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正闭关写剧本的新锐女导演，马来西亚电影新浪潮的重要一员，突然怀孕生子。身体变成了一片废墟，健忘又疲惫，工作被小孩干扰，电影计划不断延后，最终取消。
　　她心里委屈，觉得小孩三岁前，自己都活得狼狈不堪。好像电影《异形》，身体被一个异形侵占，吸食养分，最后破体而出。她又反复想到汉娜·阿伦特那句话：“每一个小孩的诞生，都是一次野蛮人对这个文明社会的入侵。”
　　为了抢救自己的人生，这位女导演精心制定了一个计划：自导自演一部武打片，去习武，去搏击，重塑自己的身体。
　　以上，是陈翠梅过往五年的经历。最终，她以一部名为《野蛮人入侵》的电影，夺回了自己对生活的控制。这部影片获得了今年上海电影节的“评委会大奖”，并被选为今年First青年影展的开幕影片，被视为今年华语片最大黑马。
　　颁奖那天，陈翠梅录了四遍致谢视频，每次都在开始录制十秒钟后，被儿子打断。她放弃了，继续去陪儿子玩。在接受本刊视频采访前，陈翠梅说，“如果采访那天我孩子来捣乱，我们可以换一天继续聊。”她有个比多数小孩都要调皮的儿子，调皮到影片的武术指导恼火地说：“不要带你小孩来片场了，太吵了，大家都会被干扰。”
　　《野蛮人入侵》是一部半自传电影，鲜活又生机勃勃。热爱自由的陈翠梅经历了人生中最大的困境：一个女性创作者如何在生育之后继续自己的事业。陈翠梅决定用一个讲故事的计划改变自己：讲故事能理解生活，讲故事也能建设生活。
　　拍电影不是目的，拍电影是一种修行方式。
　　以下是她的讲述：

《野蛮人入侵》

　　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应该要拍《状元图》，贾樟柯是监制，我还欠着他剧本。我计划把自己关在公寓里写一个月剧本，不上网，不和外界联络。因为生理期推迟了，有天我就去测了一下，发现怀孕了。然后打开手机，告诉丈夫。因为开机我知道了贾樟柯在找我，打电话回去，贾导说《状元图》的立项已经快过期了，我很直接的反应就是：我应该拍不了了，我要生小孩了。
　　我发现怀孕之后，别人对你的态度会不一样，更友善一些，或者跑来帮忙。但有些人会情不自禁地去摸你的肚子，哪怕是陌生人。我没有抗拒，我是觉得很有趣，怀孕之后身体好像变成了一个公共领域，突然大家都可以跑来摸一摸。
　　怀孕的时候我38岁，医生说你年纪比较大，生完小孩需要休养6个月。我运动量一直很大，身体也很好，所以我觉得生完小孩坐完月子，我就可以开始工作。出了月子身体不行，我想可能要三个月，三个月还是不行，真的彻底休养了六个月，每天都很累，只想躺着。
　　怀孕之后会忘记事情，或者是想事情变得很慢，经常很累。觉得自己从一个很聪明的人变成了一个喂奶机器，整个身体变得很弱。六个月后，我挣扎着开始做一些事情，但都不是创作。
　　实际上，我有三年时间都非常焦虑和沮丧，觉得身体是一片废墟，觉得电影事业完蛋，觉得已经没可能做导演了，也不太敢再接新的计划。
　　怀孕的时候，我真的很期待，想要个可以一起玩的小孩，我希望他是个淘气的小男孩。结果他真的是一个特别淘气的小男孩，不是一般的小孩。刚开始，朋友們会说你把小孩带来聚餐没什么问题，我们一起帮你看孩子。我带小孩去了之后，他会大闹，或者跑来跑去，我要一直追着他。后来我朋友们就说下次出来不要带你小孩了，大家会觉得烦。
　　我常被小孩弄得狼狈不堪，忍不住哭起来。我出国工作要带着他，一边拉着他一边拿着行李，但他会在过海关的时候突然跑掉，工作人员也很生气，问我为什么不拉住他。每次飞机起飞前是我最紧张的时候，小孩会哭闹，不肯坐下，还从安全带中爬出来。有时候我的力气制服不了他，空姐也不能帮忙，我感觉全飞机的人都很讨厌我。
　　我很爱我的小孩，看到他也会很开心，希望他快乐，但他就像一个黑洞，会把我的精力全部消耗掉。有时候我会想我是不是抱怨太多，因为妈妈们都有各种各样的困境，我可能也没有那么糟。我的抱怨是因为我是一个创作者，会觉得我明明是个导演，明明可以去创作，我为什么要24小时在看这个小孩。比如我想要写剧本，我想要闭关一个月，大量地看书看电影，但这些都没有办法完成。
　　我很喜欢运动，运动时身心合一，整个人很平和，想法会很清楚，充满活力;但如果不运动，我就会不想起床，不想做事，有点轻度忧郁的样子。因为有小孩，我很难规律地运动，就时不时会陷入忧郁。
　　在生小孩之前，我都不会有男女不平等的感觉，我甚至觉得女导演占到了优势。以前我接受采访时说过，我会很担心我得奖是需要一个女导演在获奖名单里，因为我是少数群体，所以才颁给了我。我觉得不应该这样来对待我，这是不尊重我的才华。
　　但从怀孕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抱怨了。到了定期产检的日子，我跟我丈夫说，你能不能代替我去。但这不可能的，因为这个小孩在你的身体里。
　　我问过印尼的女导演莫莉·苏亚，她拍戏的时候小孩怎么办。她说片场就是一个对小孩不太友好的环境，女导演还是挺困难的。她还会被小孩的老师说，为什么不能多点时间陪小孩，她听到之后很生气，但也没有办法。
　　《状元图》被一再延迟，最终只能放弃。我老是想到汉娜·阿伦特这句话：“每一个小孩的诞生，都是一次野蛮人对这个文明社会的入侵。”这是很真实的感受。你的所有空间和注意力都在被侵略，你没有办法思考，没有孤独，没有办法一个人去做什么。我会觉得很沮丧，觉得好浪费我的才华。
　　类似这样的经历，我拍在《野蛮人入侵》里了。我想用我的小孩来演阿满（女主角名）的儿子，但我的监制说，不能让你的小孩演，他太难控制了，大家在片场必须用所有的精神来看管他。拍这部电影有很多遗憾，但最大的遗憾就是出演儿子的那个小孩太乖了，跟我想象的相差太远。

《仪式之必要》

　　《野蛮人入侵》是一个计划。我要通过这个计划，把自己变成我想要的样子。
　　长期以来，无论是拍电影还是写作，我都对个人叙事最感兴趣。当一个人要讲自己是谁的时候，大概就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有因有果的。就像电影，有时候就是人生的一个说明书。
　　现在回头看，我是给自己写了一个故事，但当时我是想用叙事去改变自己。我写的故事是这样的：一个女演员怀孕了，身体变成了废墟，她接到了一个新的武打片机会，通过习武重新打造身体，找回了自己的生活。然后我自己去经历这个故事，我把这件事完成。
　　电影是其次的，自我塑造的计划才是真的。当然，这一切是在电影里完成的，这或许也不是真实的。但如果我拍电影还不是为了我自己，我为了什么？我觉得拍电影不一定要达成想要的结果，但一定必须与我有关。
　　《野蛮人入侵》起源于2019年3月，我在香港电影节遇到杨谨导演，他突然感慨说，很怀念以前拍独立电影的时候。那是十多年前吧，我们十万块就能拍一部电影，那都是我们拍电影的起点。然后杨谨没头没脑问我，“60万人民币你能拍一部电影吗？”我说没问题。过几天他约了我在酒店早餐，就把这个项目决定了，6个导演，每个人100万的预算来拍一部电影。

　　三个月后，“天画画天”电影公司在上海发布了这个计划，主题是“爱情征服一切”，这也是我首部长片的名字。我怀疑杨谨是自己遇到爱情了，所以特别想拍“爱情征服一切”。我跟他说我拍不了，我当时整个人都在跟小孩挣扎，我对爱情已经没什么想法了，非要我拍我只能拍一个跟人工智能的爱情故事——人跟人之间的爱情已经没什么可想象的。
　　离开上海后，我去了趟北京，在宋庄约了王宏伟（演员，编者注）吃饭，他突然说他要拍一部谍片，让我演女间谍，我开玩笑说那你送我去做三个月的武术训练吧。然后我突发奇想，反转局面，“不如我来拍一个伪纪录片，关于一个中国独立导演，转型拍动作片，找了合作多次的过气女演员，把她送去泰国普吉岛受训三个月。后来项目黄了。女主角却通过练武找到自我，最后还参加了自由搏击赛。”
　　紧接着我就去普吉岛考察、写剧本。很不幸，我没办法安排家人照顾我小孩，所以要把他带去普吉岛。《野蛮人入侵》的剧本写完后，故事的发展已经离题了，开始在讲小孩和身体，后来讲爱情，讲人对自己的认定，讲武术和修行。
　　我从2014年开始学武，最开始是因为在泰国待了两个月写剧本，上午写东西，下午就去学泰拳。后来回到马来西亚开始学自由搏击和巴西柔术。学武的过程就是了解自己身体、掌握自己身体的过程，就像《野蛮人入侵》里面拍的那样，你必须集中精神去运用你的身体，意识到你的身体在做什么，你在和人对打的过程中，不断地反应，正确地反应。这有点像进入静坐，扩展了身体的感知和运用。
　　我特別喜欢《庄子》里面讲庖丁解牛，在骨节缝中寻找一个空隙，游刃有余，物我合一。巴西柔术有很多扭打，在这种扭打之中，你要忽然找到一个空隙闯进去。这种感觉让我有点上瘾，有点像在用身体下棋。
　　阿满在片子里学会了武术，在影片中途就已经成功重塑了身体。影片的结局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想，有点“无为有处有还无”的意思。剧本最开始真的就是在思考怎么去找到自己，希望能找到答案。拍到最后，我也没有找到这个答案，但有了一点觉悟，就是寻找自己或者塑造自己不是一个结果，它就是一个道路，拍电影也是一个道路，一种修行。
　　我讲“修行”这个词是不是很好笑？我自己都会笑，但我是真的这样认为。蔡明亮说他拍电影是修行，修行自己，用一个方法看自己的状态，然后一点点去改变。
　　每个人对自己还是有一些想象的，比如身体好一些，或者更有智慧一些，修行是要让自己变好。在现代社会的修行就是找到一个方法，静坐或者写书法，或者看花、闻香，反正就是找一件事，全心全意去做。
　　我小时候看过赖声川的一部电影，叫《飞侠阿达》，是说90年代的一个年轻人，很想练轻功，到处找师父。然后他在公园里认识了很多老人家，有很神奇的人，然后他真的就飞起来了。
　　赖声川讲的其实是一个在城市里修行的故事，也讲了人跟物质的挣扎。因为这部电影，我很喜欢现代武侠的概念，但现在我很少看到有人谈这个了。
　　很多年前我问过导演布鲁诺·杜蒙，“什么是电影？”他认真地想了一下，很郑重地回答我：“那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那就跟你问‘什么是生活’是一样的。”我还在想着这个问题。在《野蛮人入侵》中，我给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以前，电影就是一切。到了现在，一切都是电影。”

《丹绒马林有棵树》

　　我基本上是用中文创作，虽然我只在小学时接受过六年的中文教育，没有真正地学过中国文学。
　　我是移民后裔，上小学之前就在家里看香港无线的武侠电视剧，最喜欢的是《越女剑》：一个不知来历的女孩，剑法高明，忽然出现，又伤心地走了。我一直记得女演员叫李赛凤，Moon Lee，我把Moon Lee作为《野蛮人入侵》里面阿满饰演的角色名了。
　　上了小学之后开始看书，看金庸、古龙、岑凯伦，也读《红楼梦》《浮生六记》等等，中学时候我就读了三遍《红楼梦》。我至今觉得，是《红楼梦》教会了我怎么写人物，是金圣叹真正教会了我写剧本。我从《金圣叹批本西厢记》中学会了怎么写对白，看似在讲风景，其实在讲人。

　　来中国之前，我对中国的想象都是武侠世界或者《红楼梦》里的那种江南美景，非常浪漫。2004年我到了北京，这和想象的太不一样了，我都有点文化震惊。我很兴奋地和人聊金圣叹，说我是从金圣叹那儿学的写剧本，人家觉得我莫名其妙，也没什么人要和我聊庄子。
　　我就会想到黄锦树（马来华语作家）说辜鸿铭。辜鸿铭是马来西亚人，接受西方教育长大，21岁之前根本不会中文，然后他想去中国做点什么，去到中国，就一直不肯放弃他的辫子。他就是我们典型的接受西方教育、然后突然对中国充满浪漫想象的人。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我就想，难道我是扎着辫子的辜鸿铭吗？我发觉我完全不接地气，我对中国文学的想象，跟当时中国写作圈子里对文学的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
　　《野蛮人入侵》中阿满失忆后，她说了很多语言去辨识自己是哪个国家的人，马来语、汉语、英语、缅甸语、泰语等等。其实马来人都会几种语言，我们家都会说汉语、马来语、英语和閩南语。这一部分不仅是东南亚华人对自己身份认同的思考，也关于一个人如果失去记忆，该怎么认定自己。本来我的设计是阿满醒来后，因为和缅甸难民在一起，也会说缅甸语，所以认为自己是缅甸人。但实际拍摄的时候我改了，变成了失去了全部记忆我们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所谓的“自己”是不是就是一个记忆？
　　记忆就是故事，所以这里又回到用叙事去建立人生。我们讲述自己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我为什么是今天这样，我之前做过什么，我之后做什么。记忆有很多偏差，所以我们讲述自己，就是在讲述故事，讲述我们想象出来的故事。
　　说回金圣叹。金圣叹能读出作者的心思，比如王实甫写张生等待崔莺莺时是圆月，你以为是写风景，其实是说张生从午夜时分就开始等待了。你写一个东西，是希望有人能看得懂，虽然金圣叹这样的知己真的是不可能找到。
　　我当然希望有金圣叹这样的观众，所以我很喜欢看给我的电影的评论。我很喜欢写笑话，如果有人能听得懂我的笑话，就会特别高兴。

　　比如我在《野蛮人入侵》里安排了一个高僧，就像是武侠小说里没有来路的高人。但他说的话，都不是佛教的话。比如他说，灵魂才是身体的牢狱，又或者问阿满是要红药丸的真实世界还是蓝药丸的虚拟世界。前者是福柯的话，后者是《黑客帝国》的台词。
　　我看到豆瓣上有一些评论，说《野蛮人》里有《银翼杀手》《黑客帝国》《谍影重重》等等电影的情节。我觉得很开心，有人听懂了我的笑话。

《爱情征服一切》

　　2004年，我拍了《丹绒马林有棵树》。那时候我27岁，跟当时的男朋友买了房子，也打算结婚，觉得好像一辈子就这样了。我特别焦虑，就写了这个故事：一个是17岁的小女孩梦想着世界有无数可能，另外一个是34岁的中年男人好像已经放弃一切。男演员当时大概四十岁，他就觉得我对人生的想象是很天真的，我对自己也有怀疑，以为自己懂了很多，但其实可能什么都不懂。所以我在结尾加了一句台词：“陈翠梅你懂什么？”
　　17岁的小女孩和34岁的中年男人都是我，就像《野蛮人》里面阿满和导演都是我，一个是精神面向一个是身体面向。我的作品里，我的alter ego（第二自我）经常会是个男性，从小我就觉得自己可男可女，直到怀孕生子之后才对自己的女性身份有很强的自觉。
　　我很需要自由，所以被规划的人生，或者能想象到的人生，对我来说非常可怕。上小学时我逃学去山上和海边玩，上中学后我经常从小镇逃学到吉隆坡找朋友。那时候15岁，坐五个小时的夜班车，清晨5点到达吉隆坡，然后等一个小时，坐第一班公交去找朋友。
　　《爱情征服一切》的开头，就是一个女孩子坐着大巴背井离乡去往吉隆坡。这不是说家乡不好，要远离家乡，而是我特别需要自由，我想要去远方。我不仅会去吉隆坡，我也会去我好朋友们的家乡找他们，想看一下他们的家乡什么样子。
　　有一段我17岁时的经历，我一直想拍成电影。大概是我考完试，坐了四十分钟巴士去一个小镇找我的朋友，但我没有他的电话，我到了镇上开始问人。找到他之后，我们玩了一天，又坐了一小时巴士去了另一个朋友的镇。那个朋友不在家，但他姐姐特别好客，我又留了一晚上。那真是非常美好的经验，晚上我们在村子里走，走到市场里吃莲子。第二天我又去了另一个小镇找我做图书馆员的朋友，可他不在，他介绍我去找其他的图书馆员，我就去了。那个图书馆员的大姐当时要结婚了，很兴奋地对我说，你就留下来，留三天参加我的婚礼吧。
　　马来西亚虽然是多民族国家，但我们其实很少去别的民族家里做客，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过节的。我记得那三天，我看到了杀牛，血喷得好高;到了睡觉时候，小木屋的地板上睡满了人;我还遇到了一个男孩子，很早就喊我起来陪他去市场，我知道他是喜欢我的。
　　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我写下来了但没有拍出来。其中没有发生什么，但什么都发生了，想要去哪里就可以去那里。
　　《爱情征服一切》就是我对一段自身经历的想象。我19岁的时候，谈过一个男朋友，是身材很好的健美先生。后来我知道，他其实是给黑社会做走私的。他说的很多故事我都觉得特别可怕，比如他说他其实杀过人，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很可怕。有一天他突然消失了，然后我就写了一个短篇小说，讲的是如果突然有人出现，说我这个前男友被警察抓了，你要卖身给我才能救他，我会怎么做？ 　　我当然不会去卖身，但如果呢？如果我的人生走向另一边会怎样呢？所以《爱情征服一切》里那个女孩为了男友去卖身了，是我在想象另一种人生的可能性。90年代真的很多被骗去卖淫的女孩都是这样，被男朋友欺骗，相信爱情，认为自己可以去拯救烂仔。这种拯救心理就非常港台电影，很纯爱的那种。
　　后来我在中国看到《爱情征服一切》的盗版碟，上面都写着这是社会写实影片。我从来都不是拍写实片，我讲的是很残酷的爱情，是很极端的一个人的故事。我最感兴趣就是叙事，尤其是一个人怎么去讲自己的故事。

《每一天每一天》

　　距离我上一部长片已经过去十年了。这十年花在电影上的时间很少，好像谈了很多场恋爱，交了很多朋友，去过很多地方：在法国学小丑，在清迈学泰拳，一两个月就会换一个城市居住，都是不务正业。2015年回到吉隆坡定居后，怀孕生子，然后办了很多年轻导演工作坊、东南亚短片電影节。
　　有时候我去参加电影节，做创投的评委，我喜欢选奇怪的提案，而不是成熟的提案。我的观点就是一个有趣的失败要好过一个无趣的成功——就像可以被规划的人生一样无趣。很稳很标准的提案，拍出来就是一个很像王家卫的电影，或者很像蔡明亮的电影。
　　这十多年来，国际上有很多青年导演培训营，教你如何不踩雷不犯错，如何写好一个提案，如何走向市场，找到资金。在接下来几年，年轻导演还是会遇到问题，但这些问题他们会有一个标准答案。会有很多导师帮你看剧本和分镜，做出来一个调调，的确是电影节会选的片子，但你不会再看到阿彼察邦那样平地惊雷的新导演：这是哪里出来的导演？居然可以这样拍电影？
　　就像习武。师父总有特别的招数，但你想用师父的招数去打架是不行的，你必须知道自己会怎么样去反应。所以对自己的认知很重要，但这个东西没有人可以教你。
　　我们还是想从电影中得到一些什么，一个意义、一个看法或者一种文化。但就算你看电影是为了娱乐，你还是想要看到一些新的东西，你完全没有料到的东西。所以对那些可能“犯错”的电影，我反而觉得有东西可看，而不是范本之下的成功。
　　我以前拍电影时，控制力很强，要用我那套来做东西，比如我对白是这么写的，演员一个字都不能改。但是我生了一个比我还有主见的小孩，必须按照他的意思去办，要么没办法。我也觉得很好笑，但我可能也是从他身上学到了改变。这次拍《野蛮人》，我会放得比较松，不再那么坚持。
　　我的小孩叫宇宙，因为我觉得每个小孩都是一个世界，一个充满可能性的世界。宇宙这么调皮，有一部分是天生的，也有一部分可能是后天我鼓励的。我最开始觉得小孩子想做什么就让他去做，因为我自己是这样子的性格，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没有生命危险，宇宙想爬去哪里就爬去哪里。等宇宙长大些，他就到处乱跑了，能冲出学校，去追他想要的东西。
　　我怀孕的时候，就想跟社会反向赛跑。我们现在的世界，是先有概念，再去真实接触。我是先看了巴黎的照片再去的巴黎，我先在小说里读过爱情才经历爱情。所以我幻想的计划是，先带宇宙去看很多东西，但是不要教他那个概念，他先看到一棵树，去摸一棵树，好奇一棵树，再知道这是一棵“树”。
　　我七岁之前不识字，看什么东西都充满想象跟好奇，那种感觉很美好，但上学后，这种感觉就很难回去了。我常常会觉得小孩本来都是天才，但是去上学就变白痴了，因为学校有各种标准概念，不让你去想象，会把你锁定在某个模式中。
　　但我这种幻想很快就失败了。我周围很多人都要来告诉我怎么教宇宙，都要送宇宙去学校。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从小比较聪明，做任何事情都很少有人要跑来教我。但是做妈妈这件事，好像大家都会，都觉得自己做得比较好，都要来和你说。
　　于是，宇宙两岁的时候，被送去了幼儿园，学会了各种关于这个世界的各种概念。
　　陈翠梅
　　导演、作家。1978年10月9日出生于马来西亚彭亨州关丹，马来西亚电影新浪潮代表人物。2006年执导个人首部长片《爱情征服一切》 ，获第11届釜山电影节新浪潮奖;2021年6月，其第三部长片 《野蛮人入侵》 获第24届上海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其短片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