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的一九六二年，乐山大学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中下马；乐山地委党校同财贸干校合并，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中上山。党校从“月咡塘”搬迁到大佛寺，一下获得了两笔巨额“财富”：一是接收了乐山大学上万册图书；二是享有了世界闻名的乐山大佛绝景和凌云寺里的无价之宝。
　　当时的凌云山是寺中有校、校中有寺，校寺连体、难分轩轾。来党校参加培训的学员背着背包沿着石梯上山，在“一笔龙”潭前停步，还有大肚罗汉笑脸相迎。进了凌云禅院山门，再穿过“天王殿”和“大雄宝殿”走廊，在“藏经楼”报到，然后入住和平楼、七一楼或者国庆楼。学习之余，信步出山门，饱览大佛神态，可在殿塔、亭坊嬉戏，还可上“东坡楼”畅谈“千古风流人物”，只见“渡头余落日”、“彩霞罩乌尤”，入“仙境”而其乐无穷。
　　党校“已投佛寺高阁”，也理所当然地承担了保护国家文物古迹的责任。移交寺庙时，大佛寺唯一的和尚吉安也移交给了党校，作为大佛寺庙的“专职管理员”。平日里，吉安和尚有三大工作职责：一是清晨撞钟，当晓雾乍开、朝阳露脸，清脆的钟声响后，党校学员和职工便起床晨练；二是打扫庭院管理好佛像，偶尔有虔诚的朝山居士来大佛寺，吉安和尚立即抱出香炉，摆上蒲团，在大雄宝殿做“佛事”，满足居士们的拜佛需求；三是下山去邮电所取报分发给各部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
　　一九六六年初，风云突变，正在党校培训参加“大四清”的社教工作的唐山铁道学院和成都工学院的师生，因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起反来，大字报贴满“藏经楼”和“大雄宝殿”走廊。不仅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而且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连凌云寺内的菩萨和匾额诸如“正法眼藏”也受到批判。好在只闹腾了几天，四清工作队就解散下山各奔东西了。
　　哪知道，“五.一六”通知号角吹响，风起云涌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尤其是“大串联”，“串”来四面八方的红卫兵。六月初的一天，一大堆人围在“天王殿”前，吵闹不休。因为有几个学生耍起“造反派”的脾气，打断一个“天王”的手和胳膊，另一群人上前阻止，要保护文物，周围的人各执一端。“造反有理”的狂呼乱叫与“保护文物”的正颜厉声搅混在一起，站在远处又不敢靠近的吉安和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学生们闹腾了半天，各自离去。
　　在党校领导班子已经瘫痪的情况下，一批年轻教师自发地组织起来，建立了一个“红卫兵接待站”，也戴着红卫兵袖套值班。一方面接待来自全国各地“大串联”的红卫兵；另一方面又以红卫兵的名义保护寺庙里的文物，劝阻打砸行为。一开始还有点效果，消解了一些故意刁难搞破坏的事情。不到半个月，独木难支，再难维持这样的尴尬局面了。
　　一九六六年夏秋之交的一个晚上，有消息传来说“红色造反兵团”要上山捣毁菩萨，横扫牛鬼蛇神，党校教职工非常着急，一心想不能让祖先传下来的文物毁于一旦。晚上10点钟左右，大家不约而同地聚集在“大雄宝殿”的坝子里，有教员、行政人员、校医、工人，还有所谓靠边站的当权派共20多人，又不约而同地果断决定“封殿护佛”！木工余绍清、电工万永洲自告奋勇担当现场指挥。先将“大雄宝殿”殿门钉死，贴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标语，然后动手封“天王殿”。灯光黯淡，幽幽忽忽。万永洲爬梯换灯，慌乱中从不稳的棚梯上摔了下来，摔得头破血流。医生为其上药包扎后，他带伤重新爬上棚梯。大家憋着一股气，在孤灯照耀下抬木板、搭架子、钉板子，挥汗如雨，奋战了近3个小时，终将受伤的凶神恶煞的四大天王囚进密封的笼子里，并贴上“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标语。
　　第二天，无动静，接连几天也相安无事。大家还以为是一场虚惊，正在暗自庆幸之际，红卫兵和一些造反兵团上山了，一来就是数百人，颇有声势，堵山门、围大殿，弄得水泄不通，党校教职工被隔离。造反派们在“造反有理”的口号声中，砸开天王殿，对“四大天王”大打出手；又敲开大雄宝殿，一阵乱棒，将十八罗汉打个粉碎。危急之际，人群中的良知者大声高呼“保护三尊佛”，还有人跪地哀求，此人正是泪流满面的吉安和尚，打砸者们被镇住了。矗立在大殿中央的“华严三圣”，释迦牟尼佛居中，文殊、普贤菩萨分坐两边，慈祥地注视着众人，表达出“最妙善义”。造反派们停住了手脚，大概是他们中的“领袖”一声吆喝，“走！”这帮乌合之众窜出山门，直奔乌尤寺去了……
　　大雄宝殿一片狼籍，十八罗汉栽倒在大殿两边，泥灰裹着泥身，头手分离，惨不忍睹。所幸的是“华严三圣”毫发无伤，隐藏在“藏经楼”上的大佛寺住持圆寂的真身也安然无恙。这是唯一的欣慰。
　　而今，大佛寺灯火通明、烛光闪烁、香火正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当人们在大雄宝殿仰望“华严三圣”，磕头作揖、渴求保佑时，不应该忘记乐山地委党校教职工这段“封殿护佛”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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