佛图，是个佛道兼信的皇帝。这是自汉代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佛道之争此消彼长、思想混杂的结果，北魏统治者对这一问题也莫衷一是，献文本人对佛道则兼信。这样可理解献文“遗世之心”并非厌世之心，而是道家无为思想的表现。在皇兴五年八月丙午献文册命太子书中曰：“使朕优游履道，颐神养性，可不善欤？”第二天的诏书中也体现出这种无为养生思想：“朕承洪业，运属太平，淮岱率从，四海清晏。是以希心玄古，志存澹泊。躬览万务，则损颐神之和。”《魏书·高祖纪》云：“帝幼有至性，年四岁，显祖曾患痈，帝亲自吮脓。”高祖孝文4岁时，正是皇兴五年，显祖禅位的时候。可见身体健康问题也是献文信道和退位的客观因素。高允《鹿苑赋》也有表现献文志愿之词：“资圣王之远图，岂循常以明教；希缙云之上升，羡顶生之高蹈。”由此，汤用彤先生说：“帝盖希求鼎湖仙去，故而弃位，其所信并不专在佛教。但因信道而至于禅位，则其对宗教之热情，是又非南朝帝王爱好玄理者所可比也。”①沉沦于佛道的态度是他禅位的原因，而退位之后“国之大事咸以闻”则招来了杀身之祸。正如《魏书》著者评：“早怀厌世之心，终致宫闱之变，将天意哉！”
唐代高僧释道宣《广弘明集》中所收的资料主要是关于佛道之争的，其次是佛教思想史的。《鹿苑赋》不只写鹿野苑石窟，鹿苑是“鹿野苑”之简称，原指释迦牟尼成道的地方。这里鹿苑也指代皇家佛地武州山。《鹿苑赋》明写佛道建设之事，赞颂拓跋族的丰功伟业，暗劝献文要认清形势，避免杀身之祸。云冈研究院张焯院长肯定其中第二段中100字讲述的是营造云冈石窟的情景，并推断这是延兴五年高允随孝文帝游兴云冈后创作的。②根据赋中所描绘的场景和规模看，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并且此段后八句讲的仍然是武州山的情况，描述的是5、6窟上部和龙王庙一带。这里进一步推测其讲述云冈石窟的一段中“即灵崖以构宇，疏百寻而直上”③这个地方在哪里，重点推究“若祇洹之瞪对，孰道场之途迥”，“凿仙窟以居禅，辟重阶以通述”④中“祇洹”、“道场”、“仙窟”、“重阶”、“禅”、“术”这几个词的含义。以此来理解献文时云冈石窟开窟造像的情况。
从现在痕迹看，云冈石窟曾经构宇较高的地方有好几处，最有可能与山顶建筑联为一处的，恐怕只有5、6、7、8窟前建筑。3窟因为窟内没完工，且建筑形制不明，可以排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今天云冈石窟中轴线上，6窟的正上方山体有被削凹进的一块，面阔11米多，外壁有梁孔遗迹，靠近山顶两边岩石对称缺角好似架过横梁。这个遗迹显示当时建筑要比清代留下的现存建筑大得多，而且直接山顶。这个建筑应是高允“即灵崖以构宇”所指。建筑后面是一处平面马蹄形石窟，开口5.4米，圆拱龛，穹隆顶，造像是一佛二菩萨，这就是“仙窟”所指，现编号6-11。窟内造像风化严重，从遗留的蛛丝马迹看，主佛发髻为纵向拉伸水波纹，与第6窟四壁坐佛和立佛发式相同。东边菩萨头戴法轮蕉叶花冠，配长璎珞，右手扪胸，左手持瓶，身材匀称，姿态生动，长裙褶纹细密隆起，异于阶梯衣纹。这种着装与形态在第6窟不见。三尊像不同的风格可反映出6-11造像来自不同派别的施工者，正处在早期和中期造像变革阶段。窟外是平台，东西长约40米，宽约5米，高约20米。台面距山顶10米，宏伟的5、6窟压在台下，可见这个平台是专门开出的，时间在5、6窟开凿之前。台上居高临下、远离尘嚣、安静优雅，是修身养性的好地方。仔细理解，高允《鹿苑赋》中“若祇洹之瞪对，孰道场之途迥”，“凿仙窟以居禅，辟重阶以通述”两句骈比的赋词，前句概说外观，后句细说用途，实际说的正是5、6窟平台上这个区域。这里有仙窟（6-11）所在之祇洹，有重阶（高台）所在之道场，可以修禅，也可以通术，显然是佛道融合、共存之地。“居禅”指佛家坐禅，“通术”指道家方术。汤用彤先生解释：“重阶通术，有通天台之意，亦可证禅道混杂。”⑤这也符合献文好“老庄”又引“沙门”、既受“符箓”又立“佛图”的佛道混杂思想。而且这里既“澄清气于高轩”又“佇流芳于王室”。⑥可以说5、6窟平台就是献文工程。这个平台还可能延续到7、8窟上方，并在那里建有道观。在后来的开窟工程中，7、8窟平台坍塌，道观建筑随之毁坏，只留下今天还可看到的悬空的梁孔和人工孔洞遗迹。此区域山顶上有一圆丘，远看正在5、6、7、8四窟区域的中间位置，有可能曾经是一个相关建筑物。
金代曹衍《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中记述了武州山的开凿始末及唐、辽、金三朝建设情况。其中有一句话困扰着众多学者：“献文天安元年革兴造石窟寺。然未知有何所据。”依本文结论，《鹿苑赋》所述献文在云冈工程就是5、6、7、8窟上方平台和6-11窟。“革兴造石窟寺”就指此处。“革兴”的含义非石窟内部形制的变化，而是受佛道之争影响形成的“祇洹”和“道场”兼具的石窟形式。
[注释]
①⑤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② 张焯：《云冈石窟编年史》附录《〈鹿苑赋〉与云冈石窟》，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
③④⑥高允：《鹿苑赋》，唐道宣《广弘明集》卷29上，第664~667页。
［关键词］北魏；献文帝；鹿苑赋；云冈石窟
［中图分类号］K87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08-0023-02
献文帝拓跋弘是北魏王朝的一个特殊皇帝。《魏书·显祖纪》载：“兴光元年（454）秋七月，生于阴山之北。太安二年（456）二月，立为皇太子。和平六年[天安元年]（466）继皇帝位，皇兴五年（471）禅位。承明元年（476）二十三岁，崩于永安殿，上尊谥曰献文皇帝，庙号显祖，葬云中金陵。”可看出献文政治生涯短暂，在位六年。《魏书》对其一生的记载很简短，只有3300字左右。献文在位期间正值昙曜在武州山工程的尾声阶段，昙曜五窟之后，云冈的造像工程几乎无记。有关献文的信息对认识这时期的石窟造像很有帮助。由于资料稀缺，目前我们只能从魏收的《魏书》和高允的《鹿苑赋》了解有关献文在武州山石窟寺的活动情况。
《魏书·显祖纪》中有两次献文巡幸石窟寺的记录。一是天安二年（467），“秋八月，丁酉，行幸武州山石窟寺。戊申，皇子宏生，大赦，改年”。二是皇兴四年（470），“十有二月甲辰，幸鹿野苑、石窟寺”。天安二年（467）是献文六年皇帝生涯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行幸武州山石窟寺。那天之后的第十一天，皇子宏生，大赦，改年为皇兴。这次行幸事关昙曜五窟，是他自己造窟行愿还是保佑皇子，不得而知。多数人认为此次巡幸是为昙曜五窟落成而来，此说有一定道理。有人认为第7、8窟的形制、风格异于昙曜五窟而混合有多种因素，又与巡幸时间吻合，可能是献文所造。这种看法缺乏根椐，只是注意到形式的变化，而没挖掘到真正的内涵。按文成复法以来造像兴盛情况看，献文仍会继承造像事业，究竟是哪一处有待深入研究。献文幸武州山三年之后幸鹿野苑石窟，这时距他禅位仅一年时间，可认为幸鹿野苑石窟是其竣工巡礼。说明这鹿野苑石窟是他计划好的退位归所。《魏书·释老志》：高祖践位，显祖移御北苑崇光宫，览习玄籍。建鹿野佛图于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十里，岩房禅堂，禅僧居其中焉。《南齐书·魏虏传》载：“宏父弘禅位后，皇冠素服，持戒颂经，居石窟寺。”显然献文卸位后，石窟寺成了他的安身之地。
对于献文禅位原因史书记载不一。《魏书·显祖纪》说：“帝雅薄时务，常有遗世之心。” 而《魏书·天象志》却说：“上迫于太后，传位太子。”《魏书·显祖纪》又赞他“聪睿机悟，幼而有济民神武之规，仁孝纯至，礼敬师友”。同时我们看到12岁的献文即位之后通过吏治改革施使“魏之牧守始有廉洁著闻者”；赋税制度改革，实行轻徭薄赋政策“诸有杂调，一以与民”；军事上亲督率军“南定徐方，北扫遗虏”。这些内政外交的成绩足以说明他非等闲之辈，而是个有文韬武略的皇帝。但《魏书·释老志》记载了他个人喜好的另一面：“显祖即位，敦信尤深，览诸经论，好老庄。每引诸沙门及能谈玄之士，与论理要。”《魏书·显祖纪》载：“天安元年三月，辛亥，帝幸道坛，亲受符箓。”可以说显祖既好老庄，又好佛图，是个佛道兼信的皇帝。这是自汉代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佛道之争此消彼长、思想混杂的结果，北魏统治者对这一问题也莫衷一是，献文本人对佛道则兼信。这样可理解献文“遗世之心”并非厌世之心，而是道家无为思想的表现。在皇兴五年八月丙午献文册命太子书中曰：“使朕优游履道，颐神养性，可不善欤？”第二天的诏书中也体现出这种无为养生思想：“朕承洪业，运属太平，淮岱率从，四海清晏。是以希心玄古，志存澹泊。躬览万务，则损颐神之和。”《魏书·高祖纪》云：“帝幼有至性，年四岁，显祖曾患痈，帝亲自吮脓。”高祖孝文4岁时，正是皇兴五年，显祖禅位的时候。可见身体健康问题也是献文信道和退位的客观因素。高允《鹿苑赋》也有表现献文志愿之词：“资圣王之远图，岂循常以明教；希缙云之上升，羡顶生之高蹈。”由此，汤用彤先生说：“帝盖希求鼎湖仙去，故而弃位，其所信并不专在佛教。但因信道而至于禅位，则其对宗教之热情，是又非南朝帝王爱好玄理者所可比也。”①沉沦于佛道的态度是他禅位的原因，而退位之后“国之大事咸以闻”则招来了杀身之祸。正如《魏书》著者评：“早怀厌世之心，终致宫闱之变，将天意哉！”
唐代高僧释道宣《广弘明集》中所收的资料主要是关于佛道之争的，其次是佛教思想史的。《鹿苑赋》不只写鹿野苑石窟，鹿苑是“鹿野苑”之简称，原指释迦牟尼成道的地方。这里鹿苑也指代皇家佛地武州山。《鹿苑赋》明写佛道建设之事，赞颂拓跋族的丰功伟业，暗劝献文要认清形势，避免杀身之祸。云冈研究院张焯院长肯定其中第二段中100字讲述的是营造云冈石窟的情景，并推断这是延兴五年高允随孝文帝游兴云冈后创作的。②根据赋中所描绘的场景和规模看，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并且此段后八句讲的仍然是武州山的情况，描述的是5、6窟上部和龙王庙一带。这里进一步推测其讲述云冈石窟的一段中“即灵崖以构宇，疏百寻而直上”③这个地方在哪里，重点推究“若祇洹之瞪对，孰道场之途迥”，“凿仙窟以居禅，辟重阶以通述”④中“祇洹”、“道场”、“仙窟”、“重阶”、“禅”、“术”这几个词的含义。以此来理解献文时云冈石窟开窟造像的情况。
从现在痕迹看，云冈石窟曾经构宇较高的地方有好几处，最有可能与山顶建筑联为一处的，恐怕只有5、6、7、8窟前建筑。3窟因为窟内没完工，且建筑形制不明，可以排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今天云冈石窟中轴线上，6窟的正上方山体有被削凹进的一块，面阔11米多，外壁有梁孔遗迹，靠近山顶两边岩石对称缺角好似架过横梁。这个遗迹显示当时建筑要比清代留下的现存建筑大得多，而且直接山顶。这个建筑应是高允“即灵崖以构宇”所指。建筑后面是一处平面马蹄形石窟，开口5.4米，圆拱龛，穹隆顶，造像是一佛二菩萨，这就是“仙窟”所指，现编号6-11。窟内造像风化严重，从遗留的蛛丝马迹看，主佛发髻为纵向拉伸水波纹，与第6窟四壁坐佛和立佛发式相同。东边菩萨头戴法轮蕉叶花冠，配长璎珞，右手扪胸，左手持瓶，身材匀称，姿态生动，长裙褶纹细密隆起，异于阶梯衣纹。这种着装与形态在第6窟不见。三尊像不同的风格可反映出6-11造像来自不同派别的施工者，正处在早期和中期造像变革阶段。窟外是平台，东西长约40米，宽约5米，高约20米。台面距山顶10米，宏伟的5、6窟压在台下，可见这个平台是专门开出的，时间在5、6窟开凿之前。台上居高临下、远离尘嚣、安静优雅，是修身养性的好地方。仔细理解，高允《鹿苑赋》中“若祇洹之瞪对，孰道场之途迥”，“凿仙窟以居禅，辟重阶以通述”两句骈比的赋词，前句概说外观，后句细说用途，实际说的正是5、6窟平台上这个区域。这里有仙窟（6-11）所在之祇洹，有重阶（高台）所在之道场，可以修禅，也可以通术，显然是佛道融合、共存之地。“居禅”指佛家坐禅，“通术”指道家方术。汤用彤先生解释：“重阶通术，有通天台之意，亦可证禅道混杂。”⑤这也符合献文好“老庄”又引“沙门”、既受“符箓”又立“佛图”的佛道混杂思想。而且这里既“澄清气于高轩”又“佇流芳于王室”。⑥可以说5、6窟平台就是献文工程。这个平台还可能延续到7、8窟上方，并在那里建有道观。在后来的开窟工程中，7、8窟平台坍塌，道观建筑随之毁坏，只留下今天还可看到的悬空的梁孔和人工孔洞遗迹。此区域山顶上有一圆丘，远看正在5、6、7、8四窟区域的中间位置，有可能曾经是一个相关建筑物。
金代曹衍《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中记述了武州山的开凿始末及唐、辽、金三朝建设情况。其中有一句话困扰着众多学者：“献文天安元年革兴造石窟寺。然未知有何所据。”依本文结论，《鹿苑赋》所述献文在云冈工程就是5、6、7、8窟上方平台和6-11窟。“革兴造石窟寺”就指此处。“革兴”的含义非石窟内部形制的变化，而是受佛道之争影响形成的“祇洹”和“道场”兼具的石窟形式。
[注释]
①⑤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② 张焯：《云冈石窟编年史》附录《〈鹿苑赋〉与云冈石窟》，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
③④⑥高允：《鹿苑赋》，唐道宣《广弘明集》卷29上，第664~6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