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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直升机陆续接来的龙池镇村民，聚集在四川都江堰市聚源职业高中。至8月24日，他们从零星的消息中得知：家，又没有了。
这次作孽的是洪水泥石流。2010年8月13日15时至18时，四川省都江堰市龙池镇骤降暴雨，雨量达到150毫米。百年不遇的大雨助长河水，卷过一座高出水面30米的小桥，裹挟着泥沙、石块、断枝的洪流呼啸而至，席卷了沿途那些“5·12”灾难之后重建的漂亮新房子，以及住在房子中曾经劫后重生的人。8月18日，又一场暴雨更猛烈地对破碎的山区进行新一轮攻击。
早在2009年5月，汶川地震一周年，受到6条地质灾害沟潜在威胁的龙池镇，迅速重建新居。在2009年雨季，这里发生了一次不大的泥石流，堆积物在沟口形成一片平地，政府出资在这片平地上修建了一个大花园，雕石刻字以资纪念。今年更大的泥石流，则将这个美丽的花园也一并吞没了。
“毁坏100次，就修101次!”一位前来慰问灾民的领导，以这句豪言壮语鼓舞士气。
然而，人的生命只有一次。8月24日上午，龙池镇村民刘勇强得知确切消息：他的妻子、女儿和岳母三人被泥石流卷走遇难。事发时，刘勇强正在山林高处经营农家乐。
次生灾害集中爆发
地震是剧痛，之后的次生灾害则是持续的慢性疼痛。
目前学术界一致认同，汶川强震区至少在近十年内，滑坡和泥石流活动趋势强烈，之后将会经历恢复期，直至那些斜坡趋于稳定。原因是大地震使山体物质松散，导致大面积坡面的岩土体松动，为泥石流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固体物质来源。而龙门山脉山高坡陡，历来就是次生灾害的高发区。
“大地震后五年到六年是次生灾害活跃期。次生灾害也分‘青年期’‘壮年期’和‘老年期’，现在大多数次生灾害都处于‘青年期’，人力根本无法与其抗衡，只能避让。”中国灾害防御协会滑坡专委会主任乔建平对《财经》记者说。
按照一般的规律，震后数年，尤其是2008年、2009年及2010年，都将成为震区地质灾害多发的年份。
2008年9月24日，一场暴雨在震区多处形成泥石流、滑波，仅在北川县擂鼓镇就造成200多人死伤。在受损严重的擂鼓镇柳林灾民安置板房区，泥石流将部分板房冲毁，整个小区内到处是积水和淤泥，2000多名受灾居民不得不再次搬迁。
幸运的是，2009年汶川震区一带的降水比平常的年份少了50％，这一年雨季没有造成毁灭性的损害。
但是专家的书面理论，在2010年雨季的汶川、绵竹、都江堰、阿坝等地上演了真实版，今年震区异乎寻常的强降雨，导致前两年蛰伏的地质灾害悉数释放。
8月中旬，震区泥石流连发，映秀、清平两处尤其严重，滑落的泥石流体积均达数百万方，远超舟曲泥石流规模。8月13日，仅汶川一县就发生16处泥石流。其中映秀镇外发生一处塌方量约380万方的泥石流，近40万方泥石冲入岷江形成3公里长的堰塞体，致使河流改道；尽管坐落在岷江对岸的映秀镇修建了高10米的防洪堤，但岷江水还是进入了正在重建中的映秀镇。
汶川地震引发的滑坡、崩塌、泥石流灾害，是中国有史以来一次性灾变事件引发的最严重的地质灾害，直接威胁100多万人口。
不彻底的地灾评估
曾被网友称为最牛县长的北川县长经大忠(现任绵阳市副市长兼北川县长)，站在一个从山上滚下来的巨石上对《财经》记者说：“我真的希望科技人员来这里再彻底排查一次，到每个地方都看看，做出一个细致的评估。”他在去年雨季的疾呼，在今年的四川依然是个问题。
灾区重建要做地质灾害评估，首先由2008年6月国务院颁布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提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组织开展地震灾害调查评估工作，为编制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规划提供依据。”此后，灾后地质评估成为重建的一个必要条件。
汶川地震刚过，国土资源部就牵头组织了一次由800多名技术人员参与的地灾应急排查工作。但应急排查不能替代深度排查，在重建过程中，出现了多起将安置点选在泥石流口，以致发生雨季泥石流，将板房冲垮的事件。
“由于受时间紧、人员队伍知识水平的差异限制，以及频繁的余震等因素影响，初次排查出现了误判、漏判等情况。”乔建平说。例如，震后北川县城西部山梁上的一个通信发射站又刚好建在活动断裂带上，因此遭受严重毁坏，导致通信长时间中断。
2009年，国土资源部再次组织队伍做了汶川地震灾区的次生灾害详查，官方数据是，威胁到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次生灾害隐患22000处，而如果加上无人烟处的次生灾害，则大约超出5万处。
除了国土资源部先后多次组织的排查，按规定，重建时期的深入排查则由各地方政府自己组织技术人员进行，但乔建平认为，地方可调动的技术力量太小，且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因此，排查工作的准确度、判读能力都相对较弱。
曾在都江堰市规划局挂职任副局长的彭万忠说：“地质灾害评估没有被足够重视也没有被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还没有详细勘察，一些地方的建设已经实施了，详勘也就没能进一步落实。”尤其是散户的重新建设，没有被纳入市里规划的统一管理，并且这些个体为了节省资金或者旧地难忘等原因，重建往往倾向于原址。
处在如此危险的地区，震区还有一些村民并不知道建房要有地质评估报告，他们就地将质量好的临时安置板房改造为永久住宅。对于他们，地质评估也就是请有经验、熟悉山中环境的村民四周看看。但中国科学院华西亚高山植物园主任庄平告诉《财经》记者，现在的情况远不是既往经验能解决的。
集中迁建的个别地方也存在先建后评估的现象。都江堰市一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属于集中迁建户，他表示，在他们迁建的地址划拨后，确实来了一些做地质勘测的人，但是没有见到正式的评估报告时，这边已经开始重建。这种情况在汶川地震之后并不鲜见。
究其原因，当地政府面临两重压力：灾民总在追问什么时候能住上永久安置房；中央政府则对灾区重建提出“3年任务2年完成”。
“时间这么紧，规模又这么大，我想难免会留下遗憾。我们只能尽力避免在历史上留下不可弥补的错误。”彭万忠说，“目前看，大的格局上，我们选择了现有的最为科学的方案。”
预警系统与工程标准
截至8月21日，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中遇难1434人，失踪331人。
从地质灾害规模看，绵竹清平乡泥石流量达到600万立方米，大约是舟曲的3倍，却鲜有人因灾伤亡。“这次主要是预警做得很好，在灾害来临之前当地刚刚做过灾害应急演练，他们按照应急演练的对策进行防灾救灾。”国土部地质灾害防治中心副主任田廷山说。 8月12日下午4时，成都国土资源局发布了灾害预报，12日傍晚7时都江堰国土资源局也发布了地质灾害预警预报。据田廷山讲述，在绵竹清平乡发出预警报告的是人大主席刘如松。他当天值班，发现强降雨后就马上发出预警，组织撤离，“他们有预案了，一组织撤离他们就都按照那个预案执行。”
汶川地震之后，当地政府部门和居民开始重视平时的防灾减灾知识的普及；国土资源部也要求地质灾害重点地区都要做一个应急预案，该预案一般都由当地政府官员监督，四川省委、省政府的工作人员也都深入一线去监察。
成都山地所则协助成都市政府做了一个监测预警系统，每10平方公里为一个地质、地貌网格，将天气情况输入后，即可显示预警指数。“当前因为气象预报条件的局限，使预警不能更精确。但这应该是未来建立预警系统的一个方向。”乔建平说。
不过一服药难治百病。田廷山认为，预警不是长久之计，还要采取必要的工程措施。目前，整个灾区通过工程治理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仅1000多处，相比2.2万处对生命、财产有危害的隐患点，这个数目远远不够。
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防治工程技术，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没有根本上的变化，基本都是遵循着抑制泥石流、减小规模的原则。
8月13日和18日的泥石流重创了绵竹清平乡、汶川映秀以及都江堰龙池一带。其中，都江堰龙池一带的防泥石流工程正在施工中，在山沟里布建了拦砂坝和单侧防护堤，即在人口密集的一侧做防护措施。此次泥石流将坝体冲毁，但是人员、房屋都没有伤及，起到了一定的防护作用。
映秀的红椿沟附近没有人家，因此没有做防护工程，只在山体下方做了防护拦网，为挡住零星碎石滚落伤及其下的213国道，这当然阻挡不了泥石流。
让众多专家不能释怀的是清平乡文家沟。
山地所研究员游勇介绍说，8月13日，清平乡约11条泥石流爆发，其中文家沟一条沟就冲下来约450万立方米的物质。“在文家沟已经做了防护工程，但是工程设施全部被摧毁，并且溃坝成为泥石流的一部分。”文家沟的防护工程今年刚竣工，造价1000万元，不但没能派上用场，反而增助了泥石流的物源量。
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国家投资的1万亿元直接用于灾区恢复重建，其中400亿元用于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灾区第一批工程防治项目在2009年年初通过审查，截至今年8月陆续审查了四批。
山地所研究员崔鹏等人分析认为，在极重灾区不宜在震后3年内实施大量的泥石流防治工程，而应在震后3年一5年实施工程防治；在重灾区和一般灾区，可以在震后立即实施泥石流工程防治。目前地震灾区规划了大批泥石流工程防治项目，覆盖了极重灾区和重灾区。在极重灾区立即实施大批的泥石流防治工程，可能得不到预期的防治效果。在他们的研究列表里，文家沟正是被划分为极重灾区。
按国家目前对次生灾害防御工程规范的设计标准，大致是以20年一遇的降水量来设防，50年校核——即防御工程挡住了20年一遇的灾害就算达标，如果能挡住50年一遇的更好。
这一设计标准偏低，清平乡此次遇到的是4小时227毫米降雨，百年一遇，所以防御工程不具备抵挡如此大灾害的能力。
乔建平的建议是，此次灾害之后，应考虑修改国家标准，即在现有国家标准的基础上，对一些重点城镇，适当提高设防标准。但是这会使投资加大：如果一个泥石流沟内建设20年一遇标准的防御工程需要花费200万元，改建为50年一遇标准的工程就可能意味着400万-500万元的投入。
灾民安置困境
对于遭受泥石流损害之后的绵竹市清平乡，专家们在重建选址问题上难以决断。四川省冶金地质勘查局蜀通岩土工程公司总工程师何平表示，如果将来决定在原址重建，那么清平乡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就需要调整思路，必须要重新划定危险区的范围，之后还要对居民安置点和文家沟进行勘测，获取相关数据，提供给有关部门进行参考。
由于地质灾害隐患过多，为山里的村民找安置点很难，北川县国土资源局副局长龚安虎曾对《财经》记者分析：“失去生产资料的农户，生存状况最为困难，这部分灾民的安置问题非常难解决，在山区里找块合适的安置地点很难。只能对某些地点进行综合评估后，再通过治理来解决一部分居民的安置问题。”
四川本土的专家们纠结的是：现在的工程技术水平还达不到完全抗击自然灾害，外迁也不太可能——汶川地震后，最危险地区，也就是重灾区近10万平方公里，“涉及100多万人的迁移，动迁量太大，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些地区重建实行的是城乡统筹，就是为了山区百姓适当外迁。”乔建平说。
次生灾害的高风险区域，正是在中国西南部和青藏高原周边区域。中国有三分之二的人口住在山区，就整个中国而言，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分布非常广泛。山地所研究员崔鹏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从分布区域看，中国几乎有463万平方公里——即48％的领土——存在灾害状况，涉及29个省市自治区的1500个县。事实上，中国有44.2％的人口处于这些隐患区域。
舟曲灾害之后，由于本地没有更开阔的条件供选择，搬迁和重建成为难题。而在地质灾害重灾区，“在本县找不到更好的地方”基本是一个普遍现象。“选新址并不是那么简单，搬迁之后，老百姓土地没有、生产资料没有，搬迁的最大障碍就是他们将来的生活生产问题没办法解决。”
清平乡灾民杨贵强说，他的一些乡邻在地震之后被安置在绵竹、汉旺等地居住，但是一年之间，他们就陆陆续续又返回来。“他们是为了工作和生活。清平乡有磷矿、有企业，可以找到工作。”
如果搬迁人员的生活生产问题得不到解决，几年之后或许会变成流浪汉，又会滋生新的社会问题。
“映秀已经经历了第二次灾难，不要让我们再经历第三次了。”当地灾民对前来考察的专家说。然而，彻底解决当地的地质灾害问题是难以办到的，同时，让灾民悉数搬迁也不现实；政府和地质工作者能做到的仅仅是：尽最大的可能来遏制那场潜在的“第三次灾难”。
这次作孽的是洪水泥石流。2010年8月13日15时至18时，四川省都江堰市龙池镇骤降暴雨，雨量达到150毫米。百年不遇的大雨助长河水，卷过一座高出水面30米的小桥，裹挟着泥沙、石块、断枝的洪流呼啸而至，席卷了沿途那些“5·12”灾难之后重建的漂亮新房子，以及住在房子中曾经劫后重生的人。8月18日，又一场暴雨更猛烈地对破碎的山区进行新一轮攻击。
早在2009年5月，汶川地震一周年，受到6条地质灾害沟潜在威胁的龙池镇，迅速重建新居。在2009年雨季，这里发生了一次不大的泥石流，堆积物在沟口形成一片平地，政府出资在这片平地上修建了一个大花园，雕石刻字以资纪念。今年更大的泥石流，则将这个美丽的花园也一并吞没了。
“毁坏100次，就修101次!”一位前来慰问灾民的领导，以这句豪言壮语鼓舞士气。
然而，人的生命只有一次。8月24日上午，龙池镇村民刘勇强得知确切消息：他的妻子、女儿和岳母三人被泥石流卷走遇难。事发时，刘勇强正在山林高处经营农家乐。
次生灾害集中爆发
地震是剧痛，之后的次生灾害则是持续的慢性疼痛。
目前学术界一致认同，汶川强震区至少在近十年内，滑坡和泥石流活动趋势强烈，之后将会经历恢复期，直至那些斜坡趋于稳定。原因是大地震使山体物质松散，导致大面积坡面的岩土体松动，为泥石流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固体物质来源。而龙门山脉山高坡陡，历来就是次生灾害的高发区。
“大地震后五年到六年是次生灾害活跃期。次生灾害也分‘青年期’‘壮年期’和‘老年期’，现在大多数次生灾害都处于‘青年期’，人力根本无法与其抗衡，只能避让。”中国灾害防御协会滑坡专委会主任乔建平对《财经》记者说。
按照一般的规律，震后数年，尤其是2008年、2009年及2010年，都将成为震区地质灾害多发的年份。
2008年9月24日，一场暴雨在震区多处形成泥石流、滑波，仅在北川县擂鼓镇就造成200多人死伤。在受损严重的擂鼓镇柳林灾民安置板房区，泥石流将部分板房冲毁，整个小区内到处是积水和淤泥，2000多名受灾居民不得不再次搬迁。
幸运的是，2009年汶川震区一带的降水比平常的年份少了50％，这一年雨季没有造成毁灭性的损害。
但是专家的书面理论，在2010年雨季的汶川、绵竹、都江堰、阿坝等地上演了真实版，今年震区异乎寻常的强降雨，导致前两年蛰伏的地质灾害悉数释放。
8月中旬，震区泥石流连发，映秀、清平两处尤其严重，滑落的泥石流体积均达数百万方，远超舟曲泥石流规模。8月13日，仅汶川一县就发生16处泥石流。其中映秀镇外发生一处塌方量约380万方的泥石流，近40万方泥石冲入岷江形成3公里长的堰塞体，致使河流改道；尽管坐落在岷江对岸的映秀镇修建了高10米的防洪堤，但岷江水还是进入了正在重建中的映秀镇。
汶川地震引发的滑坡、崩塌、泥石流灾害，是中国有史以来一次性灾变事件引发的最严重的地质灾害，直接威胁100多万人口。
不彻底的地灾评估
曾被网友称为最牛县长的北川县长经大忠(现任绵阳市副市长兼北川县长)，站在一个从山上滚下来的巨石上对《财经》记者说：“我真的希望科技人员来这里再彻底排查一次，到每个地方都看看，做出一个细致的评估。”他在去年雨季的疾呼，在今年的四川依然是个问题。
灾区重建要做地质灾害评估，首先由2008年6月国务院颁布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提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组织开展地震灾害调查评估工作，为编制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规划提供依据。”此后，灾后地质评估成为重建的一个必要条件。
汶川地震刚过，国土资源部就牵头组织了一次由800多名技术人员参与的地灾应急排查工作。但应急排查不能替代深度排查，在重建过程中，出现了多起将安置点选在泥石流口，以致发生雨季泥石流，将板房冲垮的事件。
“由于受时间紧、人员队伍知识水平的差异限制，以及频繁的余震等因素影响，初次排查出现了误判、漏判等情况。”乔建平说。例如，震后北川县城西部山梁上的一个通信发射站又刚好建在活动断裂带上，因此遭受严重毁坏，导致通信长时间中断。
2009年，国土资源部再次组织队伍做了汶川地震灾区的次生灾害详查，官方数据是，威胁到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次生灾害隐患22000处，而如果加上无人烟处的次生灾害，则大约超出5万处。
除了国土资源部先后多次组织的排查，按规定，重建时期的深入排查则由各地方政府自己组织技术人员进行，但乔建平认为，地方可调动的技术力量太小，且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因此，排查工作的准确度、判读能力都相对较弱。
曾在都江堰市规划局挂职任副局长的彭万忠说：“地质灾害评估没有被足够重视也没有被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还没有详细勘察，一些地方的建设已经实施了，详勘也就没能进一步落实。”尤其是散户的重新建设，没有被纳入市里规划的统一管理，并且这些个体为了节省资金或者旧地难忘等原因，重建往往倾向于原址。
处在如此危险的地区，震区还有一些村民并不知道建房要有地质评估报告，他们就地将质量好的临时安置板房改造为永久住宅。对于他们，地质评估也就是请有经验、熟悉山中环境的村民四周看看。但中国科学院华西亚高山植物园主任庄平告诉《财经》记者，现在的情况远不是既往经验能解决的。
集中迁建的个别地方也存在先建后评估的现象。都江堰市一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属于集中迁建户，他表示，在他们迁建的地址划拨后，确实来了一些做地质勘测的人，但是没有见到正式的评估报告时，这边已经开始重建。这种情况在汶川地震之后并不鲜见。
究其原因，当地政府面临两重压力：灾民总在追问什么时候能住上永久安置房；中央政府则对灾区重建提出“3年任务2年完成”。
“时间这么紧，规模又这么大，我想难免会留下遗憾。我们只能尽力避免在历史上留下不可弥补的错误。”彭万忠说，“目前看，大的格局上，我们选择了现有的最为科学的方案。”
预警系统与工程标准
截至8月21日，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中遇难1434人，失踪331人。
从地质灾害规模看，绵竹清平乡泥石流量达到600万立方米，大约是舟曲的3倍，却鲜有人因灾伤亡。“这次主要是预警做得很好，在灾害来临之前当地刚刚做过灾害应急演练，他们按照应急演练的对策进行防灾救灾。”国土部地质灾害防治中心副主任田廷山说。 8月12日下午4时，成都国土资源局发布了灾害预报，12日傍晚7时都江堰国土资源局也发布了地质灾害预警预报。据田廷山讲述，在绵竹清平乡发出预警报告的是人大主席刘如松。他当天值班，发现强降雨后就马上发出预警，组织撤离，“他们有预案了，一组织撤离他们就都按照那个预案执行。”
汶川地震之后，当地政府部门和居民开始重视平时的防灾减灾知识的普及；国土资源部也要求地质灾害重点地区都要做一个应急预案，该预案一般都由当地政府官员监督，四川省委、省政府的工作人员也都深入一线去监察。
成都山地所则协助成都市政府做了一个监测预警系统，每10平方公里为一个地质、地貌网格，将天气情况输入后，即可显示预警指数。“当前因为气象预报条件的局限，使预警不能更精确。但这应该是未来建立预警系统的一个方向。”乔建平说。
不过一服药难治百病。田廷山认为，预警不是长久之计，还要采取必要的工程措施。目前，整个灾区通过工程治理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仅1000多处，相比2.2万处对生命、财产有危害的隐患点，这个数目远远不够。
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防治工程技术，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没有根本上的变化，基本都是遵循着抑制泥石流、减小规模的原则。
8月13日和18日的泥石流重创了绵竹清平乡、汶川映秀以及都江堰龙池一带。其中，都江堰龙池一带的防泥石流工程正在施工中，在山沟里布建了拦砂坝和单侧防护堤，即在人口密集的一侧做防护措施。此次泥石流将坝体冲毁，但是人员、房屋都没有伤及，起到了一定的防护作用。
映秀的红椿沟附近没有人家，因此没有做防护工程，只在山体下方做了防护拦网，为挡住零星碎石滚落伤及其下的213国道，这当然阻挡不了泥石流。
让众多专家不能释怀的是清平乡文家沟。
山地所研究员游勇介绍说，8月13日，清平乡约11条泥石流爆发，其中文家沟一条沟就冲下来约450万立方米的物质。“在文家沟已经做了防护工程，但是工程设施全部被摧毁，并且溃坝成为泥石流的一部分。”文家沟的防护工程今年刚竣工，造价1000万元，不但没能派上用场，反而增助了泥石流的物源量。
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国家投资的1万亿元直接用于灾区恢复重建，其中400亿元用于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灾区第一批工程防治项目在2009年年初通过审查，截至今年8月陆续审查了四批。
山地所研究员崔鹏等人分析认为，在极重灾区不宜在震后3年内实施大量的泥石流防治工程，而应在震后3年一5年实施工程防治；在重灾区和一般灾区，可以在震后立即实施泥石流工程防治。目前地震灾区规划了大批泥石流工程防治项目，覆盖了极重灾区和重灾区。在极重灾区立即实施大批的泥石流防治工程，可能得不到预期的防治效果。在他们的研究列表里，文家沟正是被划分为极重灾区。
按国家目前对次生灾害防御工程规范的设计标准，大致是以20年一遇的降水量来设防，50年校核——即防御工程挡住了20年一遇的灾害就算达标，如果能挡住50年一遇的更好。
这一设计标准偏低，清平乡此次遇到的是4小时227毫米降雨，百年一遇，所以防御工程不具备抵挡如此大灾害的能力。
乔建平的建议是，此次灾害之后，应考虑修改国家标准，即在现有国家标准的基础上，对一些重点城镇，适当提高设防标准。但是这会使投资加大：如果一个泥石流沟内建设20年一遇标准的防御工程需要花费200万元，改建为50年一遇标准的工程就可能意味着400万-500万元的投入。
灾民安置困境
对于遭受泥石流损害之后的绵竹市清平乡，专家们在重建选址问题上难以决断。四川省冶金地质勘查局蜀通岩土工程公司总工程师何平表示，如果将来决定在原址重建，那么清平乡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就需要调整思路，必须要重新划定危险区的范围，之后还要对居民安置点和文家沟进行勘测，获取相关数据，提供给有关部门进行参考。
由于地质灾害隐患过多，为山里的村民找安置点很难，北川县国土资源局副局长龚安虎曾对《财经》记者分析：“失去生产资料的农户，生存状况最为困难，这部分灾民的安置问题非常难解决，在山区里找块合适的安置地点很难。只能对某些地点进行综合评估后，再通过治理来解决一部分居民的安置问题。”
四川本土的专家们纠结的是：现在的工程技术水平还达不到完全抗击自然灾害，外迁也不太可能——汶川地震后，最危险地区，也就是重灾区近10万平方公里，“涉及100多万人的迁移，动迁量太大，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些地区重建实行的是城乡统筹，就是为了山区百姓适当外迁。”乔建平说。
次生灾害的高风险区域，正是在中国西南部和青藏高原周边区域。中国有三分之二的人口住在山区，就整个中国而言，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分布非常广泛。山地所研究员崔鹏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从分布区域看，中国几乎有463万平方公里——即48％的领土——存在灾害状况，涉及29个省市自治区的1500个县。事实上，中国有44.2％的人口处于这些隐患区域。
舟曲灾害之后，由于本地没有更开阔的条件供选择，搬迁和重建成为难题。而在地质灾害重灾区，“在本县找不到更好的地方”基本是一个普遍现象。“选新址并不是那么简单，搬迁之后，老百姓土地没有、生产资料没有，搬迁的最大障碍就是他们将来的生活生产问题没办法解决。”
清平乡灾民杨贵强说，他的一些乡邻在地震之后被安置在绵竹、汉旺等地居住，但是一年之间，他们就陆陆续续又返回来。“他们是为了工作和生活。清平乡有磷矿、有企业，可以找到工作。”
如果搬迁人员的生活生产问题得不到解决，几年之后或许会变成流浪汉，又会滋生新的社会问题。
“映秀已经经历了第二次灾难，不要让我们再经历第三次了。”当地灾民对前来考察的专家说。然而，彻底解决当地的地质灾害问题是难以办到的，同时，让灾民悉数搬迁也不现实；政府和地质工作者能做到的仅仅是：尽最大的可能来遏制那场潜在的“第三次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