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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媒体莫作“秀”
加入WTO，大众媒体面临的挑战和冲击是不可避免的。根据WTO要求的所有成员国最终遵守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国外传媒大举进军中国报业市场后，其渐入的方式为或投资或控股或合办，而首当其冲的便是国内的行业（专业）类边缘媒体。
作为经济类的行业报纸，首先要清醒地认识到日益凸现出来的市场意识淡漠、开放意识不强等弱点和不足。当然，究其原因，有体制造成的缺陷，更重要的是观念落后、理念保守等传统东西的束缚。由于滞后的体制和保守的思想等，我们的许多媒体只能处于非主流媒体的地位，这一点恰恰是我们应对WTO不对应的地方。一句话，再沿袭旧体制，墨守成规，其发展的结果就是被报业市场所淘汰，或者被动地选择他途。
加入WTO，首要任务就是更新观念。报纸是一种特殊产业，它既要讲政治遵循新闻原则，又要讲效益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一家成功的报纸绝不能只看通过非市场化手段订阅的数字，而从国外报业的发展看，真正自费订阅比例才是成功的标志。让报纸走向市场（这个市场还包括我们所说的未来市场，即WTO世界），观念更新是解决报纸应对“入世”最关键的问题。
加入WTO，体制问题是极度敏感的问题。体制不能理顺、管理机制不能到位、资源（特别指人力资源）配置滞后等，导致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造成这些的必然是与市场、与“入世”应对无门。所以说，体制创新是报业创新的关键，它要求尽快对报纸管理体制和方式进行调整，即由现有的管理模式向企业化经营模式转变。
同国际传媒集团的竞争、同新兴媒体的竞争、同报业对手的竞争……这是今后我们将面对的机遇和挑战，形势严峻，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足够认识和关注。目前，我们的眼光不能只盯在如何扩版、如何增加厚度、如何在报纸的外包装上“彩衣加身”、如何在版式上推陈出新、如何在栏目设置上翻新花样，而应当打破现状，开创新的办报格局。
基于上述，笔者认为，加快报纸改革步伐，积极应对WTO，有三点可作参考：
一是“借船出海”走创新之路。作为非主流媒体，其存在的价值决定了其存在意义。报纸结构调整后，一些行业（专业）报的办报宗旨虽然言明了报纸的市场化目标，实际上仍然停留在自采、自编、自审、自出、自评、自己赞赏、自己满足的传统运作之中，仍然没有脱离“内部刊物”、“大简报”，说得形象一点，仍然就是一棵自产自销的“大白菜”。尽管我们的一些报纸在地区报业的发展中占有一些优势，但与技术先进、机制灵活、资金雄厚的媒体相比（仅拿沿海的一些行业类报纸相比）相形见绌。要适应来自国际乃至国内的激烈竞争，报纸与资本的现实联系，是壮大报业竞争力的重要条件。
只有引入了资本，改变了机制，报纸才能有发展的后劲和后续力量；有了硬件设施的合理配置，才能从体制上实现最终改革，使软件（包括知识资源、人才资源）很好地与硬件匹配，将报纸做大做强。
二是走规模化集约化之路。“入世”后，随着报业开放承诺表的制定和履约，境外媒体以及国内各大媒体将通过收购、兼并的方式扩大自己的规模和实力，边缘媒体的生存问题将摆上议事日程。以报纸业务为主，多元发展，即在从事主业的同时，积极地创新品种和经营拓展现有领域以外的市场，培植新的经济和效益增长点，才能抓住机遇，在竞争中立住脚跟。
假使规模化、集约化之路行不通，在适度规模内实现信息、人才、财力互补，发展一报一刊一站一厂……即形成“小集团”，也是发展的路子。
三是加入报业集团。
总之，面对“入世”后将要发生的一切，应当正视问题，解放思想，把握机遇，利用机遇，发展自己、壮大自己，切不可失掉良机，否则，悔之晚矣。
夜流星人
每每下基层工作，一旦面对寂寥的夜空，数着天上的星星如同数落人生，一种被大自然抛弃后的失意感便悄然袭来。在一种情境中生存思考，越久越会产生一些淡淡的苦涩，更有“月明人尽望，秋思落谁家”的悲凉。在现代都市人快节奏的生活里，高楼林立中的穿梭不息、灯红酒绿中的不见天日，由不得会使人怅叹星空的遥远、山水的隔断。假如有过一时的满足，那是为追求到了暂时的享乐，而一当静下来时，又会产生许多不满足感，满腹渴望“如今直上银河去，回到牵牛织女家”。
“回归大自然”的口号响亮了若干年月，仍有人仅能在一方荧屏上窥见星云，感受一番宇宙的滋味。我们这颗阳光洗礼下的脑袋一旦钟情于夜的繁闹，的确需要白昼来教诲。拖着长长睡袍慵懒走来的“夜郎们”怎么也不比流星在夜空里的表演，相反，夜黑风高里的强盗总是行色匆匆。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天都在与自己与他人与各种事物签约，却不知人类与自然契约在先，我们只有为没履行好这份无字“合同”产生无尽的愧疚。
每当面对寂寥的夜空，忏悔如云似雾，那如钩的月将要刺破理性伪装下的血肉之躯，还一个赤裸裸“自然之子”的名字。
道学家的虚伪已被批判得烟尘落地；儒家的政治已不被当作敲门之砖。升华的该是什么？没有行动的思想算什么？圆月人舞的那些情景恍如梦境，溟溟蒙蒙。
“月亮从白莲花瓣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欢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这首被几代人传唱的歌儿，曾陶醉了无数人。我们永远不会忘却歌里描绘的那个优美恬静的意境，那是天人合一的一幅惟妙惟肖的和谐画卷。
小时候，每当天空中出现一道扫帚样的流星，旁边的老人们便会自言自语，说这是“扫帚星”，会带来恶运。等长大，从书本上才知道了这一短时间发光的流星体，是空间的细小物体和尘粒飞入地球大气层，跟大气摩擦发生热和光后产生的物理现象。很难想象，老人们的话灵验了，“流星雨”的报道时见报端，它真正地危害到了地球。大气污染、臭氧层破坏……也许这些就是空间尘粒增加的原因之一。若把这个过程分析一下，自然对人类的“回报”一点也不过分。
人类生存在地球，若对生存的环境不加以保护，遗憾的终将是人类自身。我们说生命是运动的，为什么不把理智和情感分享给我们赖以生存的大自然，而独享之呢！
对于天地万物的遗憾，不能仅仅用宣言和口号。我们等待不如行动，要把这无字的契约烙进我们的思想。 怕过年
据说“年”是个人人厌恶的怪兽，无怪乎人们过年时要贴门神。旧社会平民百姓都怕过年，把年三十称为“年关”。虽然现在时代变化了，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有很大的提高，再不用担心债主踏破年三十的大门，但我仍然怕过年，怕点心包“旅行”。旧社会拜年时人们只拿“贴子”（如同今日之名片）登门拜访，从来不大包小包的，而现在拜年酒要成箱，烟要成条，还得外加几个点心包，七十年代徒子拜师傅时的两包点心早就拿不出手来了。过年拜访对象除了七大姑八大姨之类的亲朋好友外，还有领导、同事、关系户……对于某些上级领导来说，这是一个“收获”的节日。
怕过年，过年时的开销让人负担不起，据说有些人家过年时的开销是全年50％的零花钱。平日里省吃俭用，可是到了春节，就大手大脚，羊要买整只的，香烟要整条的，猪肉也要来它个半扇……其实好多人的经济能力并不足以应付这样的开支，只是硬撑着罢了。难怪不少人家一过正月十五就唉声叹气。
“年”是个怪兽，但人人都喜欢这个怪兽，因为“年”体现着人际关系，“年”是植根中华民族心灵深处的文化积淀，过年时拎着东西拜年更成为了一种文化规定。虽然点心包经过数次“旅行”后已经发霉变质，扔进了垃圾桶，但人们仍然不愿空手给人家拜年（在北方，人们更是忌讳“空手”）；虽然亲朋好友相聚在一起只是吃吃喝喝，并无什么值得谈论的主题，但人们仍然东家串西家走；虽然小孩子的“压岁钱”你给我我也给你只不过倒倒手而已，但人们仍然乐此不疲。说穿了，这是一种交换，一种被“年”所赋予特殊意义的“交换”。人们注重的不是物品的多少，而是这个“交换”的过程，这种你来我往的形式，充分反映着中国人的民族心理、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
我曾经尝试着和亲戚朋友们商定不拎东西拜年，但行不通，因为这是一种社会内容和习俗，单个的人是无法改变的。虽然现在的青年人比较开通，想来点现代派，但是，老年人的示范作用使得他们根本无法随便，最终不得不遵循老年人的传统。现在人们过年“阔绰”了，这是物质文明发展的体现，像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们连肚子都吃不饱，也就不会出现拎着小包大包拜年的事了。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随着人们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思想境界和文化追求却在向后退，反而不像以前那样讲究了。
写在新世纪门槛里
洪亮的世纪钟声响过，心潮澎湃一番之后渐入一种沉思。尽管除夕夜噼里啪啦的爆竹在耳际轰响，仍不能干扰这沉思，以至正月的酒河里洗浴了神经，终于在二月二“龙抬头”的喧闹里不再自觉跻入节日狂欢的行列了。毕竟，热闹的日子总有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当三月和煦的春风来解冬寒的襟怀，躁动不安的心终于冷静下来。和许多人一样，就新世纪里以新的思维方式、新的生存方式去实现理想的奋斗，终于做了一次理性的思考。
想到的首先是报刊铺天盖地而来的关于二十一世纪话题的文章。从思维框架到高新技术、从传统文化的弱化到新伦理观的衍生……咄咄逼人的文字能否刺激起新世纪门槛里的芸芸众生？我看，在酒精里麻痹神经的许多人是不会伸展双臂，去拥抱那些理论的。跨入新世纪，许多问题摆在世纪人面前，乍一看有些文章的确危言耸听，令人起鸡皮疙瘩。但有一点，新的世纪毕竟是一个更加伟大的世纪，可以断言，人类将在这个世纪成为他自己历史上的骄子。
从新千年的第一天起，当我们握笔在纸上书写“2000年”的时候，起初会有手指生疏的感觉，总没有像书写“19××”那样习惯和顺手。一位朋友说，这是一个“千年情结”。是啊，整整书写了一个世纪的“1×××”一旦变成了“2000”，的确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猜想古人，他们从旧走向新、从习惯步入陌生，一定会有更多的恋情来回味。
新世纪里，我们眼前是一个全新的空间吗？实际上，我们每个人也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新移而改变自我。新衣裳包装下的老躯干、新闻纸上登载的旧内容、新感觉簇拥的昨日情怀……我们不可能脱胎换骨，也不能更新身体里流淌的血液，尤其是不能须臾改变头脑里一些顽固的东西。所以说，过去的那个世纪是伟大而辉煌并且值得回味的。对于普通人来说，那是一段活生生的历史事实，是一段不能忘记的生活经历，它里面有着我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以及个人的那段情感历程、为人处世的行为过程等等。
回首“文革”，那是当代中国的一个特殊的重要的历史阶段。近几年，反映这段历史、反思这段历史的书籍一本接着一本。“叠床架屋”般地出，实际上对于那些没有这段经历的青年人来说，既不能理解又漠不关心。“红卫兵”、“造反有理”、“保皇派”、“战斗队”、 “忠字舞”渐渐淡忘了；“牛鬼蛇神”、“走资派”、 “黑五类”等字眼又被新的名词所淹没。尽管如此了，但那事实般存在的一段，谁也不能从历史的档案里删除。一些人把它放到了“回收站”里，一些人把它存入了“硬盘”，而一些人每天都在“读”。总之，这段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历史与许多人有着某种“情结”。
有些人是要对那个时代里的所作所为有所慨叹的。“打砸抢”的誓死行动，到头来是改革开放后的“英雄无用武之地”。于是拼命去抱怨，拼命地发牢骚，但是，终归要面对现实，获得“柴米油盐”等生存物质。实际上，“老三届”、“小三届”中不乏人才，他们中有的考入大学，有的下海经商，永远昂首于人生中的“新”，所以在新时期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坐标。
谈到“文革十年”，一位著名学者说：“我们一定要善于很好地利用（这段）经验教训。这是财富，包括犯错误的经验也是财富。”在新的滚烫的日子里来一点点苦涩的回忆，或许是一剂清脑药。把过去经历中值得借鉴的东西吸收进今天的事业，是为了不再重蹈覆辙，但万万不要让苦涩变成苦酒，把大脑浸泡在里面。茅盾说得好：“既有希望，就免不了有失望。失望不算痛苦，无目的的无希望而生活着，才是痛苦。”
昨天的太阳已经落去，我们面对的是今天的晨曦。一个新时代的人，一切都应当适应时代的需要。
“合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就是伟大的理想”。
中年有惑
30岁刚过，那时就自命不凡地叫喊自己已是“中年人”。实际上，人到中年并非“万事休”，到了40岁，才恍然觉出人的中年与青年之差距是“悬殊”的。 “休”在“不惑之年”可谓是最不能成立的人生公式。 一是忙乱。40岁的人是事业上最最忙碌的人。或许你正处在一个不高不低的位置上，进一步则高人一等，退一步则万念俱空，所以，以其成熟的经验和恰到好处的工作能力，正是发挥才能的吉时，但也是性格悲剧触而一发的危险点。40岁的人什么都要操心到，要看着上司的脸色行事，凡事必须谨慎，一旦有误便没有了进一步的希望；而在具体的劳作中，良心和面子驱使，却要你要干出点样子，最最担心的是怕被年轻于你的同事所超越。所以，拼命去干，干得越多、越认真越累，越累越去干，不免忙中添乱。
二是劳累。40岁的人正赶上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上有老、下有小。面对正在学业中的儿女，以及新旧知识的交替，没命地学习儿女的中学教课书，总还是觉得自己学过的方程式比函数陈旧了许多。于是，决心当一回学生，而最头痛的是“代沟”，以及对儿女的新思维下的新做法的不理解。卡拉OK、影碟、四大天王、立体动画、五笔字型……总觉得自己差了一大截，所以拼命去赶去学，怎能不累？在望子成龙的同时，面对的又是年迈的老人。今天买米面，明天换煤气……生怕落个“不孝之子”的罪名。据有关专家研究，中年人的发病率及大病的萌芽是最多的，而劳累则是导致疾病的主要原因。但中年人最喜欢讲： “人是闲死的，不是累死的”。
三是麻木。“人到中年万事休”并非指什么事都无关紧要了。人到中年，缺少了青年人的热情与朝气，又不愿意接受老年人的迟钝与暮气，在一动一缓中禁锢着自己的情绪与欲望，被动地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以至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常常有之，并且以所谓“成熟”自诩，渐而渐之“麻木”，成为一种常态下的“标本”，供能使用的使用，能欣赏的欣赏，能调侃的调侃，尤其读了几本书的夫子，往往在中年成了“愚夫子”。
老年人能理解中年人的是他们也曾努力圆过一个梦，而“福、禄、寿”都成了过去，所以他们会心地一笑，心中哀怜着步他们尘辙而来的后者。
中年人最可爱。他以其成熟、干练、诚实受人尊敬，又以其多虑、沉默、狡黠遭人议论。一位中年人说，他剩下的全部希望在于正在成长中的儿女；又一位说，我只想尽孝道，养老送终；还有一位则说，唯一的是能在“知天命”之年有所成就，了却事业的夙愿……实际上每一个中年人都在做一个理想梦，但这的确是一个真诚的梦。
青年人不理解中年人，因为他们未曾走到这个最操劳的年龄，因为他们还不理解人的需求和虚荣，总认为一切都会有的——空气、阳光、面包……但是，他们会懂的，毕竟，时间对人总是那么吝啬，命运也不会对每个人都一样公平……
“郎教头”上任啦……
久违八年的“铁榔头”终于从电视屏幕上与12亿国人见面了。不管新闻界有意无意，看来中国女排教头的产生的确是一个热点，且在今年又多了一个话题。若电视、报纸追踪报道，添柴加薪，“郎平热”将是施拉普纳之后体坛的又一“重头戏”。
实在地说，10年前中国女排称霸世界排坛的辉煌早已在10年后渐次失利，直至跌入低谷令球迷们失望，进而全民对排球运动麻木了。而郎平的出山恍若是“平地一声春雷”，那实话也会令麻木的人们为之一振。从“五连冠”的巅峰直落而下，究其原因，见解纷纷，但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孙子兵法》），古人如是云，今人更明白——“没有常胜将军”。所以说，在期望产生的时候，不能盲目乐观，应当把“郎教头”的出山看成正常的人事变动。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洋教头初到中国执教国家足球队，当时舆论沸沸扬扬，而当施公悻悻而去，期望值过高的国人却议论不休，纷纷指责。这种不正常的狂热之后，留给每个人的是对中国足球的彻底冷漠。所以说，清醒、静观是体育界、新闻界乃至体育爱好者们应持的态度。
也许是前车之鉴，郎平这位在西方世界度过八年时间的著名球员，在电视屏幕上的举止言谈并不很“大气”。球场上曾经叱咤风云的“铁榔头”，言语平平，态度诚恳，呈现给观众的并不像一位赫赫的“教头”，朴实得如同普通人，尤如她申明的一样，“我不是神”。郎平的实在实在令人大喜过望，这的确会降低人们的期望值。但笔者认为，这是在清纯一种意识，是在潮湿一下火候，这是一种智慧的表现。
中国的古文化“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且许多古训更是精辟深刻。身居美国而“未敢忘危负岁华”，毅然决定竞争主教练的郎平的确不简单。西方文化的冒险精神反倒使她更加懂得了东方文化的求实、沉稳，以至，她没有豪言壮语夸海口，没有轰轰烈烈吐大志，实在的倒使电视机前的一些观众不实在起来。
多年来，尽管“名人效应”在人们的心理上产生的磁性振动力、吸附力十分强大，但是，近年来，渐渐地“名人”太多使得名人由稀罕变得普通。而作为真正的名人，郎平给人的印象亲切、朴实，与那些拿着名片“明骗”的“名人”相比，更能产生某种效应。好在当人们期望她出山“须臾静扫众峰出”的时候，郎平却没有“仰见突兀撑青空”，却“宛如平常一首歌”。惟其平常使人信赖，惟其实在使人放心，这给许许多多的家庭和个人在观念上一个新的触动，叫人们想起一句格言：“一切真正的和伟大的东西，都是纯朴而谦虚的” （别林斯基）。
郎平上任了。摆在她面前的问题和困难让更多的人担心，也许持这种态度的人才是真关心。曾记得一篇文章将国家女排的现状勾画得十分可怕：化妆品、现代服饰等“糖衣炮弹”打中的女排队员们追逐的“漂亮”，竟使排球运动成为了一种悲哀。还有“七二一综合症”、“弗洛伊德主义”……岁月不待人，一个12亿人口的大国能否再度女子排球的辉煌呢？郎平的担子是沉重的。
郎平出山了。1月17日晚她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体育沙龙》中的应答会产生怎样的反响呢？暂且不去搜集观众的意见，不必背人言的包袱。像太阳一样出落平常，视事业为最珍贵，相信郎平会踏着坚实的步子前进。更希望喜欢制造“轰动”的人们不要打扰她的专注，也不要猜断“郎教头”明天的成败。
“拼命去争取成功，但不要期望一定会成功”。
克劳尔·汤生德的失宠及其他
在美国影城好莱坞，不仅影星荟萃，管理人员更是喧宾夺主于其中。据说，好莱坞管理人员办公室的气派大小，决定着他们在公司里的位置高低，仅办公室装饰费用一项，便有二万至十五万美元的差别。显然，花费巨款装饰室内，表示出公司对某个人的信赖程度和价码，即所处的地位和影响。但是，这一意义远不如办公室所处的特殊位置，确切说，就是管理人员的办公室与总裁办公室是否靠得近、贴得紧。距离在这里，是一门高深的学问，直接关系到一个人得到的实利。 二十世纪福克斯制片公司制片副主任克劳尔·汤生德，是一个倔犟管理人员。他曾拒绝在总部大楼，且是主要管理人员聚集一楼选址办公，而宁愿去远离总裁办公室的剧作家、制片人和导演们工作的三楼，为的是更有利于工作，更有利于提高办事效率。然而他的这种行为不仅为同仁所嗤笑，总裁也渐与他疏远，最后不得不改换门庭，投奔他“乡”。
中国人向来把“远小人”、“亲君子”作为衡量官员德性和政绩的准绳。自然，奸臣顽佞不能不敬而远之，君子才人不能不亲而近之。不过这种远近并非克劳尔·汤生德与总裁办公室之间的距离，而是人与人、心与心、思想同思想的距离，亦指使用人才所掌握的尺度。量才而用，使被使用者发挥大效能，则“心同心有路可走，就像圆房顶能发回音”。若此，哪怕它相距天涯海角，也能心领神会，意明体通，一切并不在于“形影相随”、“如胶布般地贴在领导的身上。”
但历史有时也能开玩笑，在我们有的单位往往一些无能之辈却能以“靠”和“贴”来赢得权势人物的欢心，换取到实利，如在晋级、住房、评职称等上面有些人的确捞到了不少好处。而那些距离上有所远疏的“三等公民”即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仅此窍不开，便落得克劳尔·汤生德的下场，这类事情不乏有之。“靠”和“贴”不能不算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其哲学的意蕴是为一般的人所不能探究的。而倔犟的克劳尔·汤生德之流，也只能怨怪祖宗的遗传因子了。
如今是改革的时代，以“贴紧”和“靠近”的程度来取人用人的观念该得到更新，倒是克劳尔·汤生德之流的品行为人应该提倡。这样，每个人都有一个均等的机会发挥出工作的最大的效能，才能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我……
我总在思考，人生究竟是一个过程，还是一个终级目的？我讨厌无休止地炫耀存在的价值，我鄙视对于得到的最后满足，以及临终的那句悲痛的告别。人啊人，他说人就是为了活着，活着就是信念，就是力量，就是价值；他说人活着就是为了死的瞬间，高贵的死，平庸的死，穷愁潦倒的死……
我总也想不通，难道穷困的生活和富足的存在都不需要精神的辅佐吗？难道悲惨的死和壮丽的死都不需要物质的铺垫吗？
我不知道生命该如何去回答它本身的存在价值。我注定要死，如同生长的万物一样，但我不需要那种唯此唯大的声名和权力，毕竟人的价值取向是各异的。我希望的不是政客般的阴毒，也不是商人的奸诈……
我是我，今天饮酒，明天赋诗，后天在简陋的工作间拼它一个昼与夜……我永远自慰于以劳动换取的微笑和自由。
我不是一具僵尸，不是豪门巨富手下循规蹈矩的听差，更不是街头放浪形骸的醉鬼和整日游手好闲的懒汉。偶尔发发议论，这是社会给我一个公民的自由。对一位脑满肠肥的上司说几句俏皮话，这是因为他的臃肿造成我的生理反射。我像是一位过客，但更像是一位责任感强烈的公民，我的形象在历史的进程中永远是渺小甚至模糊，但它存在，从不自我嘲解，自我涂改。我就是我。我太渺小了，以至在荣誉的金榜上永远寻不见我瘦弱的身影。我是一片繁茂的林木中低垂的叶片，是繁华闹市中一个偏僻的角落。
我没有夸夸其谈的人生理想，以及千人万人大会上慷慨激昂的志向宣言。我活着，不想用镁光灯渲染形象，不想用“大团结”铺就“安乐窝”。有人说我平庸，有人说我“傻冒”。这就是我的生活，像一片不朽的叶子，听自然和季节的需要，该落的时候，我会悄然飘落，不用多余的忠告。
我，一个普通人的人生。
“白玉盘”杂感
“儿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这是古人对童稚认知能力最形象的描述，不能不令今人叹服。假若有一位成年人像诗中的儿童那样，竟把与日同辉的月亮称之为“白玉盘”，也许人们会叫绝，而不会认真地评价为“小儿科”。不想拿现代文明的伟大与古人的认知力来做比较，但却想拿现代文明下产生的“愚昧症”与儿童的幼稚来对照，使之争一个今古奇观，于是便用了悲凉的笔调。
把保险公司当作卖保险柜的商店，这已是令保险人哭笑不得的过去，而把保险公司当作扶贫办的故事却更令人为之悲哀，恍若在现代服饰展示会上见到了一群戴黄军帽、着黄军装、背黄书包的“文革小子” （为了不惹麻烦，故事不再演义了）。
40岁以上的人尚能记起，早在文革前一些基层单位都有些个名目不一的互助性的小组（笔者所在单位叫“互助会小组”）。每人每月解囊几个子，存入小组，积少成多，为的是互助共济，体现每个人的共产主义品格，也体现集体主义精神。这一不靠行政命令、又无红头文件的自发组织，的确补偿了个别困难户，但也少不了寄生一批好吃懒做的“乞儿”。实在话，它充当的也是计划经济下“扶贫办”的角色。
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互助会小组”不见了，也没有听说靠“申请补助书”叩开工会的门死乞白赖领救济金的事发生，甚至连一些长期沿用的“补助”之类的词也消失了，代之的却是“人身保险”、“失业保险”等等之类的新词。显然，保险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和经济活动，它的社会互助功能和补偿功能已被许许多多的人所认识和接受。然而，一些简单地把保险公司当作“扶贫救济”部门的人，确也如称月亮为“白玉盘”的童稚，不说是认识上的谬误，也当视为“小儿科”了。
股票、债券、保险，现代文明人的三大消费，其中保险竟然与人的衣食住行相依为命，须臾不可分离。最近读一则消息，国内某保险公司推出“结婚纪念保险”。“婚姻”也加盟保险险种序列，渐入到人的生存和需要之中，这是令人高兴的。它说明中国人的保险意识已从旧观念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我们正从精神家园的迷惘中向理性世界迈开了一大步。
可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一生靠保险，二者皆不抛”。
“再生精”与“脱毛露”衍说
人有许多需要。比如衣食、安全、幸福、爱情、地位等等。但是，需要不是绝对的，不需要却往往可能。章光101（即“毛发再生精”）出世的时候，广告铺天盖地，实际上也有许多人是不需要再生的。
曾记得北京西单南街的一个“章光经销部”，那里需要再生毛发的人排成长龙。每遇日落还到不了前购不得药的人，蝶躞的步子倒也令人产生同情。后来，市面上倒了牌子的“章光”到处兜售，报纸上也登出了“谨防假冒”，渐渐，“毛发再生精”就不如以前时髦了，需要也被吓住了。
世界是矛盾的，难免矛盾出现。当那些需要毛发的人为不能再生而犯难时，一种被誉为“多毛的克星”的脱毛露又诞生了。不需要的却要转变观念为美而去需要，需要的哭笑不得又不能需要。生活中的对立有时的确不好统一，所以至今还没有哪位发明家“以子之矛攻其之盾”，中和出一剂同时能满足两种人的“精”或“露”。
市面上新近出现了许多汤啊水啊液啊之类的东西，美名之下其实难副。延长寿命的灵丹妙药早在秦始皇时就有了，而嬴政却呜呼哀哉作古去了。不提古人，就个人的需要说，最需要的成了最不需要的，最不需要的却成了最需要的，这是最大的悲哀！
闻知一家长对在麻将桌上几百元几百元地输票子毫不在乎，而上学的孩子为参加学生平安保险要十元人民币作保费却遭骂三咒四，可谓英雄气短了。此刻的需要与不需要被颠倒了。做“孝子”的不舍得花几十元钱为年迈的父母投一份人身保险，而用几百元购那汤汤水水以养生壮阳，天理良心又颠倒在需要与不需要上了……
有人说，咱中国人穷，所以保险意识差。我说，不在咱穷，而在落后，不尊重自己，更不尊重生命，也就不知道需要。外国也有穷人，越穷越重视保险，但不是说保险公司是保你成富人的，起码，它提供了一种生存保障，给予了最基本的需要。
丢了西瓜保芝麻，需要也要有一种思想境界，且不可等到咽气时悔恨哪！（未完待续）
加入WTO，大众媒体面临的挑战和冲击是不可避免的。根据WTO要求的所有成员国最终遵守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国外传媒大举进军中国报业市场后，其渐入的方式为或投资或控股或合办，而首当其冲的便是国内的行业（专业）类边缘媒体。
作为经济类的行业报纸，首先要清醒地认识到日益凸现出来的市场意识淡漠、开放意识不强等弱点和不足。当然，究其原因，有体制造成的缺陷，更重要的是观念落后、理念保守等传统东西的束缚。由于滞后的体制和保守的思想等，我们的许多媒体只能处于非主流媒体的地位，这一点恰恰是我们应对WTO不对应的地方。一句话，再沿袭旧体制，墨守成规，其发展的结果就是被报业市场所淘汰，或者被动地选择他途。
加入WTO，首要任务就是更新观念。报纸是一种特殊产业，它既要讲政治遵循新闻原则，又要讲效益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一家成功的报纸绝不能只看通过非市场化手段订阅的数字，而从国外报业的发展看，真正自费订阅比例才是成功的标志。让报纸走向市场（这个市场还包括我们所说的未来市场，即WTO世界），观念更新是解决报纸应对“入世”最关键的问题。
加入WTO，体制问题是极度敏感的问题。体制不能理顺、管理机制不能到位、资源（特别指人力资源）配置滞后等，导致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造成这些的必然是与市场、与“入世”应对无门。所以说，体制创新是报业创新的关键，它要求尽快对报纸管理体制和方式进行调整，即由现有的管理模式向企业化经营模式转变。
同国际传媒集团的竞争、同新兴媒体的竞争、同报业对手的竞争……这是今后我们将面对的机遇和挑战，形势严峻，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足够认识和关注。目前，我们的眼光不能只盯在如何扩版、如何增加厚度、如何在报纸的外包装上“彩衣加身”、如何在版式上推陈出新、如何在栏目设置上翻新花样，而应当打破现状，开创新的办报格局。
基于上述，笔者认为，加快报纸改革步伐，积极应对WTO，有三点可作参考：
一是“借船出海”走创新之路。作为非主流媒体，其存在的价值决定了其存在意义。报纸结构调整后，一些行业（专业）报的办报宗旨虽然言明了报纸的市场化目标，实际上仍然停留在自采、自编、自审、自出、自评、自己赞赏、自己满足的传统运作之中，仍然没有脱离“内部刊物”、“大简报”，说得形象一点，仍然就是一棵自产自销的“大白菜”。尽管我们的一些报纸在地区报业的发展中占有一些优势，但与技术先进、机制灵活、资金雄厚的媒体相比（仅拿沿海的一些行业类报纸相比）相形见绌。要适应来自国际乃至国内的激烈竞争，报纸与资本的现实联系，是壮大报业竞争力的重要条件。
只有引入了资本，改变了机制，报纸才能有发展的后劲和后续力量；有了硬件设施的合理配置，才能从体制上实现最终改革，使软件（包括知识资源、人才资源）很好地与硬件匹配，将报纸做大做强。
二是走规模化集约化之路。“入世”后，随着报业开放承诺表的制定和履约，境外媒体以及国内各大媒体将通过收购、兼并的方式扩大自己的规模和实力，边缘媒体的生存问题将摆上议事日程。以报纸业务为主，多元发展，即在从事主业的同时，积极地创新品种和经营拓展现有领域以外的市场，培植新的经济和效益增长点，才能抓住机遇，在竞争中立住脚跟。
假使规模化、集约化之路行不通，在适度规模内实现信息、人才、财力互补，发展一报一刊一站一厂……即形成“小集团”，也是发展的路子。
三是加入报业集团。
总之，面对“入世”后将要发生的一切，应当正视问题，解放思想，把握机遇，利用机遇，发展自己、壮大自己，切不可失掉良机，否则，悔之晚矣。
夜流星人
每每下基层工作，一旦面对寂寥的夜空，数着天上的星星如同数落人生，一种被大自然抛弃后的失意感便悄然袭来。在一种情境中生存思考，越久越会产生一些淡淡的苦涩，更有“月明人尽望，秋思落谁家”的悲凉。在现代都市人快节奏的生活里，高楼林立中的穿梭不息、灯红酒绿中的不见天日，由不得会使人怅叹星空的遥远、山水的隔断。假如有过一时的满足，那是为追求到了暂时的享乐，而一当静下来时，又会产生许多不满足感，满腹渴望“如今直上银河去，回到牵牛织女家”。
“回归大自然”的口号响亮了若干年月，仍有人仅能在一方荧屏上窥见星云，感受一番宇宙的滋味。我们这颗阳光洗礼下的脑袋一旦钟情于夜的繁闹，的确需要白昼来教诲。拖着长长睡袍慵懒走来的“夜郎们”怎么也不比流星在夜空里的表演，相反，夜黑风高里的强盗总是行色匆匆。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天都在与自己与他人与各种事物签约，却不知人类与自然契约在先，我们只有为没履行好这份无字“合同”产生无尽的愧疚。
每当面对寂寥的夜空，忏悔如云似雾，那如钩的月将要刺破理性伪装下的血肉之躯，还一个赤裸裸“自然之子”的名字。
道学家的虚伪已被批判得烟尘落地；儒家的政治已不被当作敲门之砖。升华的该是什么？没有行动的思想算什么？圆月人舞的那些情景恍如梦境，溟溟蒙蒙。
“月亮从白莲花瓣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欢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这首被几代人传唱的歌儿，曾陶醉了无数人。我们永远不会忘却歌里描绘的那个优美恬静的意境，那是天人合一的一幅惟妙惟肖的和谐画卷。
小时候，每当天空中出现一道扫帚样的流星，旁边的老人们便会自言自语，说这是“扫帚星”，会带来恶运。等长大，从书本上才知道了这一短时间发光的流星体，是空间的细小物体和尘粒飞入地球大气层，跟大气摩擦发生热和光后产生的物理现象。很难想象，老人们的话灵验了，“流星雨”的报道时见报端，它真正地危害到了地球。大气污染、臭氧层破坏……也许这些就是空间尘粒增加的原因之一。若把这个过程分析一下，自然对人类的“回报”一点也不过分。
人类生存在地球，若对生存的环境不加以保护，遗憾的终将是人类自身。我们说生命是运动的，为什么不把理智和情感分享给我们赖以生存的大自然，而独享之呢！
对于天地万物的遗憾，不能仅仅用宣言和口号。我们等待不如行动，要把这无字的契约烙进我们的思想。 怕过年
据说“年”是个人人厌恶的怪兽，无怪乎人们过年时要贴门神。旧社会平民百姓都怕过年，把年三十称为“年关”。虽然现在时代变化了，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有很大的提高，再不用担心债主踏破年三十的大门，但我仍然怕过年，怕点心包“旅行”。旧社会拜年时人们只拿“贴子”（如同今日之名片）登门拜访，从来不大包小包的，而现在拜年酒要成箱，烟要成条，还得外加几个点心包，七十年代徒子拜师傅时的两包点心早就拿不出手来了。过年拜访对象除了七大姑八大姨之类的亲朋好友外，还有领导、同事、关系户……对于某些上级领导来说，这是一个“收获”的节日。
怕过年，过年时的开销让人负担不起，据说有些人家过年时的开销是全年50％的零花钱。平日里省吃俭用，可是到了春节，就大手大脚，羊要买整只的，香烟要整条的，猪肉也要来它个半扇……其实好多人的经济能力并不足以应付这样的开支，只是硬撑着罢了。难怪不少人家一过正月十五就唉声叹气。
“年”是个怪兽，但人人都喜欢这个怪兽，因为“年”体现着人际关系，“年”是植根中华民族心灵深处的文化积淀，过年时拎着东西拜年更成为了一种文化规定。虽然点心包经过数次“旅行”后已经发霉变质，扔进了垃圾桶，但人们仍然不愿空手给人家拜年（在北方，人们更是忌讳“空手”）；虽然亲朋好友相聚在一起只是吃吃喝喝，并无什么值得谈论的主题，但人们仍然东家串西家走；虽然小孩子的“压岁钱”你给我我也给你只不过倒倒手而已，但人们仍然乐此不疲。说穿了，这是一种交换，一种被“年”所赋予特殊意义的“交换”。人们注重的不是物品的多少，而是这个“交换”的过程，这种你来我往的形式，充分反映着中国人的民族心理、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
我曾经尝试着和亲戚朋友们商定不拎东西拜年，但行不通，因为这是一种社会内容和习俗，单个的人是无法改变的。虽然现在的青年人比较开通，想来点现代派，但是，老年人的示范作用使得他们根本无法随便，最终不得不遵循老年人的传统。现在人们过年“阔绰”了，这是物质文明发展的体现，像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们连肚子都吃不饱，也就不会出现拎着小包大包拜年的事了。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随着人们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思想境界和文化追求却在向后退，反而不像以前那样讲究了。
写在新世纪门槛里
洪亮的世纪钟声响过，心潮澎湃一番之后渐入一种沉思。尽管除夕夜噼里啪啦的爆竹在耳际轰响，仍不能干扰这沉思，以至正月的酒河里洗浴了神经，终于在二月二“龙抬头”的喧闹里不再自觉跻入节日狂欢的行列了。毕竟，热闹的日子总有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当三月和煦的春风来解冬寒的襟怀，躁动不安的心终于冷静下来。和许多人一样，就新世纪里以新的思维方式、新的生存方式去实现理想的奋斗，终于做了一次理性的思考。
想到的首先是报刊铺天盖地而来的关于二十一世纪话题的文章。从思维框架到高新技术、从传统文化的弱化到新伦理观的衍生……咄咄逼人的文字能否刺激起新世纪门槛里的芸芸众生？我看，在酒精里麻痹神经的许多人是不会伸展双臂，去拥抱那些理论的。跨入新世纪，许多问题摆在世纪人面前，乍一看有些文章的确危言耸听，令人起鸡皮疙瘩。但有一点，新的世纪毕竟是一个更加伟大的世纪，可以断言，人类将在这个世纪成为他自己历史上的骄子。
从新千年的第一天起，当我们握笔在纸上书写“2000年”的时候，起初会有手指生疏的感觉，总没有像书写“19××”那样习惯和顺手。一位朋友说，这是一个“千年情结”。是啊，整整书写了一个世纪的“1×××”一旦变成了“2000”，的确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猜想古人，他们从旧走向新、从习惯步入陌生，一定会有更多的恋情来回味。
新世纪里，我们眼前是一个全新的空间吗？实际上，我们每个人也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新移而改变自我。新衣裳包装下的老躯干、新闻纸上登载的旧内容、新感觉簇拥的昨日情怀……我们不可能脱胎换骨，也不能更新身体里流淌的血液，尤其是不能须臾改变头脑里一些顽固的东西。所以说，过去的那个世纪是伟大而辉煌并且值得回味的。对于普通人来说，那是一段活生生的历史事实，是一段不能忘记的生活经历，它里面有着我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以及个人的那段情感历程、为人处世的行为过程等等。
回首“文革”，那是当代中国的一个特殊的重要的历史阶段。近几年，反映这段历史、反思这段历史的书籍一本接着一本。“叠床架屋”般地出，实际上对于那些没有这段经历的青年人来说，既不能理解又漠不关心。“红卫兵”、“造反有理”、“保皇派”、“战斗队”、 “忠字舞”渐渐淡忘了；“牛鬼蛇神”、“走资派”、 “黑五类”等字眼又被新的名词所淹没。尽管如此了，但那事实般存在的一段，谁也不能从历史的档案里删除。一些人把它放到了“回收站”里，一些人把它存入了“硬盘”，而一些人每天都在“读”。总之，这段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历史与许多人有着某种“情结”。
有些人是要对那个时代里的所作所为有所慨叹的。“打砸抢”的誓死行动，到头来是改革开放后的“英雄无用武之地”。于是拼命去抱怨，拼命地发牢骚，但是，终归要面对现实，获得“柴米油盐”等生存物质。实际上，“老三届”、“小三届”中不乏人才，他们中有的考入大学，有的下海经商，永远昂首于人生中的“新”，所以在新时期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坐标。
谈到“文革十年”，一位著名学者说：“我们一定要善于很好地利用（这段）经验教训。这是财富，包括犯错误的经验也是财富。”在新的滚烫的日子里来一点点苦涩的回忆，或许是一剂清脑药。把过去经历中值得借鉴的东西吸收进今天的事业，是为了不再重蹈覆辙，但万万不要让苦涩变成苦酒，把大脑浸泡在里面。茅盾说得好：“既有希望，就免不了有失望。失望不算痛苦，无目的的无希望而生活着，才是痛苦。”
昨天的太阳已经落去，我们面对的是今天的晨曦。一个新时代的人，一切都应当适应时代的需要。
“合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就是伟大的理想”。
中年有惑
30岁刚过，那时就自命不凡地叫喊自己已是“中年人”。实际上，人到中年并非“万事休”，到了40岁，才恍然觉出人的中年与青年之差距是“悬殊”的。 “休”在“不惑之年”可谓是最不能成立的人生公式。 一是忙乱。40岁的人是事业上最最忙碌的人。或许你正处在一个不高不低的位置上，进一步则高人一等，退一步则万念俱空，所以，以其成熟的经验和恰到好处的工作能力，正是发挥才能的吉时，但也是性格悲剧触而一发的危险点。40岁的人什么都要操心到，要看着上司的脸色行事，凡事必须谨慎，一旦有误便没有了进一步的希望；而在具体的劳作中，良心和面子驱使，却要你要干出点样子，最最担心的是怕被年轻于你的同事所超越。所以，拼命去干，干得越多、越认真越累，越累越去干，不免忙中添乱。
二是劳累。40岁的人正赶上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上有老、下有小。面对正在学业中的儿女，以及新旧知识的交替，没命地学习儿女的中学教课书，总还是觉得自己学过的方程式比函数陈旧了许多。于是，决心当一回学生，而最头痛的是“代沟”，以及对儿女的新思维下的新做法的不理解。卡拉OK、影碟、四大天王、立体动画、五笔字型……总觉得自己差了一大截，所以拼命去赶去学，怎能不累？在望子成龙的同时，面对的又是年迈的老人。今天买米面，明天换煤气……生怕落个“不孝之子”的罪名。据有关专家研究，中年人的发病率及大病的萌芽是最多的，而劳累则是导致疾病的主要原因。但中年人最喜欢讲： “人是闲死的，不是累死的”。
三是麻木。“人到中年万事休”并非指什么事都无关紧要了。人到中年，缺少了青年人的热情与朝气，又不愿意接受老年人的迟钝与暮气，在一动一缓中禁锢着自己的情绪与欲望，被动地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以至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常常有之，并且以所谓“成熟”自诩，渐而渐之“麻木”，成为一种常态下的“标本”，供能使用的使用，能欣赏的欣赏，能调侃的调侃，尤其读了几本书的夫子，往往在中年成了“愚夫子”。
老年人能理解中年人的是他们也曾努力圆过一个梦，而“福、禄、寿”都成了过去，所以他们会心地一笑，心中哀怜着步他们尘辙而来的后者。
中年人最可爱。他以其成熟、干练、诚实受人尊敬，又以其多虑、沉默、狡黠遭人议论。一位中年人说，他剩下的全部希望在于正在成长中的儿女；又一位说，我只想尽孝道，养老送终；还有一位则说，唯一的是能在“知天命”之年有所成就，了却事业的夙愿……实际上每一个中年人都在做一个理想梦，但这的确是一个真诚的梦。
青年人不理解中年人，因为他们未曾走到这个最操劳的年龄，因为他们还不理解人的需求和虚荣，总认为一切都会有的——空气、阳光、面包……但是，他们会懂的，毕竟，时间对人总是那么吝啬，命运也不会对每个人都一样公平……
“郎教头”上任啦……
久违八年的“铁榔头”终于从电视屏幕上与12亿国人见面了。不管新闻界有意无意，看来中国女排教头的产生的确是一个热点，且在今年又多了一个话题。若电视、报纸追踪报道，添柴加薪，“郎平热”将是施拉普纳之后体坛的又一“重头戏”。
实在地说，10年前中国女排称霸世界排坛的辉煌早已在10年后渐次失利，直至跌入低谷令球迷们失望，进而全民对排球运动麻木了。而郎平的出山恍若是“平地一声春雷”，那实话也会令麻木的人们为之一振。从“五连冠”的巅峰直落而下，究其原因，见解纷纷，但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孙子兵法》），古人如是云，今人更明白——“没有常胜将军”。所以说，在期望产生的时候，不能盲目乐观，应当把“郎教头”的出山看成正常的人事变动。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洋教头初到中国执教国家足球队，当时舆论沸沸扬扬，而当施公悻悻而去，期望值过高的国人却议论不休，纷纷指责。这种不正常的狂热之后，留给每个人的是对中国足球的彻底冷漠。所以说，清醒、静观是体育界、新闻界乃至体育爱好者们应持的态度。
也许是前车之鉴，郎平这位在西方世界度过八年时间的著名球员，在电视屏幕上的举止言谈并不很“大气”。球场上曾经叱咤风云的“铁榔头”，言语平平，态度诚恳，呈现给观众的并不像一位赫赫的“教头”，朴实得如同普通人，尤如她申明的一样，“我不是神”。郎平的实在实在令人大喜过望，这的确会降低人们的期望值。但笔者认为，这是在清纯一种意识，是在潮湿一下火候，这是一种智慧的表现。
中国的古文化“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且许多古训更是精辟深刻。身居美国而“未敢忘危负岁华”，毅然决定竞争主教练的郎平的确不简单。西方文化的冒险精神反倒使她更加懂得了东方文化的求实、沉稳，以至，她没有豪言壮语夸海口，没有轰轰烈烈吐大志，实在的倒使电视机前的一些观众不实在起来。
多年来，尽管“名人效应”在人们的心理上产生的磁性振动力、吸附力十分强大，但是，近年来，渐渐地“名人”太多使得名人由稀罕变得普通。而作为真正的名人，郎平给人的印象亲切、朴实，与那些拿着名片“明骗”的“名人”相比，更能产生某种效应。好在当人们期望她出山“须臾静扫众峰出”的时候，郎平却没有“仰见突兀撑青空”，却“宛如平常一首歌”。惟其平常使人信赖，惟其实在使人放心，这给许许多多的家庭和个人在观念上一个新的触动，叫人们想起一句格言：“一切真正的和伟大的东西，都是纯朴而谦虚的” （别林斯基）。
郎平上任了。摆在她面前的问题和困难让更多的人担心，也许持这种态度的人才是真关心。曾记得一篇文章将国家女排的现状勾画得十分可怕：化妆品、现代服饰等“糖衣炮弹”打中的女排队员们追逐的“漂亮”，竟使排球运动成为了一种悲哀。还有“七二一综合症”、“弗洛伊德主义”……岁月不待人，一个12亿人口的大国能否再度女子排球的辉煌呢？郎平的担子是沉重的。
郎平出山了。1月17日晚她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体育沙龙》中的应答会产生怎样的反响呢？暂且不去搜集观众的意见，不必背人言的包袱。像太阳一样出落平常，视事业为最珍贵，相信郎平会踏着坚实的步子前进。更希望喜欢制造“轰动”的人们不要打扰她的专注，也不要猜断“郎教头”明天的成败。
“拼命去争取成功，但不要期望一定会成功”。
克劳尔·汤生德的失宠及其他
在美国影城好莱坞，不仅影星荟萃，管理人员更是喧宾夺主于其中。据说，好莱坞管理人员办公室的气派大小，决定着他们在公司里的位置高低，仅办公室装饰费用一项，便有二万至十五万美元的差别。显然，花费巨款装饰室内，表示出公司对某个人的信赖程度和价码，即所处的地位和影响。但是，这一意义远不如办公室所处的特殊位置，确切说，就是管理人员的办公室与总裁办公室是否靠得近、贴得紧。距离在这里，是一门高深的学问，直接关系到一个人得到的实利。 二十世纪福克斯制片公司制片副主任克劳尔·汤生德，是一个倔犟管理人员。他曾拒绝在总部大楼，且是主要管理人员聚集一楼选址办公，而宁愿去远离总裁办公室的剧作家、制片人和导演们工作的三楼，为的是更有利于工作，更有利于提高办事效率。然而他的这种行为不仅为同仁所嗤笑，总裁也渐与他疏远，最后不得不改换门庭，投奔他“乡”。
中国人向来把“远小人”、“亲君子”作为衡量官员德性和政绩的准绳。自然，奸臣顽佞不能不敬而远之，君子才人不能不亲而近之。不过这种远近并非克劳尔·汤生德与总裁办公室之间的距离，而是人与人、心与心、思想同思想的距离，亦指使用人才所掌握的尺度。量才而用，使被使用者发挥大效能，则“心同心有路可走，就像圆房顶能发回音”。若此，哪怕它相距天涯海角，也能心领神会，意明体通，一切并不在于“形影相随”、“如胶布般地贴在领导的身上。”
但历史有时也能开玩笑，在我们有的单位往往一些无能之辈却能以“靠”和“贴”来赢得权势人物的欢心，换取到实利，如在晋级、住房、评职称等上面有些人的确捞到了不少好处。而那些距离上有所远疏的“三等公民”即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仅此窍不开，便落得克劳尔·汤生德的下场，这类事情不乏有之。“靠”和“贴”不能不算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其哲学的意蕴是为一般的人所不能探究的。而倔犟的克劳尔·汤生德之流，也只能怨怪祖宗的遗传因子了。
如今是改革的时代，以“贴紧”和“靠近”的程度来取人用人的观念该得到更新，倒是克劳尔·汤生德之流的品行为人应该提倡。这样，每个人都有一个均等的机会发挥出工作的最大的效能，才能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我……
我总在思考，人生究竟是一个过程，还是一个终级目的？我讨厌无休止地炫耀存在的价值，我鄙视对于得到的最后满足，以及临终的那句悲痛的告别。人啊人，他说人就是为了活着，活着就是信念，就是力量，就是价值；他说人活着就是为了死的瞬间，高贵的死，平庸的死，穷愁潦倒的死……
我总也想不通，难道穷困的生活和富足的存在都不需要精神的辅佐吗？难道悲惨的死和壮丽的死都不需要物质的铺垫吗？
我不知道生命该如何去回答它本身的存在价值。我注定要死，如同生长的万物一样，但我不需要那种唯此唯大的声名和权力，毕竟人的价值取向是各异的。我希望的不是政客般的阴毒，也不是商人的奸诈……
我是我，今天饮酒，明天赋诗，后天在简陋的工作间拼它一个昼与夜……我永远自慰于以劳动换取的微笑和自由。
我不是一具僵尸，不是豪门巨富手下循规蹈矩的听差，更不是街头放浪形骸的醉鬼和整日游手好闲的懒汉。偶尔发发议论，这是社会给我一个公民的自由。对一位脑满肠肥的上司说几句俏皮话，这是因为他的臃肿造成我的生理反射。我像是一位过客，但更像是一位责任感强烈的公民，我的形象在历史的进程中永远是渺小甚至模糊，但它存在，从不自我嘲解，自我涂改。我就是我。我太渺小了，以至在荣誉的金榜上永远寻不见我瘦弱的身影。我是一片繁茂的林木中低垂的叶片，是繁华闹市中一个偏僻的角落。
我没有夸夸其谈的人生理想，以及千人万人大会上慷慨激昂的志向宣言。我活着，不想用镁光灯渲染形象，不想用“大团结”铺就“安乐窝”。有人说我平庸，有人说我“傻冒”。这就是我的生活，像一片不朽的叶子，听自然和季节的需要，该落的时候，我会悄然飘落，不用多余的忠告。
我，一个普通人的人生。
“白玉盘”杂感
“儿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这是古人对童稚认知能力最形象的描述，不能不令今人叹服。假若有一位成年人像诗中的儿童那样，竟把与日同辉的月亮称之为“白玉盘”，也许人们会叫绝，而不会认真地评价为“小儿科”。不想拿现代文明的伟大与古人的认知力来做比较，但却想拿现代文明下产生的“愚昧症”与儿童的幼稚来对照，使之争一个今古奇观，于是便用了悲凉的笔调。
把保险公司当作卖保险柜的商店，这已是令保险人哭笑不得的过去，而把保险公司当作扶贫办的故事却更令人为之悲哀，恍若在现代服饰展示会上见到了一群戴黄军帽、着黄军装、背黄书包的“文革小子” （为了不惹麻烦，故事不再演义了）。
40岁以上的人尚能记起，早在文革前一些基层单位都有些个名目不一的互助性的小组（笔者所在单位叫“互助会小组”）。每人每月解囊几个子，存入小组，积少成多，为的是互助共济，体现每个人的共产主义品格，也体现集体主义精神。这一不靠行政命令、又无红头文件的自发组织，的确补偿了个别困难户，但也少不了寄生一批好吃懒做的“乞儿”。实在话，它充当的也是计划经济下“扶贫办”的角色。
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互助会小组”不见了，也没有听说靠“申请补助书”叩开工会的门死乞白赖领救济金的事发生，甚至连一些长期沿用的“补助”之类的词也消失了，代之的却是“人身保险”、“失业保险”等等之类的新词。显然，保险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和经济活动，它的社会互助功能和补偿功能已被许许多多的人所认识和接受。然而，一些简单地把保险公司当作“扶贫救济”部门的人，确也如称月亮为“白玉盘”的童稚，不说是认识上的谬误，也当视为“小儿科”了。
股票、债券、保险，现代文明人的三大消费，其中保险竟然与人的衣食住行相依为命，须臾不可分离。最近读一则消息，国内某保险公司推出“结婚纪念保险”。“婚姻”也加盟保险险种序列，渐入到人的生存和需要之中，这是令人高兴的。它说明中国人的保险意识已从旧观念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我们正从精神家园的迷惘中向理性世界迈开了一大步。
可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一生靠保险，二者皆不抛”。
“再生精”与“脱毛露”衍说
人有许多需要。比如衣食、安全、幸福、爱情、地位等等。但是，需要不是绝对的，不需要却往往可能。章光101（即“毛发再生精”）出世的时候，广告铺天盖地，实际上也有许多人是不需要再生的。
曾记得北京西单南街的一个“章光经销部”，那里需要再生毛发的人排成长龙。每遇日落还到不了前购不得药的人，蝶躞的步子倒也令人产生同情。后来，市面上倒了牌子的“章光”到处兜售，报纸上也登出了“谨防假冒”，渐渐，“毛发再生精”就不如以前时髦了，需要也被吓住了。
世界是矛盾的，难免矛盾出现。当那些需要毛发的人为不能再生而犯难时，一种被誉为“多毛的克星”的脱毛露又诞生了。不需要的却要转变观念为美而去需要，需要的哭笑不得又不能需要。生活中的对立有时的确不好统一，所以至今还没有哪位发明家“以子之矛攻其之盾”，中和出一剂同时能满足两种人的“精”或“露”。
市面上新近出现了许多汤啊水啊液啊之类的东西，美名之下其实难副。延长寿命的灵丹妙药早在秦始皇时就有了，而嬴政却呜呼哀哉作古去了。不提古人，就个人的需要说，最需要的成了最不需要的，最不需要的却成了最需要的，这是最大的悲哀！
闻知一家长对在麻将桌上几百元几百元地输票子毫不在乎，而上学的孩子为参加学生平安保险要十元人民币作保费却遭骂三咒四，可谓英雄气短了。此刻的需要与不需要被颠倒了。做“孝子”的不舍得花几十元钱为年迈的父母投一份人身保险，而用几百元购那汤汤水水以养生壮阳，天理良心又颠倒在需要与不需要上了……
有人说，咱中国人穷，所以保险意识差。我说，不在咱穷，而在落后，不尊重自己，更不尊重生命，也就不知道需要。外国也有穷人，越穷越重视保险，但不是说保险公司是保你成富人的，起码，它提供了一种生存保障，给予了最基本的需要。
丢了西瓜保芝麻，需要也要有一种思想境界，且不可等到咽气时悔恨哪！（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