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看上去是典型的“川妹子”：个头不高，偏瘦，微黑，面容清秀，神色中还保留着一种青涩，眼神中混合着慌乱、害怕，甚至有点无辜。
　　她是在火车上被抓获的，警察从她的铺位枕头下面发现了一包东西，经检验，是海洛因，重约200余克。她目光闪烁地不承认自己知道那是毒品，说朋友告诉她那是“提神的药”，发现会被没收，录口供时说不知道就没事了。“这么简单，人家会花钱让你带这药？”我当然不相信，问道。她转了转眼珠，想辩解，却又没说出什么。
　　录完口供，我一边整理东西，一边随口问她：“你进了这里，孩子怎么办？”我知道她年纪虽不大，却已经有了一个一岁多的孩子了。没想到听我这一问，她立即就哭了：“不知道。临走把孩子托给别人，说好两三天就回去，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说着时，大颗大颗的泪珠断线似的滚落，伤心得肆无忌惮。等她平息下来，我不由又和她多聊了几句。
　　通过聊天，我得知，她是四川南充市人，农民，家里孩子多，负担重，15岁初中毕业她就离家外出打工，先是在南充，后来辗转到广东上海等地，因为没有什么技术，做过最多的是餐厅服务员。18岁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比她大十几岁的男人，没领结婚证，住到了一起，后来男人走了，再无音信，不久后，她生了一个女儿。孩子出生了，她觉得没有脸面回自己家，只好独自养着孩子，因为照顾孩子，也不能打工，经济上很吃力。
　　好在她有一个情同姐妹的闺蜜，在走投无路的时候，闺蜜收留了她，两个人相帮着，才能紧巴巴地把日子过下去。闺蜜比她大几岁，是四川犍为县农民，同样是中学毕业，外出打工，同样有一个孩子，唯一的区别是，闺蜜领过结婚证，也领过离婚证。
　　闺密在KTV认识了一个叫“团长”的男人，比她们大十几岁，从四川往西安带东西的活，就是“团长”介绍给闺蜜的。两人带一次东西，可以“挣”两三千元，闺蜜每次分给她一千元。一共带了三次东西，都没事，这是第四次，没想到就被警察抓住了。她指认了闺蜜，供出了“团长”，却不知道“团长”的真名。闺蜜也不知道。
　　“我会被判刑吗？”她问我，有点可怜巴巴的。“你觉得呢？”我沉吟了一下，反问她。“她们说会很重。”她有些紧张地盯着我，试图从我的表情里找自己想要的答案。
　　“知道把你们叫什么吗？”我温和地问她。
　　“知道。”她低下头去，过了半晌才接道，“叫骡子。”
　　“骡子运的是货物，而你们运的是毒品。”听了我的话，她更深地低下头去。
　　讯问一同被抓获的她的“闺蜜”时，“闺蜜”同样矢口否认知道运的毒品。和她不同的是，“闺蜜”给自己做了很多的辩解，丈夫背叛了她，家庭抛弃了她，没有人帮助她，而“团长”欺骗了她……一样年轻的面孔，一样哭得涕泪纵横。
　　说实话，对于这两个被称为“骡子”的女人，不管是谁，感受都会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正是花一样的年纪，那么小的孩子的母亲，居然为了金钱走上犯罪道路，身陷囹圄之后，无论她们本人，还是孩子，其命运都令人同情。然而俗话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之所以能走到这一步，最大的原因还是在于她们自身。
　　除此以外，难道没其他的原因了吗？家境不好又多子女的家庭，女孩子当然地不受重视，还未成年就任其走向社会；而在这些弱势的女性面临生活困境时，社会对她们的救助也是不到位的，甚至是缺失的。她们的人生之所以能偏离到一条危险的犯罪之路，犯罪分子之所以能成功诱惑她们甘当“骡子”，难道没有这些因素在其中起作用吗？在当前的毒品犯罪中，犯罪分子将目光瞄准在未成年人和女性身上，利用其轻信、辨别是非能力不强、生活弱势等弱点，使其成为运输毒品的“骡子”，这已成为一种多发现象，需要引起特别的关注、预防和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