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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山东党组织即已存在是党内皆知的事实。王乐平等五人参加伊尔库茨克会议时，留存了珍贵的五份历史文献——《调查表》，以及施存统“口供”等，即可证明。揭开亲情与政治的层层面纱，可以发现：王乐平才是隐于其中的核心人物。
[关键词]伊尔库茨克会议；调查表；山东党组织；核心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5-0021-04
在中国特色的熟人社会里，人情几乎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地方精英借由人情关系，搭建了马克思主义在当地传播的桥梁与平台，推动成立了中共地方组织或团体，并自我调整着人情政治中的组织关系与亲情角色。但是，一些研究者习惯于以结果推断原因，过于强调王尽美、邓恩铭因参加中共一大而自然为山东党组织创建者这一结果，从而忽视了在此组织关系之上更有亲情纠结的另一张隐蔽网络。在山东，在王乐平亲手编织的组织关系网络之中，王尽美、邓恩铭两位青年学子并不可能是运筹帷幄者，真正掌控局势的毫无疑问只能是王乐平本人。
一、五份《调查表》：山东党组织的首次亮相
中共创建者如张国焘对于山东党组织实际情形，显然是有所了解的。1919年11月10日，全国各界联合会在上海四川路青年会召开成立大会。张国焘称，在这次会议中，他曾与王乐平“共同工作过”。[1]张国焘对王乐平尊重有加，在王尽美等人面前却动辄以“导师”自居。1921年6月，张国焘称王尽美“视我为他们的先进者和老朋友，向我提出许多问题，不厌其详的要我讲解。他们一面静听，一面记录要点，并商谈如何执行的方法。他们来到上海以后，仍本着学习的精神贪婪地阅读有关书刊，有时且向到会的代表们请教”。[2]张国焘与王乐平的交往，无疑为中共函约王乐平建党埋下了伏笔。尽管王乐平并未亲自参加一大，中共高层对他仍是继续倚重。1922年9月，中共山东直属支部成立，从北京来济南正谊中学任教员的马克先代理书记之后，曾在背后议论王乐平家里“出入的人活像高等流氓”，王乐平知道之后即给陈独秀去信，张国焘于11月即撤去马克先的代理书记之职。[3]无论孰是孰非，王乐平在当时中共高层内具有一定话语权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1921年10月，王乐平、王尽美、王象午、邓恩铭、王复元五人赴伊尔库茨克参会时，皆在《调查表》中自称为“中华共产党山东部”党员。[4]前苏联学者索尔金没有提到参加这次会议的山东党组织，中国学者则认为“恰恰有好几个人宣布自己是山东党组织的成员”。[5]这几个成员即王象午、王复元、王乐平、王瑞俊、邓恩铭五人，分别化名为王筱锦、王福源、王居一、王尽美、邓又铭，并皆自称为“中华共产党山东部”，即“中共山东支部”。所谓“伊尔库茨克会议”，由共产国际决定召开，苏联《真理报》称之为“远东各国共产党及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会期自1922年1月21日-2月2日。[6]在A·季维尔《共产国际的五年（决议和数字）》一书中，称之为“远东各国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7]山东五位代表之中，深孚众望的核心人物显然只能为王乐平。有研究者曾指出：王乐平应该为山东党的创建者。[8]笔者认为，倘若称之为创建者不够精确，称为启蒙者和奠基者当无不妥。
当然，也有反对者认为，“王乐平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王乐平的共产党员身份是值得怀疑的。”王乐平亲笔所填写的“这张《调查表》的可靠性是经不起推敲的。”其理由为：首先，“王居一”之名，未见他使用过；其次，党的名字，不是“中华共产党山东部”，应该为王尽美填写的“中国共产党山东部”。[9]其实，这些反对理由，更站不住脚。因为当时的所谓中共党员，几乎都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王乐平在内的山东五位代表，在填写《调查表》时均采用了化名（假名）。作为掩饰身份、自我保护的一种非常手段，化名之举实无可厚非。不仅如此，在远东局事先准备好的一幢两层楼的招待所中，四位日本代表（一位学生、三位工人）“用的都是假名”。[10]以王尽美为例，他原名“瑞俊”，自此之后方使用“尽美”之名。[11]而所谓“中华共产党”，乃是会议主办方专为“中国共产党”设计的一个称谓。凡是与会的中国代表的《调查表》，均为“中华共产党”。这只要亲见了这些《调查表》之后，当无任何异议。而且，共产国际的相关文件亦如此记载：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共44人，共产党14人，国民党1人，共青团11人，无党派人士13人，其中并无“中华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之区别。在20世纪20年代，共产党在山东不是公开活动的组织。当时的党组织及人员名称，多用代号、化名。 山东党组织第一次使用“中国共产党”这一名称，大概是在1923年5月5日召开“马克思诞辰105周年纪念会”会后所散发的传单。[12]
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现名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Socio-Political History，全宗号495，目录号154，卷宗号181）存档并已公开的原始文献——参会代表的《调查表》，对于王乐平的中共党员身份有着确凿的记载。该《调查表》第6项“属什么党派或团体”，王乐平填写为“中华共产党山东部”，其中“华”、“产”、“东”均为繁体字。[13]从字迹分析，应该为王乐平的亲笔。不但王乐平，同行的其他四位山东代表亦均如此填写，只有王尽美大概系笔误而写成了“中国共产党山东部”。[14]在共产国际看来，只有“中华共产党”，而无“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共代表张国焘填写的《调查表》，也是“调查表·中华共产党部”之表格。[15]国民党代表张伯亚填写的《调查表》，仍是“调查表·中华共产党部”之表格，并无“中国共产党”之称谓。[16]无论是否机缘巧合，这五份《调查表》都成为山东党组织的一次公开集体亮相。而且其身份经过共产国际确认，“大会事实上承认”他们的“共产党员身份”，更具有权威性。[17]如果只有王乐平的一份《调查表》，显然系“孤证”。但是，这五份《调查表》一起问世则可以相互印证山东党组织的秘密存在了。这五份《调查表》，实为迄今记载山东党组织成员情况的最早文献和一次正式检阅。 二、何时成立？心照不宣的党内“秘密”
上述遗存文献，在上世纪80年代尚未公布，因此国内外研究者对于山东党组织的创建问题并未形成一致共识。1981年12月，山东省中共党史学会成立。1982年1月6日至10日，该会在济南举办“关于山东地方党组织创建时期的若干问题讨论会”，党史界40余人集中讨论这一问题。尽管大家认识到这“是山东党组织创建时期中的一个重要的、带关键性的，而且又比较难统一认识的问题”，实际并未形成共识。[18]此外，由于诸种原因，国内研究者对于中共创建者如张国焘等提供的相关资料往往视而不见，这就难免为浮云遮望眼，从而忽略了山东党组织在一大召开之前已经成立这一党内皆知的事实。
中共建党伊始，即已将山东列为发展的重点对象。张国焘称，陈独秀“是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最先发动者和设计者。他具有决心和信心，拟定发展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初步蓝图，并从事实际活动。由于他多方推动和组织，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零星活动终于演进到中国共产党的正式组成”。[19]陈独秀又“希望李大钊先生和我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20]可见，在中共创建者心目中，山东在北方的重要性仅次于北京。他们如此看重山东，自有其道理和依据。“中国共产党各小组，能在像湖南、山东这样的省份发展起来，倒也不是偶然的。山东因为是日本侵略的目标，所以青年在北方各省中显得较为左倾。”[21]而且，举国瞩目的五四运动，导火索即为山东问题，若对山东视而不见简直是不可能的。因此，成立山东党组织是中共计划内的必然结果。
成立山东党组织的计划，就是通过王乐平而落实的。党史界耳熟能详的“函约山东王乐平建党”之说，以往一些研究者认为此系“孤证”而不予采用。但是，此说却折射出了一定的历史真实：中共在山东建立党组织，系通过王乐平。换言之，中共中央与山东的联系纽带，即王乐平。而王乐平之所以在中共高层具有一定话语权，恐怕亦因为此。1984年，王乐平族侄王蔚明寄来专函，其中转述了王尽美的一些回忆：1921年6月间，王乐平接到中共一大筹委会秘书李汉俊来信，邀请他以山东共产主义者代表的名义参加中共一大。王乐平之所以获邀请，乃是因为王尽美在北京汇报工作时给予了王乐平很高的评价。[22]当然，王蔚明之说也不能尽信，但却可以与“函约王乐平建党说”互证。更重要的一点是，此二说，皆在清晰传递着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山东，只有王乐平与中共中央发生过直接联系。
其实，山东党组织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已经成立，在当时似乎是党内皆知的“秘密”。譬如说，即使远在日本的周佛海，居然也知道这一“秘密”，让人惊叹。周佛海（日本小组代表）于1942年1月回忆称：
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七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党务发展得真快，不单是我们去年计划的上海、汉口、长沙、北京、广州，都成立了组织，就是济南也有了支部。……汉口是陈潭秋、包惠僧，上海是李达、李汉俊，济南是谁记不清了……[23]
而早在周佛海之前，党内其他同志也曾留意到了山东党组织的一些情况。施存统1921年6月赴日留学，12月即被日本警视厅逮捕审讯，在“口供”中，施存统称济南学（党）员人数为：“10名”。[24]这是迄今，关于山东党员确切人数的最早记载。施存统、周佛海均不熟悉山东党务，亦未见他们与山东党组织有过联系。由此可知：山东党组织在中共一大之前已然成立，而这在党内亦非秘密。此外，张国焘在回忆录中，也另外提供了一组数据，其中山东为“8名党员”。[25]
然而，遗憾的是，时过境迁，山东党组织何时成立居然成为一桩长期未能解决的历史悬案。至于地方精英对当地党组织的早期贡献，也被有意或者无意地忽略了。
三、私人关系：党组织的凝聚纽带
在整理相关学术史过程中，笔者发现：所谓“济南小组”之争，焦点在于1921年山东党员只有王尽美、邓恩铭，二人则不能称其为“组织”。换言之，争论者的聚焦点仅仅为“组织”或者“团体”之概念的细节纠缠上，却罔顾了最大的历史事实。无独有偶，中共长沙、山东及日本小组均被认为是“只有2个党员”。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进一步指出，长沙小组“不过是与毛泽东交往过密的两三个志同道合者，远非一个团体或组织”。[26]笔者认为：无论山东党组织是否一个纪律严明的组织或者自由散漫的小团体，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它在一大前已然存在的基本历史事实不应被漠视。针对山东率意解说党史的泛滥现状，石川先生也特别指出：
……很遗憾，没有任何原始资料可以解答这些问题。武汉和长沙的情况，因为有直接当事人的回忆录，尚可粗知其概要；而济南的情况，由于直接当事人王尽美和邓恩铭都离世极早，本人生前没有任何回顾材料，只有他们周围的有关人士写的间接回忆录。在国内当初曾经存在的“共产主义小组”里，就数济南小组的真实情况最难把握。此前关于“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几乎所有研究，其所依据的也都是间接的回忆资料；而这些回忆的内容，有不少经不起推敲，因而，这类资料再多，也不可能使我们把握事实真相。[27]
众所周知，考证需要大量的文本证据和完整的证据链。但是，特定的历史环境，决定了山东党组织无法为自身提供文本上的“出生证明”。而这又决不仅仅只是山东所独有的特殊个案，其他一些地区亦皆如此。
在这一张王乐平精心编织的组织关系网中，既掺杂了错综复杂的家族、同乡、亲朋关系，又与其人格魅力有关。也许，王乐平的人格魅力，更能吸引方方面面的青年才俊聚集在其麾下，其关系网络才能源源不断向外扩张。因此，尽管政治声望屡遭挫折，他仍然能够一而再的成为山东比较醒目的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之下，最主要的大概是一种导师和门徒的关系。但这种革命者之间的师生关系，又大不同于既往的“门生故吏”。这种导师和门徒的关系，在当时甚为普遍。由于人生际遇不同，以及对信仰理解的分歧，王乐平及其革命门徒组成的山东党组织阵营内部，很快就出现了第一次分化。王尽美、王翔千、王象午、邓恩铭选择了继续信仰马克思主义；王志坚选择了“出世”的逃避主义；王复元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王乐平本人，则试图以“改组理论”挽救革命。不同的信仰抉择，也决定了他们各自不同的人生归宿。 以1930年王乐平在上海遇害为标志，此前，山东党组织早期成员王尽美已于1925年病逝，王翔千、王象午兄弟相继退党，王复元、王用章兄弟则先后叛党，此后，邓恩铭于1931年英勇就义，斯时山东党组织已处于生死攸关的转折时期。
参考文献：
[1][19][20][21]张国焘.我的回忆（根据现代史料编刊社1989年版重印）[M].香港：东方出版社，1998：184.90.98.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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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调查表·中华共产党部·王筱锦.调查表·中华共产党部·王居一.调查表·中华共产党部·王福源.调查表·中华共产党部·王尽美.调查表·中华共产党部·邓又铭.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7辑）[C].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773.774.776.780.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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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苏]A·季维尔.共产国际的五年（决议和数字）[J].共产国际，1929（1）：65-67.
[8]殷汉文等.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和创建者是王尽美和邓恩铭吗？[J].东岳论丛，1993（2）：74-75.但是，该文误认为山东代表只有四人：王尽美、王居一 （王乐平）、王福源、王筱锦（王象午），竟将“邓又铭（恩铭）”遗漏。苗体君、窦春芳.关于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创始人的新考证[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科版），2007（2）：22-26.该文同样也将“邓又铭”遗漏。
[9]臧金峰.再论山东共产党小组的创建人问题[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0（11）：27-33.该文却误将山东代表人数统计为6人。
[10]张国焘.我的回忆（根据现代史料编刊社1989年版重印）[M].香港：东方出版社，1998：183.
[11]萧甡.关于王尽美“名字”的考证[J].中共党史研究，2001（6）：90.
[12]中央档案馆、山东省档案馆.山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种本第一集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五年）[M].济南：内部资料，1994.
[13]调查表·中华共产党部·王居一[A].北京：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7辑）[C].774.
[14]调查表·中华共产党部·王筱锦.调查表·中华共产党部·王居一.调查表·中华共产党部·王福源.调查表·中华共产党部·王尽美.调查表·中华共产党部·邓又铭[A].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7辑）[C].773.774.776.780.782.
[15]调查表·中华共产党部·张国焘[A].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7辑）[C].802.
[16]调查表·中华共产党部·张伯亚[A].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7辑）[C].806.
[17]杨奎松.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问题[J].中国近代史研究，1994（2）：278.同时，该文指出：“真正的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其实只有一人，那就是张国焘。张国焘的委任状是陈独秀亲自用英文书写的。”这一说法，笔者认为不尽然。张国焘是中共中央代表并无疑义，山东五位代表既然自称为“中共山东支部”当然也可以作为中共地方支部代表参会了，更不能以此而否定他们的中共党员资格。
[18]贾蔚昌.关于山东地方党组织创建时期若干问题讨论会讨论情况介绍[J].山东党史资料（增刊），1982（3）：16-17.其中，余世诚认为：“济南共产党小组”的成立时间“在1920年底或1921年初的可能性最大”；人数最初建立时是3人，1921年春可能发展到5人，到“一大”召开时可能为8人；成员有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贾石亭（贾甫）、王象午、鲁伯峻、庄龙甲、王复元、王用章。刘明义认为：“1920年秋末（约10月），树立了共产主义信仰的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发起秘密成立了康米尼斯特学会（共产主义学会）也就是被后人所称的共产主义小组或共产党小组”；成立时间推定“在1920年秋末（即10月中、下旬）是比较妥当的”；成员“可以肯定的有王尽美、邓恩铭、王象午、王复元”，“可能性大的有王用章，有可能是的有贾甫、王志坚、李祚周、王克捷、赵震寰等。”李肇年、王文泉认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时间，大概在1920年冬到1921年春，“很难得出更具体的结论了”；成员“则只有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三人”，“还应有王复元、王用章二人。”曲琦明确提出“一大”以前没有“济南（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的否定观点。
[22]王蔚明.给山东省党史资料征委会的信，1984-5.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资料室存档件.
[23]周佛海.扶桑籍影溯当年[A].中共“一大”资料汇编[C].169-170.另参见：《共产主义小组》（下）[M].793.
[24] [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附录三-施存统口供：369.
[25]张国焘.我的回忆（根据现代史料编刊社1989年版重印）[M].香港：东方出版社，1998：108.
[26][27]《中国共产党成立史》[M]. 193.193-194.
作者：闫化川，山东大学哲社学院哲学博士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二处处长，研究方向为山东地方史；李丹莹，历史学硕士，山东省滨州市机关保险处业务科科长。
责任编辑：刘 捷
[关键词]伊尔库茨克会议；调查表；山东党组织；核心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5-0021-04
在中国特色的熟人社会里，人情几乎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地方精英借由人情关系，搭建了马克思主义在当地传播的桥梁与平台，推动成立了中共地方组织或团体，并自我调整着人情政治中的组织关系与亲情角色。但是，一些研究者习惯于以结果推断原因，过于强调王尽美、邓恩铭因参加中共一大而自然为山东党组织创建者这一结果，从而忽视了在此组织关系之上更有亲情纠结的另一张隐蔽网络。在山东，在王乐平亲手编织的组织关系网络之中，王尽美、邓恩铭两位青年学子并不可能是运筹帷幄者，真正掌控局势的毫无疑问只能是王乐平本人。
一、五份《调查表》：山东党组织的首次亮相
中共创建者如张国焘对于山东党组织实际情形，显然是有所了解的。1919年11月10日，全国各界联合会在上海四川路青年会召开成立大会。张国焘称，在这次会议中，他曾与王乐平“共同工作过”。[1]张国焘对王乐平尊重有加，在王尽美等人面前却动辄以“导师”自居。1921年6月，张国焘称王尽美“视我为他们的先进者和老朋友，向我提出许多问题，不厌其详的要我讲解。他们一面静听，一面记录要点，并商谈如何执行的方法。他们来到上海以后，仍本着学习的精神贪婪地阅读有关书刊，有时且向到会的代表们请教”。[2]张国焘与王乐平的交往，无疑为中共函约王乐平建党埋下了伏笔。尽管王乐平并未亲自参加一大，中共高层对他仍是继续倚重。1922年9月，中共山东直属支部成立，从北京来济南正谊中学任教员的马克先代理书记之后，曾在背后议论王乐平家里“出入的人活像高等流氓”，王乐平知道之后即给陈独秀去信，张国焘于11月即撤去马克先的代理书记之职。[3]无论孰是孰非，王乐平在当时中共高层内具有一定话语权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1921年10月，王乐平、王尽美、王象午、邓恩铭、王复元五人赴伊尔库茨克参会时，皆在《调查表》中自称为“中华共产党山东部”党员。[4]前苏联学者索尔金没有提到参加这次会议的山东党组织，中国学者则认为“恰恰有好几个人宣布自己是山东党组织的成员”。[5]这几个成员即王象午、王复元、王乐平、王瑞俊、邓恩铭五人，分别化名为王筱锦、王福源、王居一、王尽美、邓又铭，并皆自称为“中华共产党山东部”，即“中共山东支部”。所谓“伊尔库茨克会议”，由共产国际决定召开，苏联《真理报》称之为“远东各国共产党及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会期自1922年1月21日-2月2日。[6]在A·季维尔《共产国际的五年（决议和数字）》一书中，称之为“远东各国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7]山东五位代表之中，深孚众望的核心人物显然只能为王乐平。有研究者曾指出：王乐平应该为山东党的创建者。[8]笔者认为，倘若称之为创建者不够精确，称为启蒙者和奠基者当无不妥。
当然，也有反对者认为，“王乐平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王乐平的共产党员身份是值得怀疑的。”王乐平亲笔所填写的“这张《调查表》的可靠性是经不起推敲的。”其理由为：首先，“王居一”之名，未见他使用过；其次，党的名字，不是“中华共产党山东部”，应该为王尽美填写的“中国共产党山东部”。[9]其实，这些反对理由，更站不住脚。因为当时的所谓中共党员，几乎都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王乐平在内的山东五位代表，在填写《调查表》时均采用了化名（假名）。作为掩饰身份、自我保护的一种非常手段，化名之举实无可厚非。不仅如此，在远东局事先准备好的一幢两层楼的招待所中，四位日本代表（一位学生、三位工人）“用的都是假名”。[10]以王尽美为例，他原名“瑞俊”，自此之后方使用“尽美”之名。[11]而所谓“中华共产党”，乃是会议主办方专为“中国共产党”设计的一个称谓。凡是与会的中国代表的《调查表》，均为“中华共产党”。这只要亲见了这些《调查表》之后，当无任何异议。而且，共产国际的相关文件亦如此记载：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共44人，共产党14人，国民党1人，共青团11人，无党派人士13人，其中并无“中华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之区别。在20世纪20年代，共产党在山东不是公开活动的组织。当时的党组织及人员名称，多用代号、化名。 山东党组织第一次使用“中国共产党”这一名称，大概是在1923年5月5日召开“马克思诞辰105周年纪念会”会后所散发的传单。[12]
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现名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Socio-Political History，全宗号495，目录号154，卷宗号181）存档并已公开的原始文献——参会代表的《调查表》，对于王乐平的中共党员身份有着确凿的记载。该《调查表》第6项“属什么党派或团体”，王乐平填写为“中华共产党山东部”，其中“华”、“产”、“东”均为繁体字。[13]从字迹分析，应该为王乐平的亲笔。不但王乐平，同行的其他四位山东代表亦均如此填写，只有王尽美大概系笔误而写成了“中国共产党山东部”。[14]在共产国际看来，只有“中华共产党”，而无“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共代表张国焘填写的《调查表》，也是“调查表·中华共产党部”之表格。[15]国民党代表张伯亚填写的《调查表》，仍是“调查表·中华共产党部”之表格，并无“中国共产党”之称谓。[16]无论是否机缘巧合，这五份《调查表》都成为山东党组织的一次公开集体亮相。而且其身份经过共产国际确认，“大会事实上承认”他们的“共产党员身份”，更具有权威性。[17]如果只有王乐平的一份《调查表》，显然系“孤证”。但是，这五份《调查表》一起问世则可以相互印证山东党组织的秘密存在了。这五份《调查表》，实为迄今记载山东党组织成员情况的最早文献和一次正式检阅。 二、何时成立？心照不宣的党内“秘密”
上述遗存文献，在上世纪80年代尚未公布，因此国内外研究者对于山东党组织的创建问题并未形成一致共识。1981年12月，山东省中共党史学会成立。1982年1月6日至10日，该会在济南举办“关于山东地方党组织创建时期的若干问题讨论会”，党史界40余人集中讨论这一问题。尽管大家认识到这“是山东党组织创建时期中的一个重要的、带关键性的，而且又比较难统一认识的问题”，实际并未形成共识。[18]此外，由于诸种原因，国内研究者对于中共创建者如张国焘等提供的相关资料往往视而不见，这就难免为浮云遮望眼，从而忽略了山东党组织在一大召开之前已经成立这一党内皆知的事实。
中共建党伊始，即已将山东列为发展的重点对象。张国焘称，陈独秀“是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最先发动者和设计者。他具有决心和信心，拟定发展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初步蓝图，并从事实际活动。由于他多方推动和组织，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零星活动终于演进到中国共产党的正式组成”。[19]陈独秀又“希望李大钊先生和我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20]可见，在中共创建者心目中，山东在北方的重要性仅次于北京。他们如此看重山东，自有其道理和依据。“中国共产党各小组，能在像湖南、山东这样的省份发展起来，倒也不是偶然的。山东因为是日本侵略的目标，所以青年在北方各省中显得较为左倾。”[21]而且，举国瞩目的五四运动，导火索即为山东问题，若对山东视而不见简直是不可能的。因此，成立山东党组织是中共计划内的必然结果。
成立山东党组织的计划，就是通过王乐平而落实的。党史界耳熟能详的“函约山东王乐平建党”之说，以往一些研究者认为此系“孤证”而不予采用。但是，此说却折射出了一定的历史真实：中共在山东建立党组织，系通过王乐平。换言之，中共中央与山东的联系纽带，即王乐平。而王乐平之所以在中共高层具有一定话语权，恐怕亦因为此。1984年，王乐平族侄王蔚明寄来专函，其中转述了王尽美的一些回忆：1921年6月间，王乐平接到中共一大筹委会秘书李汉俊来信，邀请他以山东共产主义者代表的名义参加中共一大。王乐平之所以获邀请，乃是因为王尽美在北京汇报工作时给予了王乐平很高的评价。[22]当然，王蔚明之说也不能尽信，但却可以与“函约王乐平建党说”互证。更重要的一点是，此二说，皆在清晰传递着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山东，只有王乐平与中共中央发生过直接联系。
其实，山东党组织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已经成立，在当时似乎是党内皆知的“秘密”。譬如说，即使远在日本的周佛海，居然也知道这一“秘密”，让人惊叹。周佛海（日本小组代表）于1942年1月回忆称：
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七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党务发展得真快，不单是我们去年计划的上海、汉口、长沙、北京、广州，都成立了组织，就是济南也有了支部。……汉口是陈潭秋、包惠僧，上海是李达、李汉俊，济南是谁记不清了……[23]
而早在周佛海之前，党内其他同志也曾留意到了山东党组织的一些情况。施存统1921年6月赴日留学，12月即被日本警视厅逮捕审讯，在“口供”中，施存统称济南学（党）员人数为：“10名”。[24]这是迄今，关于山东党员确切人数的最早记载。施存统、周佛海均不熟悉山东党务，亦未见他们与山东党组织有过联系。由此可知：山东党组织在中共一大之前已然成立，而这在党内亦非秘密。此外，张国焘在回忆录中，也另外提供了一组数据，其中山东为“8名党员”。[25]
然而，遗憾的是，时过境迁，山东党组织何时成立居然成为一桩长期未能解决的历史悬案。至于地方精英对当地党组织的早期贡献，也被有意或者无意地忽略了。
三、私人关系：党组织的凝聚纽带
在整理相关学术史过程中，笔者发现：所谓“济南小组”之争，焦点在于1921年山东党员只有王尽美、邓恩铭，二人则不能称其为“组织”。换言之，争论者的聚焦点仅仅为“组织”或者“团体”之概念的细节纠缠上，却罔顾了最大的历史事实。无独有偶，中共长沙、山东及日本小组均被认为是“只有2个党员”。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进一步指出，长沙小组“不过是与毛泽东交往过密的两三个志同道合者，远非一个团体或组织”。[26]笔者认为：无论山东党组织是否一个纪律严明的组织或者自由散漫的小团体，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它在一大前已然存在的基本历史事实不应被漠视。针对山东率意解说党史的泛滥现状，石川先生也特别指出：
……很遗憾，没有任何原始资料可以解答这些问题。武汉和长沙的情况，因为有直接当事人的回忆录，尚可粗知其概要；而济南的情况，由于直接当事人王尽美和邓恩铭都离世极早，本人生前没有任何回顾材料，只有他们周围的有关人士写的间接回忆录。在国内当初曾经存在的“共产主义小组”里，就数济南小组的真实情况最难把握。此前关于“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几乎所有研究，其所依据的也都是间接的回忆资料；而这些回忆的内容，有不少经不起推敲，因而，这类资料再多，也不可能使我们把握事实真相。[27]
众所周知，考证需要大量的文本证据和完整的证据链。但是，特定的历史环境，决定了山东党组织无法为自身提供文本上的“出生证明”。而这又决不仅仅只是山东所独有的特殊个案，其他一些地区亦皆如此。
在这一张王乐平精心编织的组织关系网中，既掺杂了错综复杂的家族、同乡、亲朋关系，又与其人格魅力有关。也许，王乐平的人格魅力，更能吸引方方面面的青年才俊聚集在其麾下，其关系网络才能源源不断向外扩张。因此，尽管政治声望屡遭挫折，他仍然能够一而再的成为山东比较醒目的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之下，最主要的大概是一种导师和门徒的关系。但这种革命者之间的师生关系，又大不同于既往的“门生故吏”。这种导师和门徒的关系，在当时甚为普遍。由于人生际遇不同，以及对信仰理解的分歧，王乐平及其革命门徒组成的山东党组织阵营内部，很快就出现了第一次分化。王尽美、王翔千、王象午、邓恩铭选择了继续信仰马克思主义；王志坚选择了“出世”的逃避主义；王复元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王乐平本人，则试图以“改组理论”挽救革命。不同的信仰抉择，也决定了他们各自不同的人生归宿。 以1930年王乐平在上海遇害为标志，此前，山东党组织早期成员王尽美已于1925年病逝，王翔千、王象午兄弟相继退党，王复元、王用章兄弟则先后叛党，此后，邓恩铭于1931年英勇就义，斯时山东党组织已处于生死攸关的转折时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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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殷汉文等.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和创建者是王尽美和邓恩铭吗？[J].东岳论丛，1993（2）：74-75.但是，该文误认为山东代表只有四人：王尽美、王居一 （王乐平）、王福源、王筱锦（王象午），竟将“邓又铭（恩铭）”遗漏。苗体君、窦春芳.关于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创始人的新考证[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科版），2007（2）：22-26.该文同样也将“邓又铭”遗漏。
[9]臧金峰.再论山东共产党小组的创建人问题[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0（11）：27-33.该文却误将山东代表人数统计为6人。
[10]张国焘.我的回忆（根据现代史料编刊社1989年版重印）[M].香港：东方出版社，1998：183.
[11]萧甡.关于王尽美“名字”的考证[J].中共党史研究，2001（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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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调查表·中华共产党部·王筱锦.调查表·中华共产党部·王居一.调查表·中华共产党部·王福源.调查表·中华共产党部·王尽美.调查表·中华共产党部·邓又铭[A].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7辑）[C].773.774.776.780.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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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调查表·中华共产党部·张伯亚[A].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7辑）[C].806.
[17]杨奎松.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问题[J].中国近代史研究，1994（2）：278.同时，该文指出：“真正的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其实只有一人，那就是张国焘。张国焘的委任状是陈独秀亲自用英文书写的。”这一说法，笔者认为不尽然。张国焘是中共中央代表并无疑义，山东五位代表既然自称为“中共山东支部”当然也可以作为中共地方支部代表参会了，更不能以此而否定他们的中共党员资格。
[18]贾蔚昌.关于山东地方党组织创建时期若干问题讨论会讨论情况介绍[J].山东党史资料（增刊），1982（3）：16-17.其中，余世诚认为：“济南共产党小组”的成立时间“在1920年底或1921年初的可能性最大”；人数最初建立时是3人，1921年春可能发展到5人，到“一大”召开时可能为8人；成员有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贾石亭（贾甫）、王象午、鲁伯峻、庄龙甲、王复元、王用章。刘明义认为：“1920年秋末（约10月），树立了共产主义信仰的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发起秘密成立了康米尼斯特学会（共产主义学会）也就是被后人所称的共产主义小组或共产党小组”；成立时间推定“在1920年秋末（即10月中、下旬）是比较妥当的”；成员“可以肯定的有王尽美、邓恩铭、王象午、王复元”，“可能性大的有王用章，有可能是的有贾甫、王志坚、李祚周、王克捷、赵震寰等。”李肇年、王文泉认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时间，大概在1920年冬到1921年春，“很难得出更具体的结论了”；成员“则只有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三人”，“还应有王复元、王用章二人。”曲琦明确提出“一大”以前没有“济南（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的否定观点。
[22]王蔚明.给山东省党史资料征委会的信，1984-5.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资料室存档件.
[23]周佛海.扶桑籍影溯当年[A].中共“一大”资料汇编[C].169-170.另参见：《共产主义小组》（下）[M].793.
[24] [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附录三-施存统口供：369.
[25]张国焘.我的回忆（根据现代史料编刊社1989年版重印）[M].香港：东方出版社，1998：108.
[26][27]《中国共产党成立史》[M]. 193.193-194.
作者：闫化川，山东大学哲社学院哲学博士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二处处长，研究方向为山东地方史；李丹莹，历史学硕士，山东省滨州市机关保险处业务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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