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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树勋近影
提起“医生”这个名字，人们很自然地把它和“救死扶伤”联系起来。医生，以他们高尚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为人们医病疗伤，解除疾苦；以博爱的情怀，千方百计地把那些奄奄一息、生命垂危的患者救治过来，赢得人们的尊敬，被称为“白衣天使”、“生命的守护神”。尽管市场经济大潮中拜金主义给他们中的少数人涂抹了灰黑，然而，整个医疗战线依然充满着救死扶伤的精神。人们不会忘记：在“非典”时期，在一次次抗击自然灾害的斗争中，那些英勇无畏的白衣战士们不顾个人安危，全力救治伤病员的一幕幕感人情景。他们的壮举，理所当然地受到公众的信赖和爱戴。
本文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一位医生。他把治病救人，解除他人疾苦视为天职。在40多年的医疗生涯中，经他救治的伤病人员，有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官员，有公安战线的战斗英雄，有国家干部，有科技工作者，还有众多的普通平民百姓和解放军官兵。看着他们一个个康复后重新走上各自的岗位，他感到由衷的欣慰和幸福。他，就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骨科研究所所长、三○四医院骨科主任侯树勋教授。
初识印象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侯树勋教授。
那是2003年的春天，一个亲属从外地打来电话，说患腰椎滑脱病已半年之久，先后到多家医院求医均不见好转。昨天见到《人民日报》刊登的一条消息，介绍军医侯树勋教授治疗腰椎病有方，很想到北京来治疗。治病紧急，我立即同三○四医院联系。院方回答：目前侯教授正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要等他开会回来后再联系。
说来真巧，当时我身为新闻记者正忙于“两会”（全国人代会和全国政协会）的采访。那天晚饭后，我如约来到大会医卫界政协委员的住地，轻轻叩响了侯树勋教授的房门。门开处，一位西装整洁的学者走过来。侯树勋，温文尔雅，高挑的身材，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闪动着聪颖睿智的目光。他让座，倒茶，亲切而热情。我说明了来意，他说：“这病不可久拖。你让他尽快来院治疗；住院的事可以找骨科的韦大夫联系，他会为病人安排的；如还有什么困难，再告诉我……”接着，他又把韦大夫的办公地点和联系电话告诉了我。我怀着崇敬和感激的心情向他告辞。
初次见面，他的诚挚、爽快、谦逊、热忱，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几天后，我的亲属从外地来到北京，顺利地住进了三○四医院骨科病房。经过仔细检查，侯教授和几位医生为她制订了手术治疗方案。亲属听说有的医院做手术前要给医生送“红包”，他也要给这里的医生送“红包”。侯教授当即严肃地拒绝说：“你家里有病人，本来就很困难了，我们怎么能收受你的钱物呢，不管别处怎样，我们这里是决不接受‘红包’和礼品的。”手术那天，侯教授亲自主刀，手术做得很成功。两周后，病人的伤口愈合、拆线，愉快地出院回家了。时过两年，如今这位亲属早已康复，生活得幸福愉快。
学医报国
2003年“两会”结束不久，初识的深刻印象驱使我采访侯教授。当时一场抗击“非典”疫情的人民战争在全国展开，北京城是“非典”的重灾区，侯树勋医生和他的同事们都十分忙碌，访谈活动也被迫几经推迟。
4月24日那天下午，在侯教授安排下我来到他的办公室，对他开拓创新的医疗生涯进行了采访。
“医生这个职业，辛苦、劳累，收入也不多，还有风险。可你一干就是40多年，你不觉得苦吗？当初，是怎么选择了学医的。”我问他。
他微笑着告诉我，他是在天津市一个质朴、善良的家庭里长大的。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养和学校教育。高中毕业后参加高考，按成绩录取。就在高校录取前夕，军事院校提前招生。
“学校提名推荐我。在征求意见时，我高兴地答应了。在我心目中，很多有为青年就是经过军队院校的培养后，奔赴报效祖国的岗位的。那年9月我被第四军医大学录取，开始了我生活中崭新的一页。”
他说，第四军医大学是当时全国三所重点军事医学院校中惟所六年制大学。6年的大学教育，对我人生观的确立和以后的医疗生涯产生了重大影响。军校的生活是紧张的、严格的，学的课程多、任务重，还要参加军训和劳动，但心情是舒畅的，情绪是高昂的，学习是努力的。我注意培养正确的学习和思维方法。我还参加课外阅读小组及学校文工团等业余组织，并担任系团工委副书记，在各方面经受了锻炼，1962年我被批准成为中共预备党员。当时全国正处在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高潮中，党课则以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主要教材，对我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加强自身的思想修养都有很大教益。6年的院校生活，为我们奠定了专业基础、思想基础，使我们树立了把一生献给国防卫生事业的志向。
作为同龄人，我们的谈话融洽、亲切，海阔天空。当谈到人生路上的艰辛时，侯树勋教授深有感受地说：“在人生的征途上，往往会遇到困难、挫折，甚至打击，经受艰苦和危险环境的磨难。对这些不顺利的事情，如果能处理好，那将是你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我1966年大学毕业。由于那场‘文化大革命’的耽搁，等到1967年才分配。接着还要下放锻炼，我被分到沈阳军区某工程团当战士，在长白山修建油库，每天在冰天雪地里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施工，钻孔、爆破、掘进、扒渣，这些活我都干过。每天还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水，挑起沉甸甸的两桶水，有时滑倒了，水洒到身上，很快便结成冰。有时到山上去伐木，伐倒的树木还要用人力拉下来，再几个人抬着装上汽车，运下山。晚上，我和战士们一样站岗。脚冻疼了，就跺一跺，走一走。漆黑的夜幕里，时常传出野狼的嚎叫声，令人毛骨悚然。从1967年到1969年，在那里生活了整整两年。这段艰苦的岁月，使我坚定了意志，增强了毅力，为以后的人生之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68年，侯树勋被分配到沈阳军区二三八医院工作。在那里，他每天接触的大多数是基层连队的解放军战士和工农大众。在长期的医疗工作中，他熟悉了这些人，热爱这些人。从他们的身上，他看到了中华民族勤劳、善良、拼搏、进取的精神品质。他立志当一个好医生，要为这些普通百姓祛除病痛。他坚持学习新的医学理论和先进的医疗技术，他自费订阅外文医学期刊，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医疗水平日渐提高。到1978年，经过10年的医疗实践，侯树勋已经是沈阳军区小有名气、受人欢迎的骨科医生了。他做了许多成功的手术，《辽宁日报》、《前进报》等报刊发表了他的先进事迹。
1978年，我国高等教育恢复了高考制度，侯树勋参加了第一批研究生考试。他以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被母校----第四军医大学录取，又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侯树勋非常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他确定了新的目标；瞄准世界医学前沿，为创建有自己特色的医疗成果而勤奋学习。
三年的学习生活倏然而过，他成为研究生中的佼佼者。毕业后，他被留校工作。1988年，因工作需要，他来到三○四医院，开始进入他医疗生涯的辉煌时期。
进取创新
接着，我又访问了医院有关领导和与侯树勋朝夕相处的同事们。他们对侯树勋在医术上的进取创新精神，无不赞许有加。有关领导对侯树勋的评价是：侯树勋把不断提高医术，做好医疗服务作为自己的天职。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进取，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振奋的医疗成果。他从80年代初，对腰椎疾病进行研究，1984年在第十届全国医学外科大会上，首次提出了“腰椎管侧隐窝狭窄症”及其诊断、治疗的原则，受到专家们的认同和赞许。他在对“腰椎管侧隐窝狭窄症”发病机理的深入研究中，总结出“神经根逃逸”现象是无症状型侧隐窝狭窄的主要原因以及神经根炎症是腰痛的重要因素等理论，这在当时国际上尚属先例。1989年在美国第十六届骨科神经外科学会上，他作的《腰椎间盘突出症髓核突出类型与腰痛程度关系》的报告，引起了与会专家的强烈反响。有位著名专家称赞他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全新的理论。为此，他被美国骨科神经外科学会授予名誉会员，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学者。
有位领导说：侯树勋以聪明才智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向“掌握先进的、创造自己的世界前沿”的目标一步一步地奋进着。他率先在国内开展了平时火器伤的研究。总结以往用战时火器伤方法治疗平时火器伤效果不佳的现状，他采用“切开法”治疗，获得了成功。我国一位驻外记者在非洲受伤后，回国治疗时，侯树勋采用这种方法给他治疗，取得了良好效果，使他很快返回工作岗位。后来经专家检索，认为侯树勋这种治疗方法是国内外首创，这项研究成果先后获得全军和国家级的科技进步奖。
他们说：随着社会的老龄化，老年人骨折越来越多，尤其是股骨粗隆间骨折。患此病的老年人常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严重内科疾病，不能忍耐手术，一般都采取保守治疗。由于病人需长期卧床，这容易导致肺炎、深静脉栓塞等一系列严重并发症，这些并发症常致病人死亡。针对这一现象，侯树勋教授带领全科医生自行设计了成角度单臂外固定器，用于治疗老年性股骨粗隆间骨折，使病人在微小创伤下完成安全骨折固定手术。术后一周即可下床活动，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减少了死亡率。接着，又在此基础上研制了用于四肢骨折的单臂外固定器和用于手指指骨、掌骨等短管状骨骨折的微型外固定器，使外固定器形成了系列，在创伤救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项医学上的发明，获军队医疗成果二等奖，并被总后勤部确定为全军“九五”时期高科技推广项目。目前这项技术已普及到军内外百余所医院，不仅解除了患者病痛，还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侯树勋研制的腰椎滑脱复位器，使大量的严重脊柱滑脱病人恢复了健康。1996年，侯树勋参加了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国际创伤与矫形会议。他将这项研究成果在大会上作了报告，受到了世界著名的脊柱外科专家、教授的高度评价，一位教授在信中写道：“祝贺你在脊柱滑脱治疗上取得的非凡成绩，你的设计是对DICK器械的创造性发展。”这项研究，先后获得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和全军医疗成果一等奖。
截至2004年底，侯树勋先后获得国家和军队科技进步二等以上奖励11项；主编了数百万字的《现代创伤骨科学》和《脊柱外科学》等专著；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对侯树勋的进取创新业绩，党和国家给予了他很高的荣誉。他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家级政府津贴。目前他担任着中国康复医学会脊柱损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骨科学会副主任委员、解放军骨科专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骨科学会基础学组主任委员、北京医学会骨科分会副主任委员等多项职务。
医德高尚
侯树勋始终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普通人民医生的本色，对医术精益求精，对工作一丝不苟。他经常说：“医生和工程师不一样，工程师面对的是物，医生面对的是人。零件做坏了可以重做，而生命对人只有一次。患者和他的亲人把生命交给医生，这是对医生的极大信任。因此，为病人着想，对病人怀有爱心，是医生应该恪守的最基本的医德。”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在三○四医院骨科有一个不成文而又人人遵守的规定：遇到危重病人不准推转，遇到创伤伤员不准拒收。对此，侯树勋这样说：“危重患者和创伤伤员都很急。如果能在‘第一时间’内得到治疗，就可能保全生命，保存肢体；如果拒收，在转院过程中会加重病情。”他告诫医护人员：要把患者当作我们的兄弟姐妹、父母亲人，不管有多大困难，都不准在我们手下转走一个需要急救的伤病员。
侯树勋领导的骨科，是全院公认的凝聚力极强的战斗集体。他们团结、协作、和谐、默契。每遇到抢救任务，不管白天夜晚，随叫随到。他们有时刚下手术台，还没顾上吃饭、休息，又马上投入了急诊伤员的救治。他们的忘我行动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
侯树勋在同事们心目中，既是严师又是益友。被人们誉为“年轻的显微外科专家”的主任医师吴克俭告诉记者：“侯教授为人诚挚善良，豁达宽容，是我们的楷模。他医术精湛、作风严密认真，是我们的榜样。他治学严谨，对工作要求非常严格，绝不允许有半点疏忽。他常说，医生的点滴疏忽都可能给患者留下终生的痛苦，甚至危及生命。要切记：刀下人命关天啊！
倾心育才
吴克俭用质朴的话语道明了对教授的敬重。他说：“侯教授是个亲和力很强的人，他关心体贴医护人员。经常组织学术活动，鼓励年轻人要敢于突破、大胆创新。我能在短时间内成为一名较成熟的显微外科医生，与侯教授的关怀教导是分不开的。当初，我觉得显微外科工作辛苦，收入低，不愿干。他耐心开导我：‘国家缺少这方面的人才，你可以施展才华，大胆工作。出了成绩，我给你请功，遇到风险，我和你一起承担，出了事故，那是我的。’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我的工作不断取得进步。”
副主任护师金芳是骨科护士长，与侯树勋共事多年，她热情地介绍了侯树勋的许多动人事迹。最后，她强调说：“作为学科带头人，他是以战略眼光预测学科发展，抓医学学科建设和培育人才。早在1992年他就根据骨科专业发展趋势和本院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专项发展规划，组建了创伤骨科、脊柱外科、关节外科、手与显微外科、骨肿瘤与骨病等5个专业组。并根据技术骨干的特点，确定他们的主攻方向。让他们都有自己的科研课题，使每个人都能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现在，骨科已经由过去48张床位、单纯治疗性的科室，发展成拥有三个病区、150张床位、500平米的实验室，能够培养硕士、博士、博士后，集医疗、科研、教学为一体的骨科研究所了。他们还承办了国内、国际的大型医学学术会议，接待过来自美国、日本、加拿大、德国、瑞典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访问学者。
“侯教授把骨干力量放到重要岗位上，放手让他们大胆地工作；把年轻人送到国外去学习深造。现在，大都学有所长，正活跃在不同的岗位上。”护士长在叙说中充满着对侯树勋教授的敬佩，也表达了同事们的共同心声。
短暂的采访结束了，记者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告别了侯树勋和他的同事们。然而，那些“白衣天使”的形象却深深留在我的心中。
提起“医生”这个名字，人们很自然地把它和“救死扶伤”联系起来。医生，以他们高尚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为人们医病疗伤，解除疾苦；以博爱的情怀，千方百计地把那些奄奄一息、生命垂危的患者救治过来，赢得人们的尊敬，被称为“白衣天使”、“生命的守护神”。尽管市场经济大潮中拜金主义给他们中的少数人涂抹了灰黑，然而，整个医疗战线依然充满着救死扶伤的精神。人们不会忘记：在“非典”时期，在一次次抗击自然灾害的斗争中，那些英勇无畏的白衣战士们不顾个人安危，全力救治伤病员的一幕幕感人情景。他们的壮举，理所当然地受到公众的信赖和爱戴。
本文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一位医生。他把治病救人，解除他人疾苦视为天职。在40多年的医疗生涯中，经他救治的伤病人员，有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官员，有公安战线的战斗英雄，有国家干部，有科技工作者，还有众多的普通平民百姓和解放军官兵。看着他们一个个康复后重新走上各自的岗位，他感到由衷的欣慰和幸福。他，就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骨科研究所所长、三○四医院骨科主任侯树勋教授。
初识印象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侯树勋教授。
那是2003年的春天，一个亲属从外地打来电话，说患腰椎滑脱病已半年之久，先后到多家医院求医均不见好转。昨天见到《人民日报》刊登的一条消息，介绍军医侯树勋教授治疗腰椎病有方，很想到北京来治疗。治病紧急，我立即同三○四医院联系。院方回答：目前侯教授正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要等他开会回来后再联系。
说来真巧，当时我身为新闻记者正忙于“两会”（全国人代会和全国政协会）的采访。那天晚饭后，我如约来到大会医卫界政协委员的住地，轻轻叩响了侯树勋教授的房门。门开处，一位西装整洁的学者走过来。侯树勋，温文尔雅，高挑的身材，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闪动着聪颖睿智的目光。他让座，倒茶，亲切而热情。我说明了来意，他说：“这病不可久拖。你让他尽快来院治疗；住院的事可以找骨科的韦大夫联系，他会为病人安排的；如还有什么困难，再告诉我……”接着，他又把韦大夫的办公地点和联系电话告诉了我。我怀着崇敬和感激的心情向他告辞。
初次见面，他的诚挚、爽快、谦逊、热忱，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几天后，我的亲属从外地来到北京，顺利地住进了三○四医院骨科病房。经过仔细检查，侯教授和几位医生为她制订了手术治疗方案。亲属听说有的医院做手术前要给医生送“红包”，他也要给这里的医生送“红包”。侯教授当即严肃地拒绝说：“你家里有病人，本来就很困难了，我们怎么能收受你的钱物呢，不管别处怎样，我们这里是决不接受‘红包’和礼品的。”手术那天，侯教授亲自主刀，手术做得很成功。两周后，病人的伤口愈合、拆线，愉快地出院回家了。时过两年，如今这位亲属早已康复，生活得幸福愉快。
学医报国
2003年“两会”结束不久，初识的深刻印象驱使我采访侯教授。当时一场抗击“非典”疫情的人民战争在全国展开，北京城是“非典”的重灾区，侯树勋医生和他的同事们都十分忙碌，访谈活动也被迫几经推迟。
4月24日那天下午，在侯教授安排下我来到他的办公室，对他开拓创新的医疗生涯进行了采访。
“医生这个职业，辛苦、劳累，收入也不多，还有风险。可你一干就是40多年，你不觉得苦吗？当初，是怎么选择了学医的。”我问他。
他微笑着告诉我，他是在天津市一个质朴、善良的家庭里长大的。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养和学校教育。高中毕业后参加高考，按成绩录取。就在高校录取前夕，军事院校提前招生。
“学校提名推荐我。在征求意见时，我高兴地答应了。在我心目中，很多有为青年就是经过军队院校的培养后，奔赴报效祖国的岗位的。那年9月我被第四军医大学录取，开始了我生活中崭新的一页。”
他说，第四军医大学是当时全国三所重点军事医学院校中惟所六年制大学。6年的大学教育，对我人生观的确立和以后的医疗生涯产生了重大影响。军校的生活是紧张的、严格的，学的课程多、任务重，还要参加军训和劳动，但心情是舒畅的，情绪是高昂的，学习是努力的。我注意培养正确的学习和思维方法。我还参加课外阅读小组及学校文工团等业余组织，并担任系团工委副书记，在各方面经受了锻炼，1962年我被批准成为中共预备党员。当时全国正处在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高潮中，党课则以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主要教材，对我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加强自身的思想修养都有很大教益。6年的院校生活，为我们奠定了专业基础、思想基础，使我们树立了把一生献给国防卫生事业的志向。
作为同龄人，我们的谈话融洽、亲切，海阔天空。当谈到人生路上的艰辛时，侯树勋教授深有感受地说：“在人生的征途上，往往会遇到困难、挫折，甚至打击，经受艰苦和危险环境的磨难。对这些不顺利的事情，如果能处理好，那将是你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我1966年大学毕业。由于那场‘文化大革命’的耽搁，等到1967年才分配。接着还要下放锻炼，我被分到沈阳军区某工程团当战士，在长白山修建油库，每天在冰天雪地里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施工，钻孔、爆破、掘进、扒渣，这些活我都干过。每天还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水，挑起沉甸甸的两桶水，有时滑倒了，水洒到身上，很快便结成冰。有时到山上去伐木，伐倒的树木还要用人力拉下来，再几个人抬着装上汽车，运下山。晚上，我和战士们一样站岗。脚冻疼了，就跺一跺，走一走。漆黑的夜幕里，时常传出野狼的嚎叫声，令人毛骨悚然。从1967年到1969年，在那里生活了整整两年。这段艰苦的岁月，使我坚定了意志，增强了毅力，为以后的人生之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68年，侯树勋被分配到沈阳军区二三八医院工作。在那里，他每天接触的大多数是基层连队的解放军战士和工农大众。在长期的医疗工作中，他熟悉了这些人，热爱这些人。从他们的身上，他看到了中华民族勤劳、善良、拼搏、进取的精神品质。他立志当一个好医生，要为这些普通百姓祛除病痛。他坚持学习新的医学理论和先进的医疗技术，他自费订阅外文医学期刊，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医疗水平日渐提高。到1978年，经过10年的医疗实践，侯树勋已经是沈阳军区小有名气、受人欢迎的骨科医生了。他做了许多成功的手术，《辽宁日报》、《前进报》等报刊发表了他的先进事迹。
1978年，我国高等教育恢复了高考制度，侯树勋参加了第一批研究生考试。他以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被母校----第四军医大学录取，又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侯树勋非常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他确定了新的目标；瞄准世界医学前沿，为创建有自己特色的医疗成果而勤奋学习。
三年的学习生活倏然而过，他成为研究生中的佼佼者。毕业后，他被留校工作。1988年，因工作需要，他来到三○四医院，开始进入他医疗生涯的辉煌时期。
进取创新
接着，我又访问了医院有关领导和与侯树勋朝夕相处的同事们。他们对侯树勋在医术上的进取创新精神，无不赞许有加。有关领导对侯树勋的评价是：侯树勋把不断提高医术，做好医疗服务作为自己的天职。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进取，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振奋的医疗成果。他从80年代初，对腰椎疾病进行研究，1984年在第十届全国医学外科大会上，首次提出了“腰椎管侧隐窝狭窄症”及其诊断、治疗的原则，受到专家们的认同和赞许。他在对“腰椎管侧隐窝狭窄症”发病机理的深入研究中，总结出“神经根逃逸”现象是无症状型侧隐窝狭窄的主要原因以及神经根炎症是腰痛的重要因素等理论，这在当时国际上尚属先例。1989年在美国第十六届骨科神经外科学会上，他作的《腰椎间盘突出症髓核突出类型与腰痛程度关系》的报告，引起了与会专家的强烈反响。有位著名专家称赞他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全新的理论。为此，他被美国骨科神经外科学会授予名誉会员，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学者。
有位领导说：侯树勋以聪明才智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向“掌握先进的、创造自己的世界前沿”的目标一步一步地奋进着。他率先在国内开展了平时火器伤的研究。总结以往用战时火器伤方法治疗平时火器伤效果不佳的现状，他采用“切开法”治疗，获得了成功。我国一位驻外记者在非洲受伤后，回国治疗时，侯树勋采用这种方法给他治疗，取得了良好效果，使他很快返回工作岗位。后来经专家检索，认为侯树勋这种治疗方法是国内外首创，这项研究成果先后获得全军和国家级的科技进步奖。
他们说：随着社会的老龄化，老年人骨折越来越多，尤其是股骨粗隆间骨折。患此病的老年人常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严重内科疾病，不能忍耐手术，一般都采取保守治疗。由于病人需长期卧床，这容易导致肺炎、深静脉栓塞等一系列严重并发症，这些并发症常致病人死亡。针对这一现象，侯树勋教授带领全科医生自行设计了成角度单臂外固定器，用于治疗老年性股骨粗隆间骨折，使病人在微小创伤下完成安全骨折固定手术。术后一周即可下床活动，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减少了死亡率。接着，又在此基础上研制了用于四肢骨折的单臂外固定器和用于手指指骨、掌骨等短管状骨骨折的微型外固定器，使外固定器形成了系列，在创伤救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项医学上的发明，获军队医疗成果二等奖，并被总后勤部确定为全军“九五”时期高科技推广项目。目前这项技术已普及到军内外百余所医院，不仅解除了患者病痛，还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侯树勋研制的腰椎滑脱复位器，使大量的严重脊柱滑脱病人恢复了健康。1996年，侯树勋参加了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国际创伤与矫形会议。他将这项研究成果在大会上作了报告，受到了世界著名的脊柱外科专家、教授的高度评价，一位教授在信中写道：“祝贺你在脊柱滑脱治疗上取得的非凡成绩，你的设计是对DICK器械的创造性发展。”这项研究，先后获得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和全军医疗成果一等奖。
截至2004年底，侯树勋先后获得国家和军队科技进步二等以上奖励11项；主编了数百万字的《现代创伤骨科学》和《脊柱外科学》等专著；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对侯树勋的进取创新业绩，党和国家给予了他很高的荣誉。他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家级政府津贴。目前他担任着中国康复医学会脊柱损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骨科学会副主任委员、解放军骨科专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骨科学会基础学组主任委员、北京医学会骨科分会副主任委员等多项职务。
医德高尚
侯树勋始终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普通人民医生的本色，对医术精益求精，对工作一丝不苟。他经常说：“医生和工程师不一样，工程师面对的是物，医生面对的是人。零件做坏了可以重做，而生命对人只有一次。患者和他的亲人把生命交给医生，这是对医生的极大信任。因此，为病人着想，对病人怀有爱心，是医生应该恪守的最基本的医德。”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在三○四医院骨科有一个不成文而又人人遵守的规定：遇到危重病人不准推转，遇到创伤伤员不准拒收。对此，侯树勋这样说：“危重患者和创伤伤员都很急。如果能在‘第一时间’内得到治疗，就可能保全生命，保存肢体；如果拒收，在转院过程中会加重病情。”他告诫医护人员：要把患者当作我们的兄弟姐妹、父母亲人，不管有多大困难，都不准在我们手下转走一个需要急救的伤病员。
侯树勋领导的骨科，是全院公认的凝聚力极强的战斗集体。他们团结、协作、和谐、默契。每遇到抢救任务，不管白天夜晚，随叫随到。他们有时刚下手术台，还没顾上吃饭、休息，又马上投入了急诊伤员的救治。他们的忘我行动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
侯树勋在同事们心目中，既是严师又是益友。被人们誉为“年轻的显微外科专家”的主任医师吴克俭告诉记者：“侯教授为人诚挚善良，豁达宽容，是我们的楷模。他医术精湛、作风严密认真，是我们的榜样。他治学严谨，对工作要求非常严格，绝不允许有半点疏忽。他常说，医生的点滴疏忽都可能给患者留下终生的痛苦，甚至危及生命。要切记：刀下人命关天啊！
倾心育才
吴克俭用质朴的话语道明了对教授的敬重。他说：“侯教授是个亲和力很强的人，他关心体贴医护人员。经常组织学术活动，鼓励年轻人要敢于突破、大胆创新。我能在短时间内成为一名较成熟的显微外科医生，与侯教授的关怀教导是分不开的。当初，我觉得显微外科工作辛苦，收入低，不愿干。他耐心开导我：‘国家缺少这方面的人才，你可以施展才华，大胆工作。出了成绩，我给你请功，遇到风险，我和你一起承担，出了事故，那是我的。’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我的工作不断取得进步。”
副主任护师金芳是骨科护士长，与侯树勋共事多年，她热情地介绍了侯树勋的许多动人事迹。最后，她强调说：“作为学科带头人，他是以战略眼光预测学科发展，抓医学学科建设和培育人才。早在1992年他就根据骨科专业发展趋势和本院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专项发展规划，组建了创伤骨科、脊柱外科、关节外科、手与显微外科、骨肿瘤与骨病等5个专业组。并根据技术骨干的特点，确定他们的主攻方向。让他们都有自己的科研课题，使每个人都能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现在，骨科已经由过去48张床位、单纯治疗性的科室，发展成拥有三个病区、150张床位、500平米的实验室，能够培养硕士、博士、博士后，集医疗、科研、教学为一体的骨科研究所了。他们还承办了国内、国际的大型医学学术会议，接待过来自美国、日本、加拿大、德国、瑞典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访问学者。
“侯教授把骨干力量放到重要岗位上，放手让他们大胆地工作；把年轻人送到国外去学习深造。现在，大都学有所长，正活跃在不同的岗位上。”护士长在叙说中充满着对侯树勋教授的敬佩，也表达了同事们的共同心声。
短暂的采访结束了，记者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告别了侯树勋和他的同事们。然而，那些“白衣天使”的形象却深深留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