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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福柯的“疯癫”理论系统地阐释了理性与非理性在文艺活动中的关系，艺术家感性的生活方式与非理性的“疯癫”有着许多共通之处。托马斯·曼的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里，就存在着这样一种“疯癫”的艺术家。本文试援引福柯的理论分析《布登波洛克一家》中疯癫艺术家产生的机制，以便我们更好地理解艺术与“疯癫”的关系。
关键词：疯癫 艺术家 《布登勃洛克一家》 福柯
20世纪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艺术家”小说自问世以来就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我国对托马斯·曼关注的热点在对他代表作品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深层意义的挖掘，再者是对他笔下的“艺术家”系列人物形象的分析：《死于威尼斯》中的阿申巴赫，《特里斯坦》的同名主人公，《布登勃洛克一家》里的音乐家。他们对音乐艺术的狂热追求不只是作为艺术家身份的特质，还涉及到艺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一方面，艺术家对美有着敏感的心理感受力，这种特殊的品质使他们难以融入普通人之间；另一方面，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对美的追求中去，以至于模糊了现实与精神的界线，最终走上了悲剧的道路。因此有国内的学者将托马斯·曼的系列小说命名为“艺术家的困境”。
一.《布登勃洛克一家》与艺术家
小说以约翰夫妇及其儿孙与宾客共度圣诞晚宴开篇：老约翰全身心地投入到公司中，务实严谨，具有早期资产阶级的典型特点，会吹几声短笛，但这仅是饭后之余的闲谈助兴。第二代小约翰时期思想有了微妙的变化，他虽有商人精明求实的性格，但理性与感性不能像父辈一样分明，他時常由于这种不可调节的矛盾陷入不能自拔的状态。以至于老约翰临死前不时地唠叨“奇怪啊！奇怪啊！……微微地摇着头，脸上浮着一层苦笑”，新一代与旧一代奉行的人生观开始出现差异，隐约揭示了布登勃洛克一家日后的命运。到了第三代，托马斯是“注定要成为商人”的角色，他在公司展露出来的才能与他的文学素养不无联系，商界交往过程中经常会咬文嚼字，偶尔还会引用一些名人典故的名言警句。克里斯蒂安则是一个纯粹感性的人，他可谓是四代中承上启下的人物。托马斯·曼有意将他喜剧化，使他显得与同龄人格格不入。自克里斯蒂安开始，布登波洛克家族才算正式有了艺术的萌芽。克里斯蒂安热衷于音乐和戏剧，痴迷于表现外在世界，并把他人的谈吐及神态模仿地惟妙惟肖。克里斯蒂安的理想和愿望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实现，只能在内心不断地折磨自己，让自己的良心得不到安宁，他身上鲜明地体现了现实与艺术不可协调的矛盾。第四代汉诺是布登波洛克家族中第一位全面接触音乐并与艺术接触的人，在他身上已经看不到任何的商业气息，受到音乐的浸染后，以超脱的态度面对社会人生，最终连活下去的希望也消失了。
全文围绕两条线索展开：一是资产阶级大家庭一代代没落直至灭亡的过程；二是随着后代的繁衍而不断展露出来的艺术细胞。这一升一降的两条线索始终贯穿全文。作者以布登勃洛克一家的悲剧，流露出对唯利是图的资本化社会的否定，因此有学者说，这篇小说是一篇家族衰亡的哀曲，也是灵魂升华的赞歌。全文以布登波洛克家族的辉煌开篇，以布登波洛克家族毁灭结尾，四代与金钱、荣耀、地位交织在一起，从第一代老约翰务实经商到最后一代小约翰的不食人间烟火，讽刺的是，他的出生就是资产阶级大家庭之间利益相结合的产物。所以，汉诺的死与其说是偶然，不如说是艺术家命运的必然。
二.“疯癫”的艺术家
托马斯·曼受叔本华、尼采的影响，称“叔本华有其现代意义，甚至有其将来的意义……他的哲学仍在我们时代产生着成熟的和人性化的影响”。因此有人把《布登波洛克一家》看做叔本华的哲学观在文学上的投影。至20世纪，法国思想家福柯受尼采哲学观的影响，首次系统地提出了疯癫与艺术的关系，“疯癫”理论下，实际上指出代表非理性的疯癫才是艺术的生命，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艺术家的疯癫造就了艺术品。
福柯从病理学角度，把疯癫放在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与现代三个时期考察。首先，欧洲中世纪的麻风病盛行，福柯引入“愚人船”这一概念，病人被迫登上“愚人船”被驱逐出境，“欧洲的许多城市肯定经常看到这些愚人船驶近他们的港口”，麻风病这样奇异地消踪匿迹是隔离措施的结果。中世纪时期的癫狂和癫狂者具有威胁性，他们存在于自我营造的非理性世界里。古典时期，社会企图将癫狂压制到寂静无声的地步，福柯称之为“大禁闭”，在道德范畴下，病人院取代了麻风病院，癫狂者与穷人共处。由于它超越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利己主义世界观，这个时期的疯癫被排斥在常理之内。随着古典时期的结束，禁闭体制被废除，现代时期疯癫的标志就是精神病院的建立。“精神病学”这个概念从“神经的疾病”和“癔病”中发出萌芽，在早期的精神病院中，人们试图将宗教的道德感引入病人的心灵，让病人由内而外的自我修复。
从福柯对疯癫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所说的疯癫并不是精神病理学上的“疯癫”，《癫狂与文明》也没有明确地给它下定义，“疯癫”接近于一个能指，在不同的时期指向的具体内容不同，汪民安先生解释说：“在文艺复兴时期，这个内容是神秘地启示；在古典时期，是罪恶；在19世纪，是病情。”可疯癫的内核是固定不变的，即福柯所说：是“闪耀在精神病周围的抒情光辉”，抒情光辉是超越理性达到的对美的追求体验，而这种“光辉”只能通过艺术散发出来，于是“疯癫的艺术家”便产生了。
现代社会“艺术终结”论题展开了帷幕。“艺术终结”最早由黑格尔提出，虽然黑格尔更多的是指美学意义上的终结，但可以肯定的是，包括具体艺术在内的非理性审美在现代社会中的张力以及它形成的人文关怀，其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在当代社会下，福柯“癫狂”内涵的所指和艺术与个人、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说：“城市生活、宫廷生活、沙龙式的生活……引起共鸣又没有得到任何抑制，因而导致癫狂”。
三.艺术中的沉沦
《布登波洛克一家》中，艺术与现实社会的矛盾关系大量存在。第十章用了整整一节描写小汉诺在海滨度假的前后心理变化，度假期间他感到“日子飞逝而过，快得几乎令人不能置信……一切的一切都使小约翰非常迷醉”。这与父亲托马斯送汉诺去度假的初衷是相违背的，托马斯意在通过此次暑期度假将汉诺培养成布登波洛克公司的继承人，结果却使汉诺的心“比以前更柔软、更任性、更敏感、更富于梦想了”。作者以两人反其道而行的方式揭示社会现实与精神的深刻对立，艺术家总是倾向于追求美好的事物，他们超于常人的感受力和欣赏美的能力使得他们难以与常人为伍，陷入自我身份的困境。艺术家无法摆脱这一矛盾，但却总是要呈现出摆脱这一矛盾的趋势。
关键词：疯癫 艺术家 《布登勃洛克一家》 福柯
20世纪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艺术家”小说自问世以来就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我国对托马斯·曼关注的热点在对他代表作品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深层意义的挖掘，再者是对他笔下的“艺术家”系列人物形象的分析：《死于威尼斯》中的阿申巴赫，《特里斯坦》的同名主人公，《布登勃洛克一家》里的音乐家。他们对音乐艺术的狂热追求不只是作为艺术家身份的特质，还涉及到艺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一方面，艺术家对美有着敏感的心理感受力，这种特殊的品质使他们难以融入普通人之间；另一方面，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对美的追求中去，以至于模糊了现实与精神的界线，最终走上了悲剧的道路。因此有国内的学者将托马斯·曼的系列小说命名为“艺术家的困境”。
一.《布登勃洛克一家》与艺术家
小说以约翰夫妇及其儿孙与宾客共度圣诞晚宴开篇：老约翰全身心地投入到公司中，务实严谨，具有早期资产阶级的典型特点，会吹几声短笛，但这仅是饭后之余的闲谈助兴。第二代小约翰时期思想有了微妙的变化，他虽有商人精明求实的性格，但理性与感性不能像父辈一样分明，他時常由于这种不可调节的矛盾陷入不能自拔的状态。以至于老约翰临死前不时地唠叨“奇怪啊！奇怪啊！……微微地摇着头，脸上浮着一层苦笑”，新一代与旧一代奉行的人生观开始出现差异，隐约揭示了布登勃洛克一家日后的命运。到了第三代，托马斯是“注定要成为商人”的角色，他在公司展露出来的才能与他的文学素养不无联系，商界交往过程中经常会咬文嚼字，偶尔还会引用一些名人典故的名言警句。克里斯蒂安则是一个纯粹感性的人，他可谓是四代中承上启下的人物。托马斯·曼有意将他喜剧化，使他显得与同龄人格格不入。自克里斯蒂安开始，布登波洛克家族才算正式有了艺术的萌芽。克里斯蒂安热衷于音乐和戏剧，痴迷于表现外在世界，并把他人的谈吐及神态模仿地惟妙惟肖。克里斯蒂安的理想和愿望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实现，只能在内心不断地折磨自己，让自己的良心得不到安宁，他身上鲜明地体现了现实与艺术不可协调的矛盾。第四代汉诺是布登波洛克家族中第一位全面接触音乐并与艺术接触的人，在他身上已经看不到任何的商业气息，受到音乐的浸染后，以超脱的态度面对社会人生，最终连活下去的希望也消失了。
全文围绕两条线索展开：一是资产阶级大家庭一代代没落直至灭亡的过程；二是随着后代的繁衍而不断展露出来的艺术细胞。这一升一降的两条线索始终贯穿全文。作者以布登勃洛克一家的悲剧，流露出对唯利是图的资本化社会的否定，因此有学者说，这篇小说是一篇家族衰亡的哀曲，也是灵魂升华的赞歌。全文以布登波洛克家族的辉煌开篇，以布登波洛克家族毁灭结尾，四代与金钱、荣耀、地位交织在一起，从第一代老约翰务实经商到最后一代小约翰的不食人间烟火，讽刺的是，他的出生就是资产阶级大家庭之间利益相结合的产物。所以，汉诺的死与其说是偶然，不如说是艺术家命运的必然。
二.“疯癫”的艺术家
托马斯·曼受叔本华、尼采的影响，称“叔本华有其现代意义，甚至有其将来的意义……他的哲学仍在我们时代产生着成熟的和人性化的影响”。因此有人把《布登波洛克一家》看做叔本华的哲学观在文学上的投影。至20世纪，法国思想家福柯受尼采哲学观的影响，首次系统地提出了疯癫与艺术的关系，“疯癫”理论下，实际上指出代表非理性的疯癫才是艺术的生命，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艺术家的疯癫造就了艺术品。
福柯从病理学角度，把疯癫放在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与现代三个时期考察。首先，欧洲中世纪的麻风病盛行，福柯引入“愚人船”这一概念，病人被迫登上“愚人船”被驱逐出境，“欧洲的许多城市肯定经常看到这些愚人船驶近他们的港口”，麻风病这样奇异地消踪匿迹是隔离措施的结果。中世纪时期的癫狂和癫狂者具有威胁性，他们存在于自我营造的非理性世界里。古典时期，社会企图将癫狂压制到寂静无声的地步，福柯称之为“大禁闭”，在道德范畴下，病人院取代了麻风病院，癫狂者与穷人共处。由于它超越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利己主义世界观，这个时期的疯癫被排斥在常理之内。随着古典时期的结束，禁闭体制被废除，现代时期疯癫的标志就是精神病院的建立。“精神病学”这个概念从“神经的疾病”和“癔病”中发出萌芽，在早期的精神病院中，人们试图将宗教的道德感引入病人的心灵，让病人由内而外的自我修复。
从福柯对疯癫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所说的疯癫并不是精神病理学上的“疯癫”，《癫狂与文明》也没有明确地给它下定义，“疯癫”接近于一个能指，在不同的时期指向的具体内容不同，汪民安先生解释说：“在文艺复兴时期，这个内容是神秘地启示；在古典时期，是罪恶；在19世纪，是病情。”可疯癫的内核是固定不变的，即福柯所说：是“闪耀在精神病周围的抒情光辉”，抒情光辉是超越理性达到的对美的追求体验，而这种“光辉”只能通过艺术散发出来，于是“疯癫的艺术家”便产生了。
现代社会“艺术终结”论题展开了帷幕。“艺术终结”最早由黑格尔提出，虽然黑格尔更多的是指美学意义上的终结，但可以肯定的是，包括具体艺术在内的非理性审美在现代社会中的张力以及它形成的人文关怀，其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在当代社会下，福柯“癫狂”内涵的所指和艺术与个人、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说：“城市生活、宫廷生活、沙龙式的生活……引起共鸣又没有得到任何抑制，因而导致癫狂”。
三.艺术中的沉沦
《布登波洛克一家》中，艺术与现实社会的矛盾关系大量存在。第十章用了整整一节描写小汉诺在海滨度假的前后心理变化，度假期间他感到“日子飞逝而过，快得几乎令人不能置信……一切的一切都使小约翰非常迷醉”。这与父亲托马斯送汉诺去度假的初衷是相违背的，托马斯意在通过此次暑期度假将汉诺培养成布登波洛克公司的继承人，结果却使汉诺的心“比以前更柔软、更任性、更敏感、更富于梦想了”。作者以两人反其道而行的方式揭示社会现实与精神的深刻对立，艺术家总是倾向于追求美好的事物，他们超于常人的感受力和欣赏美的能力使得他们难以与常人为伍，陷入自我身份的困境。艺术家无法摆脱这一矛盾，但却总是要呈现出摆脱这一矛盾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