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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写作者来说，文学就是对现实的临摹，对生活事件的逼真还原。这样做，或许并无不可，只是作者的创造性难有极致的发挥。事实上，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对现实的重构，通过对现实材料的提炼加工，与主体精神充分融合，形成一个与现实相关而又迥异的文本空间。甚至，随着创作性工作的不断深入，文本面目已经很难从与现实的相似性上进行甄别，并作出价值判断了。不可否认，在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中，缺乏真正“超越性”的精神因子，文学的精神性表达是匮乏的。传统写实小说，在呈现生活的细节和形态以及人的社会性方面具有优势，事关认识价值和社会意义，但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揭示往往乏力。物质性的现实是现实，内心现实同样也是。现代小说应该面对现代人严酷的生存处境，同样也应该并有能力呈现和揭示现代人复杂、多维的精神宇宙。无论叙事文本还是诗性文本，最终构建的都是一个具有深层意蕴的空间，也即精神空间。停留或满足于物象、事象的铺陈，人的社会性（生物性）描繪，是不完整的。因为，人是生物性、社会性和精神性的统一体，“超越性”是其保存和提升自己的唯一方式。
——主持人王可田语
裴祯祥
生于1982年9月，陕西省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诗刊》《扬子江诗刊》《飞天》《延河》《散文诗》等，出版诗集《指尖上的舞蹈》《水果街》。荣获第二届“陕西省青年文学之星”。
中国的象形文字，本身蕴涵着质朴的诗意，当这些文字组合成《诗经》《离骚》《红楼梦》这些作品时，起到了塑造民族精神与情感世界的伟大功能。我认为，文字作为一个自足的表意世界，其大部分就是诉诸于人类精神的。因此，将文字游戏与深度写作区别开来的，只能以有没有深刻而独特的精神性表达作为评判依据。当然，文学的精神性与哲学的、宗教的精神性，是两回事情。或者说，文学作品中所传达出的精神内涵，是作家世界观、生命观、价值观的综合体现，它是通过质实、鲜活的文字肉身，抵达的另一种宗教。或者说，文学写作就是作家个人的宗教。我愿意写出这样的一部作品：它带着我的体温，它语言的速度是我血液的流速，它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是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与感受，来自于我这副血肉之躯在这世上的经历与体验。我咀嚼它、回刍它、思考它，并且把它们与自己身处的时代紧密结合，进行观照与反思，在一个相对宽广而深远的视野中，以文学写作的方式将它记录下来。当读者面对我的作品时，他能够感觉到隐藏在作品深处的我的灵魂，通过阅读，他与我进行思想与情感的交流，加深对生命与世界的理解和认识，从而发现或者拓展出一个全新的、陌生的自我。我觉得，只有这样的文学写作，才能够对得起仓颉造字的初衷。
高 权
1986年生，陕西延川人。中学时开始公开发表作品，大学期间学习心理学专业。自印诗集《终年不遇》。现为《延安文学》编辑。
其实，我们无论谈“文学性”“艺术性”“思想性”还是“精神性”，均是指“诗性”。中西方的古典文学理论，均以“诗学”或“诗论”概括之。是否具有“诗性”，已成为评判作品之优劣、区别文学与非文学之最高艺术标准。
我们常以“史诗”冠以某作品无上荣誉，我国古代诗歌也讲究“物我”关系——如“物我相应”或“物我交融”。以我之理解，“史”即“物”，“诗”即“我”。《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在于其不仅存“史”，还有“诗”;不仅观“物”，还照“我”。
其被列为“二十四史”中第一史，不仅在于其基本还原了真实的历史，开“纪传体”之先河，还在于其字里行间充溢着太史公之浩然之气和不平之音——这便是“诗性”。
历史皆为过往之现实，诗意出自真实之心灵。书写历史和关注现实，其实是“述史”的不同侧面而已。然而，刻意地或一味地去关注现实，往往会被现实所囿。作品若未能倾注“我”之真实情感体验和独特精神气质，而仅仅停留在“叙事”表面，最终便会失去诗意飞翔之可能。毕竟关注现实并非文学之终极目的，而只是一种途径——文学最终要抵达的是永恒。
《二十四诗品》云：“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匪强，来之无穷。”大意若此吧。
孙 阳
1991年生于陕西铜川。作品发表于《延河》《南方文学》《美文》《陕西文学界》等刊物，有小说入选年度选本。曾获“陕西省青年文学之星”称号。
我觉得文学的精神性表达很重要，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伟大的文学作品，或者说是经典作品，必定是紧扣特定的时代精神，来反应特定的时代风貌及特征的。比如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曹雪芹、鲁迅等具有世界性深远影响的伟大作家，他们的作品尤其体现出时代精神与民族特性，再现当下的同时也预示未来;他们在文学作品中建造出的精神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作家本人及那个时代的精神理想与精神追求。
陈传才先生在《当代文艺理论探寻录》中说，文学的精神既显现为反思人自身的现实处境和精神状态，又进而叩问与人的终极关怀相联系的价值理想。文学与哲学等人文学科具有共同的价值目标。文学是人学。文学给人的是一种精神世界的想象，是理想世界的家园，是人类精神的承担者。真正好的文学作品，都是一种精神性的表达，应该是提供给读者一个有意义的、精神性的空间，读来便能体会其中的精神指向，并在更高意义上安放人的灵魂。
文学的表达，可以说是作者自我精神以及时代精神的表达，即为文学的精神性表达。这对一个写作者或一部好作品来说是如此的重要。
胡泰然
1996年生，山东菏泽人，现就读于菏泽学院。山东省青年作协会员、四川省散文诗学会会员，作品发表于《散文诗》《散文诗世界》《小小说月刊》等。
文学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在玩一场精密、严谨的语言游戏。当我们审视文学时，我们就会发现，其内核建立在对世界、人生、命运的极端拷问上。
人性始终是不可回避的话题，在这一点上，文学能发挥出它超越民族、时代、区域的现实意义。我们欣赏文学作品，并不仅仅是在欣赏小说中的故事带给人的刺激、愉悦，诗歌中的意象化组合带给人的快感、舒畅，散文的韵律带给人的感动、反思。这些都只是文学的附属品，最本真的，还是带给人的精神力量。 当我们看一部作品时，我们要关注它说了什么，而不是只停留在欣赏的角度。这些作品，需要给所有在世上存留的人一个交代。文学作品在提供给大家一个思维的飞地时，会告诫人们，“我”“我们”“大家”，这些词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的文化反哺给了这个社会什么？
如果一切艺术的尽头是荒诞，是反讽，是后现代的破碎表述，那么我希望，到那时，文学还能在感官的体验之外，为人们的生存本质保留想象的空间。这些事情，本来就是艺术本身的属性，只不过，文学需要承担更多，文字是有重量的，这种重量，在于精神的传承与表达。
我们坚信，文字的力量，将大于文学作品本身。文学的精神性表达，可能会使我们最终找到遗失于现代文明中，充满着无限的动力与凝聚力的，人类最纯粹的魂魄。
雷 岛
本名雷新然，1972年生于山东嘉祥。山东省作协会员。作品见《诗刊》《中国诗歌》《天津文学》《解放军文艺》等期刊。获第四届路遥青年文学奖、中国诗人小镇“上河杯”爱情诗征文大赛二等奖、鲁藜诗歌奖等多种奖项。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文学的精神性表达非常重要。
因为文学正是通过对于所描写的对象，诸如人、事、物和社会世相的精神性的挖掘和表达来开阔人的视野，启迪人的思维，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一个作者挖掘得越深，表达得越深刻，给读者思想上的启示也就越深，对他们的影响也就越大。这种精确而传神的精神性的深刻表达，让读者感受到一种醍醐灌顶般的开悟和愉悦，在沉思中看到那一缕精神之光。这是一种照耀，对人的精神成长非常有益。
文学的精神性表达是文学的灵魂。诗歌作为文学皇冠上的明珠，文学中的文学，其独特地位和本身属性决定了诗歌的精神性表达，更是在诗写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具有更重的份量。从我诗歌写作的经验和体会来讲，缺乏精神元素的诗歌是苍白无力的，是无益和无效的。正是因了精神性的深刻表达，才使得诗歌这颗明珠闪闪发光，让具体的文本具有无穷的魅力。
回过头来说，文学的精神性表达并非空中楼阁，它建立在对表达对象精准而传神的坚实基础之上。通过大量铺排性的描写，将表达对象的物理性质，物质属性，世相外貌，精神来源等方面，给读者以丰满的交代。在一种宽厚而坚实的基础上，再辅之以精神性的表达，将使作品在内涵和宽度上得以加深和拓展，境界得以提升。
当然这样一种文学的精神性表达，对于作者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要求作者必须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深厚的哲学和文学理论功底，以及独特的创作经验。同时，又能将这种深刻的理论，人生的体验和文学的真诚表达熔于一炉，通过充分的搅拌和挖掘，向读者捧献出精美的精神食粮。
孔吉祯
1998年生，甘肃武威人，现就读于兰州理工大学技术工程学院，曾在多家报刊发表作品。
在我有限的认知中，文学文本便是自我精神的延伸和承载。文字是冰冷的，要产生情绪感染必然要赋予一种感情。如同“活”单拎出就是文字，但不同生活境遇的人下意识地就会注入自我认知，意义的延伸成为不同思想的载体。这种意义上的单独文字，便替代文学的作用而成为现实世界投影的基点，产生文字转化文学的变量就在情感精神性的注入。
写作有立意的说法，脑海构思延展的过程会依赖自我视界以及生活累积，也就是说一个人不可能脱离环境独立搭建“空中阁楼”，文字必将打上自我标签而后传播。姑且认定文学本质就是精神性传递过程。这里可以列选几个例子，诗人写作一般有情感诉求，他的感情寄托在诗歌中可以被感知，并激发读者的共鸣。叙事作品，其立意带有反映现实、传达某种思想认知的作用。不论何种文学形式，其存在本身必然指向精神性的建构。
在此强调文学精神性不如在说一种域。文学不可能脱离它的时代固有性，每部作品都以不同频率辐射世界，大部分因文本内涵等原因得不到更多共鸣，少部分则获得相同频率放大一种思维的联系，进而一定程度推动认知处事的方式影响社会的发展。总结起来可认为文学必然有精神性，但精神性有普适性与指导性，而具备映射大部分人思维的文学作品更会产生推动时代前行的伟力。文学的精神性表达承载着不同阶段、阶层的诉求映照，而作为将文字转换为有血有肉的文学，精神性表达自是其根骨脊梁。
擎 墨
1997年生，陕西永寿人，渌水诗社社员。曾获第二届文化阅读之旅“一带一路”国际诗歌节诗歌奖、首届华山论剑文学奖等多个奖项。作品散见于《延河》等刊物。
在口头文学，以音乐联结的可供演唱的抒情诗歌，至先秦时期的文字形象，延伸到魏晋时期分门别类的文学作品，精神性的表达以一种递进式的思想关系不断衍化。而形而上的形式工具一直定义着文学外在的、实用的、功利的价值，正如“文化、政治、哲学”，即是以信仰为彼岸花，也是真善美统一的乌托邦。更多时候，也会成为一种出口、闸门，人为性地翻版后，经再三描摹，打造成腐旧的模具。英国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中国陆九渊的“吾心即是宇宙”，把心灵、意识、观念等看作是一切事物产生的基础。作家莫言如是说：文学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文学的精神性意义在于将不可知的力量从本体转移到客体，当内在的，看似无用的创造力超越功利的价值——即精神价值。文学中的语言文字则是预见前的一种笃定，是虔诚者向上的生命力之源泉。当创造力超越文学的精神性时，文字成为美丽光斑背后的焦点所在，它是有灵性的，像是一种无形的物理变量。即使在文字创造力力所不能时，文学的精神性表达较似于声波，借助各种介质向四面八方传播，被生活、困难、觉醒、理想浇铸成最为坚固的精神堡垒。一个作者笔下的回归，是焦灼后的會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一个杰出的作家是自我的发展者，是自我心灵世界的领航员。当然，这或是作为文学的精神性表达重要与不重要的另一区别。
赵江民
1997年生，陕西宝鸡人，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会员。作品见各个新媒体公众平台。
文学作品是语言艺术的表达形式，用语言形象地反映客观现实。文学除了拥有外在的、实用的、功利的价值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拥有内在的、看似无用的、超越功利的价值，即精神性价值。精神性的体现是人内在意识以及理性和感性的心理因素的结合体，文学作品作为人类文明建设的精神脊梁;每一位读者能够在阅读过程中深有体会得到启发，以导向的形式让读者可以正确辨别现实生活中的真、善、美以及假、恶、丑;用语言的形式渗透到读者的精神世界进而产生共鸣，以种种写作手法触及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就更加具有真实性。精神的价值不同于物质的价值，它是内在的、本体的、不断超越自身的。文学创作是作家的精神劳动，文学作品是精神产品，文学的接受、鉴赏也属精神领域，所以，文学的精神性价值应当是其自身最为内在的、基本的价值所在。文学的精神性表达还应该具备创新的这一特征：“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只有源源不断地创新文学精神性表达所涵盖的领域，发挥文学作品的净化提升功能，才能让每一位读者的精神世界得到升华。
栏目责编：王可田
——主持人王可田语
裴祯祥
生于1982年9月，陕西省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诗刊》《扬子江诗刊》《飞天》《延河》《散文诗》等，出版诗集《指尖上的舞蹈》《水果街》。荣获第二届“陕西省青年文学之星”。
中国的象形文字，本身蕴涵着质朴的诗意，当这些文字组合成《诗经》《离骚》《红楼梦》这些作品时，起到了塑造民族精神与情感世界的伟大功能。我认为，文字作为一个自足的表意世界，其大部分就是诉诸于人类精神的。因此，将文字游戏与深度写作区别开来的，只能以有没有深刻而独特的精神性表达作为评判依据。当然，文学的精神性与哲学的、宗教的精神性，是两回事情。或者说，文学作品中所传达出的精神内涵，是作家世界观、生命观、价值观的综合体现，它是通过质实、鲜活的文字肉身，抵达的另一种宗教。或者说，文学写作就是作家个人的宗教。我愿意写出这样的一部作品：它带着我的体温，它语言的速度是我血液的流速，它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是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与感受，来自于我这副血肉之躯在这世上的经历与体验。我咀嚼它、回刍它、思考它，并且把它们与自己身处的时代紧密结合，进行观照与反思，在一个相对宽广而深远的视野中，以文学写作的方式将它记录下来。当读者面对我的作品时，他能够感觉到隐藏在作品深处的我的灵魂，通过阅读，他与我进行思想与情感的交流，加深对生命与世界的理解和认识，从而发现或者拓展出一个全新的、陌生的自我。我觉得，只有这样的文学写作，才能够对得起仓颉造字的初衷。
高 权
1986年生，陕西延川人。中学时开始公开发表作品，大学期间学习心理学专业。自印诗集《终年不遇》。现为《延安文学》编辑。
其实，我们无论谈“文学性”“艺术性”“思想性”还是“精神性”，均是指“诗性”。中西方的古典文学理论，均以“诗学”或“诗论”概括之。是否具有“诗性”，已成为评判作品之优劣、区别文学与非文学之最高艺术标准。
我们常以“史诗”冠以某作品无上荣誉，我国古代诗歌也讲究“物我”关系——如“物我相应”或“物我交融”。以我之理解，“史”即“物”，“诗”即“我”。《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在于其不仅存“史”，还有“诗”;不仅观“物”，还照“我”。
其被列为“二十四史”中第一史，不仅在于其基本还原了真实的历史，开“纪传体”之先河，还在于其字里行间充溢着太史公之浩然之气和不平之音——这便是“诗性”。
历史皆为过往之现实，诗意出自真实之心灵。书写历史和关注现实，其实是“述史”的不同侧面而已。然而，刻意地或一味地去关注现实，往往会被现实所囿。作品若未能倾注“我”之真实情感体验和独特精神气质，而仅仅停留在“叙事”表面，最终便会失去诗意飞翔之可能。毕竟关注现实并非文学之终极目的，而只是一种途径——文学最终要抵达的是永恒。
《二十四诗品》云：“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匪强，来之无穷。”大意若此吧。
孙 阳
1991年生于陕西铜川。作品发表于《延河》《南方文学》《美文》《陕西文学界》等刊物，有小说入选年度选本。曾获“陕西省青年文学之星”称号。
我觉得文学的精神性表达很重要，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伟大的文学作品，或者说是经典作品，必定是紧扣特定的时代精神，来反应特定的时代风貌及特征的。比如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曹雪芹、鲁迅等具有世界性深远影响的伟大作家，他们的作品尤其体现出时代精神与民族特性，再现当下的同时也预示未来;他们在文学作品中建造出的精神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作家本人及那个时代的精神理想与精神追求。
陈传才先生在《当代文艺理论探寻录》中说，文学的精神既显现为反思人自身的现实处境和精神状态，又进而叩问与人的终极关怀相联系的价值理想。文学与哲学等人文学科具有共同的价值目标。文学是人学。文学给人的是一种精神世界的想象，是理想世界的家园，是人类精神的承担者。真正好的文学作品，都是一种精神性的表达，应该是提供给读者一个有意义的、精神性的空间，读来便能体会其中的精神指向，并在更高意义上安放人的灵魂。
文学的表达，可以说是作者自我精神以及时代精神的表达，即为文学的精神性表达。这对一个写作者或一部好作品来说是如此的重要。
胡泰然
1996年生，山东菏泽人，现就读于菏泽学院。山东省青年作协会员、四川省散文诗学会会员，作品发表于《散文诗》《散文诗世界》《小小说月刊》等。
文学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在玩一场精密、严谨的语言游戏。当我们审视文学时，我们就会发现，其内核建立在对世界、人生、命运的极端拷问上。
人性始终是不可回避的话题，在这一点上，文学能发挥出它超越民族、时代、区域的现实意义。我们欣赏文学作品，并不仅仅是在欣赏小说中的故事带给人的刺激、愉悦，诗歌中的意象化组合带给人的快感、舒畅，散文的韵律带给人的感动、反思。这些都只是文学的附属品，最本真的，还是带给人的精神力量。 当我们看一部作品时，我们要关注它说了什么，而不是只停留在欣赏的角度。这些作品，需要给所有在世上存留的人一个交代。文学作品在提供给大家一个思维的飞地时，会告诫人们，“我”“我们”“大家”，这些词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的文化反哺给了这个社会什么？
如果一切艺术的尽头是荒诞，是反讽，是后现代的破碎表述，那么我希望，到那时，文学还能在感官的体验之外，为人们的生存本质保留想象的空间。这些事情，本来就是艺术本身的属性，只不过，文学需要承担更多，文字是有重量的，这种重量，在于精神的传承与表达。
我们坚信，文字的力量，将大于文学作品本身。文学的精神性表达，可能会使我们最终找到遗失于现代文明中，充满着无限的动力与凝聚力的，人类最纯粹的魂魄。
雷 岛
本名雷新然，1972年生于山东嘉祥。山东省作协会员。作品见《诗刊》《中国诗歌》《天津文学》《解放军文艺》等期刊。获第四届路遥青年文学奖、中国诗人小镇“上河杯”爱情诗征文大赛二等奖、鲁藜诗歌奖等多种奖项。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文学的精神性表达非常重要。
因为文学正是通过对于所描写的对象，诸如人、事、物和社会世相的精神性的挖掘和表达来开阔人的视野，启迪人的思维，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一个作者挖掘得越深，表达得越深刻，给读者思想上的启示也就越深，对他们的影响也就越大。这种精确而传神的精神性的深刻表达，让读者感受到一种醍醐灌顶般的开悟和愉悦，在沉思中看到那一缕精神之光。这是一种照耀，对人的精神成长非常有益。
文学的精神性表达是文学的灵魂。诗歌作为文学皇冠上的明珠，文学中的文学，其独特地位和本身属性决定了诗歌的精神性表达，更是在诗写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具有更重的份量。从我诗歌写作的经验和体会来讲，缺乏精神元素的诗歌是苍白无力的，是无益和无效的。正是因了精神性的深刻表达，才使得诗歌这颗明珠闪闪发光，让具体的文本具有无穷的魅力。
回过头来说，文学的精神性表达并非空中楼阁，它建立在对表达对象精准而传神的坚实基础之上。通过大量铺排性的描写，将表达对象的物理性质，物质属性，世相外貌，精神来源等方面，给读者以丰满的交代。在一种宽厚而坚实的基础上，再辅之以精神性的表达，将使作品在内涵和宽度上得以加深和拓展，境界得以提升。
当然这样一种文学的精神性表达，对于作者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要求作者必须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深厚的哲学和文学理论功底，以及独特的创作经验。同时，又能将这种深刻的理论，人生的体验和文学的真诚表达熔于一炉，通过充分的搅拌和挖掘，向读者捧献出精美的精神食粮。
孔吉祯
1998年生，甘肃武威人，现就读于兰州理工大学技术工程学院，曾在多家报刊发表作品。
在我有限的认知中，文学文本便是自我精神的延伸和承载。文字是冰冷的，要产生情绪感染必然要赋予一种感情。如同“活”单拎出就是文字，但不同生活境遇的人下意识地就会注入自我认知，意义的延伸成为不同思想的载体。这种意义上的单独文字，便替代文学的作用而成为现实世界投影的基点，产生文字转化文学的变量就在情感精神性的注入。
写作有立意的说法，脑海构思延展的过程会依赖自我视界以及生活累积，也就是说一个人不可能脱离环境独立搭建“空中阁楼”，文字必将打上自我标签而后传播。姑且认定文学本质就是精神性传递过程。这里可以列选几个例子，诗人写作一般有情感诉求，他的感情寄托在诗歌中可以被感知，并激发读者的共鸣。叙事作品，其立意带有反映现实、传达某种思想认知的作用。不论何种文学形式，其存在本身必然指向精神性的建构。
在此强调文学精神性不如在说一种域。文学不可能脱离它的时代固有性，每部作品都以不同频率辐射世界，大部分因文本内涵等原因得不到更多共鸣，少部分则获得相同频率放大一种思维的联系，进而一定程度推动认知处事的方式影响社会的发展。总结起来可认为文学必然有精神性，但精神性有普适性与指导性，而具备映射大部分人思维的文学作品更会产生推动时代前行的伟力。文学的精神性表达承载着不同阶段、阶层的诉求映照，而作为将文字转换为有血有肉的文学，精神性表达自是其根骨脊梁。
擎 墨
1997年生，陕西永寿人，渌水诗社社员。曾获第二届文化阅读之旅“一带一路”国际诗歌节诗歌奖、首届华山论剑文学奖等多个奖项。作品散见于《延河》等刊物。
在口头文学，以音乐联结的可供演唱的抒情诗歌，至先秦时期的文字形象，延伸到魏晋时期分门别类的文学作品，精神性的表达以一种递进式的思想关系不断衍化。而形而上的形式工具一直定义着文学外在的、实用的、功利的价值，正如“文化、政治、哲学”，即是以信仰为彼岸花，也是真善美统一的乌托邦。更多时候，也会成为一种出口、闸门，人为性地翻版后，经再三描摹，打造成腐旧的模具。英国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中国陆九渊的“吾心即是宇宙”，把心灵、意识、观念等看作是一切事物产生的基础。作家莫言如是说：文学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文学的精神性意义在于将不可知的力量从本体转移到客体，当内在的，看似无用的创造力超越功利的价值——即精神价值。文学中的语言文字则是预见前的一种笃定，是虔诚者向上的生命力之源泉。当创造力超越文学的精神性时，文字成为美丽光斑背后的焦点所在，它是有灵性的，像是一种无形的物理变量。即使在文字创造力力所不能时，文学的精神性表达较似于声波，借助各种介质向四面八方传播，被生活、困难、觉醒、理想浇铸成最为坚固的精神堡垒。一个作者笔下的回归，是焦灼后的會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一个杰出的作家是自我的发展者，是自我心灵世界的领航员。当然，这或是作为文学的精神性表达重要与不重要的另一区别。
赵江民
1997年生，陕西宝鸡人，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会员。作品见各个新媒体公众平台。
文学作品是语言艺术的表达形式，用语言形象地反映客观现实。文学除了拥有外在的、实用的、功利的价值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拥有内在的、看似无用的、超越功利的价值，即精神性价值。精神性的体现是人内在意识以及理性和感性的心理因素的结合体，文学作品作为人类文明建设的精神脊梁;每一位读者能够在阅读过程中深有体会得到启发，以导向的形式让读者可以正确辨别现实生活中的真、善、美以及假、恶、丑;用语言的形式渗透到读者的精神世界进而产生共鸣，以种种写作手法触及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就更加具有真实性。精神的价值不同于物质的价值，它是内在的、本体的、不断超越自身的。文学创作是作家的精神劳动，文学作品是精神产品，文学的接受、鉴赏也属精神领域，所以，文学的精神性价值应当是其自身最为内在的、基本的价值所在。文学的精神性表达还应该具备创新的这一特征：“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只有源源不断地创新文学精神性表达所涵盖的领域，发挥文学作品的净化提升功能，才能让每一位读者的精神世界得到升华。
栏目责编：王可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