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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毋庸置疑，使馆和记者都是波兰十月事件的目击者，但他们对十月事件的性质和波兰前途的看法，却截然不同、针锋相对。他们的看法分歧由小到大，唱了一场对台戏。
1956年10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八中全会，改选中央第一书记，改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戴着所谓的“右倾民族主义错误”大帽子的前波党总书记哥穆尔卡将东山再起，出任波党中央第一书记。这本来是波兰的内政，却遭到苏联的粗暴干涉。赫鲁晓夫亲自率苏联代表团不经波兰的邀请就擅自闯入华沙，并暗中调动驻波苏军向华沙集结。从而在波党八中全会前后的日子里，波兰政局剧烈地动荡着，华沙沸腾了，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散发出令人恐慌的硝烟的气味。波兰和苏联之间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险些兵戎相见。这场异常尖锐的干涉和反干涉的斗争，史称波兰的十月事件。
在那沸腾了的波兰的十月，各国驻波兰大使馆的工作，都开足了马力，日以继夜地关注波兰政局的变化，关注波苏双边关系危机的形成和发展。十月事件的性质是什么？波兰要向何处去？苏联敢动用武力吗？一连串重大的根本性的问题，既困扰着处于事件漩涡中的波兰人，也困扰着各国驻波使节、记者和观察家。
当时，社会上流言四起，同一件事有了各种不同的版本和不同的结论。波兰党政高层人士对局势的看法也因派系不同而各异，各国使节的议论更是莫衷一是。时任中国驻波大使王炳南同苏联驻波大使交往颇多，了解了不少波兰上层的各种情况和苏联的看法。新华社驻华沙首席记者谢文清则比较了解社会的情绪和反映。使馆和记者从不同渠道获得的信息相互矛盾，究竟孰对孰错，谁真谁假，如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馆的外交官和记者在思索着，争辩着，都在努力去寻找正确的答案。
记者谢文清回忆说：使馆开会研究波兰形势，每次都请他参加。大使、参赞和与会的多数人对波兰形势持悲观态度，认为波兰反苏情绪太大，苏军解放了波兰，苏联给了波兰很多援助，而波兰人却不思报恩，反而掀起了反苏浪潮。波兰事件的性质是右派翻天，反苏反社会主义。哥穆尔卡复出后波兰将会向资本主义方向走去，并且有可能离开社会主义阵营。但谢文清却不这样看。他往往替波兰打抱不平，认为波兰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波苏关系不够正常，需要调整。波兰不会退出华沙条约，国内也不会复辟资本主义。波兰事件的性质不是反苏，而是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哥穆尔卡只是一个民族意识较强的共产党人，同铁托有点像，但不会反苏。谢文清说，他和使馆的意见只有一点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哥穆尔卡必然要东山再起。
毋庸置疑，使馆和记者都是波兰十月事件的目击者，但他们对十月事件的性质和波兰前途的看法，却截然不同、针锋相对。他们的看法分歧由小到大，唱了一场对台戏。
10月21日，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上，哥穆尔卡当选为中央第一书记。波党的改朝换代终于成为事实。这是驻在国发生的天字第一号的大事件，使馆党委立即召开会议并请记者谢文清列席，分析研究这一事件的性质，发展方向及其影响。
在会上两种不同意见进一步对立和冲撞，与会者无人同意记者的意见，大家的见解一边倒，都认为波兰将趋向反苏，退出华沙条约，在国内将停止农业合作化，逐渐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只有记者一个人认为，不一定如此悲观，只要适当调整好波苏关系，波兰不至于退出华约。至于农业政策，可能放慢一点步子，不急于搞合作化，以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充实市场供应，稳定人民的情绪。
但记者不是党委委员，他的意见“没有引起别人的重视”。会议决定，按多数人的意见向中央报告情况和看法。这份报告的调子自然是悲观的了，并极具倾向性，大意是说波兰统一工人党内正派领导警惕不足，致使党内右派的阴谋得逞。右派篡夺了党的领导权，这是右派秘密的有组织的阴谋活动的结果。今后的波兰，显然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研讨驻在国形势问题时，出现看法不同，发生意见分歧，进行激烈争论，这本是正常的事。可以沿用少数尊重多数的做法，也可以采取保留个人意见的方式，结束争论。但倔强的记者，却以其特有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把笔墨官司打到中央最高领导那里去了。
使馆党委扩大会议后，谢文清思考良久，怎么办？当时他心情很不平静，思想斗争十分激烈，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他认为，他已经发给总社大量材料，如实报道了波兰的客观情况，尽到了身在第一线的首席记者的责任。他当然也可以息事宁人，默不作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可是一转身他又想，“作为身在第一线的记者，除了客观、全面地报道客观情况外，也有责任把自己的分析和认识报给总社。只有这样，才算是个完全的、说真话的记者。只报道事实而不表明自己的认识，那只是说了一半真话”。于是他翻身起床，坐在灯下，奋笔疾书，写出了他《对波兰政局的一些看法》。
一篇同使馆党委唱反调的稿件在10月21日夜里一气呵成，谢文清松了一口气，舒展双臂，如释重负。但怎样把写好的稿件送到使馆去请大使签批，他犹豫了，鼓不起送稿的勇气。最后，他只好烦请贤内助郭先逑同志帮忙，由她把稿件送到王炳南大使办公室，帮他闯过这一关。
10月22日早晨一上班，使馆就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讨论这份稿件。会上的情况不言而喻，没有一个人同意记者的看法，甚至还有人压根儿反对上报这样的稿件。王炳南大使考虑再三，决定签批上报。王炳南说，“我们党有尊重少数人意见的传统，我们应向中央负责，如实上报”。但王炳南大使也采纳了有人提出的在稿件末尾加注使馆意见的建议。就这样，王炳南大使签批了谢文清的报道，但在稿件的末尾加上了一句泰山压顶般的按语：“中国驻波兰大使馆按：这篇报道只代表谢文清同志个人的意见，和使馆的看法有基本差别。”
1956年10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八中全会，改选中央第一书记，改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戴着所谓的“右倾民族主义错误”大帽子的前波党总书记哥穆尔卡将东山再起，出任波党中央第一书记。这本来是波兰的内政，却遭到苏联的粗暴干涉。赫鲁晓夫亲自率苏联代表团不经波兰的邀请就擅自闯入华沙，并暗中调动驻波苏军向华沙集结。从而在波党八中全会前后的日子里，波兰政局剧烈地动荡着，华沙沸腾了，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散发出令人恐慌的硝烟的气味。波兰和苏联之间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险些兵戎相见。这场异常尖锐的干涉和反干涉的斗争，史称波兰的十月事件。
看法不同，针锋相对
在那沸腾了的波兰的十月，各国驻波兰大使馆的工作，都开足了马力，日以继夜地关注波兰政局的变化，关注波苏双边关系危机的形成和发展。十月事件的性质是什么？波兰要向何处去？苏联敢动用武力吗？一连串重大的根本性的问题，既困扰着处于事件漩涡中的波兰人，也困扰着各国驻波使节、记者和观察家。
当时，社会上流言四起，同一件事有了各种不同的版本和不同的结论。波兰党政高层人士对局势的看法也因派系不同而各异，各国使节的议论更是莫衷一是。时任中国驻波大使王炳南同苏联驻波大使交往颇多，了解了不少波兰上层的各种情况和苏联的看法。新华社驻华沙首席记者谢文清则比较了解社会的情绪和反映。使馆和记者从不同渠道获得的信息相互矛盾，究竟孰对孰错，谁真谁假，如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馆的外交官和记者在思索着，争辩着，都在努力去寻找正确的答案。
记者谢文清回忆说：使馆开会研究波兰形势，每次都请他参加。大使、参赞和与会的多数人对波兰形势持悲观态度，认为波兰反苏情绪太大，苏军解放了波兰，苏联给了波兰很多援助，而波兰人却不思报恩，反而掀起了反苏浪潮。波兰事件的性质是右派翻天，反苏反社会主义。哥穆尔卡复出后波兰将会向资本主义方向走去，并且有可能离开社会主义阵营。但谢文清却不这样看。他往往替波兰打抱不平，认为波兰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波苏关系不够正常，需要调整。波兰不会退出华沙条约，国内也不会复辟资本主义。波兰事件的性质不是反苏，而是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哥穆尔卡只是一个民族意识较强的共产党人，同铁托有点像，但不会反苏。谢文清说，他和使馆的意见只有一点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哥穆尔卡必然要东山再起。
毋庸置疑，使馆和记者都是波兰十月事件的目击者，但他们对十月事件的性质和波兰前途的看法，却截然不同、针锋相对。他们的看法分歧由小到大，唱了一场对台戏。
谢文清的倔强
10月21日，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上，哥穆尔卡当选为中央第一书记。波党的改朝换代终于成为事实。这是驻在国发生的天字第一号的大事件，使馆党委立即召开会议并请记者谢文清列席，分析研究这一事件的性质，发展方向及其影响。
在会上两种不同意见进一步对立和冲撞，与会者无人同意记者的意见，大家的见解一边倒，都认为波兰将趋向反苏，退出华沙条约，在国内将停止农业合作化，逐渐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只有记者一个人认为，不一定如此悲观，只要适当调整好波苏关系，波兰不至于退出华约。至于农业政策，可能放慢一点步子，不急于搞合作化，以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充实市场供应，稳定人民的情绪。
但记者不是党委委员，他的意见“没有引起别人的重视”。会议决定，按多数人的意见向中央报告情况和看法。这份报告的调子自然是悲观的了，并极具倾向性，大意是说波兰统一工人党内正派领导警惕不足，致使党内右派的阴谋得逞。右派篡夺了党的领导权，这是右派秘密的有组织的阴谋活动的结果。今后的波兰，显然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研讨驻在国形势问题时，出现看法不同，发生意见分歧，进行激烈争论，这本是正常的事。可以沿用少数尊重多数的做法，也可以采取保留个人意见的方式，结束争论。但倔强的记者，却以其特有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把笔墨官司打到中央最高领导那里去了。
使馆党委扩大会议后，谢文清思考良久，怎么办？当时他心情很不平静，思想斗争十分激烈，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他认为，他已经发给总社大量材料，如实报道了波兰的客观情况，尽到了身在第一线的首席记者的责任。他当然也可以息事宁人，默不作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可是一转身他又想，“作为身在第一线的记者，除了客观、全面地报道客观情况外，也有责任把自己的分析和认识报给总社。只有这样，才算是个完全的、说真话的记者。只报道事实而不表明自己的认识，那只是说了一半真话”。于是他翻身起床，坐在灯下，奋笔疾书，写出了他《对波兰政局的一些看法》。
一篇同使馆党委唱反调的稿件在10月21日夜里一气呵成，谢文清松了一口气，舒展双臂，如释重负。但怎样把写好的稿件送到使馆去请大使签批，他犹豫了，鼓不起送稿的勇气。最后，他只好烦请贤内助郭先逑同志帮忙，由她把稿件送到王炳南大使办公室，帮他闯过这一关。
10月22日早晨一上班，使馆就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讨论这份稿件。会上的情况不言而喻，没有一个人同意记者的看法，甚至还有人压根儿反对上报这样的稿件。王炳南大使考虑再三，决定签批上报。王炳南说，“我们党有尊重少数人意见的传统，我们应向中央负责，如实上报”。但王炳南大使也采纳了有人提出的在稿件末尾加注使馆意见的建议。就这样，王炳南大使签批了谢文清的报道，但在稿件的末尾加上了一句泰山压顶般的按语：“中国驻波兰大使馆按：这篇报道只代表谢文清同志个人的意见，和使馆的看法有基本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