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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规定和惯例,节假日要向服刑人员开通亲情电话,笔者主要负责监听和登记。那天快到吃晚饭的时间了,一个分监区的八十多人才通完电话,我拖着疲惫的身躯正在收线,一抬眼,发现一个人站在窗外,带着腼腆的表情和期盼的眼神看着我,我停下手中的活,示意他进入通话室,他笑了。
亲情电话室内的哭泣
他叫付京,贵州省毕节市人,因故意伤害罪,于2001年12月24日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替他拨完电话号码,我打量着站在我面前的这位服刑人员。他中等个头,脸色黝黑,额头上有两条很深的皱纹,双手抱着话筒,两只眼睛半眯着,下巴抵到了胸前的囚衣上,身体靠在木桌上。
“喂,你是谁?”话筒里传来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是阿丽吗?我是付京,你还好吗?”他们开始了和其他人一样的谈话,免不了问问家中的生活情况以及老人的身体状况。我将视线移到了登记本上,记录着通话内容。
猛然间,一个稚嫩的童音传了过来:“爸爸,今天是你的生日,我都六岁了,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子,在干什么,妈妈每年的今天都要教我一首同样的歌,她要我唱给你听,虽然我唱得不好,但妈妈说你不会笑话我。我现在就唱给你听好吗?”
这时,放在桌子上的水杯有些摇晃,他抓着话筒线的手不停地敲打着桌面,发出“哒哒”的声响,嘴唇在不停地颤抖着。“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悦耳动听的歌声嘎然而止,话筒里传来小孩子带着哭腔的声音说:“妈妈,你骗人,爸爸不说话,好象生气了……”
电话的那一头,是孩子伤心的哭声。这时的付京,终于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话筒掉在桌子上,他双手抱着头蹲在地下,泪如雨下,一边哭一边自言自语:“爸....爸爸没....没有生气。”
见此情景,我用力将他搀扶起来,让他坐在木凳上,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安慰着这位心灵受到撞击的囚犯,思绪万千。紧接着,他抓住我的手,泣不成声:“我对不起父母,对不起未婚妻和孩子,对不起所有人。我牵挂我的孩子,但我的刑期这么长,我该怎么办呀?”
笔者借此机会,半教育半安慰他说:“你牵挂孩子和亲人,亲人也同样牵挂着你,期盼着一个全新的你早日回到他们身边。为了你的改造,他们会照顾好老人和孩子的,现在关键在于你如何洗心革面,争取立功减刑,早日新生。”付京不吱声,默默地点着头,似乎陷入了沉思。
往事不堪回首
事隔三天,笔者带着一连串的疑问,以个别谈话的方式采访了付京。这一次,他显得很镇静,没有了腼腆的表情,眼神中透露出往日所没有的坚定和自信。
他说,他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父亲是一位公安民警,母亲是一名环保工人,从小父母就教育他长大以后要做一个有用的人。但是,他辜负了父母的期望,上中学开始,整天和社会上一些闲杂人员在一起,渐渐地染上了打架、喝酒甚至吸恶习。父母见他整日在外游手好闲、惹是生非,便托人给他找了一份工作。
父母好不容易为他找了一份工作,他本来应该好好珍惜,努力工作。可是,在外面过惯了放荡不羁、灯红酒绿生活的他,根本就无法承受单位严明的纪律和规章制度的约束,没多久,他就开始“两天打渔三天晒网”,经常不去上班,亲人和朋友多次开导都无济于事。
为此,父子关系变得很紧张。为了远离父母的唠叨,他搬出了家门,在外租了一间房子,每月的工资只够他一个人的生活费。通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他似乎感悟到了“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情”的人生真谛,他认为,自己已经到了挣钱回报父母养育之恩的时候了。
可是,如何才能实现这个愿望呢?几经思考,他辞去了这份凝聚着父母的心血和希望的工作,整天在大街上转悠,发财梦占据了他的整个大脑。就在他空有雄心壮志而又一筹莫展之时,认识了一个叫阿丽的女青年,两人情投意和,很快就到了如胶似漆的地步。
为了赚钱结婚,他硬着头皮到父母那里拿钱去做服装生意。可是, 生意远没有他想象的那样好做,没多久,就把本钱全赔光了。当他再次向父母要钱时,遭到了父母的拒绝。无奈之下,他和几个朋友相约,南下广州,在沿海发达城市寻求发财机会。
2000年10月15日,付京告别了家乡,告别了未婚妻阿丽,跟几位朋友踏上了南下的列车。到了广州后,人生地不熟的他们只好在广州街头漫无目的地转悠,不久,他身上的钱便花得所剩无几,“发财”的梦想又一次强烈地敲击着他的心扉。
在一家中等餐馆内,他和他的几位朋友正在讨论如何解决谋生问题,突然,一位中等身材、大腹便便的中年男子主动搭讪:“小伙子,听口音好像是贵州老乡,刚到这里不久吧?我姓刘,是一家装潢公司的总经理,你们就叫我刘老板吧,多年没有回老家了,挺想念家乡的。来来来,今天我做东,请几位小老乡喝上两杯,我也顺便跟你们了解一下家乡的情况。”
刘老板热情地款待了这几位初来乍到又急于谋生的老乡。酒过三巡,付京滔滔不决地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并请求刘老板指点迷津,以便早日实现自己的梦想。
当这位热情好客的刘老板听到付京的父亲是一名公安民警时,他那镶嵌在略显臃肿的四方脸上的小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立即端起酒杯,并伸出他那肥胖的右手,邀请付京共同饮下最后一杯酒,然后用手摸了摸没有多少头发的秃顶说:“出门在外,有缘碰在一起就是一家人,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只要你有胆量和魄力,这里遍地是黄金,你会实现愿望的。”
做梦都想发财的付京喜出望外,满口答应:“刘老板,您放心,只要有钱赚,无论你让我做什么,我保证把它做好。” 刘老板说:“我在广州经营一家装潢公司,为了承包更多的工程,往往以赊账的方式包揽工程项目,可眼下,赊出去的账不能按时收回,资金有些周转不开,要不然,我怎么会到这种地方进餐?赊账容易讨债难,如果你们能帮我讨回第一笔17万元的工程款,我就长期聘用你们成为公司职工,专门负责讨债工作,按百分之十提成,如果工作出色,还可以多提成。”
付京等人觉得这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个个满口应承。第二天,在刘老板的亲自带领下,顺利完成了讨债任务。初战告捷,拿到第一笔劳动报酬,付京喜出望外,首先把这一好消息告诉他的未婚妻阿丽。在电话里,他谎称自己找到了一份正式工作,月薪4500元。高兴的阿丽第二天就想南下和付京团聚,当然,付京以种种借口拒绝了她的要求。
可是,事情没有付京想象的那么简单。他认为,按照江湖道义,刘老板给了他发财的机会,自己就应该一报还一报。很快,他就肯为刘老板两肋插刀。
在一次讨债过程中,对方是一家夜总会的老板,姓张,因为装潢质量问题,拒付部分装潢费用,双方搞得很不愉快。刘老板把这一情况告诉付京后,年轻气盛的付京立即召集几位朋友商量了一番,一切准备就绪后,他们于2000年11月18日晚,打的去这家夜总会,直接找到夜总会的老板讨要装潢费用。遭到拒绝后,双方发生了争执,继而大打出手,付京抓起吧台上的饮料瓶,向夜总会老板的头上砸去,当场将其打倒在地,血流如注。他害怕了,连夜逃回了贵州老家。
在老家这一年,他没有把这一段经历告诉父母亲和阿丽,只说是想念父母,想念家乡的未婚妻才回来得,阿丽听了信以为真,很感动,从此对付京更加体贴,并为他生下了一个孩子。殊不知,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孩子刚刚出生两个月,当他正享受着做父亲的快乐时,却被公安机关逮捕。从此,他开始了高墙电网、失去自由的赎罪生涯。
这时的他,才恍然大悟,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全家团聚,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失去自由。当他看到暮霭之中飞鸟归来,就会愁肠百段,想念家中的孩子和未婚妻。
笔者问他:“你从广州逃回老家之后的一年里,是怎样生活的?”
他说:“这段时间很害怕,整日提心吊胆。刚开始三个月,我成天呆在家中,不敢出门,看见警车从马路上经过,老远就作好逃窜的准备,看见警察腿就发抖。三个月以后,感到没有什么事情,心里稍微踏实点。我在广州用的是两个身份证,给刘老板的是假身份证,讨债时也用假的,只有住店、旅游、乘车才用真身份证。但我没有想到,到头来还是应验了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那句老话。我真后悔那时没有好好读书,轻信那些酒肉朋友的享乐主义观点,畸形的金钱观扭曲了我的灵魂。”
为了亲人不再哭泣
说道此处,付京显得又有些激动,不难看出,他的眼睛有些潮湿:“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当我在牢狱之中,通过电话听到多年未见的儿子为我唱《生日歌》,为我送上了一份珍贵的生日礼物,使我悲喜交加,一时仿佛心脏停止了跳动,几乎昏厥。”
我递给他一支香烟,几次,当火苗接近香烟时,都被他的呼吸吹灭了,我掏出了防风打火机,他用一只手扶着香烟,点着后,狠狠地吸了几口。
“当年,有几个陌生人来到我家中,给我戴上冰冷的手铐和脚镣时,我的父亲轻轻地脱下他的警服,给我一记响亮的耳光之后,面对放在沙发上的警服,弯下了他那坚强的腰身,满头的白发在不停地颤悠着。母亲晕倒在门口,未婚妻右胳膊抱着我那出生两个月的孩子,跪倒在母亲身旁,撕心裂肺地哭喊着,与便衣警察一起将我母亲扶起,”他接着说,“当时,我的脑袋一片空白,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当时是怎么被押上警车的......”
他说:“2005年7月,我被调到新疆改造,只给家中打过一次电话,是母亲接的电话,她身边传来孩子的哭声,我的心在颤抖,我的心在滴血。孩子在电话中问我‘爸爸,你在做什么,怎么不回来’,我哭了,骗孩子说‘爸爸在很远的地方读书’。每当在电视中看到天真可爱的儿童时,我就会泪湿枕巾,一遍遍地读那被泪水浸透了的书信。 ‘放下思想包袱,听从政府的教诲,我和儿子一直等着你回家......’这是 阿丽在信中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唉!真是造孽啊,一个未婚妻子,带着我的孩子,不仅要品尝生活的艰辛,还要面对别人的白眼,她的压力比我大多了。为了亲人不再哭泣,为了让儿子早日享受到父爱,我只有用勤劳的汗水洗刷自己的罪孽,净化自己的灵魂,争取立功减刑,早日新生,报答亲人,做一个有用的人.......”
亲情电话室内的哭泣
他叫付京,贵州省毕节市人,因故意伤害罪,于2001年12月24日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替他拨完电话号码,我打量着站在我面前的这位服刑人员。他中等个头,脸色黝黑,额头上有两条很深的皱纹,双手抱着话筒,两只眼睛半眯着,下巴抵到了胸前的囚衣上,身体靠在木桌上。
“喂,你是谁?”话筒里传来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是阿丽吗?我是付京,你还好吗?”他们开始了和其他人一样的谈话,免不了问问家中的生活情况以及老人的身体状况。我将视线移到了登记本上,记录着通话内容。
猛然间,一个稚嫩的童音传了过来:“爸爸,今天是你的生日,我都六岁了,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子,在干什么,妈妈每年的今天都要教我一首同样的歌,她要我唱给你听,虽然我唱得不好,但妈妈说你不会笑话我。我现在就唱给你听好吗?”
这时,放在桌子上的水杯有些摇晃,他抓着话筒线的手不停地敲打着桌面,发出“哒哒”的声响,嘴唇在不停地颤抖着。“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悦耳动听的歌声嘎然而止,话筒里传来小孩子带着哭腔的声音说:“妈妈,你骗人,爸爸不说话,好象生气了……”
电话的那一头,是孩子伤心的哭声。这时的付京,终于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话筒掉在桌子上,他双手抱着头蹲在地下,泪如雨下,一边哭一边自言自语:“爸....爸爸没....没有生气。”
见此情景,我用力将他搀扶起来,让他坐在木凳上,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安慰着这位心灵受到撞击的囚犯,思绪万千。紧接着,他抓住我的手,泣不成声:“我对不起父母,对不起未婚妻和孩子,对不起所有人。我牵挂我的孩子,但我的刑期这么长,我该怎么办呀?”
笔者借此机会,半教育半安慰他说:“你牵挂孩子和亲人,亲人也同样牵挂着你,期盼着一个全新的你早日回到他们身边。为了你的改造,他们会照顾好老人和孩子的,现在关键在于你如何洗心革面,争取立功减刑,早日新生。”付京不吱声,默默地点着头,似乎陷入了沉思。
往事不堪回首
事隔三天,笔者带着一连串的疑问,以个别谈话的方式采访了付京。这一次,他显得很镇静,没有了腼腆的表情,眼神中透露出往日所没有的坚定和自信。
他说,他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父亲是一位公安民警,母亲是一名环保工人,从小父母就教育他长大以后要做一个有用的人。但是,他辜负了父母的期望,上中学开始,整天和社会上一些闲杂人员在一起,渐渐地染上了打架、喝酒甚至吸恶习。父母见他整日在外游手好闲、惹是生非,便托人给他找了一份工作。
父母好不容易为他找了一份工作,他本来应该好好珍惜,努力工作。可是,在外面过惯了放荡不羁、灯红酒绿生活的他,根本就无法承受单位严明的纪律和规章制度的约束,没多久,他就开始“两天打渔三天晒网”,经常不去上班,亲人和朋友多次开导都无济于事。
为此,父子关系变得很紧张。为了远离父母的唠叨,他搬出了家门,在外租了一间房子,每月的工资只够他一个人的生活费。通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他似乎感悟到了“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情”的人生真谛,他认为,自己已经到了挣钱回报父母养育之恩的时候了。
可是,如何才能实现这个愿望呢?几经思考,他辞去了这份凝聚着父母的心血和希望的工作,整天在大街上转悠,发财梦占据了他的整个大脑。就在他空有雄心壮志而又一筹莫展之时,认识了一个叫阿丽的女青年,两人情投意和,很快就到了如胶似漆的地步。
为了赚钱结婚,他硬着头皮到父母那里拿钱去做服装生意。可是, 生意远没有他想象的那样好做,没多久,就把本钱全赔光了。当他再次向父母要钱时,遭到了父母的拒绝。无奈之下,他和几个朋友相约,南下广州,在沿海发达城市寻求发财机会。
2000年10月15日,付京告别了家乡,告别了未婚妻阿丽,跟几位朋友踏上了南下的列车。到了广州后,人生地不熟的他们只好在广州街头漫无目的地转悠,不久,他身上的钱便花得所剩无几,“发财”的梦想又一次强烈地敲击着他的心扉。
在一家中等餐馆内,他和他的几位朋友正在讨论如何解决谋生问题,突然,一位中等身材、大腹便便的中年男子主动搭讪:“小伙子,听口音好像是贵州老乡,刚到这里不久吧?我姓刘,是一家装潢公司的总经理,你们就叫我刘老板吧,多年没有回老家了,挺想念家乡的。来来来,今天我做东,请几位小老乡喝上两杯,我也顺便跟你们了解一下家乡的情况。”
刘老板热情地款待了这几位初来乍到又急于谋生的老乡。酒过三巡,付京滔滔不决地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并请求刘老板指点迷津,以便早日实现自己的梦想。
当这位热情好客的刘老板听到付京的父亲是一名公安民警时,他那镶嵌在略显臃肿的四方脸上的小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立即端起酒杯,并伸出他那肥胖的右手,邀请付京共同饮下最后一杯酒,然后用手摸了摸没有多少头发的秃顶说:“出门在外,有缘碰在一起就是一家人,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只要你有胆量和魄力,这里遍地是黄金,你会实现愿望的。”
做梦都想发财的付京喜出望外,满口答应:“刘老板,您放心,只要有钱赚,无论你让我做什么,我保证把它做好。” 刘老板说:“我在广州经营一家装潢公司,为了承包更多的工程,往往以赊账的方式包揽工程项目,可眼下,赊出去的账不能按时收回,资金有些周转不开,要不然,我怎么会到这种地方进餐?赊账容易讨债难,如果你们能帮我讨回第一笔17万元的工程款,我就长期聘用你们成为公司职工,专门负责讨债工作,按百分之十提成,如果工作出色,还可以多提成。”
付京等人觉得这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个个满口应承。第二天,在刘老板的亲自带领下,顺利完成了讨债任务。初战告捷,拿到第一笔劳动报酬,付京喜出望外,首先把这一好消息告诉他的未婚妻阿丽。在电话里,他谎称自己找到了一份正式工作,月薪4500元。高兴的阿丽第二天就想南下和付京团聚,当然,付京以种种借口拒绝了她的要求。
可是,事情没有付京想象的那么简单。他认为,按照江湖道义,刘老板给了他发财的机会,自己就应该一报还一报。很快,他就肯为刘老板两肋插刀。
在一次讨债过程中,对方是一家夜总会的老板,姓张,因为装潢质量问题,拒付部分装潢费用,双方搞得很不愉快。刘老板把这一情况告诉付京后,年轻气盛的付京立即召集几位朋友商量了一番,一切准备就绪后,他们于2000年11月18日晚,打的去这家夜总会,直接找到夜总会的老板讨要装潢费用。遭到拒绝后,双方发生了争执,继而大打出手,付京抓起吧台上的饮料瓶,向夜总会老板的头上砸去,当场将其打倒在地,血流如注。他害怕了,连夜逃回了贵州老家。
在老家这一年,他没有把这一段经历告诉父母亲和阿丽,只说是想念父母,想念家乡的未婚妻才回来得,阿丽听了信以为真,很感动,从此对付京更加体贴,并为他生下了一个孩子。殊不知,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孩子刚刚出生两个月,当他正享受着做父亲的快乐时,却被公安机关逮捕。从此,他开始了高墙电网、失去自由的赎罪生涯。
这时的他,才恍然大悟,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全家团聚,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失去自由。当他看到暮霭之中飞鸟归来,就会愁肠百段,想念家中的孩子和未婚妻。
笔者问他:“你从广州逃回老家之后的一年里,是怎样生活的?”
他说:“这段时间很害怕,整日提心吊胆。刚开始三个月,我成天呆在家中,不敢出门,看见警车从马路上经过,老远就作好逃窜的准备,看见警察腿就发抖。三个月以后,感到没有什么事情,心里稍微踏实点。我在广州用的是两个身份证,给刘老板的是假身份证,讨债时也用假的,只有住店、旅游、乘车才用真身份证。但我没有想到,到头来还是应验了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那句老话。我真后悔那时没有好好读书,轻信那些酒肉朋友的享乐主义观点,畸形的金钱观扭曲了我的灵魂。”
为了亲人不再哭泣
说道此处,付京显得又有些激动,不难看出,他的眼睛有些潮湿:“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当我在牢狱之中,通过电话听到多年未见的儿子为我唱《生日歌》,为我送上了一份珍贵的生日礼物,使我悲喜交加,一时仿佛心脏停止了跳动,几乎昏厥。”
我递给他一支香烟,几次,当火苗接近香烟时,都被他的呼吸吹灭了,我掏出了防风打火机,他用一只手扶着香烟,点着后,狠狠地吸了几口。
“当年,有几个陌生人来到我家中,给我戴上冰冷的手铐和脚镣时,我的父亲轻轻地脱下他的警服,给我一记响亮的耳光之后,面对放在沙发上的警服,弯下了他那坚强的腰身,满头的白发在不停地颤悠着。母亲晕倒在门口,未婚妻右胳膊抱着我那出生两个月的孩子,跪倒在母亲身旁,撕心裂肺地哭喊着,与便衣警察一起将我母亲扶起,”他接着说,“当时,我的脑袋一片空白,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当时是怎么被押上警车的......”
他说:“2005年7月,我被调到新疆改造,只给家中打过一次电话,是母亲接的电话,她身边传来孩子的哭声,我的心在颤抖,我的心在滴血。孩子在电话中问我‘爸爸,你在做什么,怎么不回来’,我哭了,骗孩子说‘爸爸在很远的地方读书’。每当在电视中看到天真可爱的儿童时,我就会泪湿枕巾,一遍遍地读那被泪水浸透了的书信。 ‘放下思想包袱,听从政府的教诲,我和儿子一直等着你回家......’这是 阿丽在信中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唉!真是造孽啊,一个未婚妻子,带着我的孩子,不仅要品尝生活的艰辛,还要面对别人的白眼,她的压力比我大多了。为了亲人不再哭泣,为了让儿子早日享受到父爱,我只有用勤劳的汗水洗刷自己的罪孽,净化自己的灵魂,争取立功减刑,早日新生,报答亲人,做一个有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