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运行了20多年后，陷入泥潭。
　　中国的改革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而当农村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城市经济仍有着一整套严密的计划生态链：它在一个高度集中、全面封闭的体系内运行，全国的企业就像一个个车间，国务院总理相当于厂长，计划委员会则是一个调度室，计划点菜，财政拨款，银行数钱。
　　1979年，中国还迎来了一个新的挑战：几百万上山下乡的知青返城等待安排工作，而现实中国营和集体单位的岗位有限，就业问题亟待解决，国家和集体经济压力倍增，社会安定受到威胁。
　　而与此同时，由于改革开放一定程度上为个体、私营企业敞开了大门，尽管仍背负着“不光彩”的名号，私营经济在僵化的经济体制中日渐凸显，它以灵活多样和高利润高回报的特性，吸引了很多不甘于按部就班和等待安置工作无望的人的注意，他们开始自主创业，以争取主动就业。
　　此时，中央高层意识到，要缓解就业压力，稳定社会秩序，搞活整个中国经济，必须多给个体、私营企业开辟道路。为此，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指出，关于个体、私营企业，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他以解放思想的态度，主张对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要“放一放”和“看一看”；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提出“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社、队、联户、个体经济，四个轮子一起转”的想法，并公开发表讲话，宣布“从事个体劳动的同志们，为国分忧，他们是光彩的”……
　　于是，“开闸放水”，推行“民进国退”，鼓励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成为改革的必然趋势。
　　相对开放的环境促使个体、私营企业不断发展。今天，中国的民营企业，包括私营、个体和集体企业，大概占用了三成的国家资源，却产生了七成的经济效益，吸收了近八成的就业。
　　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民营经济也处于兴衰的关键时期，面对民营企业对宽松“外部环境”、放宽市场准入的呼吁，决策者更需要当初的政治智慧和改革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