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研究社会运动,本人参与运动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8岁。她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度之间比较群众运动的成因:人们为什么会以及怎样集合在一起,通过什么样的口号或歌谣表达诉求,与政府之间又形成怎样的张力
　　
　　跟许多年逾古稀的同事相比,裴宜理在哈佛算得上年轻教授。她先后出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燕京学社社长是毫无争议的事情,除了她怡人的性情,学术水平也有目共睹。她的中文是1960年代在台湾学的,从文言文起步;日文则有少年时代10年东京生活为基础,尽管采访中她谦称:“我的日文(水平)是小孩子的。”如果以出生地为准,那么裴教授是上海人。她出生那一年(1948),中国还在“旧社会”。
　　“我父母都是圣公会传教士,但父亲不是牧师,虽然祖父和外祖父都是。父亲是历史学家,1931年到上海,在圣约翰大学教书;母亲是文学家,刚到上海时在圣玛丽女子中学教书。他们是在上海认识的,1937年结婚,然后我母亲就转到圣约翰大学工作,住在中山公园后面、今天华东政法大学那一带,一栋很漂亮的西式平房里,当时有10个传教士家庭都住那儿。父母常常邀请中国学生来家里交谈,或给他们看《圣经》,但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教书不是传教。那是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上海在30年代是非常开放和摩登的,父亲后来常常提起上海的夜生活和酒吧。”
　　裴宜理坐在华东师大逸夫楼的大堂里,距离父母当年的住所不过一站路。
　　父母在圣约翰教了20年书,对上海有很深的感情,但1949年两人不得不离开。许多年后裴宜理遇到上海社科院院长张仲礼,张先生说,他听过她父亲的课。
　　“1937年我父母到日本旅游,听说了芦沟桥事变,到美国驻东京大使馆核实消息并询问:‘我们的家在上海,能不能安全回去?’大使馆的人不想担负额外的责任,没说实话。父亲于是买了两张船票。很快他就发现乘坐的那艘船不太对劲,吃水很深。他对船舶比较在行,跑到舱底去看,吓了一跳:全是荷枪实弹的日本军人!一到上海,这些军人就投入战斗,街上可以看到许多尸体。他们回到圣约翰大学,屋子里乱七八糟;他们结婚的那个教堂也被洗劫,结婚礼物之类不翼而飞。不久父亲就被日本人关进监狱。美、日政府交换在押人员时他才被释放回美国。祖母在纽约的港口接他时,已经认不出自己的儿子——他是那么瘦。”
　　1951年,裴宜理一家搬到东京。父亲去大学教书,母亲很吃惊:“你被日本人关进监狱,吃过那么多苦。”父亲说,“那是战争时期。”
　　“父亲1959年去世,是被两个日本学生打死的。那天是感恩节,我们正吃饭,听见院子里狗叫,父亲就出去看。两个很年轻的日本学生,喝醉了酒,用空手道击打父亲的头——会空手道的人,他们的手就是武器,他们不该喝酒——几分钟后父亲就死了。那年我11岁。1962年母亲带我们回美国,在大哥就读的沃尔根大学安顿下来。但说实在的,1959年之前,我们在东京挺快乐的,我对日本也有相当深的感情。我父母后来葬在日本,我保有了他们在长野县的一栋房子,现在每年会回去看看。”
　　裴宜理说,学者治学往往跟志趣、经历密切相关。她研究社会运动,本人参与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8岁。那一年,她在东京第一次参加游行;1968年,从纽约到华盛顿,她在抗议活动中险些被捕;最近的一次是在波士顿参加抗议美国进军伊拉克的示威活动,当时人们打出的标语是“Drop Bush Not Bombs”(丢弃布什,而非炸弹)。
　　裴宜理天生对政治感兴趣,且有一种领袖气质。她在威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