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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代天津图书馆事业从无到有，不断发展。本文从历史学、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角度，对天津图书馆事业的建立与发展进行了梳理，提出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社会基础，中西文化融合是天津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特有轨迹。
关键词 民国时期，天津图书馆事业，演进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6）18-0039-06
传统中国并无近代意义的面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类似的设施有以收藏古籍为宗旨，仅对士人开放的藏书楼，天津亦是如此。天津图书馆事业发端于清末，初兴于民国年间。清朝末年，清政府推行“变法新政”，源于西方的图书馆作为一种建制开始在各地落实，“欧风东渐，各城市渐有图书馆之设，采集古今载籍，付之公开阅览，其用意至美而善”。①
清末至民国时期天津的图书馆事业，既具有20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共同特征，又具有其特殊的历史发展轨迹，基本是学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并存的局面。由于天津租界较多，一些租界建立了面向本国侨民的图书馆，华界图书馆与租界图书馆并肩而立，引领中西文化交融的新气象。
一、近代天津图书馆的兴起
清朝末年，在变法维新和洋务运动的影响与推动下，天津开始兴办新式学堂，推行新政，倡导教育救国。新式学堂的兴办，对图书、报刊的搜集和编印、流通提出了新的需求，沿袭几千年的“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传统藏书楼模式，由于不具备对公众开放的功能，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一些爱国教育家和有识之士的倡导与推动下，掀起了兴办图书馆的热潮。
1.北洋大学图书馆的建立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近代意义上的高等学校——北洋西学堂在天津成立（北洋西学堂是北洋大学的前身，1952年更名为天津大学），为适应新式教学的需求，北洋西学堂效法美国办学，引进西学，图书馆随学校而成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近代高等学校图书馆，“其初始设备组织均甚简陋，由校中文案兼任管理员，职名为通判衔兼图书馆经理官”，②根据学校课程的设置，图书馆馆藏图书“以法律及理工科教材与参考书为主”，③数量不是很多，“完全采用美国大学图书馆的管理模式”。④西文书分类采用杜威十进法，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编目参考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法，采用美国图书馆协会A.L.A编目法，并根据实际情况稍加修改。中文书采用王云五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检字采用王云五四角号码检字法。⑤到了1915年，“图书馆（馆储中西书籍万数千种，中西报章一百余种），为法律图书馆，则英美成案及中西名著庋焉”。⑥北洋大学图书馆开中国近代大学图书馆之先河，虽然“其影响远不如后来的京师大学堂藏书楼”，①但毕竟脱离旧式藏书作风的桎梏，成为天津新式图书馆事业的开端。
2.直隶省图书馆的建立
清朝末年，在当时社会思潮推动下，官绅纷纷兴办新式学堂。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1904年1月），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对大、中、小学堂图书馆的行政、业务和职员等作出比较具体的规定，其中，《大学堂章程》“屋场图书器具章”第四节规定：“大学堂当附设图书馆一所，广罗中外古今各种图书，以资考证。”②《奏定学堂章程》对中国近代教育、对近代学校图书馆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清政府的大力倡导下，一批地方官吏直接参与图书馆的建设，形成创办新式图书馆的热潮。
直隶提学使卢靖（木斋）多次上书朝廷，呼吁“保存国粹，宣传文化，辅助学校教育，增长社会知识”，他认为，天津是南北交通之冲，为人文荟萃之处，建议设立面向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公共图书馆。经过半年多的紧张筹备，清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十一日（1908年6月9日）直隶图书馆正式成立并开馆，是为我国长江以北最早建立的近代公共图书馆，馆址初设在河北大经路（今河北区中山路）直隶学务公所内，学部侍郎严修向该馆捐赠私藏图书12000余部约50000卷；两江总督端方、两广总督张鸣岐，云贵总督锡良、浙江巡抚增韫、山东巡抚袁树勋、吉林巡抚陈昭良等各赠其省书籍共几万部，直隶总督署拨图书10000余卷。③傅增湘任直隶提学使后，筹款购书120000余卷，使该馆藏书扩充至200000卷，初步奠定了馆藏图书的基础。
清末民初，直隶图书馆在全国颇负盛名，因其藏书量大，成为位居全国第三的公共图书馆。1913年迁到中山公园北部的一幢楼房内，④更名为“天津直隶省图书馆”。与原馆址相比，新馆面积更大，房间更为宽敞，拥有56间房屋，楼上右8间房屋为藏书室，左8间房屋为办公室，中间12间房屋为妇女、儿童图书阅览室，楼下左右两侧共12间房屋为藏书室和出纳科，中间16间房屋为成人阅览室。⑤
3.专业图书馆的建立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袁世凯在天津设立工艺总局，附设工业学堂考工厂及教育品陈列所。教育品陈列所罗列中外各种教科书、仪器标本、模型、设立藏书室，这是比较早的专业图书馆。⑥
1917年10月12日，全国最早的一所儿童图书馆——天津社会教育办事处儿童图书馆建立并正式对外开放。⑦该馆是我国第一座儿童图书馆，附设于天津社会教育办事处内（今西北角附近）。该馆规定：凡年龄在8岁以上12岁以下并能自己书写姓名之男女儿童，皆可入馆阅览，阅览者到馆后，须领取阅览券，阅览券概不收费；借书之儿童，须有保证人或交纳保证金；等等。同时，该馆还陈列多种儿童玩具，管理员在每日开馆后，酌情演示一二种。该馆每月召开一次儿童联谊会，与会的儿童可以使用本馆收藏的玩具进行游戏。该馆每年还召开讲演会一或两次，举办展览一或两次。由于该馆的藏书与玩具很吸引儿童，大批儿童前来借阅和游玩。⑧
二、天津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民国初年至30年代中期，是天津图书馆事业的兴盛时期。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专业图书馆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直隶图书馆的各种规章制度日臻完善，并且开展了各种促进教育、奖掖后学的活动，鼓励民众阅读。1929年4月至1930年6月，相继成立了7所市立通俗图书馆，并分设42个代办处，备有7辆流动书车和200个巡回文库书箱。1936年，由7所通俗图书馆集资，在城内、西头和河东设立了3个附属儿童图书馆。1931年6月，又新建立了“天津市立图书馆”。⑨1923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创办了以马克思命名的“马氏通讯图书馆”，它以通讯邮寄方式，宣传出借马列主义著作。 1.公共图书馆的普及与发展
1920年，天津直隶省图书馆更名为直隶省立第一图书馆。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奉军强占该馆，几经交涉，毫无结果，几年之内，馆舍成为驻军之地，图书器具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在全馆职工刻意维护下，保存了馆藏大部分书籍。由于战乱频仍，至北洋军阀统治被推翻前，该馆无法维持正常开馆，被迫关闭。
1928年6月，国民政府统一全国，直隶省更名为河北省，该馆更名为河北省立第一图书馆。经过一年多的整理，重新开馆接待读者。1932年，该馆与天津市立图书馆和河北省通俗图书馆建立巡回书库，采用“刘国钧图书十进分类法”编写书刊卡片目录。河北省政府每年拨9360元经费。
1914年9月，直隶图书馆在东马路附设了通俗图书馆。1915年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通俗图书馆规程》11条，明确规定：各省治、县治应设通俗图书馆，储集各种通俗图书，供公众之阅览。各自治区得视地方情形设置之。私人或公共团体，公私学校及工场，得设立通俗图书馆。定名称为公立通俗图书馆。规定“通俗图书馆得设主任一人，馆员若干人”。天津通俗图书馆，有书15000种。①
1929年，天津特别市教育局为“倡导教育，启发民智”决定在各区内筹建通俗图书馆，自1929年4月至1930年4月间新建了6座通俗图书馆（原东马路的通俗图书馆称第一通俗图书馆），第二通俗图书馆位于西马路，有6间房屋；第三通俗图书馆位于北大关桥北路西，有10间楼房、6间平房，另有1座讲演厅；第四通俗图书馆设在地藏庵，利用庙宇大殿并对其进行改造，有6间房屋；第五通俗图书馆位于南马路旧县衙对面，有7间房屋；第六通俗图书馆位于堤头村，由村里出地皮，市教育局拨款新建，有12间房屋；第七通俗图书馆位于元纬路，租赁了17间民房。②每个通俗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为3至5人，经费由教育局拨款，每年为3500元。
通俗图书馆注重书籍的流通与推广，设立了42个代办处，备有7个流动书车和200个巡回文库书箱，通过地区巡回文库、学校巡回文库、家庭巡回文库等方式，把馆藏书籍推广到天津的各个角落，供广大民众阅览。通俗图书馆通过举办妇女识字班、读书会等活动普及文化知识。
1929年，天津特别市教育局为“发展社会教育，增长民众知识”，提议创办市立图书馆，并颁布了“市立图书馆计划大纲”。天津市绅王贤宾热心赞助图书馆事业，1930年9月，他把价值10万的位于南开杨家花园的一所住房作价4万出让，作为市立图书馆的馆舍。这是一座四合院式建筑，占地5亩，共114间房屋。1931年5月20日举行开馆典礼。1937年，日军侵占天津后，曾一度更名为“天津特别市立第一图书馆”。1939年，天津发生特大洪水时，图书馆馆舍被淹，损失惨重，特别是馆藏1939年以前的所有报纸全部被毁。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恢复原称——“天津市市立图书馆”。③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时局动荡，天津的图书馆事业陷入半停顿的状态，直隶图书馆因战乱馆舍与藏书屡经辗转搬迁，不仅馆名随隶属关系的变动多次更改，馆舍也被日军强行占领。1939年初，日军限期3天强令图书馆搬迁，时任馆长的杨鸿绶先生急忙在西关外联兴里找到一处民宅暂作馆舍。由于房屋狭窄，书箱设备无法展开，只能散乱堆置。6月，改租城内鼓楼东大街164号的15间民宅为馆舍。1939年，天津发生特大洪水时，这批存放于鼓楼东的图书资料逃过一劫，免遭水灾，其中包括严范孙捐赠的善本书，特别是他手写的日记，得以保存下来。
2.学校图书馆的迅速发展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确立了由教育部主管全国图书馆事业的制度，在社会各界支持下，天津学校图书馆发展极为迅速。民国时期天津的学校图书馆主要有北洋大学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河北工学院（今河北工业大学）图书馆、河北法商学院图书馆、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今天津美术学院）图书馆、河北水产专科学校图书馆、工商大学图书馆等。
1919年，南开大学建校，南开大学图书馆随之成立。1923年，南开大学搬迁至八里台新校舍，秀山堂二楼为图书馆新馆舍，1924年改迁到思源堂二楼。1927年，著名藏书家卢靖捐资在南开大学建立“木斋图书馆”，1928年，木斋图书馆落成。一层为出纳处、报刊室和教员研究室；二楼为有400座位的阅览室。在各方人士的支持下，南开大学图书馆得到较快的发展，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馆藏图书由建馆初期的千余册，增至20多万册，除百余种古籍外，还有6万余册的西文图书、550多种中外文报刊，年借阅量达4万多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南开大学图书馆被日军炸毁，南开大学被迫迁到昆明，与当时的清华大学、北平大学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后，南开大学回迁到八里台原址，1946年复校时图书馆暂设于胜利楼东端的6间教室内。1947年，南开大学从日本追回194箱中外文书籍，1948年接受社会赠书9000余册，新中国成立前夕，南开大学图书馆藏书达17万余册。
1937年，北洋大学被日军占领，北洋大学与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及私立焦作工学院组合为西北工学院。1945年，北洋大学在西沽原址复校，图书馆设在南大楼东头。1947年迁入新馆，共两层，设借书处及综合阅览室。1948年底馆藏图书达7万余册。
3.儿童图书馆的普及与发展
1936年，天津特别市市立通俗图书馆设三处儿童图书馆：一处在城内鼓楼西，一处在河东特二区，一处在西头太平街，预定三处每月经费共为210元，由市立7处图书馆平均分担，图书费由各馆每月拨10元（共70元）充用，实行按月续购办法，馆内书籍以易于理解、能够激发儿童兴趣之正规读物为主。5月1日，城内鼓楼西第一儿童图书馆成立并对外开放，该馆有十余间宽敞、空气适宜的房屋，馆藏儿童图书、儿童刊物及书籍等达300余种，馆内设办事员1人，差役1人，负责招待儿童。6月18日，位于西头大伙巷市立第三通俗图书馆开办的儿童图书馆成立。① 4.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图书馆的兴起与发展
1921年，天津工人运动的早期领导人安体诚、于树德创办了天津工余补习学校，他们非常重视为工人建立一个借书阅报的场所，《工余补习学校章程》第九条规定：本校依当地工人之需要，得附设工人阅报室及工人图书馆等。这所专门为工人设立的图书馆，附设在天津工余补习学校内，馆址位于河北区宇纬路东兴里4段12号。《天津工人图书馆章程》明确规定：本馆以增进工人知识，促进工人觉悟为目的；本馆设备各种书籍、报纸、杂志等以供工人阅览。为了给工人们提供更多的文化读物，1922年6月9日，天津工人图书馆在上海《民国日报》刊出《天津工人图书馆募书启》：“向各地工友，劳动者和同情于劳工运动的同志们求援，希望各同志们，把许多有益于工友们的快报捐助给本馆。”②天津工人图书馆通过对工人进行启蒙教育，对提高工人觉悟，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因而，这所图书馆及其补习学校被称为“天津劳工的一道曙光”。
1922年，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了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又称“马氏学会”，该会为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扩大革命理论在群众中的影响，创办了“马氏通讯图书馆”，与普通图书馆不同的是，“马氏通讯图书馆”以通信、邮寄的方式向青年推荐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宣传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进步书籍。1923年1月5日，该会在天津《新民意报》发表《马氏通讯图书馆宣言》和《马氏通讯图书馆章程》，宣称：“我们相信马氏学说，是改造社会底惟一的工具”，而改造社会“不是少数人能办到的事，所以便把我们底工具——马氏底书籍——来供给人家”。③
三、租界图书馆的建立与发展
租界图书馆是天津较早的公共图书馆，最初为海关所设，收藏书籍不多，服务对象仅限于海关人员，后来才改为英租界公共图书馆。英、法、日、意、奥、俄等国租界都建有图书馆，由于年代久远，资料缺失，目前仅搜集到英、日、法租界图书馆的资料。当时在天津居住的外国侨民不是很多，租界图书馆主要为本国侨民提供服务，一般中国人无法进入阅读。现在天津图书馆收藏的旧西文书籍中常见有租界图书馆的藏书遗存，其中不乏非常珍贵的史料。
1.英租界图书馆
天津英租界图书馆建馆最早，大约始建于19世纪80年代，当时的名称为The Tientsin Public Library（天津公共图书馆）。按照西方图书馆管理模式进行经营，实行会员制，读者必须缴纳一定的费用成为图书馆的正式会员，才能进入图书馆借阅图书，每年举行一次会员大会，推选三名以上会员组成图书馆委员会，负责图书馆的经营与管理。同时规定：经会员介绍，非正式会员也可阅览图书；向“国家”（指英租界当局）纳税超过一定数额者，可以认定其为会员，也可进入图书馆阅览。由此不难看出，该馆具有公共图书馆的性质。①
英租界图书馆建馆时，天津海关会馆提供了400多册西文图书，为此，海关外勤人员阅览图书时享有特殊的优惠，不受图书馆规章的约束。经过几年的发展，图书馆藏书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光绪十二年（1886年）时藏书达1100册，据光绪二十八年图书馆编辑的馆藏目录记载，著录藏书达4600多册（包括过期的期刊和报纸）。
英租界图书馆对图书的分类与排架非常独特，全部馆藏分为八个大类，按照英文字母A-H的顺序排列：A为小说，B为传记，C为历史，D为旅行、娱乐和冒险，E为综合，F为参考书，G为科学与哲学，H为诗歌。同类书按照收藏的先后编写流水号，各类书的最大号即为该类书的馆藏量。分类号及顺序号粘贴在书脊上，其分类号的大写字母是印刷的，顺序号则用墨水笔写上。流传至今的许多书籍仍保存着这种最初的索书号，非常醒目。
最初的馆藏目录已无迹可寻，留存下来最早的馆藏目录是光绪二十八年由图书馆委员会编纂，天津印字馆印刷的印刷本。分为著者目录和书名目录两部分，其著者目录按照人名字母顺序排列，书名目录则按类别依标题字母顺序排列。目录每页正文后都有空白，每个字母的结尾处也都留出约30%的空白。每隔一段时间，图书馆委员会便会印刷新增馆藏的小纸条，方便订阅者自行粘贴到他们的目录上，使馆藏书目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能反映全部馆藏。
2.日租界图书馆
光绪三十一年，来天津聚居的日本人逐渐增多，日租界当局加强对天津日租界的建设。日本共立井上医院院长井上勇之丞等人发起成立图书馆的倡议，并得到租界当局的批准。名为清国天津日本图书馆，图书馆设立之初为会员制，会员按月缴纳会费后，免费阅览图书，对非会员实行收费阅览。图书馆创立总会由会长1名，评议员20名组成，负责处理图书馆的一切事务。
光绪三十三年，天津居留民团成立。图书馆创立总会决定并于次年将图书馆交付居留民团管理，成为日租界行政管理机构的组成部分。1913年8月，日租界当局修建新居民留团事务所和分会堂，日本图书馆设在该建筑的二楼。②
1925年，居留民团会议根据图书馆发展情况对原有的规章进行了修改，使其更加完备。1926年，馆藏图书达10843册（含中文书3800册）。③1934年1月，居留民会议员三昌洋行的冈本久雄捐赠建馆基金，④7月，新图书馆在大和公园动工兴建。1935年6月，新图书馆落成开馆。
1937年7月，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天津日本图书馆被日军征用，图书馆被迫关闭。一年后，天津局势稳定，图书馆返还给居留民团，并于1938年9月20日重新开馆。1945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天津日本图书馆及其8万余册图书全部被中国政府接收。
3.法租界图书馆
法租界图书馆建立的具体年代已无从查考，目前发现的有关这个图书馆的最早文字记载见于1919年，当时的馆址设在大法国河坝6号（今张自忠路），与法国工部局同在一处，后来迁到大法国路37号（今解放北路）。⑤法租界最高行政机构是董事会，下设几个委员会，图书馆委员会负责图书的购置、经费支配及图书馆设施的利用等事宜。⑥ 据1926年出版的《天津租界及特区》记载，法租界图书馆藏书为5000部，⑦1939年法租界图书馆编辑了馆藏目录，其著录的法文书近12000种。⑧
法租界图书馆全部馆藏分为十一个大类，按照英文字母A-K的顺序排列：A为小说，B为戏剧和诗歌，C为历史、回忆录和传记，D为地理、游记和通讯，E为哲学、宗教、社会科学和政治，F为艺术、文学和评论，G为科学和教育，H为参考书，I为军队、航海、航空和体育，J为杂俎，K为儿童读物。著录格式为著者、书号和书名，各类图书依据著者的姓氏字母顺序排列，每种书都配有一个阿拉伯数字编号，没有类别界限。
四、图书馆事业演进的历史启示
清末至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最为动荡的年代，天津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跌宕起伏，合乎近代社会的发展规律，纵观半个世纪天津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图书馆事业与国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发展态势密切相关。
1.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
清末新政促进了图书馆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加速了从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变。经历过民国初年的社会动荡，中国政局相对稳定，国民政府依据近代图书馆思想，制定了关于图书馆概念、管理模式的一系列政策法规，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上的保证。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时局动荡，战乱频仍，天津的图书馆事业更是命运多舛，基本处于半停顿的状态，租界图书馆也未能幸免。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
2.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社会基础
民国时期，天津的高等教育、中等教育、社会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天津市民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产生于清末民初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逐步壮大，他们实际上担当着新知识、新文化、新观念的传播者、建设者和探索者的社会角色。为满足他们的阅读需求，满足多层次的阅读对象，天津图书馆布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通过巡回文库方式，把馆藏书籍推广到天津的各个角落。
3.中西文化融合是天津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特有轨迹
以传播文化、传承文明、开启民众智慧、提高人民素质为使命的近代图书馆的建立，颠覆了“重藏轻用”的传统观念，体现了“书是为了用的这一定律”。华界图书馆与租界图书馆的发展，不仅传播了图书馆的服务理念与服务宗旨，而且大幅提升了社会对图书馆的认识。一方面，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保存地方文献、教育启迪民众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实践；另一方面，天津作为近代中国中西文化的交汇点，吸收了大量的西方文化，特别是租界的西风东渐，使天津在兼收并蓄、包罗万象中形成别致的文化气息，既有传统的痕迹，又不乏舶来的风采。日久天长，天津这座城市对多元文化发生了中和作用，既有传统文化的延续，又有西方文化的移植，既有多种地域特色的合成，又有中西文化的融合，天津逐渐成为北方新式文化的中心。
近代天津图书馆事业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在完善图书馆管理体系与工作内容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不仅使图书馆的建设趋向科学化、社会化和平民化，而且为图书馆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简介】郭登浩，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馆长、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图书馆学。
【责任编辑：杨莲霞】
关键词 民国时期，天津图书馆事业，演进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6）18-0039-06
传统中国并无近代意义的面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类似的设施有以收藏古籍为宗旨，仅对士人开放的藏书楼，天津亦是如此。天津图书馆事业发端于清末，初兴于民国年间。清朝末年，清政府推行“变法新政”，源于西方的图书馆作为一种建制开始在各地落实，“欧风东渐，各城市渐有图书馆之设，采集古今载籍，付之公开阅览，其用意至美而善”。①
清末至民国时期天津的图书馆事业，既具有20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共同特征，又具有其特殊的历史发展轨迹，基本是学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并存的局面。由于天津租界较多，一些租界建立了面向本国侨民的图书馆，华界图书馆与租界图书馆并肩而立，引领中西文化交融的新气象。
一、近代天津图书馆的兴起
清朝末年，在变法维新和洋务运动的影响与推动下，天津开始兴办新式学堂，推行新政，倡导教育救国。新式学堂的兴办，对图书、报刊的搜集和编印、流通提出了新的需求，沿袭几千年的“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传统藏书楼模式，由于不具备对公众开放的功能，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一些爱国教育家和有识之士的倡导与推动下，掀起了兴办图书馆的热潮。
1.北洋大学图书馆的建立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近代意义上的高等学校——北洋西学堂在天津成立（北洋西学堂是北洋大学的前身，1952年更名为天津大学），为适应新式教学的需求，北洋西学堂效法美国办学，引进西学，图书馆随学校而成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近代高等学校图书馆，“其初始设备组织均甚简陋，由校中文案兼任管理员，职名为通判衔兼图书馆经理官”，②根据学校课程的设置，图书馆馆藏图书“以法律及理工科教材与参考书为主”，③数量不是很多，“完全采用美国大学图书馆的管理模式”。④西文书分类采用杜威十进法，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编目参考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法，采用美国图书馆协会A.L.A编目法，并根据实际情况稍加修改。中文书采用王云五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检字采用王云五四角号码检字法。⑤到了1915年，“图书馆（馆储中西书籍万数千种，中西报章一百余种），为法律图书馆，则英美成案及中西名著庋焉”。⑥北洋大学图书馆开中国近代大学图书馆之先河，虽然“其影响远不如后来的京师大学堂藏书楼”，①但毕竟脱离旧式藏书作风的桎梏，成为天津新式图书馆事业的开端。
2.直隶省图书馆的建立
清朝末年，在当时社会思潮推动下，官绅纷纷兴办新式学堂。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1904年1月），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对大、中、小学堂图书馆的行政、业务和职员等作出比较具体的规定，其中，《大学堂章程》“屋场图书器具章”第四节规定：“大学堂当附设图书馆一所，广罗中外古今各种图书，以资考证。”②《奏定学堂章程》对中国近代教育、对近代学校图书馆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清政府的大力倡导下，一批地方官吏直接参与图书馆的建设，形成创办新式图书馆的热潮。
直隶提学使卢靖（木斋）多次上书朝廷，呼吁“保存国粹，宣传文化，辅助学校教育，增长社会知识”，他认为，天津是南北交通之冲，为人文荟萃之处，建议设立面向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公共图书馆。经过半年多的紧张筹备，清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十一日（1908年6月9日）直隶图书馆正式成立并开馆，是为我国长江以北最早建立的近代公共图书馆，馆址初设在河北大经路（今河北区中山路）直隶学务公所内，学部侍郎严修向该馆捐赠私藏图书12000余部约50000卷；两江总督端方、两广总督张鸣岐，云贵总督锡良、浙江巡抚增韫、山东巡抚袁树勋、吉林巡抚陈昭良等各赠其省书籍共几万部，直隶总督署拨图书10000余卷。③傅增湘任直隶提学使后，筹款购书120000余卷，使该馆藏书扩充至200000卷，初步奠定了馆藏图书的基础。
清末民初，直隶图书馆在全国颇负盛名，因其藏书量大，成为位居全国第三的公共图书馆。1913年迁到中山公园北部的一幢楼房内，④更名为“天津直隶省图书馆”。与原馆址相比，新馆面积更大，房间更为宽敞，拥有56间房屋，楼上右8间房屋为藏书室，左8间房屋为办公室，中间12间房屋为妇女、儿童图书阅览室，楼下左右两侧共12间房屋为藏书室和出纳科，中间16间房屋为成人阅览室。⑤
3.专业图书馆的建立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袁世凯在天津设立工艺总局，附设工业学堂考工厂及教育品陈列所。教育品陈列所罗列中外各种教科书、仪器标本、模型、设立藏书室，这是比较早的专业图书馆。⑥
1917年10月12日，全国最早的一所儿童图书馆——天津社会教育办事处儿童图书馆建立并正式对外开放。⑦该馆是我国第一座儿童图书馆，附设于天津社会教育办事处内（今西北角附近）。该馆规定：凡年龄在8岁以上12岁以下并能自己书写姓名之男女儿童，皆可入馆阅览，阅览者到馆后，须领取阅览券，阅览券概不收费；借书之儿童，须有保证人或交纳保证金；等等。同时，该馆还陈列多种儿童玩具，管理员在每日开馆后，酌情演示一二种。该馆每月召开一次儿童联谊会，与会的儿童可以使用本馆收藏的玩具进行游戏。该馆每年还召开讲演会一或两次，举办展览一或两次。由于该馆的藏书与玩具很吸引儿童，大批儿童前来借阅和游玩。⑧
二、天津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民国初年至30年代中期，是天津图书馆事业的兴盛时期。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专业图书馆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直隶图书馆的各种规章制度日臻完善，并且开展了各种促进教育、奖掖后学的活动，鼓励民众阅读。1929年4月至1930年6月，相继成立了7所市立通俗图书馆，并分设42个代办处，备有7辆流动书车和200个巡回文库书箱。1936年，由7所通俗图书馆集资，在城内、西头和河东设立了3个附属儿童图书馆。1931年6月，又新建立了“天津市立图书馆”。⑨1923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创办了以马克思命名的“马氏通讯图书馆”，它以通讯邮寄方式，宣传出借马列主义著作。 1.公共图书馆的普及与发展
1920年，天津直隶省图书馆更名为直隶省立第一图书馆。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奉军强占该馆，几经交涉，毫无结果，几年之内，馆舍成为驻军之地，图书器具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在全馆职工刻意维护下，保存了馆藏大部分书籍。由于战乱频仍，至北洋军阀统治被推翻前，该馆无法维持正常开馆，被迫关闭。
1928年6月，国民政府统一全国，直隶省更名为河北省，该馆更名为河北省立第一图书馆。经过一年多的整理，重新开馆接待读者。1932年，该馆与天津市立图书馆和河北省通俗图书馆建立巡回书库，采用“刘国钧图书十进分类法”编写书刊卡片目录。河北省政府每年拨9360元经费。
1914年9月，直隶图书馆在东马路附设了通俗图书馆。1915年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通俗图书馆规程》11条，明确规定：各省治、县治应设通俗图书馆，储集各种通俗图书，供公众之阅览。各自治区得视地方情形设置之。私人或公共团体，公私学校及工场，得设立通俗图书馆。定名称为公立通俗图书馆。规定“通俗图书馆得设主任一人，馆员若干人”。天津通俗图书馆，有书15000种。①
1929年，天津特别市教育局为“倡导教育，启发民智”决定在各区内筹建通俗图书馆，自1929年4月至1930年4月间新建了6座通俗图书馆（原东马路的通俗图书馆称第一通俗图书馆），第二通俗图书馆位于西马路，有6间房屋；第三通俗图书馆位于北大关桥北路西，有10间楼房、6间平房，另有1座讲演厅；第四通俗图书馆设在地藏庵，利用庙宇大殿并对其进行改造，有6间房屋；第五通俗图书馆位于南马路旧县衙对面，有7间房屋；第六通俗图书馆位于堤头村，由村里出地皮，市教育局拨款新建，有12间房屋；第七通俗图书馆位于元纬路，租赁了17间民房。②每个通俗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为3至5人，经费由教育局拨款，每年为3500元。
通俗图书馆注重书籍的流通与推广，设立了42个代办处，备有7个流动书车和200个巡回文库书箱，通过地区巡回文库、学校巡回文库、家庭巡回文库等方式，把馆藏书籍推广到天津的各个角落，供广大民众阅览。通俗图书馆通过举办妇女识字班、读书会等活动普及文化知识。
1929年，天津特别市教育局为“发展社会教育，增长民众知识”，提议创办市立图书馆，并颁布了“市立图书馆计划大纲”。天津市绅王贤宾热心赞助图书馆事业，1930年9月，他把价值10万的位于南开杨家花园的一所住房作价4万出让，作为市立图书馆的馆舍。这是一座四合院式建筑，占地5亩，共114间房屋。1931年5月20日举行开馆典礼。1937年，日军侵占天津后，曾一度更名为“天津特别市立第一图书馆”。1939年，天津发生特大洪水时，图书馆馆舍被淹，损失惨重，特别是馆藏1939年以前的所有报纸全部被毁。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恢复原称——“天津市市立图书馆”。③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时局动荡，天津的图书馆事业陷入半停顿的状态，直隶图书馆因战乱馆舍与藏书屡经辗转搬迁，不仅馆名随隶属关系的变动多次更改，馆舍也被日军强行占领。1939年初，日军限期3天强令图书馆搬迁，时任馆长的杨鸿绶先生急忙在西关外联兴里找到一处民宅暂作馆舍。由于房屋狭窄，书箱设备无法展开，只能散乱堆置。6月，改租城内鼓楼东大街164号的15间民宅为馆舍。1939年，天津发生特大洪水时，这批存放于鼓楼东的图书资料逃过一劫，免遭水灾，其中包括严范孙捐赠的善本书，特别是他手写的日记，得以保存下来。
2.学校图书馆的迅速发展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确立了由教育部主管全国图书馆事业的制度，在社会各界支持下，天津学校图书馆发展极为迅速。民国时期天津的学校图书馆主要有北洋大学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河北工学院（今河北工业大学）图书馆、河北法商学院图书馆、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今天津美术学院）图书馆、河北水产专科学校图书馆、工商大学图书馆等。
1919年，南开大学建校，南开大学图书馆随之成立。1923年，南开大学搬迁至八里台新校舍，秀山堂二楼为图书馆新馆舍，1924年改迁到思源堂二楼。1927年，著名藏书家卢靖捐资在南开大学建立“木斋图书馆”，1928年，木斋图书馆落成。一层为出纳处、报刊室和教员研究室；二楼为有400座位的阅览室。在各方人士的支持下，南开大学图书馆得到较快的发展，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馆藏图书由建馆初期的千余册，增至20多万册，除百余种古籍外，还有6万余册的西文图书、550多种中外文报刊，年借阅量达4万多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南开大学图书馆被日军炸毁，南开大学被迫迁到昆明，与当时的清华大学、北平大学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后，南开大学回迁到八里台原址，1946年复校时图书馆暂设于胜利楼东端的6间教室内。1947年，南开大学从日本追回194箱中外文书籍，1948年接受社会赠书9000余册，新中国成立前夕，南开大学图书馆藏书达17万余册。
1937年，北洋大学被日军占领，北洋大学与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及私立焦作工学院组合为西北工学院。1945年，北洋大学在西沽原址复校，图书馆设在南大楼东头。1947年迁入新馆，共两层，设借书处及综合阅览室。1948年底馆藏图书达7万余册。
3.儿童图书馆的普及与发展
1936年，天津特别市市立通俗图书馆设三处儿童图书馆：一处在城内鼓楼西，一处在河东特二区，一处在西头太平街，预定三处每月经费共为210元，由市立7处图书馆平均分担，图书费由各馆每月拨10元（共70元）充用，实行按月续购办法，馆内书籍以易于理解、能够激发儿童兴趣之正规读物为主。5月1日，城内鼓楼西第一儿童图书馆成立并对外开放，该馆有十余间宽敞、空气适宜的房屋，馆藏儿童图书、儿童刊物及书籍等达300余种，馆内设办事员1人，差役1人，负责招待儿童。6月18日，位于西头大伙巷市立第三通俗图书馆开办的儿童图书馆成立。① 4.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图书馆的兴起与发展
1921年，天津工人运动的早期领导人安体诚、于树德创办了天津工余补习学校，他们非常重视为工人建立一个借书阅报的场所，《工余补习学校章程》第九条规定：本校依当地工人之需要，得附设工人阅报室及工人图书馆等。这所专门为工人设立的图书馆，附设在天津工余补习学校内，馆址位于河北区宇纬路东兴里4段12号。《天津工人图书馆章程》明确规定：本馆以增进工人知识，促进工人觉悟为目的；本馆设备各种书籍、报纸、杂志等以供工人阅览。为了给工人们提供更多的文化读物，1922年6月9日，天津工人图书馆在上海《民国日报》刊出《天津工人图书馆募书启》：“向各地工友，劳动者和同情于劳工运动的同志们求援，希望各同志们，把许多有益于工友们的快报捐助给本馆。”②天津工人图书馆通过对工人进行启蒙教育，对提高工人觉悟，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因而，这所图书馆及其补习学校被称为“天津劳工的一道曙光”。
1922年，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了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又称“马氏学会”，该会为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扩大革命理论在群众中的影响，创办了“马氏通讯图书馆”，与普通图书馆不同的是，“马氏通讯图书馆”以通信、邮寄的方式向青年推荐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宣传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进步书籍。1923年1月5日，该会在天津《新民意报》发表《马氏通讯图书馆宣言》和《马氏通讯图书馆章程》，宣称：“我们相信马氏学说，是改造社会底惟一的工具”，而改造社会“不是少数人能办到的事，所以便把我们底工具——马氏底书籍——来供给人家”。③
三、租界图书馆的建立与发展
租界图书馆是天津较早的公共图书馆，最初为海关所设，收藏书籍不多，服务对象仅限于海关人员，后来才改为英租界公共图书馆。英、法、日、意、奥、俄等国租界都建有图书馆，由于年代久远，资料缺失，目前仅搜集到英、日、法租界图书馆的资料。当时在天津居住的外国侨民不是很多，租界图书馆主要为本国侨民提供服务，一般中国人无法进入阅读。现在天津图书馆收藏的旧西文书籍中常见有租界图书馆的藏书遗存，其中不乏非常珍贵的史料。
1.英租界图书馆
天津英租界图书馆建馆最早，大约始建于19世纪80年代，当时的名称为The Tientsin Public Library（天津公共图书馆）。按照西方图书馆管理模式进行经营，实行会员制，读者必须缴纳一定的费用成为图书馆的正式会员，才能进入图书馆借阅图书，每年举行一次会员大会，推选三名以上会员组成图书馆委员会，负责图书馆的经营与管理。同时规定：经会员介绍，非正式会员也可阅览图书；向“国家”（指英租界当局）纳税超过一定数额者，可以认定其为会员，也可进入图书馆阅览。由此不难看出，该馆具有公共图书馆的性质。①
英租界图书馆建馆时，天津海关会馆提供了400多册西文图书，为此，海关外勤人员阅览图书时享有特殊的优惠，不受图书馆规章的约束。经过几年的发展，图书馆藏书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光绪十二年（1886年）时藏书达1100册，据光绪二十八年图书馆编辑的馆藏目录记载，著录藏书达4600多册（包括过期的期刊和报纸）。
英租界图书馆对图书的分类与排架非常独特，全部馆藏分为八个大类，按照英文字母A-H的顺序排列：A为小说，B为传记，C为历史，D为旅行、娱乐和冒险，E为综合，F为参考书，G为科学与哲学，H为诗歌。同类书按照收藏的先后编写流水号，各类书的最大号即为该类书的馆藏量。分类号及顺序号粘贴在书脊上，其分类号的大写字母是印刷的，顺序号则用墨水笔写上。流传至今的许多书籍仍保存着这种最初的索书号，非常醒目。
最初的馆藏目录已无迹可寻，留存下来最早的馆藏目录是光绪二十八年由图书馆委员会编纂，天津印字馆印刷的印刷本。分为著者目录和书名目录两部分，其著者目录按照人名字母顺序排列，书名目录则按类别依标题字母顺序排列。目录每页正文后都有空白，每个字母的结尾处也都留出约30%的空白。每隔一段时间，图书馆委员会便会印刷新增馆藏的小纸条，方便订阅者自行粘贴到他们的目录上，使馆藏书目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能反映全部馆藏。
2.日租界图书馆
光绪三十一年，来天津聚居的日本人逐渐增多，日租界当局加强对天津日租界的建设。日本共立井上医院院长井上勇之丞等人发起成立图书馆的倡议，并得到租界当局的批准。名为清国天津日本图书馆，图书馆设立之初为会员制，会员按月缴纳会费后，免费阅览图书，对非会员实行收费阅览。图书馆创立总会由会长1名，评议员20名组成，负责处理图书馆的一切事务。
光绪三十三年，天津居留民团成立。图书馆创立总会决定并于次年将图书馆交付居留民团管理，成为日租界行政管理机构的组成部分。1913年8月，日租界当局修建新居民留团事务所和分会堂，日本图书馆设在该建筑的二楼。②
1925年，居留民团会议根据图书馆发展情况对原有的规章进行了修改，使其更加完备。1926年，馆藏图书达10843册（含中文书3800册）。③1934年1月，居留民会议员三昌洋行的冈本久雄捐赠建馆基金，④7月，新图书馆在大和公园动工兴建。1935年6月，新图书馆落成开馆。
1937年7月，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天津日本图书馆被日军征用，图书馆被迫关闭。一年后，天津局势稳定，图书馆返还给居留民团，并于1938年9月20日重新开馆。1945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天津日本图书馆及其8万余册图书全部被中国政府接收。
3.法租界图书馆
法租界图书馆建立的具体年代已无从查考，目前发现的有关这个图书馆的最早文字记载见于1919年，当时的馆址设在大法国河坝6号（今张自忠路），与法国工部局同在一处，后来迁到大法国路37号（今解放北路）。⑤法租界最高行政机构是董事会，下设几个委员会，图书馆委员会负责图书的购置、经费支配及图书馆设施的利用等事宜。⑥ 据1926年出版的《天津租界及特区》记载，法租界图书馆藏书为5000部，⑦1939年法租界图书馆编辑了馆藏目录，其著录的法文书近12000种。⑧
法租界图书馆全部馆藏分为十一个大类，按照英文字母A-K的顺序排列：A为小说，B为戏剧和诗歌，C为历史、回忆录和传记，D为地理、游记和通讯，E为哲学、宗教、社会科学和政治，F为艺术、文学和评论，G为科学和教育，H为参考书，I为军队、航海、航空和体育，J为杂俎，K为儿童读物。著录格式为著者、书号和书名，各类图书依据著者的姓氏字母顺序排列，每种书都配有一个阿拉伯数字编号，没有类别界限。
四、图书馆事业演进的历史启示
清末至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最为动荡的年代，天津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跌宕起伏，合乎近代社会的发展规律，纵观半个世纪天津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图书馆事业与国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发展态势密切相关。
1.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
清末新政促进了图书馆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加速了从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变。经历过民国初年的社会动荡，中国政局相对稳定，国民政府依据近代图书馆思想，制定了关于图书馆概念、管理模式的一系列政策法规，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上的保证。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时局动荡，战乱频仍，天津的图书馆事业更是命运多舛，基本处于半停顿的状态，租界图书馆也未能幸免。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
2.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社会基础
民国时期，天津的高等教育、中等教育、社会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天津市民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产生于清末民初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逐步壮大，他们实际上担当着新知识、新文化、新观念的传播者、建设者和探索者的社会角色。为满足他们的阅读需求，满足多层次的阅读对象，天津图书馆布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通过巡回文库方式，把馆藏书籍推广到天津的各个角落。
3.中西文化融合是天津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特有轨迹
以传播文化、传承文明、开启民众智慧、提高人民素质为使命的近代图书馆的建立，颠覆了“重藏轻用”的传统观念，体现了“书是为了用的这一定律”。华界图书馆与租界图书馆的发展，不仅传播了图书馆的服务理念与服务宗旨，而且大幅提升了社会对图书馆的认识。一方面，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保存地方文献、教育启迪民众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实践；另一方面，天津作为近代中国中西文化的交汇点，吸收了大量的西方文化，特别是租界的西风东渐，使天津在兼收并蓄、包罗万象中形成别致的文化气息，既有传统的痕迹，又不乏舶来的风采。日久天长，天津这座城市对多元文化发生了中和作用，既有传统文化的延续，又有西方文化的移植，既有多种地域特色的合成，又有中西文化的融合，天津逐渐成为北方新式文化的中心。
近代天津图书馆事业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在完善图书馆管理体系与工作内容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不仅使图书馆的建设趋向科学化、社会化和平民化，而且为图书馆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简介】郭登浩，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馆长、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图书馆学。
【责任编辑：杨莲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