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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写作者来说,文学就是对现实的临摹,对生活事件的逼真还原。这样做,或许并无不可,只是作者的创造性难有极致的发挥。事实上,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对现实的重构,通过对现实材料的提炼加工,与主体精神充分融合,形成一个与现实相关而又迥异的文本空间。甚至,随着创作性工作的不断深入,文本面目已经很难从与现实的相似性上进行甄别,并作出价值判断了。不可否认,在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中,缺乏真正“超越性”的精神因子,文学的精神性表达是匮乏的。传统写实小说,在呈现生活的细节和形态以及人的社会性方面具有优势,事关认识价值和社会意义,但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揭示往往乏力。物质性的现实是现实,内心现实同样也是。现代小说应该面对现代人严酷的生存处境,同样也应该并有能力呈现和揭示现代人复杂、多维的精神宇宙。无论叙事文本还是诗性文本,最终构建的都是一个具有深层意蕴的空间,也即精神空间。停留或满足于物象、事象的铺陈,人的社会性(生物性)描繪,是不完整的。因为,人是生物性、社会性和精神性的统一体,“超越性”是其保存和提升自己的唯一方式。
——主持人王可田语
裴祯祥
生于1982年9月,陕西省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诗刊》《扬子江诗刊》《飞天》《延河》《散文诗》等,出版诗集《指尖上的舞蹈》《水果街》。荣获第二届“陕西省青年文学之星”。
中国的象形文字,本身蕴涵着质朴的诗意,当这些文字组合成《诗经》《离骚》《红楼梦》这些作品时,起到了塑造民族精神与情感世界的伟大功能。我认为,文字作为一个自足的表意世界,其大部分就是诉诸于人类精神的。因此,将文字游戏与深度写作区别开来的,只能以有没有深刻而独特的精神性表达作为评判依据。当然,文学的精神性与哲学的、宗教的精神性,是两回事情。或者说,文学作品中所传达出的精神内涵,是作家世界观、生命观、价值观的综合体现,它是通过质实、鲜活的文字肉身,抵达的另一种宗教。或者说,文学写作就是作家个人的宗教。我愿意写出这样的一部作品:它带着我的体温,它语言的速度是我血液的流速,它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是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与感受,来自于我这副血肉之躯在这世上的经历与体验。我咀嚼它、回刍它、思考它,并且把它们与自己身处的时代紧密结合,进行观照与反思,在一个相对宽广而深远的视野中,以文学写作的方式将它记录下来。当读者面对我的作品时,他能够感觉到隐藏在作品深处的我的灵魂,通过阅读,他与我进行思想与情感的交流,加深对生命与世界的理解和认识,从而发现或者拓展出一个全新的、陌生的自我。我觉得,只有这样的文学写作,才能够对得起仓颉造字的初衷。
高 权
1986年生,陕西延川人。中学时开始公开发表作品,大学期间学习心理学专业。自印诗集《终年不遇》。现为《延安文学》编辑。
其实,我们无论谈“文学性”“艺术性”“思想性”还是“精神性”,均是指“诗性”。中西方的古典文学理论,均以“诗学”或“诗论”概括之。是否具有“诗性”,已成为评判作品之优劣、区别文学与非文学之最高艺术标准。
我们常以“史诗”冠以某作品无上荣誉,我国古代诗歌也讲究“物我”关系——如“物我相应”或“物我交融”。以我之理解,“史”即“物”,“诗”即“我”。《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在于其不仅存“史”,还有“诗”;不仅观“物”,还照“我”。
其被列为“二十四史”中第一史,不仅在于其基本还原了真实的历史,开“纪传体”之先河,还在于其字里行间充溢着太史公之浩然之气和不平之音——这便是“诗性”。
历史皆为过往之现实,诗意出自真实之心灵。书写历史和关注现实,其实是“述史”的不同侧面而已。然而,刻意地或一味地去关注现实,往往会被现实所囿。作品若未能倾注“我”之真实情感体验和独特精神气质,而仅仅停留在“叙事”表面,最终便会失去诗意飞翔之可能。毕竟关注现实并非文学之终极目的,而只是一种途径——文学最终要抵达的是永恒。
《二十四诗品》云:“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匪强,来之无穷。”大意若此吧。
孙 阳
1991年生于陕西铜川。作品发表于《延河》《南方文学》《美文》《陕西文学界》等刊物,有小说入选年度选本。曾获“陕西省青年文学之星”称号。
我觉得文学的精神性表达很重要,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伟大的文学作品,或者说是经典作品,必定是紧扣特定的时代精神,来反应特定的时代风貌及特征的。比如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曹雪芹、鲁迅等具有世界性深远影响的伟大作家,他们的作品尤其体现出时代精神与民族特性,再现当下的同时也预示未来;他们在文学作品中建造出的精神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作家本人及那个时代的精神理想与精神追求。
陈传才先生在《当代文艺理论探寻录》中说,文学的精神既显现为反思人自身的现实处境和精神状态,又进而叩问与人的终极关怀相联系的价值理想。文学与哲学等人文学科具有共同的价值目标。文学是人学。文学给人的是一种精神世界的想象,是理想世界的家园,是人类精神的承担者。真正好的文学作品,都是一种精神性的表达,应该是提供给读者一个有意义的、精神性的空间,读来便能体会其中的精神指向,并在更高意义上安放人的灵魂。
文学的表达,可以说是作者自我精神以及时代精神的表达,即为文学的精神性表达。这对一个写作者或一部好作品来说是如此的重要。
胡泰然
1996年生,山东菏泽人,现就读于菏泽学院。山东省青年作协会员、四川省散文诗学会会员,作品发表于《散文诗》《散文诗世界》《小小说月刊》等。
文学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在玩一场精密、严谨的语言游戏。当我们审视文学时,我们就会发现,其内核建立在对世界、人生、命运的极端拷问上。
人性始终是不可回避的话题,在这一点上,文学能发挥出它超越民族、时代、区域的现实意义。我们欣赏文学作品,并不仅仅是在欣赏小说中的故事带给人的刺激、愉悦,诗歌中的意象化组合带给人的快感、舒畅,散文的韵律带给人的感动、反思。这些都只是文学的附属品,最本真的,还是带给人的精神力量。 当我们看一部作品时,我们要关注它说了什么,而不是只停留在欣赏的角度。这些作品,需要给所有在世上存留的人一个交代。文学作品在提供给大家一个思维的飞地时,会告诫人们,“我”“我们”“大家”,这些词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的文化反哺给了这个社会什么?
如果一切艺术的尽头是荒诞,是反讽,是后现代的破碎表述,那么我希望,到那时,文学还能在感官的体验之外,为人们的生存本质保留想象的空间。这些事情,本来就是艺术本身的属性,只不过,文学需要承担更多,文字是有重量的,这种重量,在于精神的传承与表达。
我们坚信,文字的力量,将大于文学作品本身。文学的精神性表达,可能会使我们最终找到遗失于现代文明中,充满着无限的动力与凝聚力的,人类最纯粹的魂魄。
雷 岛
本名雷新然,1972年生于山东嘉祥。山东省作协会员。作品见《诗刊》《中国诗歌》《天津文学》《解放军文艺》等期刊。获第四届路遥青年文学奖、中国诗人小镇“上河杯”爱情诗征文大赛二等奖、鲁藜诗歌奖等多种奖项。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文学的精神性表达非常重要。
因为文学正是通过对于所描写的对象,诸如人、事、物和社会世相的精神性的挖掘和表达来开阔人的视野,启迪人的思维,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一个作者挖掘得越深,表达得越深刻,给读者思想上的启示也就越深,对他们的影响也就越大。这种精确而传神的精神性的深刻表达,让读者感受到一种醍醐灌顶般的开悟和愉悦,在沉思中看到那一缕精神之光。这是一种照耀,对人的精神成长非常有益。
文学的精神性表达是文学的灵魂。诗歌作为文学皇冠上的明珠,文学中的文学,其独特地位和本身属性决定了诗歌的精神性表达,更是在诗写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具有更重的份量。从我诗歌写作的经验和体会来讲,缺乏精神元素的诗歌是苍白无力的,是无益和无效的。正是因了精神性的深刻表达,才使得诗歌这颗明珠闪闪发光,让具体的文本具有无穷的魅力。
回过头来说,文学的精神性表达并非空中楼阁,它建立在对表达对象精准而传神的坚实基础之上。通过大量铺排性的描写,将表达对象的物理性质,物质属性,世相外貌,精神来源等方面,给读者以丰满的交代。在一种宽厚而坚实的基础上,再辅之以精神性的表达,将使作品在内涵和宽度上得以加深和拓展,境界得以提升。
当然这样一种文学的精神性表达,对于作者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要求作者必须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深厚的哲学和文学理论功底,以及独特的创作经验。同时,又能将这种深刻的理论,人生的体验和文学的真诚表达熔于一炉,通过充分的搅拌和挖掘,向读者捧献出精美的精神食粮。
孔吉祯
1998年生,甘肃武威人,现就读于兰州理工大学技术工程学院,曾在多家报刊发表作品。
在我有限的认知中,文学文本便是自我精神的延伸和承载。文字是冰冷的,要产生情绪感染必然要赋予一种感情。如同“活”单拎出就是文字,但不同生活境遇的人下意识地就会注入自我认知,意义的延伸成为不同思想的载体。这种意义上的单独文字,便替代文学的作用而成为现实世界投影的基点,产生文字转化文学的变量就在情感精神性的注入。
写作有立意的说法,脑海构思延展的过程会依赖自我视界以及生活累积,也就是说一个人不可能脱离环境独立搭建“空中阁楼”,文字必将打上自我标签而后传播。姑且认定文学本质就是精神性传递过程。这里可以列选几个例子,诗人写作一般有情感诉求,他的感情寄托在诗歌中可以被感知,并激发读者的共鸣。叙事作品,其立意带有反映现实、传达某种思想认知的作用。不论何种文学形式,其存在本身必然指向精神性的建构。
在此强调文学精神性不如在说一种域。文学不可能脱离它的时代固有性,每部作品都以不同频率辐射世界,大部分因文本内涵等原因得不到更多共鸣,少部分则获得相同频率放大一种思维的联系,进而一定程度推动认知处事的方式影响社会的发展。总结起来可认为文学必然有精神性,但精神性有普适性与指导性,而具备映射大部分人思维的文学作品更会产生推动时代前行的伟力。文学的精神性表达承载着不同阶段、阶层的诉求映照,而作为将文字转换为有血有肉的文学,精神性表达自是其根骨脊梁。
擎 墨
1997年生,陕西永寿人,渌水诗社社员。曾获第二届文化阅读之旅“一带一路”国际诗歌节诗歌奖、首届华山论剑文学奖等多个奖项。作品散见于《延河》等刊物。
在口头文学,以音乐联结的可供演唱的抒情诗歌,至先秦时期的文字形象,延伸到魏晋时期分门别类的文学作品,精神性的表达以一种递进式的思想关系不断衍化。而形而上的形式工具一直定义着文学外在的、实用的、功利的价值,正如“文化、政治、哲学”,即是以信仰为彼岸花,也是真善美统一的乌托邦。更多时候,也会成为一种出口、闸门,人为性地翻版后,经再三描摹,打造成腐旧的模具。英国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中国陆九渊的“吾心即是宇宙”,把心灵、意识、观念等看作是一切事物产生的基础。作家莫言如是说:文学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文学的精神性意义在于将不可知的力量从本体转移到客体,当内在的,看似无用的创造力超越功利的价值——即精神价值。文学中的语言文字则是预见前的一种笃定,是虔诚者向上的生命力之源泉。当创造力超越文学的精神性时,文字成为美丽光斑背后的焦点所在,它是有灵性的,像是一种无形的物理变量。即使在文字创造力力所不能时,文学的精神性表达较似于声波,借助各种介质向四面八方传播,被生活、困难、觉醒、理想浇铸成最为坚固的精神堡垒。一个作者笔下的回归,是焦灼后的會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一个杰出的作家是自我的发展者,是自我心灵世界的领航员。当然,这或是作为文学的精神性表达重要与不重要的另一区别。
赵江民
1997年生,陕西宝鸡人,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会员。作品见各个新媒体公众平台。
文学作品是语言艺术的表达形式,用语言形象地反映客观现实。文学除了拥有外在的、实用的、功利的价值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拥有内在的、看似无用的、超越功利的价值,即精神性价值。精神性的体现是人内在意识以及理性和感性的心理因素的结合体,文学作品作为人类文明建设的精神脊梁;每一位读者能够在阅读过程中深有体会得到启发,以导向的形式让读者可以正确辨别现实生活中的真、善、美以及假、恶、丑;用语言的形式渗透到读者的精神世界进而产生共鸣,以种种写作手法触及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就更加具有真实性。精神的价值不同于物质的价值,它是内在的、本体的、不断超越自身的。文学创作是作家的精神劳动,文学作品是精神产品,文学的接受、鉴赏也属精神领域,所以,文学的精神性价值应当是其自身最为内在的、基本的价值所在。文学的精神性表达还应该具备创新的这一特征:“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只有源源不断地创新文学精神性表达所涵盖的领域,发挥文学作品的净化提升功能,才能让每一位读者的精神世界得到升华。
栏目责编:王可田
——主持人王可田语
裴祯祥
生于1982年9月,陕西省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诗刊》《扬子江诗刊》《飞天》《延河》《散文诗》等,出版诗集《指尖上的舞蹈》《水果街》。荣获第二届“陕西省青年文学之星”。
中国的象形文字,本身蕴涵着质朴的诗意,当这些文字组合成《诗经》《离骚》《红楼梦》这些作品时,起到了塑造民族精神与情感世界的伟大功能。我认为,文字作为一个自足的表意世界,其大部分就是诉诸于人类精神的。因此,将文字游戏与深度写作区别开来的,只能以有没有深刻而独特的精神性表达作为评判依据。当然,文学的精神性与哲学的、宗教的精神性,是两回事情。或者说,文学作品中所传达出的精神内涵,是作家世界观、生命观、价值观的综合体现,它是通过质实、鲜活的文字肉身,抵达的另一种宗教。或者说,文学写作就是作家个人的宗教。我愿意写出这样的一部作品:它带着我的体温,它语言的速度是我血液的流速,它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是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与感受,来自于我这副血肉之躯在这世上的经历与体验。我咀嚼它、回刍它、思考它,并且把它们与自己身处的时代紧密结合,进行观照与反思,在一个相对宽广而深远的视野中,以文学写作的方式将它记录下来。当读者面对我的作品时,他能够感觉到隐藏在作品深处的我的灵魂,通过阅读,他与我进行思想与情感的交流,加深对生命与世界的理解和认识,从而发现或者拓展出一个全新的、陌生的自我。我觉得,只有这样的文学写作,才能够对得起仓颉造字的初衷。
高 权
1986年生,陕西延川人。中学时开始公开发表作品,大学期间学习心理学专业。自印诗集《终年不遇》。现为《延安文学》编辑。
其实,我们无论谈“文学性”“艺术性”“思想性”还是“精神性”,均是指“诗性”。中西方的古典文学理论,均以“诗学”或“诗论”概括之。是否具有“诗性”,已成为评判作品之优劣、区别文学与非文学之最高艺术标准。
我们常以“史诗”冠以某作品无上荣誉,我国古代诗歌也讲究“物我”关系——如“物我相应”或“物我交融”。以我之理解,“史”即“物”,“诗”即“我”。《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在于其不仅存“史”,还有“诗”;不仅观“物”,还照“我”。
其被列为“二十四史”中第一史,不仅在于其基本还原了真实的历史,开“纪传体”之先河,还在于其字里行间充溢着太史公之浩然之气和不平之音——这便是“诗性”。
历史皆为过往之现实,诗意出自真实之心灵。书写历史和关注现实,其实是“述史”的不同侧面而已。然而,刻意地或一味地去关注现实,往往会被现实所囿。作品若未能倾注“我”之真实情感体验和独特精神气质,而仅仅停留在“叙事”表面,最终便会失去诗意飞翔之可能。毕竟关注现实并非文学之终极目的,而只是一种途径——文学最终要抵达的是永恒。
《二十四诗品》云:“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匪强,来之无穷。”大意若此吧。
孙 阳
1991年生于陕西铜川。作品发表于《延河》《南方文学》《美文》《陕西文学界》等刊物,有小说入选年度选本。曾获“陕西省青年文学之星”称号。
我觉得文学的精神性表达很重要,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伟大的文学作品,或者说是经典作品,必定是紧扣特定的时代精神,来反应特定的时代风貌及特征的。比如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曹雪芹、鲁迅等具有世界性深远影响的伟大作家,他们的作品尤其体现出时代精神与民族特性,再现当下的同时也预示未来;他们在文学作品中建造出的精神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作家本人及那个时代的精神理想与精神追求。
陈传才先生在《当代文艺理论探寻录》中说,文学的精神既显现为反思人自身的现实处境和精神状态,又进而叩问与人的终极关怀相联系的价值理想。文学与哲学等人文学科具有共同的价值目标。文学是人学。文学给人的是一种精神世界的想象,是理想世界的家园,是人类精神的承担者。真正好的文学作品,都是一种精神性的表达,应该是提供给读者一个有意义的、精神性的空间,读来便能体会其中的精神指向,并在更高意义上安放人的灵魂。
文学的表达,可以说是作者自我精神以及时代精神的表达,即为文学的精神性表达。这对一个写作者或一部好作品来说是如此的重要。
胡泰然
1996年生,山东菏泽人,现就读于菏泽学院。山东省青年作协会员、四川省散文诗学会会员,作品发表于《散文诗》《散文诗世界》《小小说月刊》等。
文学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在玩一场精密、严谨的语言游戏。当我们审视文学时,我们就会发现,其内核建立在对世界、人生、命运的极端拷问上。
人性始终是不可回避的话题,在这一点上,文学能发挥出它超越民族、时代、区域的现实意义。我们欣赏文学作品,并不仅仅是在欣赏小说中的故事带给人的刺激、愉悦,诗歌中的意象化组合带给人的快感、舒畅,散文的韵律带给人的感动、反思。这些都只是文学的附属品,最本真的,还是带给人的精神力量。 当我们看一部作品时,我们要关注它说了什么,而不是只停留在欣赏的角度。这些作品,需要给所有在世上存留的人一个交代。文学作品在提供给大家一个思维的飞地时,会告诫人们,“我”“我们”“大家”,这些词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的文化反哺给了这个社会什么?
如果一切艺术的尽头是荒诞,是反讽,是后现代的破碎表述,那么我希望,到那时,文学还能在感官的体验之外,为人们的生存本质保留想象的空间。这些事情,本来就是艺术本身的属性,只不过,文学需要承担更多,文字是有重量的,这种重量,在于精神的传承与表达。
我们坚信,文字的力量,将大于文学作品本身。文学的精神性表达,可能会使我们最终找到遗失于现代文明中,充满着无限的动力与凝聚力的,人类最纯粹的魂魄。
雷 岛
本名雷新然,1972年生于山东嘉祥。山东省作协会员。作品见《诗刊》《中国诗歌》《天津文学》《解放军文艺》等期刊。获第四届路遥青年文学奖、中国诗人小镇“上河杯”爱情诗征文大赛二等奖、鲁藜诗歌奖等多种奖项。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文学的精神性表达非常重要。
因为文学正是通过对于所描写的对象,诸如人、事、物和社会世相的精神性的挖掘和表达来开阔人的视野,启迪人的思维,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一个作者挖掘得越深,表达得越深刻,给读者思想上的启示也就越深,对他们的影响也就越大。这种精确而传神的精神性的深刻表达,让读者感受到一种醍醐灌顶般的开悟和愉悦,在沉思中看到那一缕精神之光。这是一种照耀,对人的精神成长非常有益。
文学的精神性表达是文学的灵魂。诗歌作为文学皇冠上的明珠,文学中的文学,其独特地位和本身属性决定了诗歌的精神性表达,更是在诗写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具有更重的份量。从我诗歌写作的经验和体会来讲,缺乏精神元素的诗歌是苍白无力的,是无益和无效的。正是因了精神性的深刻表达,才使得诗歌这颗明珠闪闪发光,让具体的文本具有无穷的魅力。
回过头来说,文学的精神性表达并非空中楼阁,它建立在对表达对象精准而传神的坚实基础之上。通过大量铺排性的描写,将表达对象的物理性质,物质属性,世相外貌,精神来源等方面,给读者以丰满的交代。在一种宽厚而坚实的基础上,再辅之以精神性的表达,将使作品在内涵和宽度上得以加深和拓展,境界得以提升。
当然这样一种文学的精神性表达,对于作者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要求作者必须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深厚的哲学和文学理论功底,以及独特的创作经验。同时,又能将这种深刻的理论,人生的体验和文学的真诚表达熔于一炉,通过充分的搅拌和挖掘,向读者捧献出精美的精神食粮。
孔吉祯
1998年生,甘肃武威人,现就读于兰州理工大学技术工程学院,曾在多家报刊发表作品。
在我有限的认知中,文学文本便是自我精神的延伸和承载。文字是冰冷的,要产生情绪感染必然要赋予一种感情。如同“活”单拎出就是文字,但不同生活境遇的人下意识地就会注入自我认知,意义的延伸成为不同思想的载体。这种意义上的单独文字,便替代文学的作用而成为现实世界投影的基点,产生文字转化文学的变量就在情感精神性的注入。
写作有立意的说法,脑海构思延展的过程会依赖自我视界以及生活累积,也就是说一个人不可能脱离环境独立搭建“空中阁楼”,文字必将打上自我标签而后传播。姑且认定文学本质就是精神性传递过程。这里可以列选几个例子,诗人写作一般有情感诉求,他的感情寄托在诗歌中可以被感知,并激发读者的共鸣。叙事作品,其立意带有反映现实、传达某种思想认知的作用。不论何种文学形式,其存在本身必然指向精神性的建构。
在此强调文学精神性不如在说一种域。文学不可能脱离它的时代固有性,每部作品都以不同频率辐射世界,大部分因文本内涵等原因得不到更多共鸣,少部分则获得相同频率放大一种思维的联系,进而一定程度推动认知处事的方式影响社会的发展。总结起来可认为文学必然有精神性,但精神性有普适性与指导性,而具备映射大部分人思维的文学作品更会产生推动时代前行的伟力。文学的精神性表达承载着不同阶段、阶层的诉求映照,而作为将文字转换为有血有肉的文学,精神性表达自是其根骨脊梁。
擎 墨
1997年生,陕西永寿人,渌水诗社社员。曾获第二届文化阅读之旅“一带一路”国际诗歌节诗歌奖、首届华山论剑文学奖等多个奖项。作品散见于《延河》等刊物。
在口头文学,以音乐联结的可供演唱的抒情诗歌,至先秦时期的文字形象,延伸到魏晋时期分门别类的文学作品,精神性的表达以一种递进式的思想关系不断衍化。而形而上的形式工具一直定义着文学外在的、实用的、功利的价值,正如“文化、政治、哲学”,即是以信仰为彼岸花,也是真善美统一的乌托邦。更多时候,也会成为一种出口、闸门,人为性地翻版后,经再三描摹,打造成腐旧的模具。英国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中国陆九渊的“吾心即是宇宙”,把心灵、意识、观念等看作是一切事物产生的基础。作家莫言如是说:文学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文学的精神性意义在于将不可知的力量从本体转移到客体,当内在的,看似无用的创造力超越功利的价值——即精神价值。文学中的语言文字则是预见前的一种笃定,是虔诚者向上的生命力之源泉。当创造力超越文学的精神性时,文字成为美丽光斑背后的焦点所在,它是有灵性的,像是一种无形的物理变量。即使在文字创造力力所不能时,文学的精神性表达较似于声波,借助各种介质向四面八方传播,被生活、困难、觉醒、理想浇铸成最为坚固的精神堡垒。一个作者笔下的回归,是焦灼后的會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一个杰出的作家是自我的发展者,是自我心灵世界的领航员。当然,这或是作为文学的精神性表达重要与不重要的另一区别。
赵江民
1997年生,陕西宝鸡人,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会员。作品见各个新媒体公众平台。
文学作品是语言艺术的表达形式,用语言形象地反映客观现实。文学除了拥有外在的、实用的、功利的价值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拥有内在的、看似无用的、超越功利的价值,即精神性价值。精神性的体现是人内在意识以及理性和感性的心理因素的结合体,文学作品作为人类文明建设的精神脊梁;每一位读者能够在阅读过程中深有体会得到启发,以导向的形式让读者可以正确辨别现实生活中的真、善、美以及假、恶、丑;用语言的形式渗透到读者的精神世界进而产生共鸣,以种种写作手法触及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就更加具有真实性。精神的价值不同于物质的价值,它是内在的、本体的、不断超越自身的。文学创作是作家的精神劳动,文学作品是精神产品,文学的接受、鉴赏也属精神领域,所以,文学的精神性价值应当是其自身最为内在的、基本的价值所在。文学的精神性表达还应该具备创新的这一特征:“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只有源源不断地创新文学精神性表达所涵盖的领域,发挥文学作品的净化提升功能,才能让每一位读者的精神世界得到升华。
栏目责编:王可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