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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韩信之死令千古叹惋，“生死两妇人，成败是萧何”是世人对其一生的概括。笔者认为，这一看法只注意了外部环境对个体影响，而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人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造成韩信悲剧命运的最根本的原因当在韩信自身。本文试从韩信的人生经历来探讨其悲剧命运的必然。
【关键词】 韩信；悲剧命运；《史记﹒淮阴侯列传》
【中圖分类号】 G63.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089（2017）14-0-01
韩信是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中的悲剧主人公。他以卓越的军事才能，为刘邦创立西汉政权打下半壁江山，但最终饮恨而亡。韩信的一生有人概括为“生死两妇人，成败是萧何。”
然而，我却认为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因为这只注意了外部环境对个体发展的影响，却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人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表面上看，漂母的一饭之恩帮助韩信度过了难关，吕后的屠刀葬送了韩信的性命；萧何的三荐一追，使韩信由小吏一跃成为千古名将，也是萧何精心设计的圈套使韩信一败涂地，送了性命。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分析，深入实质，决定韩信命运的，当在韩信自身。
一、漂母赠食时的韩信
韩信寄食亭长家而遭嫌后，在城边钓鱼，有幸遇上好心的漂母施以食物，“漂母怜之，饭信，一漂竞数十日”。倘若，此时韩信以“男子汉，大丈夫”自居，觉得接受漂母的施舍就深感耻辱，那么韩信的境遇就将被改写。要知道，韩信并非是喜欢钓鱼而去城边，去城边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漂母的施舍。
二、胯下之辱时的韩信
当韩信面对屠中少年的侮辱，“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韩信并未因为嘲笑为“胆小鬼”而与之斗嘴；当韩信被当众侮辱，“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他也并未逞一时之能，拔剑与之相斗，而是忍气吞声地从少年的胯下爬了过去。我们再联系韩信功成名就后找到此人时所说的话，“此壮士也，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杀之无名，故忍而就于此”。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韩信远大的志向和广阔的胸襟，倘若韩信不堪受辱，拔剑杀了那少年，那么日后的韩信也就只能亡命天涯了。
三、萧何推荐时的韩信
世人往往只注意到萧何的推荐使韩信由小吏（治粟都尉）一跃成为大将军，而忽略了韩信逃跑这一事件。倘若没有韩信的出逃，哪来萧何追韩信，哪来刘邦赏赐韩信。况且，韩信之所以能当上大将军，也并非刘邦一时的心血来潮，也并非萧何几句委婉动听的话语就能实现的，其根本原因还在于韩信自身卓越的军事才能。要知道，当时刘邦的各方面实力远不如项羽，要想与项羽争夺天下，急需有智之谋士，有勇之武将，而韩信恰好是一位智勇双全的良将，特别是韩信刚当上大将军时，把刘邦和项羽在勇敢、强悍、仁厚、兵力方面作了精辟分析与比较，使得刘邦心悦诚服，对眼前的将才佩服得五体投地，只恨相见太晚。是千里马，终归会遇上伯乐。因此，在韩信受汉王刘邦重用这一事件中，萧何的推荐仅是一个外因，起决定作用的是韩信自身非凡的才干，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称赞“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倘若韩信没有非凡才干，那无论是谁的推荐，他也不过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
四、蒯通献计时的韩信
韩信做了汉军的大将军后，率军横渡黄河，俘虏了魏豹，活捉夏说，率兵下井陉隘，处死陈馀，灭掉赵国，逼降燕国，平定齐国，南下打败楚军二十万，在东方杀了龙且，向西报捷，立正赫赫有名的战功。正如蒯通所评价，“此所谓功无二于天下，而略不出世也”。此时，刘邦、项羽的命运都掌握在韩信手中，助汉则汉胜，入楚则楚胜。若韩信听取武涉、蒯通之谋略，让他们共同存活下来，则可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然而韩信都拒绝了。他对项羽派来的武涉说：“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当蒯通指出他为汉王效力，最终“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竭力劝他应当机立断时，他仍说：“汉王遇我甚厚……吾岂可向利背义乎？”从这些话里不难看出韩信对刘邦充满了感激，颇有君臣之间“知遇”感和“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思想。但归根究底，还是刘邦给了他所渴望的一切：才干得到了发挥，社会地位得到了改变。韩信与刘邦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完全不同于萧何、张良二人与刘邦之间的关系——有着共同的政治理想和坚实可靠的私人感情，而对于韩信则完全不同，在使用中加以控制，在控制中加以使用。他从未视韩信为知己，说到底，只是利用韩信的军事才能而已。韩信则因为个人欲望的满足心甘情愿为刘邦效力，在他的感激中也暴露出人品上的缺陷——有奶便是娘的卑劣。这自然而然的决定了他功成名就后对功名利禄是难以放弃的。也正是这样，错过时机，最终毁了自己的前程。正如蒯通所说，“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倘若“玄武门事变”，“陈桥驿兵变”发生在楚汉争霸之前，韩信能有所借鉴，从而接受蒯通建议，那么历史又将被改写。
五、韩信的覆灭
韩信最终死于长乐宫，并被灭了族，世人要么把责任归咎于吕后的残忍与萧何的无情；要么归咎于韩信的反叛之心。其实不然，韩信之所以被杀，归根到底是他的居功自傲，目中无人。在韩信被削王为侯后，“常称病不朝从。……日夜怨望，居常鞅鞅”，心态严重失衡。绛侯、灌婴等他羞与之为伍，名将樊哙的谦卑礼让，他不屑一顾，甚至连刘邦本人也照样不放在眼里。对此，司马迁有一段精彩的叙述：韩信降职后，刘邦曾与之闲聊诸将才能，当刘邦问及：“如我能将几何”时，韩信答：“陛下不过能将十万，”问及韩信本人，答曰：“臣多多而益善耳！”狂傲之情溢于言表。人生的巨大变故，没有唤起韩信的自省，反而仍以昔日的辉煌做为居功自傲的资本。对此，就连惯用皮里阳秋手法的司马迁也直言不讳：“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矝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叛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倘若韩信能够在天下统一时自省，认识到自己并无文治天下的才干，从而主动放弃兵权，心甘情愿的由功臣变为普通人，那样虽无王侯之富贵，却仍旧功垂千古，何来杀生之祸？然而韩信毕竟是韩信，虽有震主之威，却无擎天之志，身怀鸿鹄之才，却恋燕雀之居，这就注定了他的覆灭。
在司马迁笔下，韩信呈现多面而又复杂的性格：他既有知恩图报的善良，如千金谢漂母；也有睚眦必报的狭仄，如羞辱南昌亭长；有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英雄才略，也有居功自傲、利令智昏的市井之气。这种英雄才与市井志的二律背反，最终成为其人生悲剧的重要因素。
历史终究是历史，如天道运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历史按照自身的客观逻辑发展，它不顾及人们的感情。正如意大利学者克罗狄提出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前人的教训给我们留下了一部部史书，我们能做的就是尊重历史，熟悉历史，以古鉴今，以古成今。韩信的可悲结局应该对后人有宝贵的警示吧！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2.马麦贞.论韩信悲剧命运的必然——读《史记﹒淮阴侯列传》[J].名作欣赏.2006年19期
3.郭春阳.志异非志高——浅析韩信的人生悲剧[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1年03期
4.林淑兰.浅论一代名将韩信的悲剧根源[J].北方文学（下半月）.2012年05期
5.李乐珣.韩信悲剧性浅析——读《史记﹒淮阴侯列传》有感[J].文教资料.2014年36期
【关键词】 韩信；悲剧命运；《史记﹒淮阴侯列传》
【中圖分类号】 G63.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089（2017）14-0-01
韩信是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中的悲剧主人公。他以卓越的军事才能，为刘邦创立西汉政权打下半壁江山，但最终饮恨而亡。韩信的一生有人概括为“生死两妇人，成败是萧何。”
然而，我却认为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因为这只注意了外部环境对个体发展的影响，却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人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表面上看，漂母的一饭之恩帮助韩信度过了难关，吕后的屠刀葬送了韩信的性命；萧何的三荐一追，使韩信由小吏一跃成为千古名将，也是萧何精心设计的圈套使韩信一败涂地，送了性命。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分析，深入实质，决定韩信命运的，当在韩信自身。
一、漂母赠食时的韩信
韩信寄食亭长家而遭嫌后，在城边钓鱼，有幸遇上好心的漂母施以食物，“漂母怜之，饭信，一漂竞数十日”。倘若，此时韩信以“男子汉，大丈夫”自居，觉得接受漂母的施舍就深感耻辱，那么韩信的境遇就将被改写。要知道，韩信并非是喜欢钓鱼而去城边，去城边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漂母的施舍。
二、胯下之辱时的韩信
当韩信面对屠中少年的侮辱，“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韩信并未因为嘲笑为“胆小鬼”而与之斗嘴；当韩信被当众侮辱，“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他也并未逞一时之能，拔剑与之相斗，而是忍气吞声地从少年的胯下爬了过去。我们再联系韩信功成名就后找到此人时所说的话，“此壮士也，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杀之无名，故忍而就于此”。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韩信远大的志向和广阔的胸襟，倘若韩信不堪受辱，拔剑杀了那少年，那么日后的韩信也就只能亡命天涯了。
三、萧何推荐时的韩信
世人往往只注意到萧何的推荐使韩信由小吏（治粟都尉）一跃成为大将军，而忽略了韩信逃跑这一事件。倘若没有韩信的出逃，哪来萧何追韩信，哪来刘邦赏赐韩信。况且，韩信之所以能当上大将军，也并非刘邦一时的心血来潮，也并非萧何几句委婉动听的话语就能实现的，其根本原因还在于韩信自身卓越的军事才能。要知道，当时刘邦的各方面实力远不如项羽，要想与项羽争夺天下，急需有智之谋士，有勇之武将，而韩信恰好是一位智勇双全的良将，特别是韩信刚当上大将军时，把刘邦和项羽在勇敢、强悍、仁厚、兵力方面作了精辟分析与比较，使得刘邦心悦诚服，对眼前的将才佩服得五体投地，只恨相见太晚。是千里马，终归会遇上伯乐。因此，在韩信受汉王刘邦重用这一事件中，萧何的推荐仅是一个外因，起决定作用的是韩信自身非凡的才干，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称赞“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倘若韩信没有非凡才干，那无论是谁的推荐，他也不过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
四、蒯通献计时的韩信
韩信做了汉军的大将军后，率军横渡黄河，俘虏了魏豹，活捉夏说，率兵下井陉隘，处死陈馀，灭掉赵国，逼降燕国，平定齐国，南下打败楚军二十万，在东方杀了龙且，向西报捷，立正赫赫有名的战功。正如蒯通所评价，“此所谓功无二于天下，而略不出世也”。此时，刘邦、项羽的命运都掌握在韩信手中，助汉则汉胜，入楚则楚胜。若韩信听取武涉、蒯通之谋略，让他们共同存活下来，则可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然而韩信都拒绝了。他对项羽派来的武涉说：“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当蒯通指出他为汉王效力，最终“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竭力劝他应当机立断时，他仍说：“汉王遇我甚厚……吾岂可向利背义乎？”从这些话里不难看出韩信对刘邦充满了感激，颇有君臣之间“知遇”感和“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思想。但归根究底，还是刘邦给了他所渴望的一切：才干得到了发挥，社会地位得到了改变。韩信与刘邦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完全不同于萧何、张良二人与刘邦之间的关系——有着共同的政治理想和坚实可靠的私人感情，而对于韩信则完全不同，在使用中加以控制，在控制中加以使用。他从未视韩信为知己，说到底，只是利用韩信的军事才能而已。韩信则因为个人欲望的满足心甘情愿为刘邦效力，在他的感激中也暴露出人品上的缺陷——有奶便是娘的卑劣。这自然而然的决定了他功成名就后对功名利禄是难以放弃的。也正是这样，错过时机，最终毁了自己的前程。正如蒯通所说，“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倘若“玄武门事变”，“陈桥驿兵变”发生在楚汉争霸之前，韩信能有所借鉴，从而接受蒯通建议，那么历史又将被改写。
五、韩信的覆灭
韩信最终死于长乐宫，并被灭了族，世人要么把责任归咎于吕后的残忍与萧何的无情；要么归咎于韩信的反叛之心。其实不然，韩信之所以被杀，归根到底是他的居功自傲，目中无人。在韩信被削王为侯后，“常称病不朝从。……日夜怨望，居常鞅鞅”，心态严重失衡。绛侯、灌婴等他羞与之为伍，名将樊哙的谦卑礼让，他不屑一顾，甚至连刘邦本人也照样不放在眼里。对此，司马迁有一段精彩的叙述：韩信降职后，刘邦曾与之闲聊诸将才能，当刘邦问及：“如我能将几何”时，韩信答：“陛下不过能将十万，”问及韩信本人，答曰：“臣多多而益善耳！”狂傲之情溢于言表。人生的巨大变故，没有唤起韩信的自省，反而仍以昔日的辉煌做为居功自傲的资本。对此，就连惯用皮里阳秋手法的司马迁也直言不讳：“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矝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叛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倘若韩信能够在天下统一时自省，认识到自己并无文治天下的才干，从而主动放弃兵权，心甘情愿的由功臣变为普通人，那样虽无王侯之富贵，却仍旧功垂千古，何来杀生之祸？然而韩信毕竟是韩信，虽有震主之威，却无擎天之志，身怀鸿鹄之才，却恋燕雀之居，这就注定了他的覆灭。
在司马迁笔下，韩信呈现多面而又复杂的性格：他既有知恩图报的善良，如千金谢漂母；也有睚眦必报的狭仄，如羞辱南昌亭长；有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英雄才略，也有居功自傲、利令智昏的市井之气。这种英雄才与市井志的二律背反，最终成为其人生悲剧的重要因素。
历史终究是历史，如天道运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历史按照自身的客观逻辑发展，它不顾及人们的感情。正如意大利学者克罗狄提出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前人的教训给我们留下了一部部史书，我们能做的就是尊重历史，熟悉历史，以古鉴今，以古成今。韩信的可悲结局应该对后人有宝贵的警示吧！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2.马麦贞.论韩信悲剧命运的必然——读《史记﹒淮阴侯列传》[J].名作欣赏.2006年19期
3.郭春阳.志异非志高——浅析韩信的人生悲剧[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1年03期
4.林淑兰.浅论一代名将韩信的悲剧根源[J].北方文学（下半月）.2012年05期
5.李乐珣.韩信悲剧性浅析——读《史记﹒淮阴侯列传》有感[J].文教资料.2014年3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