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层面，中国是一个很早就确立了君主制制度的国家，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与维系需要有大批的行政官员与严整的组织系统，形成了以帝王为中心的官僚阶层与官僚机构，给这套官僚体制提供人才的就是科举制度。
　　中国科举制度自隋开皇七年(公元587年)创立，至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废止，在中国整整实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从隋唐到宋元到明清，一直紧紧地伴随着中华文明史。科举的直接结果，是选拔出了八百多名状元，十万名以上的进士，百万以上的举人。就整体而言，是中国历代官员的基本队伍，其中包括一大批极出色的、有着高度文化素养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和行政管理专家。为了选拔这些人才，几乎整个中国社会都动员起来了，而这种历久不衰而以儒学为主要考试内容的科举制度，成为中华民族在群体人格上的一种烙印，如：“学而优则仕”、“鱼跃龙门”、“金榜题名”、“青云直上”、“独占鏊头”、“望子成龙”等科举思想、科举术语，至今仍然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科举制度创造了中国特色的士人文化，对传统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科举制度，它通过价值导向，影响着中国精神文化的方向，保证了士大夫的身份地位，使儒家文化有了稳定的传人，强化了读书尚文的文化传统，促进了学校的发展造就了大批优秀的文化人才。科举制度使得儒家思想全面推进到社会各层面，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使广大下层寒士参与了政权管理、封建王朝获得了广泛基础。古代中国建立的稳定的文官制度，在人类制度史上有着重要的开创意义，它在世界文明史上产生了广泛影响，现代西方实行了文官制度，就是以中国科举制度为蓝本的。
　　位于南京城东南隅的江南贡院，就是科举制度的见证。它东接桃叶渡，南抵秦淮河，西邻状元境，北对建康路，为古之“风水宝地”。据《南窗纪谈》所载：建康(南京)贡院始建于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由知府史正志创建，起初为县、府学考试场所，占地不大。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集乡试、会试于南京举行。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迁都于北京，但南京仍为留都。因江南地区人文荟萃，原有考场便越来越显得狭小。永乐皇帝便没收犯臣纪纲的府邸，又取怀来卫指挥陈彬家人陈通，忠勇伯家人侯清等人的房舍以及府尹黄公永元祠、秦桧之子禧祠等改建“江南贡院”。后经明、清两代的不断扩建，至清同治年间，江南贡院已形成一座仅考试号舍就有二万零六百四十四间，占地面积达三十余万平方米的中国最大科举考场。
　　据史料记载，江南贡院的大门面南偏北，正对横穿夫子庙而过的灯影浆声中的秦淮河。正门建门厅五间，正中门高悬朱底黑字“贡院”二字匾额。大门东西除立有一对石狮之外，另有汉白玉石砌牌坊两座，额上分别刻有曾国藩所书“明经取士”和“为国求贤”八个大字。进入大门，有碑亭，左曰“整齐”，右曰“严肃”。此外还建有供送考官员休息所用的官廨六间。过了官廨便是第二道大门，即“仪门”。仪门分五门，中门上方悬有康熙皇帝御书“天开文运”金字大匾。仪门两旁另建有卫士室各三间，再往前便到了第三道大门，即：“龙门”。龙门门柱上悬有李笠翁所撰黑漆金字抱柱楹联一幅：上联“变化鱼龙地”；下联“飞翔鸾凤天”。他告诉人们贡院是鱼龙变化的地方。龙门的左右并列二门，盖取《书经·虞书》中“辟四门”之义。至此，除考生外，任何人等均不得入内。从中门向前，直通“明远楼”。明远楼为江南贡院的中心建筑，据《贡院碑刻》所载：此楼初建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虽距今已有460多年历史，但仍保存完好。“明远”二字，取自于《大学》中“慎终追远，明德归厚矣”的含意。此楼高三层，底层四面为门，楼上两层四面皆窗，站在楼上可以一览贡院，它当时起着号令和指挥全考场的作用。考试期间，监临、巡察等官员登楼监视，“白天摇旗示警，夜晚举灯求援。”以防止考生骚乱、作弊。
　　穿过明远楼，上达“至公堂”，堂前有古柏两株，历时数百年，盘根错节，高枝远扬。前人多有记述。此堂为监临、提调、掌卷、受卷等外帘官员聚会、办公之地。至公堂的东西两侧，分别建有监临、提调、监试、巡察等各堂，以及他们各自食宿起居的院落。经过至公堂，再往后行便是“戒慎堂”，戒镇堂为放榜前，内外帘官员集中抄录榜文的地方。
　　帘门外横有一条宽约十余米的清水池，池水将江南贡院拦腰分作两段。池上架有一座石桥，桥栏上刻有“飞虹桥”三个楷书大字。飞虹桥宽6米，长约20米，用巨石筑成。此桥虽经历了500余年的历史沧桑，至今仍保存完好。飞虹桥在科举时代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江南贡院内、外帘的分界点。为防止外帘官员(监考官员)与内帘官员(阅卷官员)相互勾结舞弊，贡院立有严格规定，考试期间任何人员不得逾越“飞虹桥”半步。不仅如此，即使是熟人隔桥打个招呼也不允许。
　　为防止考场内外的串联作弊，江南贡院的外面建有两道高墙。两墙之间留有一丈多宽间距，形成一圈环绕贡院的通道。围墙的四角又建有四座两丈多高的岗楼，围墙的外面也留有一圈空地，严禁百姓靠近和搭建，这就是著名的“贡院街”。非但如此，在乡试期间，贡院围墙的内外还布满了兵丁，可谓戒备森严。又因在贡院内外两层围墙的顶端布满了带刺的荆棘，所以贡院又被称作“棘闱”。
　　在江南贡院这座科举城中，占地最广、建筑最多的还要算“号舍”。号舍为昔日考生们白天考试，夜晚住宿的场所。号区中，每号的外墙高八尺，号门高六尺，宽三尺。每一字号里面的号舍，多的近百间，少的也有五六十间，称为“号巷”。号巷门口设有水缸和号灯，可供考生夜间行路，白天饮水之用。在离开地面一、二尺之间，砌出上、下两道砖托，以便在上面放置上、下层木板。白天考试，上层木板代替桌案，下层木板为坐凳。夜晚休息，取出上层木板并入下层，便可作床安眠。每闱三场，每场三昼夜，共计九天七夜，考生食宿作文均要在这鸽笼一般大小的号舍中进行，其艰苦是可想而知的。
　　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公元1903年，满清统治已是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科举制度也日渐暴露出其在选拔人才上的局限性。正在此时，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上了一份奏折，说：“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各国。”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1905年9月2日)，慈禧太后根据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的建议，下诏停止科举。这份诏书结束了中国长达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同时也使得这座将近八百年历史的江南贡院，失去了它原有的作用。
　　二十世纪的中国有许多大事，它们由于了结得太匆忙而没能作冷静的总结，科举制度的被废除便是其中之一。自从公元1905年科举被废除后，它便被人们看作和鸦片、缠足等同类落后丑恶的东西，为人们所唾弃。就连科举的考场，也在中国的大地上一扫而空。民国初期在政府“拆贡院辟市场”的动议下，江南贡院除保留下包括明远楼、飞虹桥等在内的约3万平方米中心建筑“供后人观瞻”外，其余大部分建筑均被拆除成为夫子庙地区“商肆闹事。
　　1998年，在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有关人员的倡议下，南京市政府投资近两百万元，筹建了我国唯一的一所以反映中国科举制度为主要内容的专业性博物馆。1989年10月1日，江南贡院历史陈列馆正式建成开放。
　　江南贡院历史陈列馆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原有历史文物，即明远楼以及二十三块江南贡院历史碑刻。第二部分为复建的历史文物和科举制度展览。这里陈列有文字史料《四书》、《五经》、《考题》、《试卷》；更有近年来由民间征集的“科举木雕”、“考生用具”“江南乡试捷报”原件；甚至有用老鼠胡须所书科考作弊“夹带”、科考作弊奇书《增广四书备旨》等数百件珍稀科举文物。第三部分是具有趣味性、娱乐性和参与性的活动内容。为再现昔日考试景观，馆内复建有考生号舍40间，东面20间号舍是举行模拟“江南乡试”的地方，中外游客可以在这里着古装，入号舍，答考题，亲身感受科考之艰辛和中举之喜悦。
　　2000年，在各级政府的关心支持下，江南贡院又复建了“龙门”牌坊一座。江南地区古来就有一种民俗习惯，这就是游贡院、“跳龙门”。今天这一停止了百年的民俗活动重又得以恢复。2004年，江南贡院又在牌坊至明远楼之间的龙门街上，树立起了六樽江南贡院历史名人青铜塑像，他们分别为唐伯虎、郑板桥、吴敬梓、吴承恩、林则徐与张謇等。这些栩栩如生的雕塑面南背北，两人一组，呈纵行排列在龙门街的中轴线上。他们无声地告诉人们，他们只是从这座中国古代最大科举考场中走出的千千万万栋梁之材中的代表。正是这个由科举文化造就的特殊群体共同演绎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1300年的历史春秋。
　　总之，科举制度虽已被废除整整一百年。然而在南京的大街小巷仍可以见到贡院街、上江考棚、下江考棚、棋峰试馆、三元巷、沈举人巷、秦状元巷、朱状元巷、焦状元巷、状元境等与科举有关的地名，它们与江南贡院等共同形成南京地区特有的科举文化现象，从而成为这一世界制度文化遗产的特殊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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