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7月19日,周其仁、韦森等十几位中国经济学家将云集美国芝加哥大学,参加“生产的工业结构”学术研讨会。他们将在中国经济的语境下,对生产的工业结构进行实证分析。
两年前,这些国内经济学家也曾经齐集芝加哥。
当时,关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各种学术活动正在此地展开,芝加哥大学举办的那场以“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主题的论坛,事后被证明是西方主流学术界关于中国改革最为认真的一次讨论,讨论内容被广泛传播、引用。
这两次重要学术活动的发起人,都是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
科斯是这个时代全球公认的卓越经济学家之一。1937年,年仅27岁的科斯完成的论文《公司的性质》,独辟蹊径地讨论了企业存在的原因及其扩展规模的界限问题,开创性地提出了“交易成本”这一概念,创立了产权理论。但直到40余年后,自由放任思潮在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日渐高涨,科斯的理论才受到广泛关注,并于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虽然从来没有踏上过中国的土地,但是科斯的产权理论对中国改革影响深远。经济学家张五常作为科斯理论的传播者、继承者和创新者,特意把最近出版的《中国经济制度》一书献给科斯,称“他那权利要有清楚界定的理念,唤醒了一个庞大的国家”。
科斯的著作很晚才被翻译成中文,但是借助张五常等学者的介绍,从上世纪80年代起,科斯的产权理论就影响了一代中国经济学家。30年来,“科斯定理” 是被谈论最多的经济学理论之一,周其仁认为,中国改革就是“一部未完成的产权改革史”。
所谓“科斯定理”实际上是科斯提出的一种观点,因为他从未将“定理”写成规范的学术性文字。
该观点认为,在某些条件下,经济的外部性或曰非效率可以通过当事人的谈判而得到纠正。学术界的评价是,这一观点直接影响并推动了当代微观经济学中自由交换、交易成本等重要理论的研究突破。
一种较为通俗的解释是,只要财产权是明确的,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很小,无论在开始时将财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会是有效率的,从而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佩雷托最优”。也就是说,“科斯定理”为人们提供了一种通过市场机制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新思路。最新的运用实践,就是欧美等国推行的污染物排放权或排放指标交易。
出生于1910年的科斯,幼年时读到马可·波罗的游记,从此就对中国梦萦魂牵。他一直关注着太平洋西岸的东方大国所发生的一切。最近两年,他慷慨地独自出资举办这两次学术活动,目的就是探究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原因,推动中国的经济学研究。科斯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果不被中断,将对经济学思想产生深刻和有益的影响。
在本次芝加哥会议前夕,今年整整百岁高龄的科斯接受了《财经》记者的专访。“我很怀疑我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影响有多大。”他坦诚地说,“变化主要来自于中国内部。不过,我确实对中国的未来抱有强烈的信心。”
“中国——这个古老文明之国正在经历一场复兴。据我所知,这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未发生过。”科斯认为,“如果产权没有得到界定,交易费用居高不下,市场经济就难以运转。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一直在通过改革来界定产权、降低交易费用,显然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科斯希望中国继续努力,“我一直对中国的潜力充满信心。”
“人口政策必须尽快改变”
这个政策(计划生育)不改,中国就无法维持近年来的高经济增长率。中国现在的人口生育率低于正常的人口换代速度
《财经》:中国媒体曾经报道,您说“无论从规模还是速度上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都是个奇迹”。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奇迹,其奥秘是什么?
科斯:我不记得我说过中国经济是一场奇迹。我所说的是,中国发生的一切,是我们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在我看来,“奇迹”带有某种神力的寓意,是我们无法理解的。如果我们知道某个事情的原因,那它就不是奇迹。
我没有预料到中国经济会快速增长。在中国开放之后,我鼓励张五常回香港去研究中国,当时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的席位正空缺。当时还没有人预料到中国的经济革新,连张五常都没有。当时他说,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资本主义化,但他没有预料到这个过程惊人的速度和规模。而在当时的经济学家中,他还是对中国经济未来最为乐观的,连他也没想到。
我认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有很多原因,这些原因是当时没有认识到的,或者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例如,当时应该思考我们后来在书中所说的“边际革命”,但我们没有。在当时看来,中国发生的事情是在可能性的边界之外。
《财经》:这是不是意味着,经济学家把边界搞错了?或者是因为当时的经济学理论让经济学家们得出了一条错误的可能性边界,或是因为他们所知的有关中国的事实是错误或不完整的?
科斯:我们当时显然是把边界搞错了。我当时对中国一无所知。
《财经》:中国经济一直以非常高的速度增长,应该怎样看待这种增长?中国高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是什么,是否可以持续?
科斯: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所知不多。我只能说中国经济确实增长得很快。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人的开拓创业精神很强。一旦中国人得到致富的机会,尽管还必须跨越许多政治障碍,也能很快富裕起来。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有一个因素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计划生育政策。这个政策不改,中国就无法维持近年来的高经济增长率。中国现在的人口生育率低于正常的人口换代速度,老年人正在迅速增多。这项人口政策必须尽快改变。
《财经》:您是否认为存在“中国模式”?如果存在,如何评价?
科斯:我不知道“中国模式”是什么意思。所有国家都是不同的。中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国家,有独一无二的历史。中国所创造的历史,虽然许多早期文明都衰落和消亡了,但中国这个古老文明正在经历一场复兴。据我所知,这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未发生过。
我一直对中国的潜力充满信心。我青少年时阅读马可·波罗的游记,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和别人交流不多,所以观念也不大受别人影响。我的父母都是在只有12岁的时候就辍学去工作了,受过一些教育,但不是很多。在很多方面,我是自学成才的。
多年来马可·波罗的著述一直让我沉思不已。当欧洲还只有许多人群在森林里游荡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了复杂完备的文明。当然,古希腊、古罗马和古埃及也是人类早期的文明,但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更先进。
《财经》:如你所说,古希腊、古罗马和古埃及也是伟大的文明,但这些文明都衰落消亡了。在你看来,中国文明为何不同呢?
科斯:我对于这个问题完全没有思考过。中国就是不同凡响的。在那个时期,中国要比我们(指欧美)好太多了。当时的中国文明比马克?波罗所描绘的还要更优秀。我一直对中国的潜力充满信心。
《财经》:这听起来有些不理性。您当时只不过从马可·波罗那里觅得了些许信息,仅基于此,怎能对中国的未来怀有如此强烈的信心?
科斯:人类本来就是不理性的。我们往往对其他民族所知甚少,但依然对他们抱有各种看法。
“中国面临的问题中国独有”
我们应该将市场经济视为一种类似于人体的有机体系,经济学家应该把经济当成一种系统来研究
《财经》:经过30年的改革,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制度变迁,但是今天中国仍然有许多产权界定没有完成,如土地制度,因此交易费用仍然很高。这些问题如何解决?
科斯:首先,产权不可能彻底完备,交易费用也不可能彻底消失。并不是说只有所有产权都得到了彻底清晰的界定,交易费用降为零,才算真正建成了市场经济。要按那种标准,就不可能有市场经济了。
但另一方面,如果产权没有得到界定,交易费用居高不下,市场经济就难以运转。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一直在通过改革来界定产权、降低交易费用,显然取得了很大进展。
因此,中国面临的问题中国独有。要为中国提建议,就必须先深入了解中国。我希望我们本次研讨会所邀请的中国经济学家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
《财经》:计划组织(如企业)与价格机制可以在一个经济体里共存并用,但是怎么来划清彼此之间的界线?
科斯:我认为这是不可能划清的。许多企业都在管理中运用价格机制。挑战在于如何将这二者以及其他机制相结合。例如,在企业之间达成的任何商业契约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价格信息。但我们也会找到其他信息。契约总是不完整的,除了契约,企业也会依靠其他机制,例如人际关系。
《财经》:市场与政府相对的两分法观点现在十分流行,人们普遍认为市场和政府可以且应该彼此分离。但您却认为这大错特错。应该怎么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科斯:自由市场经济不需要政府,这种传统观点是错误的。正如亚当·斯密指出的,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一些重要的功能。我来举一个例子。经济学家经常认定,市场是凭借自身力量而存在的。一个由农夫组成的市场,也许能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但在现代经济体中,许多市场是非常复杂的,其所需要的规章制度是需要由政府执行的,而不是可以轻易地自发产生的。
应该将市场经济视为一种类似于人体的有机体系,有不同的组成部分。但所有这些部分都是以复杂的方式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经济学家应该把经济当成一种系统来研究。至少这是我的想法。我们已经研究了经济中的不同部分,但要理解整个系统的运行机制,我们需要把不同部分整合在一起。但这将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
经济体中有极多的企业,就算是那种最大的、拥有15万员工的企业,相对于整个经济来说,也是沧海一粟。这些企业如何合作,每天生产出不可胜计的产品,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但我们也必须考虑其他因素,例如政府、法律体系、教育体系、家族等。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想要把生产的结构研究清楚,可能需要一两百年的时间。我希望我们能在这次研讨会上开始这项工作,或者也让中国经济学家在这方面行动起来。
《财经》:为什么单独挑出中国经济学家?
科斯:从2008年的研讨会来看,他们做了一些很好的工作。欧美的经济学已经成为一门由理论推动的学科。我希望中国经济学家能够实证化,探索出自己的道路,为经济学做出他们的贡献。
中国是一个大国,有很多伟大的经济学家。如果我们能劝说他们中的很小一部分加入我们,我们就能拥有一支大军。如果他们研究中国经济,并解释中国的产业生产结构是如何运行的,他们将能促进经济学的进步。这就是我们举行这次研讨会的原因,我认为这是我组织或参加过的最重要的研讨会。
我对金融系统了解不多。但正如我们所认识到的,人们确实将金融机构与金融工具视为一个完整体系中的一部分。而金融体系是市场经济之下的一个次体系。作为专家,我们在专业研究上有特长,往往关注某个特定因素,忽视所有其他因素。但在现实经济中,所有因素都是相互联系的。我们忽视的因素也许远比我们关注的因素重要。
“权力滥用很容易引发愤怒”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什么事情重要,什么事情需要做,都是由政府认定的。但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经济学家不能这么做,不能就如何发展经济制定蓝图
《财经》:中国市场变革中出现了新挑战。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尤其是利用公权力腐败的趋势有增无减,正在瓦解改革的正当性。在您看来,转型经济怎样应对制度化腐败?
科斯:我不认为目前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腐败,也不认为中国目前的腐败是市场化改革的副产品。
在市场化改革之前就有腐败了。腐败的根源是一种不良的社会体系,使一些人尤其是政府官员,得到了以腐败牟利的机会。
在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就像邓小平说的,一些人会先富起来。不可能是所有地区以同样的速度发展起来,所有人同时富裕,要那么要求,就没法发展了。
人们不会对挣几百万美元的篮球运动员感到不满。但是在美国,商人若无法向公众表明自己是正直可敬的人,就会招来怨愤。像奥普拉和比尔·盖茨这样的人,虽然赚钱无数,但没有人会抱怨。
我年轻的时候,并不对富人感到怨恨。这就是世界的固有特征:有不同的阶层,有富人,也有我们这样的穷人。
我的父母都是在只有12岁的时候就辍学去工作了,受过一些教育,但不是很多。在很多方面,我是自学成才的。至少在12岁之前,我的双脚力量不足,不得不带着金属护板,并在一家由当地市委会为有身体缺陷的儿童开办的学校上学。
如果我们的父母是别人,我们也许就富了,如果不是,我们还是这么穷。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在任何职业中,最好的人都要比一般的人好很多。例如在网球、国际象棋中,顶级选手都要远远超过平均水平的人。商业也是如此。天赋的差距是自然的、巨大的、无处不在的。
权力滥用是另一回事。如果体制不好,干什么事都必然涉及腐败,要达成自己的心愿,比如开办企业、领取执照等等,你都得去行贿。人们还可以用腐败的手段来打压竞争者。权力滥用很容易引发愤怒,这是政治领域的常事。
《财经》:无论在产权的重新界定,企业家职能的发挥、市场经济框架的完善,还是政府权力的约束与规范方面,中国都面临大量未完成的议题。您认为中国改革的前景如何?应该着力解决什么问题?
科斯:这些问题是无法回答的,至少是我不能回答的。不过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方式是利用“理念市场”。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什么事情重要,什么事情需要做,都是由政府认定的。但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经济学家不能这么做,不能就如何发展经济制定蓝图。经济学家和其他人参加“理念市场”,都能为此做出贡献。
当人们提出并讨论不同的理念时,更好的理念就会脱颖而出。然后人们可以进行新一轮的讨论,又能挑选出更好的理念。再把这些理念付诸实施,我们就能鉴别其效果。这些经验和实验能为我们的讨论和辩论提供正确的信息。在这个过程中,一个自由的“理念市场”至关重要。
两年前,这些国内经济学家也曾经齐集芝加哥。
当时,关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各种学术活动正在此地展开,芝加哥大学举办的那场以“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主题的论坛,事后被证明是西方主流学术界关于中国改革最为认真的一次讨论,讨论内容被广泛传播、引用。
这两次重要学术活动的发起人,都是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
科斯是这个时代全球公认的卓越经济学家之一。1937年,年仅27岁的科斯完成的论文《公司的性质》,独辟蹊径地讨论了企业存在的原因及其扩展规模的界限问题,开创性地提出了“交易成本”这一概念,创立了产权理论。但直到40余年后,自由放任思潮在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日渐高涨,科斯的理论才受到广泛关注,并于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虽然从来没有踏上过中国的土地,但是科斯的产权理论对中国改革影响深远。经济学家张五常作为科斯理论的传播者、继承者和创新者,特意把最近出版的《中国经济制度》一书献给科斯,称“他那权利要有清楚界定的理念,唤醒了一个庞大的国家”。
科斯的著作很晚才被翻译成中文,但是借助张五常等学者的介绍,从上世纪80年代起,科斯的产权理论就影响了一代中国经济学家。30年来,“科斯定理” 是被谈论最多的经济学理论之一,周其仁认为,中国改革就是“一部未完成的产权改革史”。
所谓“科斯定理”实际上是科斯提出的一种观点,因为他从未将“定理”写成规范的学术性文字。
该观点认为,在某些条件下,经济的外部性或曰非效率可以通过当事人的谈判而得到纠正。学术界的评价是,这一观点直接影响并推动了当代微观经济学中自由交换、交易成本等重要理论的研究突破。
一种较为通俗的解释是,只要财产权是明确的,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很小,无论在开始时将财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会是有效率的,从而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佩雷托最优”。也就是说,“科斯定理”为人们提供了一种通过市场机制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新思路。最新的运用实践,就是欧美等国推行的污染物排放权或排放指标交易。
出生于1910年的科斯,幼年时读到马可·波罗的游记,从此就对中国梦萦魂牵。他一直关注着太平洋西岸的东方大国所发生的一切。最近两年,他慷慨地独自出资举办这两次学术活动,目的就是探究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原因,推动中国的经济学研究。科斯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果不被中断,将对经济学思想产生深刻和有益的影响。
在本次芝加哥会议前夕,今年整整百岁高龄的科斯接受了《财经》记者的专访。“我很怀疑我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影响有多大。”他坦诚地说,“变化主要来自于中国内部。不过,我确实对中国的未来抱有强烈的信心。”
“中国——这个古老文明之国正在经历一场复兴。据我所知,这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未发生过。”科斯认为,“如果产权没有得到界定,交易费用居高不下,市场经济就难以运转。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一直在通过改革来界定产权、降低交易费用,显然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科斯希望中国继续努力,“我一直对中国的潜力充满信心。”
“人口政策必须尽快改变”
这个政策(计划生育)不改,中国就无法维持近年来的高经济增长率。中国现在的人口生育率低于正常的人口换代速度
《财经》:中国媒体曾经报道,您说“无论从规模还是速度上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都是个奇迹”。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奇迹,其奥秘是什么?
科斯:我不记得我说过中国经济是一场奇迹。我所说的是,中国发生的一切,是我们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在我看来,“奇迹”带有某种神力的寓意,是我们无法理解的。如果我们知道某个事情的原因,那它就不是奇迹。
我没有预料到中国经济会快速增长。在中国开放之后,我鼓励张五常回香港去研究中国,当时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的席位正空缺。当时还没有人预料到中国的经济革新,连张五常都没有。当时他说,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资本主义化,但他没有预料到这个过程惊人的速度和规模。而在当时的经济学家中,他还是对中国经济未来最为乐观的,连他也没想到。
我认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有很多原因,这些原因是当时没有认识到的,或者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例如,当时应该思考我们后来在书中所说的“边际革命”,但我们没有。在当时看来,中国发生的事情是在可能性的边界之外。
《财经》:这是不是意味着,经济学家把边界搞错了?或者是因为当时的经济学理论让经济学家们得出了一条错误的可能性边界,或是因为他们所知的有关中国的事实是错误或不完整的?
科斯:我们当时显然是把边界搞错了。我当时对中国一无所知。
《财经》:中国经济一直以非常高的速度增长,应该怎样看待这种增长?中国高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是什么,是否可以持续?
科斯: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所知不多。我只能说中国经济确实增长得很快。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人的开拓创业精神很强。一旦中国人得到致富的机会,尽管还必须跨越许多政治障碍,也能很快富裕起来。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有一个因素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计划生育政策。这个政策不改,中国就无法维持近年来的高经济增长率。中国现在的人口生育率低于正常的人口换代速度,老年人正在迅速增多。这项人口政策必须尽快改变。
《财经》:您是否认为存在“中国模式”?如果存在,如何评价?
科斯:我不知道“中国模式”是什么意思。所有国家都是不同的。中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国家,有独一无二的历史。中国所创造的历史,虽然许多早期文明都衰落和消亡了,但中国这个古老文明正在经历一场复兴。据我所知,这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未发生过。
我一直对中国的潜力充满信心。我青少年时阅读马可·波罗的游记,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和别人交流不多,所以观念也不大受别人影响。我的父母都是在只有12岁的时候就辍学去工作了,受过一些教育,但不是很多。在很多方面,我是自学成才的。
多年来马可·波罗的著述一直让我沉思不已。当欧洲还只有许多人群在森林里游荡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了复杂完备的文明。当然,古希腊、古罗马和古埃及也是人类早期的文明,但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更先进。
《财经》:如你所说,古希腊、古罗马和古埃及也是伟大的文明,但这些文明都衰落消亡了。在你看来,中国文明为何不同呢?
科斯:我对于这个问题完全没有思考过。中国就是不同凡响的。在那个时期,中国要比我们(指欧美)好太多了。当时的中国文明比马克?波罗所描绘的还要更优秀。我一直对中国的潜力充满信心。
《财经》:这听起来有些不理性。您当时只不过从马可·波罗那里觅得了些许信息,仅基于此,怎能对中国的未来怀有如此强烈的信心?
科斯:人类本来就是不理性的。我们往往对其他民族所知甚少,但依然对他们抱有各种看法。
“中国面临的问题中国独有”
我们应该将市场经济视为一种类似于人体的有机体系,经济学家应该把经济当成一种系统来研究
《财经》:经过30年的改革,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制度变迁,但是今天中国仍然有许多产权界定没有完成,如土地制度,因此交易费用仍然很高。这些问题如何解决?
科斯:首先,产权不可能彻底完备,交易费用也不可能彻底消失。并不是说只有所有产权都得到了彻底清晰的界定,交易费用降为零,才算真正建成了市场经济。要按那种标准,就不可能有市场经济了。
但另一方面,如果产权没有得到界定,交易费用居高不下,市场经济就难以运转。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一直在通过改革来界定产权、降低交易费用,显然取得了很大进展。
因此,中国面临的问题中国独有。要为中国提建议,就必须先深入了解中国。我希望我们本次研讨会所邀请的中国经济学家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
《财经》:计划组织(如企业)与价格机制可以在一个经济体里共存并用,但是怎么来划清彼此之间的界线?
科斯:我认为这是不可能划清的。许多企业都在管理中运用价格机制。挑战在于如何将这二者以及其他机制相结合。例如,在企业之间达成的任何商业契约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价格信息。但我们也会找到其他信息。契约总是不完整的,除了契约,企业也会依靠其他机制,例如人际关系。
《财经》:市场与政府相对的两分法观点现在十分流行,人们普遍认为市场和政府可以且应该彼此分离。但您却认为这大错特错。应该怎么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科斯:自由市场经济不需要政府,这种传统观点是错误的。正如亚当·斯密指出的,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一些重要的功能。我来举一个例子。经济学家经常认定,市场是凭借自身力量而存在的。一个由农夫组成的市场,也许能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但在现代经济体中,许多市场是非常复杂的,其所需要的规章制度是需要由政府执行的,而不是可以轻易地自发产生的。
应该将市场经济视为一种类似于人体的有机体系,有不同的组成部分。但所有这些部分都是以复杂的方式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经济学家应该把经济当成一种系统来研究。至少这是我的想法。我们已经研究了经济中的不同部分,但要理解整个系统的运行机制,我们需要把不同部分整合在一起。但这将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
经济体中有极多的企业,就算是那种最大的、拥有15万员工的企业,相对于整个经济来说,也是沧海一粟。这些企业如何合作,每天生产出不可胜计的产品,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但我们也必须考虑其他因素,例如政府、法律体系、教育体系、家族等。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想要把生产的结构研究清楚,可能需要一两百年的时间。我希望我们能在这次研讨会上开始这项工作,或者也让中国经济学家在这方面行动起来。
《财经》:为什么单独挑出中国经济学家?
科斯:从2008年的研讨会来看,他们做了一些很好的工作。欧美的经济学已经成为一门由理论推动的学科。我希望中国经济学家能够实证化,探索出自己的道路,为经济学做出他们的贡献。
中国是一个大国,有很多伟大的经济学家。如果我们能劝说他们中的很小一部分加入我们,我们就能拥有一支大军。如果他们研究中国经济,并解释中国的产业生产结构是如何运行的,他们将能促进经济学的进步。这就是我们举行这次研讨会的原因,我认为这是我组织或参加过的最重要的研讨会。
我对金融系统了解不多。但正如我们所认识到的,人们确实将金融机构与金融工具视为一个完整体系中的一部分。而金融体系是市场经济之下的一个次体系。作为专家,我们在专业研究上有特长,往往关注某个特定因素,忽视所有其他因素。但在现实经济中,所有因素都是相互联系的。我们忽视的因素也许远比我们关注的因素重要。
“权力滥用很容易引发愤怒”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什么事情重要,什么事情需要做,都是由政府认定的。但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经济学家不能这么做,不能就如何发展经济制定蓝图
《财经》:中国市场变革中出现了新挑战。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尤其是利用公权力腐败的趋势有增无减,正在瓦解改革的正当性。在您看来,转型经济怎样应对制度化腐败?
科斯:我不认为目前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腐败,也不认为中国目前的腐败是市场化改革的副产品。
在市场化改革之前就有腐败了。腐败的根源是一种不良的社会体系,使一些人尤其是政府官员,得到了以腐败牟利的机会。
在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就像邓小平说的,一些人会先富起来。不可能是所有地区以同样的速度发展起来,所有人同时富裕,要那么要求,就没法发展了。
人们不会对挣几百万美元的篮球运动员感到不满。但是在美国,商人若无法向公众表明自己是正直可敬的人,就会招来怨愤。像奥普拉和比尔·盖茨这样的人,虽然赚钱无数,但没有人会抱怨。
我年轻的时候,并不对富人感到怨恨。这就是世界的固有特征:有不同的阶层,有富人,也有我们这样的穷人。
我的父母都是在只有12岁的时候就辍学去工作了,受过一些教育,但不是很多。在很多方面,我是自学成才的。至少在12岁之前,我的双脚力量不足,不得不带着金属护板,并在一家由当地市委会为有身体缺陷的儿童开办的学校上学。
如果我们的父母是别人,我们也许就富了,如果不是,我们还是这么穷。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在任何职业中,最好的人都要比一般的人好很多。例如在网球、国际象棋中,顶级选手都要远远超过平均水平的人。商业也是如此。天赋的差距是自然的、巨大的、无处不在的。
权力滥用是另一回事。如果体制不好,干什么事都必然涉及腐败,要达成自己的心愿,比如开办企业、领取执照等等,你都得去行贿。人们还可以用腐败的手段来打压竞争者。权力滥用很容易引发愤怒,这是政治领域的常事。
《财经》:无论在产权的重新界定,企业家职能的发挥、市场经济框架的完善,还是政府权力的约束与规范方面,中国都面临大量未完成的议题。您认为中国改革的前景如何?应该着力解决什么问题?
科斯:这些问题是无法回答的,至少是我不能回答的。不过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方式是利用“理念市场”。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什么事情重要,什么事情需要做,都是由政府认定的。但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经济学家不能这么做,不能就如何发展经济制定蓝图。经济学家和其他人参加“理念市场”,都能为此做出贡献。
当人们提出并讨论不同的理念时,更好的理念就会脱颖而出。然后人们可以进行新一轮的讨论,又能挑选出更好的理念。再把这些理念付诸实施,我们就能鉴别其效果。这些经验和实验能为我们的讨论和辩论提供正确的信息。在这个过程中,一个自由的“理念市场”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