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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产阶级的崛起——只是不是我们
吉莉安·特特（Gillian Tett）
《美国管理》杂志编辑和《财经时代杂志》助理编辑
在过去的一年，美国（还有欧洲）的中产阶级正陷于困境，但这只是故事的一半。过去10多年来，资本回报率在所谓的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飞速增长，随之而来的是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以惊人的速度在上升。造成这种变化，部分由于工作机会正从西方流向新兴国家（例如，只要想想如泉涌般增长的中国工厂和印度的呼叫中心）。另外，随着收入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升，大部分新兴国家除了基础设施建设迅猛发展，其教育水平也有长足进步。
正因为新兴国家的中产阶级变得日益强大，他们同样正在成为一支强大的消费大军。因此，新兴国家便不再只是“供给冲击”的代表，他们也正在创造一个“需求冲击”。而这也带来重大问题：什么是他们的需求，谁来满足他们的需求？那些工作于印度呼叫中心或中国工厂的新兴中产阶级家庭是否将只购买本国产品？美国公司是否有机会为他们提供服务？如果可以，随着这些消费者开始外出旅游、求学、下载应用程序，即日益融入全球化生活，这样的机会能否最终转化为美国新的工作机会？
2.世界再无秘密可言
丹纳·普利斯特（Dana Priest）
《美国最高秘密：新美国安全状态的兴起》一书作者。
秘密的死亡可能很快来临。记者们挖掘了一系列被列为机密的政府信息，这些信息原是被设定为对公众保密的，涉及的领域涵盖阿富汗财政丑闻，中央情报局在巴基斯坦的无人机战斗，美国国家安全体系建设等等。
随之而来的还有维基解密和它带来的解密洪流。神秘的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的网站，将伊拉克战争的重要记录、关塔那摩监狱犯人的文件、美国驻突尼斯大使馆发回的关于突尼斯政府全面腐败的声名狼藉的电报等情报全部大白于天下，突尼斯腐败事件的公文被证实之后，当地发动了革命，这场革命现在已经超出突尼斯蔓延至整个中东地区。华盛顿出于自身利益，对此表示了谴责，然后是调查，继而宣布抓捕并囚禁阿桑奇及其同党。
事实是，这些信息源和手段通常是越来越广的、日益增长的被标注为非秘密海洋中的真正秘密。基于保守秘密的国际关系，就像需要互相隐瞒什么的人际关系一样，本质上都是十分脆弱的。
3.富人阶层将同你我无关
克里斯蒂亚·弗利兰德（Chrystia Freeland）
《路透社》编辑
如今，富人——特别是巨富之人——的财富已经远远超出了所有人。从2002～2007年，全美国65%的收入增长流入了最富有的1%的人的腰包。这一不平衡的分配方式意味着，如今国家半数的收入被最富有的10%的人攫取。2007年，最富有的1%的人控制着国家34.6%的财富，值得注意的是，超过90%的底层人仅仅占有财富的26.9%。
巨富阶层的形成是一个全球现象。这一现象在美国特别突出，但是在其他发达国家，像英国和加拿大，也同样有所发生。收入分配不平等在大多数正处于市场经济建设进程中的国家也有所加剧，而且现在中国的收入分配失衡也和美国一样严重。
全球的巨富阶层休戚与共，一起工作一起娱乐。他们一年四季在上海和纽约飞来飞去、做着生意，下榻达沃斯、瑞士，开展社交网络；到圣巴特去度假。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国际“浪人”，拥有一大把护照和遍布各地的居所。他们彼此之间具有很多共同之处，且早已不同于家乡的人民，更有甚者，他们正在形成他们自己的国度。
全球富豪统治正在形成，与此同时，全球化和技术革命正在掏空大多数西方工业化国家的中产阶层。今天的巨富阶层，很多起步于中产阶级，通过自己的辛勤工作而不是继承遗产积累了大部分财富。95年前，最富有的1%的美国人通过有偿工作获得的收入仅占国家总收入的20%，到了2004年，这部分收入已经翻了三番，达到60%。
这种优势统治的本质，在于赢者在一个赢者通吃的世界。在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各种重大政治问题中，最大的问题是所有其他人都在被巨富阶层慢慢甩开。
4.选举还将发挥作用
格温·艾弗里（Gwen Ifill）
《华盛顿周报》总编
2010年美国的中期选举出现了横扫全年的茶党浪潮。如果有人认为这一浪潮已经终结，那他不是明白者。2011年春季，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纽约时报（CBS News/New York Times）的民意调查时，59%的共和党人表示，他们更倾向于茶党的观点。一些左翼人士，对茶党的崛起感到恐慌，公开宣布要逃到加拿大去。
人们被提醒，民意调查中群众的行动具有重大意义，在投下选票之前必须要更加慎重，否则就会浪费投票机会。
如今，随着茶党候选人吸取上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在这次选举中取代了一些国会议员，那些曾经看轻其选票权力的人，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重新觉醒。那时，选举将真正发挥作用。
5.阿拉伯之春是一场就业危机
罗宾·赖特（Robin Wright）
美国和平研究所（U.S. Institute of Peace）研究员
错误估计，代价是高昂的。当一个年轻的突尼斯街头小贩不去报复另一名官员，而选择自己在西迪布济德州长办公室放火自焚之后，一场震动整个地区的起义由此爆发。默罕默德·布阿吉吉（Mohamed Bouazizi）的死赋予了中东“殉节”新的定义：进行公民反抗而不是成为自杀式炸弹。这引发了导致独裁者垮台的抗议，而且迫使美国放弃一些长期的盟友。许多阿拉伯国家政权失去了数十亿财产，而且现在可能对未能控制政府官员的贪婪懊悔不已。
然而自由依然挂着“遥遥无期”的牌子。而且，除了给公众提供以抱怨的权利，起义行动对改善日常生活作用甚微。
在埃及，人们盼望穆巴拉克下台之后，生活能够繁荣起来，而结果却是更加糟糕。新的抗议文化唤起了民主行动，药剂师、铁路工人、退休人员、律师、医生、记者、学生都纷纷要求更好的报酬和更多工作机会，而且在曾经受命镇压抗议的警察中间，也隐隐约约传出类似的诉求。
现在的转型国家中，没有一个能够立即满足上述经济安全或社会正义的要求。全球处于15～29岁的年龄段者约有一亿人，他们急需工作，其中有1/3又处于阿拉伯世界。因此，随着叛乱结束而来的失望，引发公众进一步不满，早先的自豪感和冲劲将难以为继。很多国家可能面临第二轮危机，甚至是系列危机。因为政府对所有的民主示威行动的承诺没有兑现，尚未解决的叛乱同样构成威胁。
6.华尔街：今昔依旧
菲利克斯·萨尔门（Felix Salmon）
《路透社》财经博客
2008年之前，金融世界尚未崩溃，数十年中，许多昔日小型的、乱七八糟的中介机构发展成为一个新的世界性动力源。这些新的金融大鳄通常都大到难以控制：没人理解得了它们数以十亿计的资产负债表和满是资产的地下室，它们成为随时可能爆发巨大灾难。
毫不夸张地说，这些机构大到了不能倒闭的程度。雷曼兄弟公司只是最小的几家公司之一，而它的破产却迫使很多国家的政府，采取以前难以想象的紧急措施，以保证全球经济免于瞬间崩溃。救助成本高达数万亿，而且失业率上升至高达10.1%；我们可能永远也不能从危机中完全恢复。构成灾难的成分非常简单：巨大、盘根错节、高回报。
现在，我们不仅没能解决上述三个问题，反而使它们变得更糟。大银行通过吞并它们失败的竞争对手，变得比以前更加庞大。例如，美林证券现在就成了美国银行的一家子公司；而且你丝毫不要相信，美国银行的高管层或董事会对美林携带的风险有哪怕一些皮毛的认识。
公司间的互相联结也更加紧密。国家救助政策的实施带来流动性泛滥，谦虚的本·伯南克（Ben Bernanke）说，联邦救助就相当于从直升机上向曼哈顿撒了数十亿美元的百元大钞。这些钱花在金融资产上面，结果，不同金融资产开始被捆绑起来，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如果我的股票涨了，你的当然也得跟着涨。接着就是你的商品，你的地方政府债券和你的古老名画等等。由于这种金融联结加强，导致一旦有意外风险来袭，整个事态就将不可控制：它绝对将冲击一切，一次性爆发。对于我们金融系统的问题，立法是无能为力的。
不仅如此，华尔街的薪酬已经达到了历史新高——这是不可持续的——而且金融业的利润再一次占到美国公司总利润的30%以上。这里不像低利润的公益商业银行，你可对买家和卖家、借款人和存款人收取较低的费用。注意，这是玩大钱的游戏，它带着咄咄逼人的气势卷土重来，而其风险也将史无前例。
7.政府雇员，公共之敌
乔纳森·查特（Jonathan Chait）
《新共和杂志》高级编辑
金融领域的崩溃引发了一系列其他领域的崩溃，包括遍及全国的州及市镇长期融资的崩溃。而且，政府雇员工会因此从美国保守思想的一个沉睡的小角落里浮现出来，在为美国劳动力的灵魂的充满意识形态的战斗中，充当股肱。
这一运动的先锋人物是威斯康辛州州长斯科特·沃克（Scott Walker）。沃克及其身边的一批保守派声称，政府雇员工会是对公共财政的根本威胁，必须彻底解散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一威胁。他们的论证逻辑是这样的：或许工会在私人领域还有其作用，能够帮助工人同雇主间关系达到平衡，对残酷地寻求公司利益最大化的雇主形成一种制约，但这一逻辑不适于政府。实际上，由于坐在谈判桌对面的是没有私人利益的公务人员，而不是资本家，而且由于政府雇员工会能影响选举结果，因此政府雇员工会是在同自己讨价还价。
诊断：公务员是拿着不合理补偿方案的肥猫。药方：解散工会。
民选官员在我们国家所做的事情就是：他们给雇员的薪水比较适度，并不过分，但是给他们自己丰厚的退休金。当承诺的账单到期时，这些政治家已经退休了，领着丰厚的退休金，或许还将被当地媒体引述其观点：新的民选官员不会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重操过去日子好过时我们曾使用过的做法。
8.数代同堂的回归
汉娜·罗森（Hanna Rosin）
《大西洋杂志》高级编辑
在美国，家庭本被假定都要消失。人们抚养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后，如果一切发展顺利，他们最终将独立自主。不像其他国家文化将子女孝顺作为首要美德，美国文化崇尚独立。经济独立的人不能要求他妈妈为他洗衣服，但最近，看起来我们必须要调整优先权的顺序。最近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同其父母共同生活的年龄在25～34岁的美国人的数量已经跃升到将近550万了——这一数字占到这一年龄段的总人口的约13%。根据社会学方面的资料，除了这种两代“同堂”现象，同祖父母辈一起居住的情形也“倍增”了。皮尤中心近期的一份报告称，“数代同堂的混合家庭的回归”成为一种趋势，在大萧条后的第一年里，超过260万美国人开始同亲人一起生活；总计16%的人口生活在数代同堂的混合家庭中，这是自195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一现象只是大衰退带来的一系列个人危机的最新结果罢了：丢掉工作，失去房子，发现自己需要重新和妈妈一起搭床睡，正如一位批评家近期所写的那样，内心“交织着羞愧和感谢的情绪”。对于期望独立的年轻人，这种小小的羞耻感无休无止：我怎么约会，怎么邀请朋友，像个成年人还要参加面试一样，还需要妈妈帮我擦鞋子？但感谢上帝，在面临这些尴尬的同时，家人同住也使人们发现，小小的意外相聚的温情时刻，一家人看着老电影，有说有笑，这是一种久违了的场景，这是一种多年以来未曾享受过的天伦之乐。
9.未来的战争将是数字化的战争
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
《大西洋杂志》国家通讯员
过去10多年来，为了应对“全球恐怖战争”，美国面临着这一古老挑战的新的形式：既要保护自身，又不能损及本国政体的根本属性。
这一挑战正在以另一种甚至更加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过去的数十年间，人类联系方式中最大的改变在于“云”的日益重要——所谓“云”是指一种电子网络，它让我们可以亲历一场灾难或政治社会剧变，无论其发生于何地；可以同任何地方的朋友进行联系；可以在电脑上得到地球上每一个角落的地图或卫星照片；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即时进行生意上、财务上、科技上和教育上的合作。当然，这些系统的不可或缺，使其变得危险。假如工厂、银行、医院和供电供水系统都必须在线操作，那么原则上，它们同样容易受到电子攻击。
随着2010年夏天发现潜伏的Stuxnet病毒，我们知道这一威胁不仅仅是假设，因为无论是以色列还是美国政府，或任何其他国家政府，都不会站出来说，是它制造了这一恶毒的软件，以使伊朗的核武器项目瘫痪。我们同样知道，这可能作为最新的战争形式由国家发起，而不仅仅是由诈骗团伙用来盗取你的信用卡密码或将你的钱汇往尼日利亚。这是一个潜在的外部威胁，同内部威胁一样难以发觉，而且很难控制，除非限制快速和开放的网络，而快速和开放正是网络的真正价值所在。
大规模的地缘战略一直在试图寻找对手的命门和薄弱环节，在这些地方，有打蛇打七寸的效果，一小点的损害能产生大范围的危害。过去，这些地方意味着港口、铁路、重要工程项目和机场。而现在，通过一个小小的USB连接器和以太网端口就可以产生这样的效果。
10.债券已死（长期证券）
克里夫·克鲁克（Clive Crook）
《大西洋杂志》高级编辑
美国政府债券的投资者曾经有过辉煌，现在它结束了。大萧条开始的10多年前，一股全球储蓄的大潮推动了国家债券的需求，推高了其价格，给投资者带来了可观的投资回报。当经济快速萎缩时，为了支持其刺激政策，政府不得不加快销售债券，其财政赤字也飞速上升。投资者将美国国家债券视为安全资产，对它有旺盛的需求；为了保持较低的利率，美联储也开始大量购买它们。由此，国家债券增加了收入，通过资本增值寻求历史性平等回报——这是一个风险更大的资产。
这将不可持续，实际上这已经难以为继了。到2011年春季，长期利率已经跌落到无路可走的地步了。债券价格走向反面将确定无疑。你是否像一些市场观察家一样，认为这是“债券的尽头”，取决于你对泡沫的耐受度。债券当然不会就此消亡，但平衡预算尚需时日。
现在，资本已经没有什么其他的安全天堂，因此私人投资者在避开市场之前将反复权衡，而且极有可能寻求一个收益温和增长的解决办法。联邦肯定是想从中抽身而退。但是，美国处于借入本国货币的较好时机——希腊和葡萄牙将非常幸运——如此一来，其央行将通过“印制钞票”和购买国债，持续不断地向政府注入资金。这一办法使用得越多，未来经济波动的风险就越大，利率也将在此期间飞涨，而且还将抑制实体经济投资，如投资于工厂、机械和道路建设等。
吉莉安·特特（Gillian Tett）
《美国管理》杂志编辑和《财经时代杂志》助理编辑
在过去的一年，美国（还有欧洲）的中产阶级正陷于困境，但这只是故事的一半。过去10多年来，资本回报率在所谓的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飞速增长，随之而来的是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以惊人的速度在上升。造成这种变化，部分由于工作机会正从西方流向新兴国家（例如，只要想想如泉涌般增长的中国工厂和印度的呼叫中心）。另外，随着收入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升，大部分新兴国家除了基础设施建设迅猛发展，其教育水平也有长足进步。
正因为新兴国家的中产阶级变得日益强大，他们同样正在成为一支强大的消费大军。因此，新兴国家便不再只是“供给冲击”的代表，他们也正在创造一个“需求冲击”。而这也带来重大问题：什么是他们的需求，谁来满足他们的需求？那些工作于印度呼叫中心或中国工厂的新兴中产阶级家庭是否将只购买本国产品？美国公司是否有机会为他们提供服务？如果可以，随着这些消费者开始外出旅游、求学、下载应用程序，即日益融入全球化生活，这样的机会能否最终转化为美国新的工作机会？
2.世界再无秘密可言
丹纳·普利斯特（Dana Priest）
《美国最高秘密：新美国安全状态的兴起》一书作者。
秘密的死亡可能很快来临。记者们挖掘了一系列被列为机密的政府信息，这些信息原是被设定为对公众保密的，涉及的领域涵盖阿富汗财政丑闻，中央情报局在巴基斯坦的无人机战斗，美国国家安全体系建设等等。
随之而来的还有维基解密和它带来的解密洪流。神秘的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的网站，将伊拉克战争的重要记录、关塔那摩监狱犯人的文件、美国驻突尼斯大使馆发回的关于突尼斯政府全面腐败的声名狼藉的电报等情报全部大白于天下，突尼斯腐败事件的公文被证实之后，当地发动了革命，这场革命现在已经超出突尼斯蔓延至整个中东地区。华盛顿出于自身利益，对此表示了谴责，然后是调查，继而宣布抓捕并囚禁阿桑奇及其同党。
事实是，这些信息源和手段通常是越来越广的、日益增长的被标注为非秘密海洋中的真正秘密。基于保守秘密的国际关系，就像需要互相隐瞒什么的人际关系一样，本质上都是十分脆弱的。
3.富人阶层将同你我无关
克里斯蒂亚·弗利兰德（Chrystia Freeland）
《路透社》编辑
如今，富人——特别是巨富之人——的财富已经远远超出了所有人。从2002～2007年，全美国65%的收入增长流入了最富有的1%的人的腰包。这一不平衡的分配方式意味着，如今国家半数的收入被最富有的10%的人攫取。2007年，最富有的1%的人控制着国家34.6%的财富，值得注意的是，超过90%的底层人仅仅占有财富的26.9%。
巨富阶层的形成是一个全球现象。这一现象在美国特别突出，但是在其他发达国家，像英国和加拿大，也同样有所发生。收入分配不平等在大多数正处于市场经济建设进程中的国家也有所加剧，而且现在中国的收入分配失衡也和美国一样严重。
全球的巨富阶层休戚与共，一起工作一起娱乐。他们一年四季在上海和纽约飞来飞去、做着生意，下榻达沃斯、瑞士，开展社交网络；到圣巴特去度假。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国际“浪人”，拥有一大把护照和遍布各地的居所。他们彼此之间具有很多共同之处，且早已不同于家乡的人民，更有甚者，他们正在形成他们自己的国度。
全球富豪统治正在形成，与此同时，全球化和技术革命正在掏空大多数西方工业化国家的中产阶层。今天的巨富阶层，很多起步于中产阶级，通过自己的辛勤工作而不是继承遗产积累了大部分财富。95年前，最富有的1%的美国人通过有偿工作获得的收入仅占国家总收入的20%，到了2004年，这部分收入已经翻了三番，达到60%。
这种优势统治的本质，在于赢者在一个赢者通吃的世界。在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各种重大政治问题中，最大的问题是所有其他人都在被巨富阶层慢慢甩开。
4.选举还将发挥作用
格温·艾弗里（Gwen Ifill）
《华盛顿周报》总编
2010年美国的中期选举出现了横扫全年的茶党浪潮。如果有人认为这一浪潮已经终结，那他不是明白者。2011年春季，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纽约时报（CBS News/New York Times）的民意调查时，59%的共和党人表示，他们更倾向于茶党的观点。一些左翼人士，对茶党的崛起感到恐慌，公开宣布要逃到加拿大去。
人们被提醒，民意调查中群众的行动具有重大意义，在投下选票之前必须要更加慎重，否则就会浪费投票机会。
如今，随着茶党候选人吸取上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在这次选举中取代了一些国会议员，那些曾经看轻其选票权力的人，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重新觉醒。那时，选举将真正发挥作用。
5.阿拉伯之春是一场就业危机
罗宾·赖特（Robin Wright）
美国和平研究所（U.S. Institute of Peace）研究员
错误估计，代价是高昂的。当一个年轻的突尼斯街头小贩不去报复另一名官员，而选择自己在西迪布济德州长办公室放火自焚之后，一场震动整个地区的起义由此爆发。默罕默德·布阿吉吉（Mohamed Bouazizi）的死赋予了中东“殉节”新的定义：进行公民反抗而不是成为自杀式炸弹。这引发了导致独裁者垮台的抗议，而且迫使美国放弃一些长期的盟友。许多阿拉伯国家政权失去了数十亿财产，而且现在可能对未能控制政府官员的贪婪懊悔不已。
然而自由依然挂着“遥遥无期”的牌子。而且，除了给公众提供以抱怨的权利，起义行动对改善日常生活作用甚微。
在埃及，人们盼望穆巴拉克下台之后，生活能够繁荣起来，而结果却是更加糟糕。新的抗议文化唤起了民主行动，药剂师、铁路工人、退休人员、律师、医生、记者、学生都纷纷要求更好的报酬和更多工作机会，而且在曾经受命镇压抗议的警察中间，也隐隐约约传出类似的诉求。
现在的转型国家中，没有一个能够立即满足上述经济安全或社会正义的要求。全球处于15～29岁的年龄段者约有一亿人，他们急需工作，其中有1/3又处于阿拉伯世界。因此，随着叛乱结束而来的失望，引发公众进一步不满，早先的自豪感和冲劲将难以为继。很多国家可能面临第二轮危机，甚至是系列危机。因为政府对所有的民主示威行动的承诺没有兑现，尚未解决的叛乱同样构成威胁。
6.华尔街：今昔依旧
菲利克斯·萨尔门（Felix Salmon）
《路透社》财经博客
2008年之前，金融世界尚未崩溃，数十年中，许多昔日小型的、乱七八糟的中介机构发展成为一个新的世界性动力源。这些新的金融大鳄通常都大到难以控制：没人理解得了它们数以十亿计的资产负债表和满是资产的地下室，它们成为随时可能爆发巨大灾难。
毫不夸张地说，这些机构大到了不能倒闭的程度。雷曼兄弟公司只是最小的几家公司之一，而它的破产却迫使很多国家的政府，采取以前难以想象的紧急措施，以保证全球经济免于瞬间崩溃。救助成本高达数万亿，而且失业率上升至高达10.1%；我们可能永远也不能从危机中完全恢复。构成灾难的成分非常简单：巨大、盘根错节、高回报。
现在，我们不仅没能解决上述三个问题，反而使它们变得更糟。大银行通过吞并它们失败的竞争对手，变得比以前更加庞大。例如，美林证券现在就成了美国银行的一家子公司；而且你丝毫不要相信，美国银行的高管层或董事会对美林携带的风险有哪怕一些皮毛的认识。
公司间的互相联结也更加紧密。国家救助政策的实施带来流动性泛滥，谦虚的本·伯南克（Ben Bernanke）说，联邦救助就相当于从直升机上向曼哈顿撒了数十亿美元的百元大钞。这些钱花在金融资产上面，结果，不同金融资产开始被捆绑起来，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如果我的股票涨了，你的当然也得跟着涨。接着就是你的商品，你的地方政府债券和你的古老名画等等。由于这种金融联结加强，导致一旦有意外风险来袭，整个事态就将不可控制：它绝对将冲击一切，一次性爆发。对于我们金融系统的问题，立法是无能为力的。
不仅如此，华尔街的薪酬已经达到了历史新高——这是不可持续的——而且金融业的利润再一次占到美国公司总利润的30%以上。这里不像低利润的公益商业银行，你可对买家和卖家、借款人和存款人收取较低的费用。注意，这是玩大钱的游戏，它带着咄咄逼人的气势卷土重来，而其风险也将史无前例。
7.政府雇员，公共之敌
乔纳森·查特（Jonathan Chait）
《新共和杂志》高级编辑
金融领域的崩溃引发了一系列其他领域的崩溃，包括遍及全国的州及市镇长期融资的崩溃。而且，政府雇员工会因此从美国保守思想的一个沉睡的小角落里浮现出来，在为美国劳动力的灵魂的充满意识形态的战斗中，充当股肱。
这一运动的先锋人物是威斯康辛州州长斯科特·沃克（Scott Walker）。沃克及其身边的一批保守派声称，政府雇员工会是对公共财政的根本威胁，必须彻底解散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一威胁。他们的论证逻辑是这样的：或许工会在私人领域还有其作用，能够帮助工人同雇主间关系达到平衡，对残酷地寻求公司利益最大化的雇主形成一种制约，但这一逻辑不适于政府。实际上，由于坐在谈判桌对面的是没有私人利益的公务人员，而不是资本家，而且由于政府雇员工会能影响选举结果，因此政府雇员工会是在同自己讨价还价。
诊断：公务员是拿着不合理补偿方案的肥猫。药方：解散工会。
民选官员在我们国家所做的事情就是：他们给雇员的薪水比较适度，并不过分，但是给他们自己丰厚的退休金。当承诺的账单到期时，这些政治家已经退休了，领着丰厚的退休金，或许还将被当地媒体引述其观点：新的民选官员不会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重操过去日子好过时我们曾使用过的做法。
8.数代同堂的回归
汉娜·罗森（Hanna Rosin）
《大西洋杂志》高级编辑
在美国，家庭本被假定都要消失。人们抚养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后，如果一切发展顺利，他们最终将独立自主。不像其他国家文化将子女孝顺作为首要美德，美国文化崇尚独立。经济独立的人不能要求他妈妈为他洗衣服，但最近，看起来我们必须要调整优先权的顺序。最近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同其父母共同生活的年龄在25～34岁的美国人的数量已经跃升到将近550万了——这一数字占到这一年龄段的总人口的约13%。根据社会学方面的资料，除了这种两代“同堂”现象，同祖父母辈一起居住的情形也“倍增”了。皮尤中心近期的一份报告称，“数代同堂的混合家庭的回归”成为一种趋势，在大萧条后的第一年里，超过260万美国人开始同亲人一起生活；总计16%的人口生活在数代同堂的混合家庭中，这是自195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一现象只是大衰退带来的一系列个人危机的最新结果罢了：丢掉工作，失去房子，发现自己需要重新和妈妈一起搭床睡，正如一位批评家近期所写的那样，内心“交织着羞愧和感谢的情绪”。对于期望独立的年轻人，这种小小的羞耻感无休无止：我怎么约会，怎么邀请朋友，像个成年人还要参加面试一样，还需要妈妈帮我擦鞋子？但感谢上帝，在面临这些尴尬的同时，家人同住也使人们发现，小小的意外相聚的温情时刻，一家人看着老电影，有说有笑，这是一种久违了的场景，这是一种多年以来未曾享受过的天伦之乐。
9.未来的战争将是数字化的战争
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
《大西洋杂志》国家通讯员
过去10多年来，为了应对“全球恐怖战争”，美国面临着这一古老挑战的新的形式：既要保护自身，又不能损及本国政体的根本属性。
这一挑战正在以另一种甚至更加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过去的数十年间，人类联系方式中最大的改变在于“云”的日益重要——所谓“云”是指一种电子网络，它让我们可以亲历一场灾难或政治社会剧变，无论其发生于何地；可以同任何地方的朋友进行联系；可以在电脑上得到地球上每一个角落的地图或卫星照片；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即时进行生意上、财务上、科技上和教育上的合作。当然，这些系统的不可或缺，使其变得危险。假如工厂、银行、医院和供电供水系统都必须在线操作，那么原则上，它们同样容易受到电子攻击。
随着2010年夏天发现潜伏的Stuxnet病毒，我们知道这一威胁不仅仅是假设，因为无论是以色列还是美国政府，或任何其他国家政府，都不会站出来说，是它制造了这一恶毒的软件，以使伊朗的核武器项目瘫痪。我们同样知道，这可能作为最新的战争形式由国家发起，而不仅仅是由诈骗团伙用来盗取你的信用卡密码或将你的钱汇往尼日利亚。这是一个潜在的外部威胁，同内部威胁一样难以发觉，而且很难控制，除非限制快速和开放的网络，而快速和开放正是网络的真正价值所在。
大规模的地缘战略一直在试图寻找对手的命门和薄弱环节，在这些地方，有打蛇打七寸的效果，一小点的损害能产生大范围的危害。过去，这些地方意味着港口、铁路、重要工程项目和机场。而现在，通过一个小小的USB连接器和以太网端口就可以产生这样的效果。
10.债券已死（长期证券）
克里夫·克鲁克（Clive Crook）
《大西洋杂志》高级编辑
美国政府债券的投资者曾经有过辉煌，现在它结束了。大萧条开始的10多年前，一股全球储蓄的大潮推动了国家债券的需求，推高了其价格，给投资者带来了可观的投资回报。当经济快速萎缩时，为了支持其刺激政策，政府不得不加快销售债券，其财政赤字也飞速上升。投资者将美国国家债券视为安全资产，对它有旺盛的需求；为了保持较低的利率，美联储也开始大量购买它们。由此，国家债券增加了收入，通过资本增值寻求历史性平等回报——这是一个风险更大的资产。
这将不可持续，实际上这已经难以为继了。到2011年春季，长期利率已经跌落到无路可走的地步了。债券价格走向反面将确定无疑。你是否像一些市场观察家一样，认为这是“债券的尽头”，取决于你对泡沫的耐受度。债券当然不会就此消亡，但平衡预算尚需时日。
现在，资本已经没有什么其他的安全天堂，因此私人投资者在避开市场之前将反复权衡，而且极有可能寻求一个收益温和增长的解决办法。联邦肯定是想从中抽身而退。但是，美国处于借入本国货币的较好时机——希腊和葡萄牙将非常幸运——如此一来，其央行将通过“印制钞票”和购买国债，持续不断地向政府注入资金。这一办法使用得越多，未来经济波动的风险就越大，利率也将在此期间飞涨，而且还将抑制实体经济投资，如投资于工厂、机械和道路建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