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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土耳其与欧洲的关系几经反转，反映的都是這个国家在选择发展道路上面临的困境。
近来，土欧关系再起波折。在欧盟方面，先是7月6日欧洲议会通过决议呼吁欧盟委员会暂停土耳其的入盟谈判，后是7月16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表示，如果土耳其要恢复死刑，那就是自己关上了通往欧盟的大门。土耳其也不甘示弱，总统埃尔多安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大部分土耳其人认为欧盟不真诚，已经不想加入欧盟了，但是自己还愿意再多给欧盟一点时间。这种异乎寻常的强硬态度是土多年来少有的。不过，若是回眸近代以来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的恩恩怨怨，我们便可以了解这种看似不可思议的态度背后的必然。
一、从俯视西方到仰视西方
和当代土耳其力图“脱亚入欧”的种种表现不同，近代前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铁骑震动了整个欧洲：1453年，土耳其攻占了君士坦丁堡，灭亡了长达千年的东罗马帝国;1512年，贝尔格莱德被纳入了奥斯曼帝国的版图;1529年，苏丹（君主）苏莱曼一世的兵锋直指维也纳……伴随着军事上的成功，土耳其国内的经济文化也在16世纪达到了高度繁荣的状态。那个时代的西方人提到土耳其时充满了敬畏，土耳其则对于西方世界嗤之以鼻。
甚至直到17至18世纪奥斯曼帝国走向衰落的时代，土耳其对于西方世界的蔑视仍然没有改变。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中举了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1756年法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通告法奥联盟成立的时候，奥斯曼帝国竟回复道：“我们对一头猪与另一头猪的联合不感兴趣”。
然而，时代毕竟在前进。土耳其与西方世界力量对比的倒转不可能不引起其对西方态度的变化。早在18世纪初期，土耳其社会上仍然充斥着对西方世界的鄙视之时，奥斯曼帝国的宫廷里便已经开始静悄悄地流行着“法兰克生活方式”。一批批前往巴黎的使臣几乎无一例外地对于欧洲的富庶表示出了赞许与向往。由于当时从宫廷到豪门都流行养殖欧洲的郁金香，这个由喜欢欧洲文化的苏丹艾哈迈德三世统治的时代（1703年至1730年）也被后世称之为“郁金香时代”。其标志着土耳其人对于欧洲态度转变的开端。
当然，这种仅仅向往欧洲奢华生活的改革并没有能够推动土耳其的振兴，反而让不少人将国家的衰落归咎于上层的腐化。因此，1730年苏丹艾哈迈德三世被近卫军废黜，1808年另一位主张学习欧洲进行改革的苏丹塞利姆三世更是被秘密处死。直到1826年苏丹马哈茂德二世武装镇压并废除了传统势力的支柱近卫军团之后，“向西方学习”才成为了压倒性的声音。
19世纪中叶被称之为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坦齐马特时代”（1839年至1876年）。所谓坦齐马特就是突厥语中改革的意思。这个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建立起了欧洲式的银行、学校与税收制度，在法律上也开始欧洲化。甚至在1878至1908年这被视之为保守势力代表的苏丹哈米德二世统治的30年里，土耳其对西方的学习也并没有中断。电报网和伊斯坦布尔大学均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奥斯曼帝国时代唯一一条自主修建的铁路也是哈米德二世大力支持才得以完成的。1908年开始，青年土耳其党人更是通过一场革命建立起了西方式的君主立宪政体。到一战前夕，追求欧洲化几乎成为了土耳其舆论的共识。
不过，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的这些改革有一个和“郁金香时代”类似的致命弱点。就是其仅仅在形式上模仿西方，而没有看到民族独立才是国家振兴的前提。更有甚者，改革家们往往为争取西方的支持不惜损害国家利益。像“坦齐马特时代”的改革家们就和欧洲签订关税不得高于8%的通商条约，导致土耳其的民族工业举步维艰。青年土耳其党人更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入了同盟国一方，使帝国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只是在20世纪初时，对西方的仰视已经深入到了土耳其人的内心，所以一系列改革的失败并没有迎来传统势力的回潮，而是开启了凯末尔更激进地西方化改革的大门。
二、凯末尔的西化与民族化
土耳其历史上众多的政治家中，凯末尔可以说是在西方化与世俗化变革道路上最为激进的一位。他不仅做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事情，甚至在很多方面比今天的土耳其走的还远的多。
首先，以前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又兼任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最高精神领袖哈里发，是政教合一的传统体制的基石。包括凯末尔最亲密的战友劳夫在内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可以废黜损害国家利益的苏丹，但是不能从根本上废除苏丹制。至于哈里发制作为土耳其国际影响力的保障，更是万万动摇不得的。凯末尔却力排众议，顶着社会上的巨大压力先后于1923年和1924年废除了苏丹与哈里发制度。
其次，凯末尔在社会生活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颇为激进的改革。其力促议会通过立法，规定禁止男子穿戴传统的土耳其服装，并且猛烈批评妇女戴面纱的习俗，使得这一时期土耳其的城市里几乎没有妇女戴面纱。1925年，凯末尔政府宣布废除伊斯兰教历，改用西方的公历。1928年，凯末尔政府进一步废除了以阿拉伯文拼写的传统土耳其文字，改为使用拉丁字母拼写的新土耳其文字。传统上伊斯兰教中被视为合法的一夫多妻制和休妻行为一律被禁止，而在伊斯兰教中被禁止的穆斯林女子嫁给非穆斯林男子的行为则被视为合法……这一切在奥斯曼帝国时代都是不可想象的。
最后，凯末尔很多改革的深度甚至超出了近百年后的今天。仅以教育世俗化为例，凯末尔政府规定传统的宗教学校一律停办，宗教教育均由世俗政府办理，不再允许宗教团体办学校。除了培养宗教学者的学校外，其他中小学一律不得开设宗教课程。在凯末尔去世后，这些激进的世俗化规定均逐渐被废除。先是开设了宗教选修课，然后又开设了宗教必修课，宗教团体对教育的影响也再次加大了。 但是，与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家们不同。凯末尔的西方化与世俗化变革是建立在捍卫民族利益基础上的。凡是西方化违背了土耳其民族利益的领域，凯末尔均毫不犹豫地采取了富有本国特色的政策：
在政治上，凯末尔最初打算实行美国模式的两党制，并且在1924年和1930年两次短暂地允许成立反对党。可当他发现反对党会破坏土耳其的政局稳定后，马上便加以取缔，最终确立了共和人民党一党制。在经济上，凯末尔政府最初实行的是鼓励私人和外资经济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但是受到1929年经济危机冲击后就马上学习苏联实行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大规模推行国有化并实行苏式的五年计划。在外交上，凯末尔早在革命时代便坚持和苏联结盟，在给列宁的亲笔信中表示“与俄国的友谊从过去到现在都是土耳其政策的基础”。由此，土耳其获得了苏联大量经济、军事和技术援助。苏联也获得了打破西方封锁的一个窗口。
因此，凯末尔看似西方化改革的表象之下掩盖的是民族主义的内核，其推崇的“西化”实质是土耳其国家与民族的现代化。固然在世俗化等一些政策方面凯末爾时代是土耳其历史上最激进的，但是西方国家对这一时期土耳其内政外交的影响反而是近200年来最微弱的。改革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使土耳其摆脱了受西方奴役的悲惨境地。但是凯末尔逝世以后，这种政策逐步被改变了。
三、冷战时代的再入歧途
1938年12月10日，凯末尔逝世。随后，土耳其改变了凯末尔时代与苏联结盟的立场。1941年6月，土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德国旋即进攻苏联。甚至直到苏德战场形势明朗化以后，土耳其仍然长期拒绝参战，只是在二战结束前夕才在未打一枪的情况下对德宣战以跻身战胜国行列。这一切引发了苏联强烈的不满。特别二战结束后，土耳其宣布不再承认1940年时容许苏联在黑海海峡设置军事基地的协议，使得两国的关系彻底破裂。
随即，土耳其开始了面向西方“一边倒”的时代。在冷战的半个世纪里，土耳其由凯末尔时代“在独立自主基础上学习西方，以振兴国家”转向了“力求融入西方，成为西方世界的一员”。1949年土加入了欧洲委员会，1952年正式成为北约组织的成员。美国与北约在土耳其修建了一百多个机场和大量的军事基地。在经济上，西方对于土耳其的控制也日益加强。诸如美国向土耳其提供贷款时就规定土不得用于发展同美国商品竞争的工业，土耳其的国内经济建设计划也多由美国专家帮助制定，等等。
表面上看，冷战时代的土耳其的确较之凯末尔时代更加西方化了。诸如在政治上由凯末尔时代的一党制转化为了多党制，在经济上由凯末尔时代的国家主义转向了自由主义，在国际事务当中也以欧洲国家而非亚洲国家自居。但是，其在世俗化领域出现了重大的倒退。由于世俗主义者多持左翼思想，所以西方国家在冷战时代曾大力支持宗教活动，土耳其当局也通过放松世俗化的相关规定以抵制左翼的发展。在冷战末期，宗教势力已经再度成为土耳其最强的社会力量之一。
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放弃独立自主政策的“西化”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土耳其的民族利益，被人们视之为又一个19世纪模式的“坦齐马特时代”：
在政治上，水土不服的多党制导致土耳其政局长期动荡不安，大约每隔十年左右便要发生一次军事政变。在经济上，过度推崇自由主义与依赖西方国家导致土耳其债台高筑，1952年时欠外债仅7.75亿里拉，1960年增至50亿里拉，到1973年起每年需要偿还的外债利息就占了外汇收入的1/3。在外交上，土耳其亲西方的政策使得它在阿拉伯世界影响式微，甚至还干出了派出大军去朝鲜同人民志愿军作战的蠢事……
总的来看，冷战时代土耳其的“一边倒”政策并未能够使得其如愿成为西方世界的一员，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再次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西方国家长期排斥土耳其加入欧盟就是一个突出表现。
四、漫漫无期的“入欧”路
土耳其试图加入欧盟的时间是很早的。早在1963年，土便与欧盟的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签署了联系国协定，开启了“入欧”的程序。当时，欧洲经济共同体只有法德等六个成员国，还面临着英国领导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竞争，前途尚不明朗。完全可以说，土耳其是最早表达“入欧”意愿的国家之一。
在冷战时代，土耳其“入欧”的工作表面上还比较顺利。1973年，土耳其与欧共体签订了到1995年时取消关税的附加议定书。1987年土耳其提出成为欧共体正式成员的申请时，欧共体表示土耳其“基本符合条件”。土耳其“入欧”梦圆似乎指日可待。
但是，大多数西欧国家内心深处是不愿意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因为，土耳其作为一个人口众多且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穆斯林大国，加入欧盟必将对其权力的分配提出重大的挑战。随着冷战走向结束与土耳其政治地位的下降，西欧国家的这种态度转向表面化。1989年12月，欧共体第一次决定无限期拒绝考虑土耳其成为欧共体正式成员的申请。
此后的近30年里，土耳其便开始了与欧盟之间漫长的拉锯战。1999年，土耳其获得了加入欧盟的候选资格，这距其1987年正式提出申请已经过了12年。2005年，土耳其开始进行与欧盟的入盟谈判，距今又过了12年还没有多大进展。然而在这30年里，欧盟却从12国扩大到了28国，新加入的16国都是在土耳其之后才表示“入欧”意愿的。这些事实不可能不让土耳其对欧盟的诚意表示怀疑。
更重要的是，“入欧”这个空头支票使土耳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像1999年土耳其获得“入欧”候选资格之后，欧盟就要求土在经济上进一步推行私有化，导致土耳其在1999年、2001年、2008年多次出现经济危机。2011年土耳其的外贸赤字高达1050亿美元，外债高达3066亿美元。在政治上，欧盟也多次以“人权”等名义干涉土耳其内政。这些进一步加剧了土耳其的反感。
说到底，向西方学习也好，加入欧盟也罢，都应该是促进国家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回眸近代以来的历史，只有凯末尔堪称处理土耳其与西方关系的典范，无论是早期为抵制西方影响而抱残守缺，还是后来为“西向”的梦想损害民族利益都是荒谬可笑的。因此，当下埃尔多安在面对欧盟新一轮“不许入欧”的压力时异乎寻常的强硬，或许表明土耳其对处理自己与西方关系的认识正逐渐趋于成熟。
近来，土欧关系再起波折。在欧盟方面，先是7月6日欧洲议会通过决议呼吁欧盟委员会暂停土耳其的入盟谈判，后是7月16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表示，如果土耳其要恢复死刑，那就是自己关上了通往欧盟的大门。土耳其也不甘示弱，总统埃尔多安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大部分土耳其人认为欧盟不真诚，已经不想加入欧盟了，但是自己还愿意再多给欧盟一点时间。这种异乎寻常的强硬态度是土多年来少有的。不过，若是回眸近代以来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的恩恩怨怨，我们便可以了解这种看似不可思议的态度背后的必然。
一、从俯视西方到仰视西方
和当代土耳其力图“脱亚入欧”的种种表现不同，近代前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铁骑震动了整个欧洲：1453年，土耳其攻占了君士坦丁堡，灭亡了长达千年的东罗马帝国;1512年，贝尔格莱德被纳入了奥斯曼帝国的版图;1529年，苏丹（君主）苏莱曼一世的兵锋直指维也纳……伴随着军事上的成功，土耳其国内的经济文化也在16世纪达到了高度繁荣的状态。那个时代的西方人提到土耳其时充满了敬畏，土耳其则对于西方世界嗤之以鼻。
甚至直到17至18世纪奥斯曼帝国走向衰落的时代，土耳其对于西方世界的蔑视仍然没有改变。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中举了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1756年法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通告法奥联盟成立的时候，奥斯曼帝国竟回复道：“我们对一头猪与另一头猪的联合不感兴趣”。
然而，时代毕竟在前进。土耳其与西方世界力量对比的倒转不可能不引起其对西方态度的变化。早在18世纪初期，土耳其社会上仍然充斥着对西方世界的鄙视之时，奥斯曼帝国的宫廷里便已经开始静悄悄地流行着“法兰克生活方式”。一批批前往巴黎的使臣几乎无一例外地对于欧洲的富庶表示出了赞许与向往。由于当时从宫廷到豪门都流行养殖欧洲的郁金香，这个由喜欢欧洲文化的苏丹艾哈迈德三世统治的时代（1703年至1730年）也被后世称之为“郁金香时代”。其标志着土耳其人对于欧洲态度转变的开端。
当然，这种仅仅向往欧洲奢华生活的改革并没有能够推动土耳其的振兴，反而让不少人将国家的衰落归咎于上层的腐化。因此，1730年苏丹艾哈迈德三世被近卫军废黜，1808年另一位主张学习欧洲进行改革的苏丹塞利姆三世更是被秘密处死。直到1826年苏丹马哈茂德二世武装镇压并废除了传统势力的支柱近卫军团之后，“向西方学习”才成为了压倒性的声音。
19世纪中叶被称之为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坦齐马特时代”（1839年至1876年）。所谓坦齐马特就是突厥语中改革的意思。这个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建立起了欧洲式的银行、学校与税收制度，在法律上也开始欧洲化。甚至在1878至1908年这被视之为保守势力代表的苏丹哈米德二世统治的30年里，土耳其对西方的学习也并没有中断。电报网和伊斯坦布尔大学均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奥斯曼帝国时代唯一一条自主修建的铁路也是哈米德二世大力支持才得以完成的。1908年开始，青年土耳其党人更是通过一场革命建立起了西方式的君主立宪政体。到一战前夕，追求欧洲化几乎成为了土耳其舆论的共识。
不过，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的这些改革有一个和“郁金香时代”类似的致命弱点。就是其仅仅在形式上模仿西方，而没有看到民族独立才是国家振兴的前提。更有甚者，改革家们往往为争取西方的支持不惜损害国家利益。像“坦齐马特时代”的改革家们就和欧洲签订关税不得高于8%的通商条约，导致土耳其的民族工业举步维艰。青年土耳其党人更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入了同盟国一方，使帝国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只是在20世纪初时，对西方的仰视已经深入到了土耳其人的内心，所以一系列改革的失败并没有迎来传统势力的回潮，而是开启了凯末尔更激进地西方化改革的大门。
二、凯末尔的西化与民族化
土耳其历史上众多的政治家中，凯末尔可以说是在西方化与世俗化变革道路上最为激进的一位。他不仅做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事情，甚至在很多方面比今天的土耳其走的还远的多。
首先，以前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又兼任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最高精神领袖哈里发，是政教合一的传统体制的基石。包括凯末尔最亲密的战友劳夫在内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可以废黜损害国家利益的苏丹，但是不能从根本上废除苏丹制。至于哈里发制作为土耳其国际影响力的保障，更是万万动摇不得的。凯末尔却力排众议，顶着社会上的巨大压力先后于1923年和1924年废除了苏丹与哈里发制度。
其次，凯末尔在社会生活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颇为激进的改革。其力促议会通过立法，规定禁止男子穿戴传统的土耳其服装，并且猛烈批评妇女戴面纱的习俗，使得这一时期土耳其的城市里几乎没有妇女戴面纱。1925年，凯末尔政府宣布废除伊斯兰教历，改用西方的公历。1928年，凯末尔政府进一步废除了以阿拉伯文拼写的传统土耳其文字，改为使用拉丁字母拼写的新土耳其文字。传统上伊斯兰教中被视为合法的一夫多妻制和休妻行为一律被禁止，而在伊斯兰教中被禁止的穆斯林女子嫁给非穆斯林男子的行为则被视为合法……这一切在奥斯曼帝国时代都是不可想象的。
最后，凯末尔很多改革的深度甚至超出了近百年后的今天。仅以教育世俗化为例，凯末尔政府规定传统的宗教学校一律停办，宗教教育均由世俗政府办理，不再允许宗教团体办学校。除了培养宗教学者的学校外，其他中小学一律不得开设宗教课程。在凯末尔去世后，这些激进的世俗化规定均逐渐被废除。先是开设了宗教选修课，然后又开设了宗教必修课，宗教团体对教育的影响也再次加大了。 但是，与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家们不同。凯末尔的西方化与世俗化变革是建立在捍卫民族利益基础上的。凡是西方化违背了土耳其民族利益的领域，凯末尔均毫不犹豫地采取了富有本国特色的政策：
在政治上，凯末尔最初打算实行美国模式的两党制，并且在1924年和1930年两次短暂地允许成立反对党。可当他发现反对党会破坏土耳其的政局稳定后，马上便加以取缔，最终确立了共和人民党一党制。在经济上，凯末尔政府最初实行的是鼓励私人和外资经济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但是受到1929年经济危机冲击后就马上学习苏联实行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大规模推行国有化并实行苏式的五年计划。在外交上，凯末尔早在革命时代便坚持和苏联结盟，在给列宁的亲笔信中表示“与俄国的友谊从过去到现在都是土耳其政策的基础”。由此，土耳其获得了苏联大量经济、军事和技术援助。苏联也获得了打破西方封锁的一个窗口。
因此，凯末尔看似西方化改革的表象之下掩盖的是民族主义的内核，其推崇的“西化”实质是土耳其国家与民族的现代化。固然在世俗化等一些政策方面凯末爾时代是土耳其历史上最激进的，但是西方国家对这一时期土耳其内政外交的影响反而是近200年来最微弱的。改革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使土耳其摆脱了受西方奴役的悲惨境地。但是凯末尔逝世以后，这种政策逐步被改变了。
三、冷战时代的再入歧途
1938年12月10日，凯末尔逝世。随后，土耳其改变了凯末尔时代与苏联结盟的立场。1941年6月，土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德国旋即进攻苏联。甚至直到苏德战场形势明朗化以后，土耳其仍然长期拒绝参战，只是在二战结束前夕才在未打一枪的情况下对德宣战以跻身战胜国行列。这一切引发了苏联强烈的不满。特别二战结束后，土耳其宣布不再承认1940年时容许苏联在黑海海峡设置军事基地的协议，使得两国的关系彻底破裂。
随即，土耳其开始了面向西方“一边倒”的时代。在冷战的半个世纪里，土耳其由凯末尔时代“在独立自主基础上学习西方，以振兴国家”转向了“力求融入西方，成为西方世界的一员”。1949年土加入了欧洲委员会，1952年正式成为北约组织的成员。美国与北约在土耳其修建了一百多个机场和大量的军事基地。在经济上，西方对于土耳其的控制也日益加强。诸如美国向土耳其提供贷款时就规定土不得用于发展同美国商品竞争的工业，土耳其的国内经济建设计划也多由美国专家帮助制定，等等。
表面上看，冷战时代的土耳其的确较之凯末尔时代更加西方化了。诸如在政治上由凯末尔时代的一党制转化为了多党制，在经济上由凯末尔时代的国家主义转向了自由主义，在国际事务当中也以欧洲国家而非亚洲国家自居。但是，其在世俗化领域出现了重大的倒退。由于世俗主义者多持左翼思想，所以西方国家在冷战时代曾大力支持宗教活动，土耳其当局也通过放松世俗化的相关规定以抵制左翼的发展。在冷战末期，宗教势力已经再度成为土耳其最强的社会力量之一。
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放弃独立自主政策的“西化”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土耳其的民族利益，被人们视之为又一个19世纪模式的“坦齐马特时代”：
在政治上，水土不服的多党制导致土耳其政局长期动荡不安，大约每隔十年左右便要发生一次军事政变。在经济上，过度推崇自由主义与依赖西方国家导致土耳其债台高筑，1952年时欠外债仅7.75亿里拉，1960年增至50亿里拉，到1973年起每年需要偿还的外债利息就占了外汇收入的1/3。在外交上，土耳其亲西方的政策使得它在阿拉伯世界影响式微，甚至还干出了派出大军去朝鲜同人民志愿军作战的蠢事……
总的来看，冷战时代土耳其的“一边倒”政策并未能够使得其如愿成为西方世界的一员，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再次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西方国家长期排斥土耳其加入欧盟就是一个突出表现。
四、漫漫无期的“入欧”路
土耳其试图加入欧盟的时间是很早的。早在1963年，土便与欧盟的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签署了联系国协定，开启了“入欧”的程序。当时，欧洲经济共同体只有法德等六个成员国，还面临着英国领导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竞争，前途尚不明朗。完全可以说，土耳其是最早表达“入欧”意愿的国家之一。
在冷战时代，土耳其“入欧”的工作表面上还比较顺利。1973年，土耳其与欧共体签订了到1995年时取消关税的附加议定书。1987年土耳其提出成为欧共体正式成员的申请时，欧共体表示土耳其“基本符合条件”。土耳其“入欧”梦圆似乎指日可待。
但是，大多数西欧国家内心深处是不愿意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因为，土耳其作为一个人口众多且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穆斯林大国，加入欧盟必将对其权力的分配提出重大的挑战。随着冷战走向结束与土耳其政治地位的下降，西欧国家的这种态度转向表面化。1989年12月，欧共体第一次决定无限期拒绝考虑土耳其成为欧共体正式成员的申请。
此后的近30年里，土耳其便开始了与欧盟之间漫长的拉锯战。1999年，土耳其获得了加入欧盟的候选资格，这距其1987年正式提出申请已经过了12年。2005年，土耳其开始进行与欧盟的入盟谈判，距今又过了12年还没有多大进展。然而在这30年里，欧盟却从12国扩大到了28国，新加入的16国都是在土耳其之后才表示“入欧”意愿的。这些事实不可能不让土耳其对欧盟的诚意表示怀疑。
更重要的是，“入欧”这个空头支票使土耳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像1999年土耳其获得“入欧”候选资格之后，欧盟就要求土在经济上进一步推行私有化，导致土耳其在1999年、2001年、2008年多次出现经济危机。2011年土耳其的外贸赤字高达1050亿美元，外债高达3066亿美元。在政治上，欧盟也多次以“人权”等名义干涉土耳其内政。这些进一步加剧了土耳其的反感。
说到底，向西方学习也好，加入欧盟也罢，都应该是促进国家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回眸近代以来的历史，只有凯末尔堪称处理土耳其与西方关系的典范，无论是早期为抵制西方影响而抱残守缺，还是后来为“西向”的梦想损害民族利益都是荒谬可笑的。因此，当下埃尔多安在面对欧盟新一轮“不许入欧”的压力时异乎寻常的强硬，或许表明土耳其对处理自己与西方关系的认识正逐渐趋于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