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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问何为老干诗，纵行艺苑总非宜。且看当日篇三百，雅颂并居位不移。
了却君王天下事，臣之壮也不如人。曾经几度沧桑换，未及新来睇得真。
易好难工裁有别，光明黑暗本相随。形容圣德自成体，最爱于今老干诗。当下艺苑、骚坛，俗称“干部体”的诗词作品，屡见不鲜。究竟何为“干部体”？其相关作品如何产生，又如何被戴上桂冠？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所谓“干部体”究竟有何来历？生当二十一世纪，应如何对待诗词创作中的干部体？诸多问题，似已越来越引起诗界与学界的注视。为进一步展开讨论，愿将本人所知相关人和事，作一简要评述，为提供参考。
一
近来，微信群里有朋友问：“您1995年正式发表的几篇文章，都集中提到‘大陆干部体’，不知此前，有没有人提到老干体之类的名词？”并说：“老干体，或干部体，首先是谁提出来的，您做过文献考古没有？愿有以教我。”微友所指“干部体问题”，本人曾在发表于香港《镜报》1995年5月号的一篇文章中提及。该文题称《一帜新张，收拾烟云入锦囊——大陆词坛干部体举例》。若问：在此之前，是否有人已曾提出干部体问题？一时之间，未敢作出明确的答案。但就事论事，就诗词创作说诗词创作，似可断言：香港《镜报》所载拙文，应是较早一篇专门讨论当代诗词创作中干部体问题的文章。
《一帜新张，收拾烟云入锦囊——大陆词坛干部体举例》一文，于内容提要写道：当代大陆词坛时行“干部体”，盖源自“五四”时期胡适所提倡的白话词。它注重选材，表现时代精神，且颇具生活气息；同时又力求达到声情称调的效果，故为人所瞩目。文章提要，透露两个信息：一为大陆干部体与胡适白话词的关系问题，二为干部体的思想、艺术创造问题。
文章第一部分：“大陆词坛，兴干部体”。对于干部体自身，先是明确为之定义，再是简要说明其来源。其曰：所谓“干部体”，或称“白话体”“解放体”，这是大陆当代诗词创作队伍中，一大批退居二线的老革命所共同创造的新诗体。但是，以白话入诗、以白话入词，解放诗体、词体，乃古已有之，并非什么新鲜玩艺儿。就歌词创作而言，敦煌所传之诸多曲子词暂不论，就是柳永、李清照、辛弃疾等，也都有白话作品传世；至当代，“干部体”的出现，应溯源于“五四”新文代运动的先驱者——胡适。我在《百年词通论》中论及胡适，曾推尊其为“词坛解放派首领”，但指出，“在二十年代，当胡适提倡白话词之时，应和者寥寥，即有将无兵，难以成派”。想不到几十年后直至当今，此体在大陆词坛却颇为时行。这是所谓“干部体”的渊源之所自。不过古今对比，即今之“干部体”，并非只是注重形式解放，而是以“旧瓶装新酒”为依归，试图进行一番改革。这是论者所必须留意的。这段话以古证今，将干部体的创造，看作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场改革。就整体取向看，这篇文章对于当代诗词创作中的干部体，并非持否定态度。相反，却通过具体的作家、作品，以个案分享的方式，给予正面的评价及积极的扶持。
这篇文章曾收入本人所编纂《胡适词点评》（香港文学报社出版公司1998年版）及拙著《今词达变》（澳门大学出版中心1999年版）当中。早些时候，只是在港澳地区流通，行之未远。为了进一步的交流与推广，本人于2002年12月13日至16日，在澳门大学筹划举办“大雅正声与时代精神”学术研讨会。邀请港澳地区及大陆诗界、学界多位人士出席研讨。本人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澳门特别行政区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主任陈伯致欢迎词。四川省中华诗词学会代表李维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包明德、苏州大学教授杨海明、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赵昌平等人致贺词。南京大学教授周勋初作开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马自力、香港城市大学教授贾晋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吴卫国、五邑大学教授谢长青、北方交通大学教授颜吾芟、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葛景春发表专题报告，河南大学教授孙克强、暨南大学教授苏桂宁、文学评论杂志社副主编胡明及岳麓书社社长丁双平等进行评议并展开讨论。最后，由漳州师范学院教授林继中作总结。研讨会曾呼吁：“对于新的大雅正声，现代的雅与颂，包括言王政之大雅与小雅以及美盛德之各种颂歌，应当有个合适的评价。”并呼吁：“将历史与现状联系在一起，对于雅与颂进行综合考察。既从现代的角度，对于传统的大雅正聲进行科学的分析，评判其地位及影响，又从传统的角度，对于新世纪的大雅正声进行历史的关照，评判其现状及前景。用一句比较新潮的话讲，那就是传统的现代化和现代的传统化。”这次研讨会，鼓吹大雅正声，明确将今之雅颂和古之雅颂联系在一起。目的在于为当代诗词创作中的干部体寻找历史依据。研讨会圆满结束，研讨会报导于2003年2月9日澳门《澳门日报》及2003年3月第6期广州《诗词报》刊行，并载上海《中华文史论丛》总第7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颇愿以此为契机，将对于干部体和歌德派的讨论，由港澳地区，向大陆推进。但是，有关呼吁，在诗界与学界并未引起回响。
时隔十二年，直到2014年9月16日，北京中央文史研究馆主办“雅韵山河——当代中华诗词学术研讨会”，本人再次以《大雅正声与时代精神——为新世纪的歌德派正名》为题，提交论文。此文以旧体格律诗与新体白话诗的兴衰入题，探寻当代诗词创作中干部体的两个来源——近源及远源。指出：干部体的两个来源，胡适、毛泽东以及诗三百的雅与颂，已于近与远，为新世纪干部体的创作展示方法与途径。在一定意义上讲，这篇文章是对于干部体存在及其价值的理论说明。文章收入拙著《新声与绝响——施议对当代诗词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以上两篇文章及一次学术研讨会，表示本人对于干部体和歌德派的看法。两篇文章，一为干部体推举个案，标榜典型；一为歌德派溯源正本，确立位置。两篇文章，相隔二十年，坚持一个目标，为当代诗词的创作和研究，确立正确的学风与文风。至一次研讨会，穿插其间，目的乃在于，鼓动更多人士，参与其事，令相关论题的研讨，在更大范围内得以深入展开。 若问：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诗界、学界说及干部体和歌德派，大多带有贬意。读诗的人既不满意干部体和歌德派，写诗的人也不会承认自己就是干部体，就是歌德派。当下艺苑、骚坛，依旧是“诗多好少”。面对这一状况，为何一再替干部体出声，为歌德派壮行？
答曰：今之干部体和歌德派，古之雅与颂。二者一脉相承。孔夫子删诗，风、雅、颂三者，各有定数。三百篇中，十五国风一百六十，大雅、小雅一百零五，周颂、鲁颂、商颂合四十。一定的数量，体现其质量。既表示其存在，亦确立其位置。这是孔夫子通过删诗所为制定的原则。两千多年来，古之雅与颂，既与十五国风一样，得以广泛流传，今日之干部体和歌德派，同样也将留名青史，并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得一席位。这是本人对于中国古今诗歌创作的总观感，也是撰写相关文章的立足点。
二
有关当代诗词创作中干部体的定义及来源问题，包括近源与远源，上文已作简要介绍，以下着重说干部体的思想、艺术创造问题。《一帜新张，收拾烟云入锦囊——大陆词坛干部体举例》一文，以宋亦英为例，于“载道为文、述志为诗”以及“时代精神、声情称调”两个部分，列述宋亦英歌词创作成就。前者说思想内容，后者说创作方法。对于前者，文章指出：“（宋亦英）所写皆为大题材、大感慨，其社会功能大致相当于传统的载道之文、述志之诗，而有别于言情小歌词。这是《春草堂吟稿》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所谓干部体的一个主要标志。”不过，文章对此只作概括描述。谓：“从诗词题材的覆盖面积、诗词作品的时空容量看，《春草堂吟稿》所集，与一般干部体颇有些共通之处，即大多是为时、为事而著，为时、为事而作，甚具时代精神与生活气息。”文章将着眼点放在后者，着重说其艺术创造。指出：“在《春草堂吟稿》中，宋亦英所作，既注重以题材取胜，即注重以大题材、大感慨增强古典诗词的体质，又注重表现方法，在酿造上下功夫。”并说：正因为如此，宋亦英所作才能在干部体中新张一帜，为词界另辟蹊径。
宋亦英（1919—2005），安徽歙县人。1945年参加革命，长期担任省级文化艺术机构领导职务，是一位老干部。酷爱诗词、绘事，有《宋亦英诗词选》及《春草堂吟稿》等著作行世。她以歌德派自居，以干部体自命。不愿做当代的李清照，而愿做当代的胡适之。在《一帜新张，收拾烟云入锦囊——大陆词坛干部体举例》文中，曾以宋亦英若干歌词作品为例，标榜其艺术创造。或称酿造功夫。
例如《沁园春》（喜安徽省诗词学会成立）：时近中秋，月魄流辉，桂子飘香。正盛典京华，欢腾薄海，斯文雅集，快聚庐阳。旷代风光，人间正道，国运隆时文运昌。诗世记，看珠联玉唱，风起云扬。吟坛一帜新张。愿余热余霞再发光。倩赋笔吟笺，为歌四化，流风遗韵，来继三唐。团结是期，他山共勉，收拾烟云入锦囊。风流甚，是千秋事业，大块文章。文章称，这首歌词通篇皆口语，包括常见的政治术语，但因善用对仗，善于铺排，却显得十分典雅、庄重，用贺诗会成立，非常得体。
又如《满庭芳》：梅绽寒香，水澌新绿，古城重见春回。教弩台畔，金碧又生辉。同是长蛇列阵，今年却、眉展神怡。春风里，衣香鬓影，红紫竞芳菲。堪悲。天下事，花憔柳悴，鹤怨猿啼。便十年去矣，余痛谁医。且嘉云开雾散，心头愿，诉与神知。香飘处，疑仙似梦，恩怨一风吹。文章称：这首词写合肥教弩台（古明教寺）的今昔变化：上片写今日“重见春回”之盛景，包括古寺修复后的辉光及游客的神采，共同构成一幅“红紫竞芳菲”的图象；下片由当前忆及往昔，而后又回复当前，说心头意愿。从结构上看，这首词上片布景、下片说情，与“宋初体”的基本结构模式相合；而从叙述方法看，这首词所构成的“现在—过去—现在”三段式，也颇得柳永铺叙之妙趣。
以上二例，证实宋亦英的歌词创作，不仅语言运用，而且其“收拾”技巧，包括结构模式的运用，都值得称道。以为：所谓“收拾烟云入锦囊”，当是作者注重酿造工夫的一种体现。此烟云者，既包括社会人生中的烟云，又包括自然界的烟云，如何将之采入锦囊，谱写成美妙篇章，就是一种“收拾”技巧。
宋亦英而外，另有一位老干部——徐味，其诗词创作亦颇有可称道处。徐味（1924—2012），字蕴之，江苏沭阳人。1944年参加革命，长期担任省级文化宣传机构领导职务。他的诗词创作，“说真话，说得明白、自然、切实、诚恳”（借用吴世昌语），受到广泛欢迎。九十年代初，所刊《云水轩吟稿》，印了四千册，半年内即售罄。他有《长征六十周年有感》二首，借纪念长征以抒写观感，颇能体现其胸襟与怀抱。诗云：一举惊天唤国魂，雪山草地忒艱辛。今宵舞困楼心月，曾照长征路上人。
鱼水情深绝对真，不真何以得生存。轻车重访长征路，怕见乡亲未脱贫。谓长征乃动地惊天之举，历尽艰辛，唤醒国魂；而六十年过去，国人（主要是干部）仍未醒，竟通宵沉浸于楼台歌舞，即所谓“三陪过后尽开颜”，怎么对得起长征路上人。谓六年十前，军民鱼水情，也正因为此情之真与深，军队才得以生存，长征才取得胜利；而长征胜利，夺得政权，长征路上乡亲，至今仍未脱贫。我手写我口，既写出老干部心声，又写出老百姓心声，颇极动人。
为此，拙文《新声与绝响——中国当代诗词创作状况及前景》（载1997年8月21日至8月31日《澳门日报》）在揭示诗官与官诗以及诗商与商诗相结合现象的同时，特别加以标榜，说明老干部以诗词说政事，时有佳作出现。
宋亦英和徐味，以老干部的身份出现于当代诗坛，又以干部体的创作立足于当代诗坛。这是诗运转变之使然，亦时运转换所促成。正如拙文《一帜新张，收拾烟云入锦囊——大陆词坛干部体举例》所云：“大批老革命步入诗坛以后，仍以天下为己任，希望通过诗词改革，进一步发挥其余热、余光。”就整体而言，这是新体白话诗诞生后，旧体格律诗进入第二个甲子所出现状况。自1916年新体白话诗诞生至1976年，为旧体格律诗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甲子。1976年清明节前后，天安门广场爆发“四五”诗歌运动，旧体格律诗创作，借势从地下转向地面，开始进入第二个甲子。进入第二个甲子，诗运、时运皆出现巨大变化。由周一萍、汪普庆等一批刚退下岗位，或者即将退下岗位的老干部，在京筹划成立全国性的诗词活动领导机构，以钱昌照为会长的中华诗词学会于1987年5月31日（诗人节）在北京成立。学会的成立，为大批老革命之步入诗坛，重新发热、发光，创造条件，提供机会。 全国范围内，一大批老革命之步入诗坛。中华诗词学会成立，带动海内外诗词活动、诗词创作。在很短一段时间内，迅速形成一支拥有百万大军的诗词创作队伍，诗词作品数量更加超越唐诗、宋词。而干部体，乃于其中独标一格。上文说干部体，谓其既注重以题材取胜，即注重以大题材、大感慨增强诗词自身的体质，又注重表现方法，在酿造上下功夫。题材及表现方法，这是管领风骚的“资本”，决战取胜利的条件，但也令其面临危机、面临挑战。正如周谷城所说，“暴露黑暗易好，歌颂光明难工”，创作诗词，与政事联系在一起，所谓与时俱进，并非易事。也是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另有两位老干部，擅长倚声填词，并皆以歌词说政事。一位雅好《水调歌头》，一位擅长《水龙吟》。雅好《水调歌头》者，从1976年5月12日“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的“四海《通知》遍，奈翻案不得人心”，到1976年10月21日“粉碎四人帮”的“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前后不到五个月，随时变换，快速敏捷。而擅长《水龙吟》者，则勇于对自己的作品加以否定。他不同意拙编《当代词综》的初选篇章。说：“我的那几首《采桑子》说愁，是一种诡辩；《水龙吟》反修，说人家是修正主义，现在不比人家修得更加厉害。”并问：“为什么不收他的《水调歌头》（国庆夜记事）？”他的话令我非常吃惊，也非常钦佩。故之，在《当代词综》，这位老干部的作品也就只收《水调歌头》一首。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语）。为时、为事，体现时代新声。这是千年以来的传统。对此，就老干部而言，应当没有什么可为难之处。只是客观上环境的变化，每多困扰，加以有些老干部，半路出家，自小缺少基本功的训练，也不易酿造出芬醇的佳酿。因此，所谓“诗多好少”，与诗坛干部体的书写，尽管不一定有必然性的牵连，但作为诗坛一分子，应也有所担当。这就是上文所说的挑战。
三
经过岁月的洗礼，作为当代诗词创作中的干部体，已经成为众多体式中的一种体式而载入史册。生当其时，身临其境，今日讨论干部体问题，既应看到当前的景象，大雅正声和时代精神，又应看到历史演进的轨迹，看到雅颂在诗苑中的地位、影响及其与大政事、小政事的种种“关系与限制之处”（借用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语）。而就目前的诗坛看，还当留意这么一种状况：老干部创作干部体，书写老干诗，但干部体、老干诗，不一定都出自老干部之手，老干部也不一定都作干部体、写老干诗。中华诗词学会第一任、第二任会长钱昌照和周谷城的干部体、老干诗，已见报端披露；我的导师吴世昌的老干体作品收为《罗音室诗词存稿》附录。事实证明，干部体之作为当代诗词创作中的一种体式，是一种共同的创造，共同的事业，对于老干体书写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诗界、学界都应当认真加以总结。
早些时候，接触到老一辈革命家的诗词作品，当中特别喜欢陈毅的《枣园曲》。其曰：停车枣园路。记从前、人民革命，中央曾驻。小米步枪对大敌，斗争真个艰苦。试追寻，领导高处。深知人心有向背，敢后发制人歼强虏。论功业，空前古。先生雅量多风趣。常巾履、萧然酣睡，直过卓午。起来集会谈工作，每过凌晨更鼓。喜四面，山花无数。延河水伴秧歌唱，看诗词大国推盟主。我重来，欢起舞。歌词作于1959年，重访延安之时。全篇口语，平白如话，如道家常，明白、自然、切实、诚恳。随口咏诵，一时间，仿佛自己也在现场。亲切动人。而且，分明是一首非常合格的古典歌词，平仄组合、韵脚协调以及篇章结构，都与《金缕曲》的节拍相合，但却不挂词招牌，而命其名曰《棗园曲》。
我喜欢《枣园曲》，也曾以之为样板，尝试谱写一支《欢呼曲》。那是1977年8月，党的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收听广播，即时而作。其曰：火炮惊天地。望神州、缤纷五彩，东风鼓吹。七月阳光正灿烂，八月又开盛会。传喜讯，人流如海。决斗曾经十一次，算而今功业真一举。危难过，舞欢起。最是英明来统帅。可期年、初成效果，渐归大治。快马加鞭鞍未下，亿万欢呼万岁。永树立，导师旗帜。放眼前程有四化，更长征迎接新世纪。跨大步，境无止。歌词依照《金缕曲》格式谱写，作得仓促，发排也仓促。第二天一早，即以宣传单张的形式（1977年8月21日《三明文艺》增页），出现在列东与列西的街头。所谓“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诗大序），当时对于这句话，实际上也并不怎么理解。
从陈毅的《枣园曲》到自己的《欢呼曲》，表示一段学习的过程。但陈毅的《枣园曲》算不算老干诗，当时还没有干部体这一概念，未敢妄下断语。至于自己的模仿之作，算不算老干诗，自己也未能作出判断。不过，应当说明，自此之后，我的金缕之制，与当时的习作，应当有所牵连。
以上是本人学习干部体的心得、体会，因多出自个人的经历，恐多局限，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丙申处暑前七日于濠上之赤豹书屋
（作者单位：澳门大学中文系）唐诗札记2
了却君王天下事，臣之壮也不如人。曾经几度沧桑换，未及新来睇得真。
易好难工裁有别，光明黑暗本相随。形容圣德自成体，最爱于今老干诗。当下艺苑、骚坛，俗称“干部体”的诗词作品，屡见不鲜。究竟何为“干部体”？其相关作品如何产生，又如何被戴上桂冠？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所谓“干部体”究竟有何来历？生当二十一世纪，应如何对待诗词创作中的干部体？诸多问题，似已越来越引起诗界与学界的注视。为进一步展开讨论，愿将本人所知相关人和事，作一简要评述，为提供参考。
一
近来，微信群里有朋友问：“您1995年正式发表的几篇文章，都集中提到‘大陆干部体’，不知此前，有没有人提到老干体之类的名词？”并说：“老干体，或干部体，首先是谁提出来的，您做过文献考古没有？愿有以教我。”微友所指“干部体问题”，本人曾在发表于香港《镜报》1995年5月号的一篇文章中提及。该文题称《一帜新张，收拾烟云入锦囊——大陆词坛干部体举例》。若问：在此之前，是否有人已曾提出干部体问题？一时之间，未敢作出明确的答案。但就事论事，就诗词创作说诗词创作，似可断言：香港《镜报》所载拙文，应是较早一篇专门讨论当代诗词创作中干部体问题的文章。
《一帜新张，收拾烟云入锦囊——大陆词坛干部体举例》一文，于内容提要写道：当代大陆词坛时行“干部体”，盖源自“五四”时期胡适所提倡的白话词。它注重选材，表现时代精神，且颇具生活气息；同时又力求达到声情称调的效果，故为人所瞩目。文章提要，透露两个信息：一为大陆干部体与胡适白话词的关系问题，二为干部体的思想、艺术创造问题。
文章第一部分：“大陆词坛，兴干部体”。对于干部体自身，先是明确为之定义，再是简要说明其来源。其曰：所谓“干部体”，或称“白话体”“解放体”，这是大陆当代诗词创作队伍中，一大批退居二线的老革命所共同创造的新诗体。但是，以白话入诗、以白话入词，解放诗体、词体，乃古已有之，并非什么新鲜玩艺儿。就歌词创作而言，敦煌所传之诸多曲子词暂不论，就是柳永、李清照、辛弃疾等，也都有白话作品传世；至当代，“干部体”的出现，应溯源于“五四”新文代运动的先驱者——胡适。我在《百年词通论》中论及胡适，曾推尊其为“词坛解放派首领”，但指出，“在二十年代，当胡适提倡白话词之时，应和者寥寥，即有将无兵，难以成派”。想不到几十年后直至当今，此体在大陆词坛却颇为时行。这是所谓“干部体”的渊源之所自。不过古今对比，即今之“干部体”，并非只是注重形式解放，而是以“旧瓶装新酒”为依归，试图进行一番改革。这是论者所必须留意的。这段话以古证今，将干部体的创造，看作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场改革。就整体取向看，这篇文章对于当代诗词创作中的干部体，并非持否定态度。相反，却通过具体的作家、作品，以个案分享的方式，给予正面的评价及积极的扶持。
这篇文章曾收入本人所编纂《胡适词点评》（香港文学报社出版公司1998年版）及拙著《今词达变》（澳门大学出版中心1999年版）当中。早些时候，只是在港澳地区流通，行之未远。为了进一步的交流与推广，本人于2002年12月13日至16日，在澳门大学筹划举办“大雅正声与时代精神”学术研讨会。邀请港澳地区及大陆诗界、学界多位人士出席研讨。本人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澳门特别行政区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主任陈伯致欢迎词。四川省中华诗词学会代表李维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包明德、苏州大学教授杨海明、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赵昌平等人致贺词。南京大学教授周勋初作开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马自力、香港城市大学教授贾晋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吴卫国、五邑大学教授谢长青、北方交通大学教授颜吾芟、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葛景春发表专题报告，河南大学教授孙克强、暨南大学教授苏桂宁、文学评论杂志社副主编胡明及岳麓书社社长丁双平等进行评议并展开讨论。最后，由漳州师范学院教授林继中作总结。研讨会曾呼吁：“对于新的大雅正声，现代的雅与颂，包括言王政之大雅与小雅以及美盛德之各种颂歌，应当有个合适的评价。”并呼吁：“将历史与现状联系在一起，对于雅与颂进行综合考察。既从现代的角度，对于传统的大雅正聲进行科学的分析，评判其地位及影响，又从传统的角度，对于新世纪的大雅正声进行历史的关照，评判其现状及前景。用一句比较新潮的话讲，那就是传统的现代化和现代的传统化。”这次研讨会，鼓吹大雅正声，明确将今之雅颂和古之雅颂联系在一起。目的在于为当代诗词创作中的干部体寻找历史依据。研讨会圆满结束，研讨会报导于2003年2月9日澳门《澳门日报》及2003年3月第6期广州《诗词报》刊行，并载上海《中华文史论丛》总第7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颇愿以此为契机，将对于干部体和歌德派的讨论，由港澳地区，向大陆推进。但是，有关呼吁，在诗界与学界并未引起回响。
时隔十二年，直到2014年9月16日，北京中央文史研究馆主办“雅韵山河——当代中华诗词学术研讨会”，本人再次以《大雅正声与时代精神——为新世纪的歌德派正名》为题，提交论文。此文以旧体格律诗与新体白话诗的兴衰入题，探寻当代诗词创作中干部体的两个来源——近源及远源。指出：干部体的两个来源，胡适、毛泽东以及诗三百的雅与颂，已于近与远，为新世纪干部体的创作展示方法与途径。在一定意义上讲，这篇文章是对于干部体存在及其价值的理论说明。文章收入拙著《新声与绝响——施议对当代诗词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以上两篇文章及一次学术研讨会，表示本人对于干部体和歌德派的看法。两篇文章，一为干部体推举个案，标榜典型；一为歌德派溯源正本，确立位置。两篇文章，相隔二十年，坚持一个目标，为当代诗词的创作和研究，确立正确的学风与文风。至一次研讨会，穿插其间，目的乃在于，鼓动更多人士，参与其事，令相关论题的研讨，在更大范围内得以深入展开。 若问：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诗界、学界说及干部体和歌德派，大多带有贬意。读诗的人既不满意干部体和歌德派，写诗的人也不会承认自己就是干部体，就是歌德派。当下艺苑、骚坛，依旧是“诗多好少”。面对这一状况，为何一再替干部体出声，为歌德派壮行？
答曰：今之干部体和歌德派，古之雅与颂。二者一脉相承。孔夫子删诗，风、雅、颂三者，各有定数。三百篇中，十五国风一百六十，大雅、小雅一百零五，周颂、鲁颂、商颂合四十。一定的数量，体现其质量。既表示其存在，亦确立其位置。这是孔夫子通过删诗所为制定的原则。两千多年来，古之雅与颂，既与十五国风一样，得以广泛流传，今日之干部体和歌德派，同样也将留名青史，并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得一席位。这是本人对于中国古今诗歌创作的总观感，也是撰写相关文章的立足点。
二
有关当代诗词创作中干部体的定义及来源问题，包括近源与远源，上文已作简要介绍，以下着重说干部体的思想、艺术创造问题。《一帜新张，收拾烟云入锦囊——大陆词坛干部体举例》一文，以宋亦英为例，于“载道为文、述志为诗”以及“时代精神、声情称调”两个部分，列述宋亦英歌词创作成就。前者说思想内容，后者说创作方法。对于前者，文章指出：“（宋亦英）所写皆为大题材、大感慨，其社会功能大致相当于传统的载道之文、述志之诗，而有别于言情小歌词。这是《春草堂吟稿》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所谓干部体的一个主要标志。”不过，文章对此只作概括描述。谓：“从诗词题材的覆盖面积、诗词作品的时空容量看，《春草堂吟稿》所集，与一般干部体颇有些共通之处，即大多是为时、为事而著，为时、为事而作，甚具时代精神与生活气息。”文章将着眼点放在后者，着重说其艺术创造。指出：“在《春草堂吟稿》中，宋亦英所作，既注重以题材取胜，即注重以大题材、大感慨增强古典诗词的体质，又注重表现方法，在酿造上下功夫。”并说：正因为如此，宋亦英所作才能在干部体中新张一帜，为词界另辟蹊径。
宋亦英（1919—2005），安徽歙县人。1945年参加革命，长期担任省级文化艺术机构领导职务，是一位老干部。酷爱诗词、绘事，有《宋亦英诗词选》及《春草堂吟稿》等著作行世。她以歌德派自居，以干部体自命。不愿做当代的李清照，而愿做当代的胡适之。在《一帜新张，收拾烟云入锦囊——大陆词坛干部体举例》文中，曾以宋亦英若干歌词作品为例，标榜其艺术创造。或称酿造功夫。
例如《沁园春》（喜安徽省诗词学会成立）：时近中秋，月魄流辉，桂子飘香。正盛典京华，欢腾薄海，斯文雅集，快聚庐阳。旷代风光，人间正道，国运隆时文运昌。诗世记，看珠联玉唱，风起云扬。吟坛一帜新张。愿余热余霞再发光。倩赋笔吟笺，为歌四化，流风遗韵，来继三唐。团结是期，他山共勉，收拾烟云入锦囊。风流甚，是千秋事业，大块文章。文章称，这首歌词通篇皆口语，包括常见的政治术语，但因善用对仗，善于铺排，却显得十分典雅、庄重，用贺诗会成立，非常得体。
又如《满庭芳》：梅绽寒香，水澌新绿，古城重见春回。教弩台畔，金碧又生辉。同是长蛇列阵，今年却、眉展神怡。春风里，衣香鬓影，红紫竞芳菲。堪悲。天下事，花憔柳悴，鹤怨猿啼。便十年去矣，余痛谁医。且嘉云开雾散，心头愿，诉与神知。香飘处，疑仙似梦，恩怨一风吹。文章称：这首词写合肥教弩台（古明教寺）的今昔变化：上片写今日“重见春回”之盛景，包括古寺修复后的辉光及游客的神采，共同构成一幅“红紫竞芳菲”的图象；下片由当前忆及往昔，而后又回复当前，说心头意愿。从结构上看，这首词上片布景、下片说情，与“宋初体”的基本结构模式相合；而从叙述方法看，这首词所构成的“现在—过去—现在”三段式，也颇得柳永铺叙之妙趣。
以上二例，证实宋亦英的歌词创作，不仅语言运用，而且其“收拾”技巧，包括结构模式的运用，都值得称道。以为：所谓“收拾烟云入锦囊”，当是作者注重酿造工夫的一种体现。此烟云者，既包括社会人生中的烟云，又包括自然界的烟云，如何将之采入锦囊，谱写成美妙篇章，就是一种“收拾”技巧。
宋亦英而外，另有一位老干部——徐味，其诗词创作亦颇有可称道处。徐味（1924—2012），字蕴之，江苏沭阳人。1944年参加革命，长期担任省级文化宣传机构领导职务。他的诗词创作，“说真话，说得明白、自然、切实、诚恳”（借用吴世昌语），受到广泛欢迎。九十年代初，所刊《云水轩吟稿》，印了四千册，半年内即售罄。他有《长征六十周年有感》二首，借纪念长征以抒写观感，颇能体现其胸襟与怀抱。诗云：一举惊天唤国魂，雪山草地忒艱辛。今宵舞困楼心月，曾照长征路上人。
鱼水情深绝对真，不真何以得生存。轻车重访长征路，怕见乡亲未脱贫。谓长征乃动地惊天之举，历尽艰辛，唤醒国魂；而六十年过去，国人（主要是干部）仍未醒，竟通宵沉浸于楼台歌舞，即所谓“三陪过后尽开颜”，怎么对得起长征路上人。谓六年十前，军民鱼水情，也正因为此情之真与深，军队才得以生存，长征才取得胜利；而长征胜利，夺得政权，长征路上乡亲，至今仍未脱贫。我手写我口，既写出老干部心声，又写出老百姓心声，颇极动人。
为此，拙文《新声与绝响——中国当代诗词创作状况及前景》（载1997年8月21日至8月31日《澳门日报》）在揭示诗官与官诗以及诗商与商诗相结合现象的同时，特别加以标榜，说明老干部以诗词说政事，时有佳作出现。
宋亦英和徐味，以老干部的身份出现于当代诗坛，又以干部体的创作立足于当代诗坛。这是诗运转变之使然，亦时运转换所促成。正如拙文《一帜新张，收拾烟云入锦囊——大陆词坛干部体举例》所云：“大批老革命步入诗坛以后，仍以天下为己任，希望通过诗词改革，进一步发挥其余热、余光。”就整体而言，这是新体白话诗诞生后，旧体格律诗进入第二个甲子所出现状况。自1916年新体白话诗诞生至1976年，为旧体格律诗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甲子。1976年清明节前后，天安门广场爆发“四五”诗歌运动，旧体格律诗创作，借势从地下转向地面，开始进入第二个甲子。进入第二个甲子，诗运、时运皆出现巨大变化。由周一萍、汪普庆等一批刚退下岗位，或者即将退下岗位的老干部，在京筹划成立全国性的诗词活动领导机构，以钱昌照为会长的中华诗词学会于1987年5月31日（诗人节）在北京成立。学会的成立，为大批老革命之步入诗坛，重新发热、发光，创造条件，提供机会。 全国范围内，一大批老革命之步入诗坛。中华诗词学会成立，带动海内外诗词活动、诗词创作。在很短一段时间内，迅速形成一支拥有百万大军的诗词创作队伍，诗词作品数量更加超越唐诗、宋词。而干部体，乃于其中独标一格。上文说干部体，谓其既注重以题材取胜，即注重以大题材、大感慨增强诗词自身的体质，又注重表现方法，在酿造上下功夫。题材及表现方法，这是管领风骚的“资本”，决战取胜利的条件，但也令其面临危机、面临挑战。正如周谷城所说，“暴露黑暗易好，歌颂光明难工”，创作诗词，与政事联系在一起，所谓与时俱进，并非易事。也是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另有两位老干部，擅长倚声填词，并皆以歌词说政事。一位雅好《水调歌头》，一位擅长《水龙吟》。雅好《水调歌头》者，从1976年5月12日“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的“四海《通知》遍，奈翻案不得人心”，到1976年10月21日“粉碎四人帮”的“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前后不到五个月，随时变换，快速敏捷。而擅长《水龙吟》者，则勇于对自己的作品加以否定。他不同意拙编《当代词综》的初选篇章。说：“我的那几首《采桑子》说愁，是一种诡辩；《水龙吟》反修，说人家是修正主义，现在不比人家修得更加厉害。”并问：“为什么不收他的《水调歌头》（国庆夜记事）？”他的话令我非常吃惊，也非常钦佩。故之，在《当代词综》，这位老干部的作品也就只收《水调歌头》一首。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语）。为时、为事，体现时代新声。这是千年以来的传统。对此，就老干部而言，应当没有什么可为难之处。只是客观上环境的变化，每多困扰，加以有些老干部，半路出家，自小缺少基本功的训练，也不易酿造出芬醇的佳酿。因此，所谓“诗多好少”，与诗坛干部体的书写，尽管不一定有必然性的牵连，但作为诗坛一分子，应也有所担当。这就是上文所说的挑战。
三
经过岁月的洗礼，作为当代诗词创作中的干部体，已经成为众多体式中的一种体式而载入史册。生当其时，身临其境，今日讨论干部体问题，既应看到当前的景象，大雅正声和时代精神，又应看到历史演进的轨迹，看到雅颂在诗苑中的地位、影响及其与大政事、小政事的种种“关系与限制之处”（借用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语）。而就目前的诗坛看，还当留意这么一种状况：老干部创作干部体，书写老干诗，但干部体、老干诗，不一定都出自老干部之手，老干部也不一定都作干部体、写老干诗。中华诗词学会第一任、第二任会长钱昌照和周谷城的干部体、老干诗，已见报端披露；我的导师吴世昌的老干体作品收为《罗音室诗词存稿》附录。事实证明，干部体之作为当代诗词创作中的一种体式，是一种共同的创造，共同的事业，对于老干体书写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诗界、学界都应当认真加以总结。
早些时候，接触到老一辈革命家的诗词作品，当中特别喜欢陈毅的《枣园曲》。其曰：停车枣园路。记从前、人民革命，中央曾驻。小米步枪对大敌，斗争真个艰苦。试追寻，领导高处。深知人心有向背，敢后发制人歼强虏。论功业，空前古。先生雅量多风趣。常巾履、萧然酣睡，直过卓午。起来集会谈工作，每过凌晨更鼓。喜四面，山花无数。延河水伴秧歌唱，看诗词大国推盟主。我重来，欢起舞。歌词作于1959年，重访延安之时。全篇口语，平白如话，如道家常，明白、自然、切实、诚恳。随口咏诵，一时间，仿佛自己也在现场。亲切动人。而且，分明是一首非常合格的古典歌词，平仄组合、韵脚协调以及篇章结构，都与《金缕曲》的节拍相合，但却不挂词招牌，而命其名曰《棗园曲》。
我喜欢《枣园曲》，也曾以之为样板，尝试谱写一支《欢呼曲》。那是1977年8月，党的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收听广播，即时而作。其曰：火炮惊天地。望神州、缤纷五彩，东风鼓吹。七月阳光正灿烂，八月又开盛会。传喜讯，人流如海。决斗曾经十一次，算而今功业真一举。危难过，舞欢起。最是英明来统帅。可期年、初成效果，渐归大治。快马加鞭鞍未下，亿万欢呼万岁。永树立，导师旗帜。放眼前程有四化，更长征迎接新世纪。跨大步，境无止。歌词依照《金缕曲》格式谱写，作得仓促，发排也仓促。第二天一早，即以宣传单张的形式（1977年8月21日《三明文艺》增页），出现在列东与列西的街头。所谓“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诗大序），当时对于这句话，实际上也并不怎么理解。
从陈毅的《枣园曲》到自己的《欢呼曲》，表示一段学习的过程。但陈毅的《枣园曲》算不算老干诗，当时还没有干部体这一概念，未敢妄下断语。至于自己的模仿之作，算不算老干诗，自己也未能作出判断。不过，应当说明，自此之后，我的金缕之制，与当时的习作，应当有所牵连。
以上是本人学习干部体的心得、体会，因多出自个人的经历，恐多局限，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丙申处暑前七日于濠上之赤豹书屋
（作者单位：澳门大学中文系）唐诗札记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