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我去杭州，但见西子湖畔，游人摩肩接踵，争着挤着，看那桃红柳绿，吴山脚下的元宝街，却是有点不太一样，躲在喧闹的杭州城里，不贪浮华，不羡艳丽，显得少有的冷寂。胡雪岩故居就坐落在这条小巷中。
　　元宝街，长不过百米，有趣的是，这条用石板铺成的小巷，两头低，中间高，细细琢磨，还真有点酷似元宝的意味。元宝街的街名，正是来自这条街的“元宝”形状。
　　胡雪岩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虽出身贫寒之家，且又生逢乱世，但他通过办实业、搞洋务，从一个钱庄小伙计跃身成为富可敌国的巨贾，身披黄马褂，头戴红顶冠，被世人誉为“红顶商人”。位于元宝街南端的胡雪岩故居，围墙高耸，其高度与元宝街街面等长。站在高高的围墙下，遥想当年的这位“红顶商人”，家产抵得上半个大清朝廷的“库银”，心中顿时升腾起了一种显赫之感。
　　胡雪岩故居占地面积7230平方米，建有13座楼和1座杭州风格、名为芝园的园林。据说，当年为建造这座故居，胡雪岩耗去的白银不下50万两。因此，后人将他的故居形容为江南第一豪宅，其实也是并不为过的。
　　我第一次踏访胡雪岩故居，为故居的布局机巧而惊叹。故居内的门楼、正厅、东西四面厅、庭院，乃至明廊暗弄，玲珑剔透，婉约奇丽，秀色点点，可餐可饮。这些建筑，极富中国传统特色，但又兼及西洋风格，一些构件均采用国外流行的材料。据记载，中国传统建筑的檐口，雨水均通过屋瓦自然下落，但故居内所有屋面的接水管和落水管，全部采用黄铜材料，连门臼、窗臼和摇杆，甚至窗户的风钩、插销，也都用黄铜铸造而成，其中最大的一只构件居然重达5千克，让人瞠目结舌。黄铜构件上，英文印章清晰可辨，由此可以断定，这些建筑构件，部是一些舶来品。故居建于1872年，竣工于1875年，迄今已有130多年历史，不少铜制品或被拆毁，或已流失，1999年修复故居时，为恢复构件“原貌”，用去的黄铜就重达10多吨。时光磨蚀了人的记忆，惟独这些黄铜建筑构件，依然保存了一个时代和一位商贾巨富留下的痕迹。
　　我参观胡雪岩故居，并不仅仅在意故居的精巧布局和那些雕刻、彩绘的精美，而是尤其在乎胡雪岩的为人和经商之道。故居南北长东西宽，令人惊奇的是，整座建筑的西北角却明显缺了一块，这和中国建筑的阴阳学说是相悖的。胡雪岩聪明过人，何以如此不讲究阴阳“风水”?读了一份资料，我这才大彻大悟，深明个中玄机。原来，这故居的西北处，有一个小小理发铺，胡雪岩本想以重金购买，其意是想将小理发铺推倒，让出小小地块。但店主不为金银所动，坚持不卖，胡雪岩虽心存不满，但又奈何不得，只好作罢。一位深蒙朝廷倚重的巨商，尽管富可敌国，却并不恃势欺压人，读其人其事，我读出的是他的厚道。这恐怕也与胡雪岩一贯提倡的“戒欺”有关。至于后来有人评说，因故居西北角缺了一块，坏了风水，胡雪岩日后金银山崩溃，在家宅只住了9年，就因破产而将故居典卖用来偿还债务，这样的说法，虽然有点暗扣胡雪岩的命理，却是很有点宿命论意味的。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我在上海北京东路上的一家机械商店“学艺徒”，商店对面是一家国药店，坐北朝南，店堂里青砖方墙，画栋雕梁，红木家具琳琅，流苏宫灯张挂，显得十分典雅、古朴，那就是名噪一时的上海四大国药店之一的“胡庆余堂”。彼时，我并不了解“胡庆余堂”，只知道这是一家中药铺，是专门卖膏丸丹散等中药的，及至后来了解了它的来历，不由刮目!“胡庆余堂”内挂有许多匾额，其中高悬的一块匾额，上书两个黑漆大字：“戒欺”。它在无声地提醒店员：不欺客。坊间有个传说，有一次胡雪岩命手下外出抓药，不料，药店店员的态度很坏，欺负前来抓药的百姓。胡雪岩知道后，十分气愤，“胡庆余堂”这才在杭州应运而生。上海北京东路上的这家药店，乃是杭州“胡庆余堂”的分店。改革开放后，从福建中路到浙江中路的北京东路这一带，大兴土木，旧建筑被高楼大厦取而代之，“胡庆余堂”电从北京东路迁出，开到西藏中路上去了。
　　杭州的“胡庆余堂”开出后，这位将开药店视若济世于民的富商亲自挥毫，写下“戒欺”两个大字，做成巨匾火额，高悬店堂，用来告诫店员：对前来抓药的人，地无分南北，人无分男女；年龄无分长幼，地位无分尊卑，一概平等对待。从此，“戒欺”也就成了“胡庆余堂”代代相袭的一条店训。
　　100多年来，胡庆余堂一直恪守“采办务真，修制务精”戒律，店训传承，这实在也是胡雪岩留下的一点商业“遗产”。做人，须得厚道，不可盛气凌人；经商，须得诚实，不可坑蒙拐骗。这是我从“戒欺”中悟出的一点道理，想必对他人也是颇有一点警策之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