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捷克社会制度的转型中，作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与政治家相比，作家更注重人类精神，而非物质财富；更关注普遍人性，而非制度设计。当一个作家成为政治家时，两种角色的矛盾便会显现出来。
　　 1989年后，从前的思想犯、剧作家哈维尔担任了捷克总统。他仍坚持反对不道德的政治和无止境的物欲，这与推行市场经济和多党民主的总理克劳斯发生了冲突。1993年，哈维尔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演讲，批评民主制度下的道德危机。这篇演讲登在《纽约书评》上，引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籍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的注意。布罗茨基曾在前苏联劳改营待过五年，后来被驱逐出境。当他读到这篇演讲后，随即写了一封公开信，质疑哈维尔的见解。
　　 哈维尔的演讲从胡萨克时代的回忆开头，那时他处在警察的严密监视中，朋友与熟人在街上遇见他，总会设法避开。他解释说，由于他是出名的自由人士，人们面对他会感到惭愧和恐惧。他成了朋友和熟人的一种“不便”。今天这种噩梦已被民主国家的噩梦所取代。人们对生态、经济、政治和社会灾难的反应同样是出于“不便”，这种姑息态度只会导致人们放弃责任，最终走向自我毁灭。
　　 从这番话里，布罗茨基敏锐地察觉到哈维尔那种政治家式的宽宏大量，强调道德却又将道德沦丧的原因归于制度，而放过了人性。他质问哈维尔：“你真的肯定，他们当中没有人认为你是被监视的危险的人，在你身上浪费时间是愚蠢的？”
　　 作为一个重视道德的政治家，哈维尔更多强调人性的善，而作为一个纯粹的诗人，布罗茨基则更多看到人性之恶。极权国家敌视每一个人，是因为人性本来就互相敌视。制度不过是提供了一个人类的映象。“你难道没有想象过那些有先见之明的人在晚上会对他们的妻子说：‘我今天在街上看到哈维尔了，他是那样高尚，因而显得很不真实。’”事实上，人们从前避开哈维尔，现在又支持他，其实都是出于自利。如今他们已经回报了他。
　　 在布罗茨基看来，“不便”的措辞只是一种道德安慰，敢于反抗极权的人往往也容易自以为是，缺乏自我反省，没有意识到极权制度下的人性沦丧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人性的问题。应当承认，20世纪人性的滑坡早已发生，将这些简单地归于制度是很“方便”的。人性不会因制度改变而改变，强调制度原因只是为了掩盖人性的恶。
　　 哈维尔循着他一贯的哲学思想，在演讲末呼吁：“我们必须找到与邻居、与宇宙的新关系，找到这种关系的形而上秩序，它是道德秩序的源泉。”布罗茨基反驳说，不存在这样的形而上秩序。人性恶的观念最接近人类道德秩序的含义。迄今所有最杰出的书描写的都是背叛和谋杀。因此，“建立在人性恶前提下的社会比建立在人性善前提下的社会更审慎。至少能使这个社会在心理上感到安全”。
　　 布罗茨基认为，“全球责任”“多元文化”是那些民主国家的政客们所使用的词，而不是像哈维尔那样了解人的心灵状态的人使用的词。为了建立一个更少自利的社会，布罗茨基建议哈维尔利用自己的总统地位，“让你的人民了解普鲁斯特、卡夫卡、福克纳、加缪或乔伊斯，也许你至少可以在欧洲的中心将一个民族变得有教养”。
　　 对于布罗茨基的公开信，哈维尔的公开回复不乏机智，却很简略，只是强调了捷克与俄罗斯不同，捷克的历史使捷克人更熟悉自由和民主——仍是强调外在原因。当时哈维尔刚刚签署了捷克与斯洛伐克分家的文件，担任捷克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并与总理克劳斯在治国理念上发生分歧。他无暇深入思考和讨论这样的问题，甚至布罗茨基在1996年去世的消息，他都一无所知。他曾盼望有一天能和布罗茨基见面沟通，然而这个愿望已经成为永远的遗憾。
　　 说到文学家与政治家的不同思维方式，也许哈维尔与克劳斯的论争更能说明问题。布罗茨基与哈维尔的思维方式实际处在同一维度，只不过哈维尔身兼政治家，更强调制度对道德的负作用，而布罗茨基则是一个特立独行的诗人，不需要取悦公众，可以毫不留情地抨击人性本身的恶。
　　 他们对公众道德开出的药方或许都过于理想，但他们对制度与人性关系的论争却无疑值得人们思考。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