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祝福》中，鲁迅用喜剧形式嘲讽世态，使悲喜剧水乳交融，表现了鲁迅特有的艺术风格和决绝的战斗精神。
　　运用喜剧的手法进行讽刺
　　作者在一开篇就首先为鲁镇笼罩了一片喜庆的祝福气氛：“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直到文末，仍然让人们沉浸在祝福的欢乐中：“远处的爆竹声联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而“我”的感觉是：“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这里所说的“天地圣众”就是指福神、灶君之类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根本不存在的，又如何能给鲁镇的人们带来幸福呢？这是鲁迅对封建迷信入木三分的讽刺。这群昏昏噩噩的“天地圣众”如同一个个封建的罗网把祥林嫂紧紧套住，使祥林嫂走投无路，最后惨死在“天地圣众”给人们带来幸福的时刻。这就更加体现了祥林嫂悲剧的深刻性，显示了讽刺艺术的巨大作用。
　　这里的讽刺并没有引人发笑，是一种不令人发出笑声的喜剧手法，但它却加强了祥林嫂悲剧的控拆力量。悲剧和喜剧作为对立的矛盾统一体出现在作品中，二者相辅相成，共同衬托作品的主题思想。
　　运用反语进行讽刺
　　在《祝福》中，鲁迅的愤怒和悲痛常用反语来表达。“言正若反”是作者悲愤到极点时常运用的讽刺手法。
　　在小说的中间部分，作者描写了雪夜的沉寂气氛后，便这样写道：“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菜油灯下，想，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魂灵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
　　这段话是鲁迅极度愤怒和悲痛时的反语，是说祥林嫂受尽了封建礼教的摧残和迫害，活着是没有意义的；而活得好的人并不同情她，只不过拿她的悲惨遭遇作为谈资笑料。她就像“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活着没有趣味的人，就不要活下去，让那些看到她就讨厌的人能不看见她，为人为己都不错，这是作者对吃人的旧社会的强烈讽刺。可见，《祝福》的讽刺锋芒，正是通过反语的运用，直接指向黑暗的旧社会。
　　冷峻的讽刺
　　《祝福》中的鲁四老爷是封建卫道士的形象，是反动政权的代表。作者紧紧抓住他的本质特征进行讥讽。他这样描写：“并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这说明鲁四老爷对儒家理学和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奉。作者又描写了“四叔”的书房壁上挂的是一个朱拓的大“寿”字，一边对联“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案头上是“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特别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这联，完全是虚伪的表现。鲁四老爷是使祥林嫂致死的罪魁祸首：祥林嫂捐了“门槛”，他仍然不放过，并大骂祥林嫂是“谬种”。
　　当祥林嫂第二次到他家做工时，鲁四老爷照例是皱着眉，还一本正经地告诫“四婶”：“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在他看来，祥林嫂是寡妇再嫁，已经有罪了，再嫁又再寡，便成了更大的罪人。如果祭祀时她的手沾了饭菜，“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鲁四老爷就是这样搬出祖宗的神威，来鄙视和迫害祥林嫂，使她在精神上的压力越来越沉重。
　　这叫什么“事理通达心气和平”？这其实是鲁迅对他的尖锐嘲讽。鲁迅早就看出了鲁四老爷的虚伪，便“偏要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拨它一拨”，“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这种冷峻的讽刺能“制强敌于死命”，达到“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艺术效果。
　　对“中庸之道”的含蓄讽刺
　　作品中的“我”是个具有进步倾向、又有着明哲保身的中庸态度的知识分子形象。“我”对鲁镇那个黑暗的社会十分不满，对那个闭塞沉闷的环境感到厌烦，和鲁四老爷谈话很不投机，关系也不融洽。而“我”对祥林嫂的悲惨命运却非常同情，对祥林嫂的死感到“惊惶”，“心突然紧缩”，“脸上大约也变了色”，并感到有些“负疚”。这说明“我”和鲁四老爷在对待祥林嫂的态度上大不相同，“我”的爱憎是鲜明的。
　　但是，“我”这个有知识的人，却不能为祥林嫂解答“灵魂”的有无的问题，用含糊其辞的“说不清”三个字来回答她，并觉得“说不清”是一句极有用的话，即使发生什么事，也与“我”毫无关系了。这些都深刻地嘲讽和批判了“我”在生活中的颓唐态度及中庸之道。
　　鲁迅是坚决反对中庸之道的，他希望人们能够说真话，说实话。却将“我”塑造成内心充满矛盾，顾虑重重，不敢说真话，极其中庸的形象，这样，就把犀利的笔锋含蓄地渗透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中去，把人物内心深处的矛盾真实地表现出来，达到了极好的讽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