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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小书中，笔者尝试以版本学的基本概念为经，以图书实证为纬，编织近现代中国出版的宏观图景。力图从实例出发，说清近现代时期大致产生了哪些版本形态，各有什么特征，与此前此后的同类版本有什么联系与差异，在鉴赏、评判时应掌握什么标准，注意哪些问题。
曾经参观过一个当代藏书票作品展，看到诸如鲁迅、巴金这样的大家和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名人的藏书票，开初很为这些制作者庆幸，后来发现事情有些不对，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有机缘为大师、领袖制作藏书票?终于弄明白，这些藏书票其实只是臆造品，由这些参展者自行制作，于名人大家全无干系。名人们不但绝未使用过此物，甚至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东西存在。不客气地说，这是一种堕落。当然，与藏书票本身无关。
不过，藏书票的不为藏书所用，已成事实。近年来，不断有文化团体或机构一次性制作数十上百张的所谓藏书票，甚至以硬卡纸印刷，根本就没有打算被粘贴到藏书上去，其中不乏粗制滥造的玩艺儿。也有的制作单位比较老实，将这种东西命名为“纪念藏书票”。其实他们完全可以节约两个字，直接称为“纪念票”岂不更准确。不过那样就少了点制作者所需要的“文化”气息。
藏书票已经独立成为一种专项藏品。有一批制作者，也有一定的爱好者群体，以及相对稳定的交流、交换活动与销售市场。现在公认的搜集藏书票的途径，一是向藏书票艺术家定制，二是在特定的俱乐部或沙龙交换，三是向代销点购买。通过这些途径得到的藏书票，可以说基本与藏书没有关系，只是一种藏书票形式的艺术品。有专家还特别提醒收藏者，一定不要把藏书票装裱收藏，要保持背面印痕的完整无损，装裱过的藏书票不但不能参予交换，而且不能参加展览。换句话说，这种藏书票是一定不能贴到藏书上去的。藏书票背离自我的趋向，比邮票还要明显。
笔者以为，对于名副其实的藏书票，至少应该有如下几方面的界定：第一，是作为藏书标志而专门制作的、具有某些特定要素的版画艺术品；第二，藏书票的制作，应该得到票主的委托或允许；第三，一种藏书票中可能有未使用过的新票，但一定须有使用的实例。衡量一枚藏书票的价值，可以从这样几方面考虑，即藏书票的艺术水准、制作与存世数量、作者的地位，最后才是票主的身份。
由于中国内地能见到的真正的藏书票实物太少，笔者从未做过专门收集藏书票的打算，只是在淘书的同时，顺便注意到它，所得藏书票，一是馆藏票多，二是贴在外文书上的多。当然也有个人藏书票，如1943年美国印刷的《很久很久以前》，英文版，高223毫米，宽153毫米，布面精装，封二贴陈义夫(音译)藏书票，用的是藏书票中传统的藏书室图案，几本大小不等的精装书上，放着一个插满鲜花的玻璃花瓶，赭、黑两色套印，显得有些沉闷；右下角有制作者姓名的英文首字母“M”。票主身份不详。不过，民国年间，有条件制作与使用藏书票的中国人，可以肯定都是有相当地位的文化人。而西方人就不一定了，如1945年芝加哥出版的《他们的路》，英文版，高230毫米，宽178毫米，布面精装，前衬页粘罗伯特·诺斯藏书票，画面中是一个牵着白马走在树林中的少年骑士，虽也是赭色，但明朗得多。不过这本书是少儿读物，书主很可能是个孩子。
在图书馆藏书票中，笔者关注最多的是南京大学前身各校的藏书票。据该校图书馆的朋友说，这一系列的藏书票现共发现8种。笔者已得5种，均为蓝色印刷，按时代顺序，先是“国立东南大学孟芳图书馆”和“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图书馆”藏书票，这两种主图案相同，部是以7种不同形式的图书，环绕一座铜铎，或者就是“打铃上课”的意思；前者外环上、下分别为中、英文校名，后者外环上部为中文校名，下部为“南京”二字，最外圈是弧线正十二边形。其次是“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藏书票，以水波纹为底图，主图案是一只举着火炬的手。最后是大、小两种六朝松图案的“中央大学图书馆”藏书票，主图案由六朝松、山峦和初升的太阳组成；大六朝松图高128毫米，宽七六毫米，水墨画韵味甚浓，画面上没有文字，只在左下角钤“中央大学图书馆”篆书朱文方印，也是5种藏书票中唯一红蓝双色套印的；小六朝松图高92毫米，宽67毫米，图案经过抽象处理，上方为横排馆名，下方有“分类号数”和“登录号数”，可说是较为规范的藏书票。估计小六朝松图藏书票最后出现，故而沿用最久，存世也最多。由于用量较大，多次印刷，所以在小六朝松图中，尚有线条粗细、色泽深浅的细微差别。平心而论，中央大学图书馆的这几种藏书票，设计上都有精彩之处，尤其是以六朝松为主图案，表现出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与南京地域特征。中国早期的学校藏书票，如吴兴文先生所介绍过的1916年沪江大学书票和1920年代的两种清华学校书票，与此相比不免大为逊色。然而笔者所见几种介绍中国藏书票的著作，居然都没有提到这种六朝松藏书票，不知是什么原因。
笔者虽非专家，仍想对真正爱好藏书票的书友提供两点浅见。首先，最好是搜集贴在书上的藏书票实物，不管它能不能参加交换与展览；其次，因为国人使用藏书票的本就不多，如今书前粘有藏书票的馆藏书偶然还能见到，私人藏书就微乎其微，所以千万不要将藏书票从书上揭下来，而尽量保持其作为藏书票的原初状态。
曾经参观过一个当代藏书票作品展，看到诸如鲁迅、巴金这样的大家和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名人的藏书票，开初很为这些制作者庆幸，后来发现事情有些不对，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有机缘为大师、领袖制作藏书票?终于弄明白，这些藏书票其实只是臆造品，由这些参展者自行制作，于名人大家全无干系。名人们不但绝未使用过此物，甚至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东西存在。不客气地说，这是一种堕落。当然，与藏书票本身无关。
不过，藏书票的不为藏书所用，已成事实。近年来，不断有文化团体或机构一次性制作数十上百张的所谓藏书票，甚至以硬卡纸印刷，根本就没有打算被粘贴到藏书上去，其中不乏粗制滥造的玩艺儿。也有的制作单位比较老实，将这种东西命名为“纪念藏书票”。其实他们完全可以节约两个字，直接称为“纪念票”岂不更准确。不过那样就少了点制作者所需要的“文化”气息。
藏书票已经独立成为一种专项藏品。有一批制作者，也有一定的爱好者群体，以及相对稳定的交流、交换活动与销售市场。现在公认的搜集藏书票的途径，一是向藏书票艺术家定制，二是在特定的俱乐部或沙龙交换，三是向代销点购买。通过这些途径得到的藏书票，可以说基本与藏书没有关系，只是一种藏书票形式的艺术品。有专家还特别提醒收藏者，一定不要把藏书票装裱收藏，要保持背面印痕的完整无损，装裱过的藏书票不但不能参予交换，而且不能参加展览。换句话说，这种藏书票是一定不能贴到藏书上去的。藏书票背离自我的趋向，比邮票还要明显。
笔者以为，对于名副其实的藏书票，至少应该有如下几方面的界定：第一，是作为藏书标志而专门制作的、具有某些特定要素的版画艺术品；第二，藏书票的制作，应该得到票主的委托或允许；第三，一种藏书票中可能有未使用过的新票，但一定须有使用的实例。衡量一枚藏书票的价值，可以从这样几方面考虑，即藏书票的艺术水准、制作与存世数量、作者的地位，最后才是票主的身份。
由于中国内地能见到的真正的藏书票实物太少，笔者从未做过专门收集藏书票的打算，只是在淘书的同时，顺便注意到它，所得藏书票，一是馆藏票多，二是贴在外文书上的多。当然也有个人藏书票，如1943年美国印刷的《很久很久以前》，英文版，高223毫米，宽153毫米，布面精装，封二贴陈义夫(音译)藏书票，用的是藏书票中传统的藏书室图案，几本大小不等的精装书上，放着一个插满鲜花的玻璃花瓶，赭、黑两色套印，显得有些沉闷；右下角有制作者姓名的英文首字母“M”。票主身份不详。不过，民国年间，有条件制作与使用藏书票的中国人，可以肯定都是有相当地位的文化人。而西方人就不一定了，如1945年芝加哥出版的《他们的路》，英文版，高230毫米，宽178毫米，布面精装，前衬页粘罗伯特·诺斯藏书票，画面中是一个牵着白马走在树林中的少年骑士，虽也是赭色，但明朗得多。不过这本书是少儿读物，书主很可能是个孩子。
在图书馆藏书票中，笔者关注最多的是南京大学前身各校的藏书票。据该校图书馆的朋友说，这一系列的藏书票现共发现8种。笔者已得5种，均为蓝色印刷，按时代顺序，先是“国立东南大学孟芳图书馆”和“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图书馆”藏书票，这两种主图案相同，部是以7种不同形式的图书，环绕一座铜铎，或者就是“打铃上课”的意思；前者外环上、下分别为中、英文校名，后者外环上部为中文校名，下部为“南京”二字，最外圈是弧线正十二边形。其次是“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藏书票，以水波纹为底图，主图案是一只举着火炬的手。最后是大、小两种六朝松图案的“中央大学图书馆”藏书票，主图案由六朝松、山峦和初升的太阳组成；大六朝松图高128毫米，宽七六毫米，水墨画韵味甚浓，画面上没有文字，只在左下角钤“中央大学图书馆”篆书朱文方印，也是5种藏书票中唯一红蓝双色套印的；小六朝松图高92毫米，宽67毫米，图案经过抽象处理，上方为横排馆名，下方有“分类号数”和“登录号数”，可说是较为规范的藏书票。估计小六朝松图藏书票最后出现，故而沿用最久，存世也最多。由于用量较大，多次印刷，所以在小六朝松图中，尚有线条粗细、色泽深浅的细微差别。平心而论，中央大学图书馆的这几种藏书票，设计上都有精彩之处，尤其是以六朝松为主图案，表现出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与南京地域特征。中国早期的学校藏书票，如吴兴文先生所介绍过的1916年沪江大学书票和1920年代的两种清华学校书票，与此相比不免大为逊色。然而笔者所见几种介绍中国藏书票的著作，居然都没有提到这种六朝松藏书票，不知是什么原因。
笔者虽非专家，仍想对真正爱好藏书票的书友提供两点浅见。首先，最好是搜集贴在书上的藏书票实物，不管它能不能参加交换与展览；其次，因为国人使用藏书票的本就不多，如今书前粘有藏书票的馆藏书偶然还能见到，私人藏书就微乎其微，所以千万不要将藏书票从书上揭下来，而尽量保持其作为藏书票的原初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