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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去北京八宝山，送名编辑章仲锷先生最后一程。在告别厅，我恭恭敬敬向先生的遗体鞠了三个躬，并献上一枝素洁的白菊，连同我的浓浓的哀思。
我把白菊工工整整地摆在先生灵前，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因为我知道先生是一位认真了一辈子的人，摆得不整齐了，怕先生提出异议。
章先生现在再也不会发言为大家纠错了。他此刻安卧在芬芳的鲜花丛中，轻轻地闭上了眼睛。这位为文坛栽花种草的老园丁，沉醉在一个开满鲜花的芳香美丽的梦里，再也不肯醒过来了。
小心地绕过先生灵前，我仔细地看了看章先生的脸，看了又看，要把这张脸深深地记在我的心里。他的脸上不再像过去那样略显苍白，而是染着淡淡的红润，他的神情还是那么淡定和从容，好像劳碌的农人收获了一个丰稔的金秋之后，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叹一声：“累了，我歇一小会儿。”
在告别现场，我好像没有听到哀乐，也没有听到多少激动的痛哭和嚎啕。这种情景，似乎正好契合先生的低调性情。淡淡地，就这样平静地走了吧，不带走一缕尘世的纷扰与喧嚣。但是我感受到了，这时悲凉沉重的情绪，压在来给先生告别的每一个人的心底，并在大家的心灵之间传递着。在人群中，我还见到王蒙、高洪波、郑伯农等等一些文坛名人。他们也都是一脸凝重，一脸沉郁。
如果说人生是一场考试的话，章先生交出的成绩，无论是人品的，还是事业的，都是让人放心和敬重的。他不是争奇斗艳的红花，只是一片生机盎然的绿叶，他通过自己的光合作用，默默地为无数娇艳的花朵们输送过营养和爱。
章先生先后在《十月》《当代》《中国作家》等杂志社工作，从事编辑工作近40年。他的书房里挂着一块宽两尺半、高一尺的棕色木匾，上面刻着三个绿色的大字：“磨稿斋”。据说出自原《当代》主编秦兆阳先生赠章先生的一首诗：“磨稿亿万言，常流欢喜泪。休云编者痴，我识其中味。”年复一年，病弱的章老先生端坐在这磨稿斋中，磨啊磨啊，为读者们磨出了一篇又一篇光彩动人的精神食粮——从维熙的《第十个弹孔》、张贤亮的《土牢情话》、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刘绍棠的《蒲柳人家》、刘心武的《钟鼓楼》、刘白羽的《第二个太阳》、张洁的《沉重的翅膀》、铁凝的《玫瑰门》、谌容的《太子村的秘密》、柯云路的《新星》、王朔的《玩的就是心跳》……等等等等，这些著名的文学名篇，都是章先生亲手编发的。念一念这个名单，就仿佛看见一个星辉熠熠的灿烂星座。而在这星座的后面，温和地欣慰地微笑着的，就是这样一张疲倦又亲切的脸。
先生的编辑作风，尤其他那份严谨认真和坦诚率直，給合作过的作家们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陈建功先生曾回忆，章仲锷先生约稿不仅不会当面吹捧作者，有时甚至还会对人家的某篇作品大加针砭，说些“你要是写成那样我可不要啊”之类的话。陈建功说这“证明章仲锷的魅力不光在直率，更在乎其眼力”。孙晶岩女士也说章先生的案头功夫很过硬，“错别字只要到了他的面前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反过来说，章先生看见了错别字，估计也像猫见了老鼠一样锐利和机敏吧。
即使在离休之后，他这股认真的精神也不肯稍有懈怠。现在重读先生晚年的几部杂文集，发现他的一个“永恒的话题”，就是对出版物和影视字幕中的错别字的批评。有时他甚至还为这样的话题较起真来，和人打一些尖锐的笔仗。即使是在前不久，他临终前几个月的时候，我还在报上读到他的一篇文章，批评某电视剧把 “钧鉴”写为“钧见”、把“包涵”写为“包含”等等错误。
余生也晚，没有赶上蒙章先生“磨稿”的荣幸，倒是在章先生离开编辑岗位之后，有幸作为编辑，在供职的报纸上编发过他的几篇杂文。我不敢把自己的编辑工作说成“磨稿”，因为先生已经把自己的稿子“磨”得非常干净了。能够近距离地接触这位编辑界前辈的手稿，真是一种难得的学习机缘。他的稿子都是用钢笔一丝不苟地抄写在稿纸上，偶有改动，会用修改液涂掉，然后认真补写在原处。即使是病中书写来的文稿，也一定是清清爽爽的，绝不马虎潦草，狂走龙蛇。大概是我编稿也还算认真吧，据说是得到了老先生的“待见”，所以几次专门指定他女儿，要把稿子送给我来做责编。这在我是一种认可和信任，也是一种美好的压力。后来的后来有一回，我却不小心犯了一个错误，惹得老先生挺不高兴。
章先生给我的那篇稿子叫《让人笑掉大牙的称谓》，其中有句话是批评某电视台刚播放的《神雕侠侣》中一句台词：“郭靖，你投降我就放了你的令嫒！”章先生认为“你的令嫒”的说法是“叠床架屋”，所以写文章提出批评。不料，我在编辑时不细心，误把手稿上的“令嫒”看成了“令媛”，这样文章见报后就成了：“郭靖，你投降我就放了你的令媛！”“媛”“嫒”字形相近，字义在这里也相近，所以一般读者不容易发现这个错误。但是章先生认为，本来是给人家挑错的，结果自己的文章中反而引错了人家的台词，觉得很不妥当。其实我只要再细心一些，这样的错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所以后来每逢我编稿时产生得过且过的心理时，眼前仿佛就又看到了章先生那不满和焦急的目光，提醒自己小心谨慎，认真负责。如果在编发的稿件中发现了错别字，心里就会有老鼠见猫的那种战栗不安的感觉，那时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一只老鼠，章先生仿佛是站在身后的猫：“唉，又被逮住了。”
章先生走了，他的好人品、好编风还在大家的口中传颂着。泰戈尔说过：“果实的事业是尊贵的，花的事业是甜美的，但是让我们做叶的事业罢，叶是谦逊地专心地垂着绿荫的。”现在，文坛上一片令人长久怀想的绿叶，悠悠地离开了枝头，飘回了广袤的大地。文坛盛传的京城“四大名编”，又少了一位。谨撰这篇小文，送一送老先生吧。时在京华深秋寒夜，天气阵雨转多云。
我把白菊工工整整地摆在先生灵前，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因为我知道先生是一位认真了一辈子的人，摆得不整齐了，怕先生提出异议。
章先生现在再也不会发言为大家纠错了。他此刻安卧在芬芳的鲜花丛中，轻轻地闭上了眼睛。这位为文坛栽花种草的老园丁，沉醉在一个开满鲜花的芳香美丽的梦里，再也不肯醒过来了。
小心地绕过先生灵前，我仔细地看了看章先生的脸，看了又看，要把这张脸深深地记在我的心里。他的脸上不再像过去那样略显苍白，而是染着淡淡的红润，他的神情还是那么淡定和从容，好像劳碌的农人收获了一个丰稔的金秋之后，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叹一声：“累了，我歇一小会儿。”
在告别现场，我好像没有听到哀乐，也没有听到多少激动的痛哭和嚎啕。这种情景，似乎正好契合先生的低调性情。淡淡地，就这样平静地走了吧，不带走一缕尘世的纷扰与喧嚣。但是我感受到了，这时悲凉沉重的情绪，压在来给先生告别的每一个人的心底，并在大家的心灵之间传递着。在人群中，我还见到王蒙、高洪波、郑伯农等等一些文坛名人。他们也都是一脸凝重，一脸沉郁。
如果说人生是一场考试的话，章先生交出的成绩，无论是人品的，还是事业的，都是让人放心和敬重的。他不是争奇斗艳的红花，只是一片生机盎然的绿叶，他通过自己的光合作用，默默地为无数娇艳的花朵们输送过营养和爱。
章先生先后在《十月》《当代》《中国作家》等杂志社工作，从事编辑工作近40年。他的书房里挂着一块宽两尺半、高一尺的棕色木匾，上面刻着三个绿色的大字：“磨稿斋”。据说出自原《当代》主编秦兆阳先生赠章先生的一首诗：“磨稿亿万言，常流欢喜泪。休云编者痴，我识其中味。”年复一年，病弱的章老先生端坐在这磨稿斋中，磨啊磨啊，为读者们磨出了一篇又一篇光彩动人的精神食粮——从维熙的《第十个弹孔》、张贤亮的《土牢情话》、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刘绍棠的《蒲柳人家》、刘心武的《钟鼓楼》、刘白羽的《第二个太阳》、张洁的《沉重的翅膀》、铁凝的《玫瑰门》、谌容的《太子村的秘密》、柯云路的《新星》、王朔的《玩的就是心跳》……等等等等，这些著名的文学名篇，都是章先生亲手编发的。念一念这个名单，就仿佛看见一个星辉熠熠的灿烂星座。而在这星座的后面，温和地欣慰地微笑着的，就是这样一张疲倦又亲切的脸。
先生的编辑作风，尤其他那份严谨认真和坦诚率直，給合作过的作家们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陈建功先生曾回忆，章仲锷先生约稿不仅不会当面吹捧作者，有时甚至还会对人家的某篇作品大加针砭，说些“你要是写成那样我可不要啊”之类的话。陈建功说这“证明章仲锷的魅力不光在直率，更在乎其眼力”。孙晶岩女士也说章先生的案头功夫很过硬，“错别字只要到了他的面前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反过来说，章先生看见了错别字，估计也像猫见了老鼠一样锐利和机敏吧。
即使在离休之后，他这股认真的精神也不肯稍有懈怠。现在重读先生晚年的几部杂文集，发现他的一个“永恒的话题”，就是对出版物和影视字幕中的错别字的批评。有时他甚至还为这样的话题较起真来，和人打一些尖锐的笔仗。即使是在前不久，他临终前几个月的时候，我还在报上读到他的一篇文章，批评某电视剧把 “钧鉴”写为“钧见”、把“包涵”写为“包含”等等错误。
余生也晚，没有赶上蒙章先生“磨稿”的荣幸，倒是在章先生离开编辑岗位之后，有幸作为编辑，在供职的报纸上编发过他的几篇杂文。我不敢把自己的编辑工作说成“磨稿”，因为先生已经把自己的稿子“磨”得非常干净了。能够近距离地接触这位编辑界前辈的手稿，真是一种难得的学习机缘。他的稿子都是用钢笔一丝不苟地抄写在稿纸上，偶有改动，会用修改液涂掉，然后认真补写在原处。即使是病中书写来的文稿，也一定是清清爽爽的，绝不马虎潦草，狂走龙蛇。大概是我编稿也还算认真吧，据说是得到了老先生的“待见”，所以几次专门指定他女儿，要把稿子送给我来做责编。这在我是一种认可和信任，也是一种美好的压力。后来的后来有一回，我却不小心犯了一个错误，惹得老先生挺不高兴。
章先生给我的那篇稿子叫《让人笑掉大牙的称谓》，其中有句话是批评某电视台刚播放的《神雕侠侣》中一句台词：“郭靖，你投降我就放了你的令嫒！”章先生认为“你的令嫒”的说法是“叠床架屋”，所以写文章提出批评。不料，我在编辑时不细心，误把手稿上的“令嫒”看成了“令媛”，这样文章见报后就成了：“郭靖，你投降我就放了你的令媛！”“媛”“嫒”字形相近，字义在这里也相近，所以一般读者不容易发现这个错误。但是章先生认为，本来是给人家挑错的，结果自己的文章中反而引错了人家的台词，觉得很不妥当。其实我只要再细心一些，这样的错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所以后来每逢我编稿时产生得过且过的心理时，眼前仿佛就又看到了章先生那不满和焦急的目光，提醒自己小心谨慎，认真负责。如果在编发的稿件中发现了错别字，心里就会有老鼠见猫的那种战栗不安的感觉，那时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一只老鼠，章先生仿佛是站在身后的猫：“唉，又被逮住了。”
章先生走了，他的好人品、好编风还在大家的口中传颂着。泰戈尔说过：“果实的事业是尊贵的，花的事业是甜美的，但是让我们做叶的事业罢，叶是谦逊地专心地垂着绿荫的。”现在，文坛上一片令人长久怀想的绿叶，悠悠地离开了枝头，飘回了广袤的大地。文坛盛传的京城“四大名编”，又少了一位。谨撰这篇小文，送一送老先生吧。时在京华深秋寒夜，天气阵雨转多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