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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我的长篇小说《暗涌》里写过那座北方的滨海城市，大连。我在那座城市住过四年，我借着主人公贵林的眼，写我记忆中那座美丽的城。那座城市的天空华丽得如一块锦缎，那座城市的风里略带着一点咸味和海藻的气息，那座城市有我童年的怯懦和忧愁。
我们一开始临时住在一个海军大院，我们的房间在走廊最靠里的一间，那其实是战士的营房，外面是大大的阳台。我那时喜欢站在阳台上，看楼下穿着海魂衫的士兵走来走去。后来我们搬到了铁山巷。铁山巷的房子是在半山腰，上山的青石路两旁是高高的竹篱笆，篱笆上爬着宝蓝色的牵牛花，早上的时候团团簇簇，骄傲地挺着小喇叭，到了下午就换了模样，耷拉着全无生机。我家房子的对面是一个文具厂，文具厂的外面是一片桃树林。春天的时候，桃花灿烂，粉白的桃花大朵大朵地盛开，枝枝串串，香雪海一般徜徉在整个山坡上。
山顶有一个气象台，童年的我喜欢爬到气象台的高墙上，从那个高高的地方看这个城市。深蓝色的大海从辽远的地方缓缓而至，温柔地围绕着脚下的城市。过了气象台就是下山的路，路的两旁是一排排的法国梧桐，连天的枝叶遮住了蓝天。梧桐树的后面是一个个的大院子，高高的铁门给深深的庭院添了几分神秘。隔着高墙，能看到里面一栋栋漂亮的俄式小洋楼。
然而我并不喜欢那座城市，一点也不。我掬起我年少的心泉之水，那么清浅，我看到了那个少年的心思。我知道，我不喜欢的并不是那座城市本身，而是那种疏离感——它那么好，却不属于我。记忆中那座北方的城市有如天空之城，无比美丽，无比繁华，美得让年少的我对它产生了距离感。这么多年，它一直是美的、冷的、不可触摸的。
我的父亲是军人。六岁那年，母亲带着我们姐妹三人随军来到了这座城市。我那时小，很快就学会了普通话，说得很溜。然而我的父亲母亲说话带着浓重的南方口音，父亲经常说“他雪”“他雪”——父亲实际是想说“他说”，这个时候我总是有些尴尬。那时候，我们经常要和别人换米，就是用面粉换米，我虽然喜欢吃面食，可是我的父亲母亲是喜欢米饭的。这些都还好，最难熬的是逢年过节我们没有亲戚可以走动，仅有的一次是过年去一个湖南老乡家玩。他家是姓周的——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记得这样清楚。我记得他家的女儿我们叫“二姐”的，长得好看，样子有些像电影演员龚雪。还记得他家里有很多小人书，我们在他家看书、玩耍，快乐得不愿意回家，后来是他派了一辆吉普车把我们送回家。
更多的时候，别人家节日相聚的时候，我们一家人是去看电影。那条气象台下山的路走到头就是南山电影院。那座电影院有我童年最深绵的记忆，我们在那个地方看了那么多那么多的电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那些有名的电影《庐山恋》《小花》《瞧这一家子》，我们都看过。我记得那条路，有一段路的旁边有一些小小的坟堆，我们看完晚场的电影，走在那路上，月光之下，道路越发清凛悚人。那异乡的月夜就镌刻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让我对这座城市越发隔膜。我尤其记得我们离开这座城市的那天，天好蓝，冰蓝，海也好蓝，也是那种冷色的蓝。母亲说，多好的天气啊。我们是坐船，万吨轮船，那样的庞然大物。我们都站在甲板上看着码头上，很多岸上的人在挥手道别，但是没有一个是为我们送行。后来，我就把这个场景写在了《暗涌》里。
我们回到了家乡的小城，那座北方的城市从此深埋在记忆之水的深处。我以为一别两宽，我和这座城市再也没有关联了。那时候，我没有意识到命运是非常善于铺垫的。
上大学的第一天，我听说有两个同学是大连来的，特别兴奋，兴冲冲地去找她们。其中一个居然也是住在中山区。她上的高中，大连市二十四中，是一座声名赫赫的重点高中，我小时候就知道的。我和她成了好朋友，她是我大学最好的朋友。我得承认，是我主动靠近她的。原来童年的记忆如此倔强、如此深刻，原来，命运早就打下了一个薄薄的印记，我居然不由自主地要和来自这座城市的人发生关联。那座我从来没有接纳过的城市，在多年后千指绕地要靠近它，这是怎样的一种命运回环？仿佛那座城是一块磁铁，无论我走得多远，总能感知到它的引力。
后来我开始写字，大连就不断地出现在我的文字里。我终于明白自己是再也绕不开这座城市，绕不开童年这段记忆，无论它曾经多么晦涩，多么冷僻，它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无法分离，无法躲藏。又或许，这样的童年记忆对一个作家来说，未尝不是一笔馈赠。而我懂得命运馈赠的另一层意义却是这几年的事了。
这几年，我又陆续认识了几个大连的朋友。有一个是《书城》的主编李庆西，我加他的微信投稿，他看了后很快地就回复我可以留用。后来又投了一次，也是如此。我是个小写手，他接受我完全是因为文字。我很感动，他是如此纯粹、如此爽快的人。我后来才知道他是大连出生的。还有一个是虹艳，是一个期刊的编辑，我们只见过一面，简短地说了几句，但是她却特别热忱地帮助我。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她也是大连人，心想，真好，这些大连的朋友。
还有我的朋友小吉，之前我们是完全的陌生人。我们熟悉起来是因为他的微信上写着“大连”，我请他帮忙，看到“大连”两个字，就油然地对他有了信任。他是那么北方的一个人，那么热忱，那么有才华，为朋友默默地做事也不声张。还有作家朋友黑孩也是大连的。我看到她的一个介绍，说她是大连人，我于是加她的微信，和她聊得很順畅，就是英文里说的click。我的朋友不多，作家朋友就更少了，但是和黑孩一开始就觉得投缘。她特别诚恳，也特别坦率。我给她看我的小说，我特别认真地请教，她也特别认真地给意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特别信任她。她那么低调，又那么有才华。她说我进步快，说我一点就通，我就好开心。大连那座城市因为这些来自大连的朋友，慢慢地清朗起来，亲近起来，我慢慢地靠近它，靠近我童年心目中那座天空之城。
前几天，小吉发了几张铁山巷的照片给我。我看得很感动，又有些难受，甚至是有些窘的。照片一下子就点开了我的记忆，然而却又和我的记忆如此相错。仿佛记忆被撕裂了。是的，撕裂。美丽记忆被撕了一个口子，一片片碎的记忆散落风中。照片上的铁山巷和记忆中的铁山巷成了两个不对称的光影，摇曳在现实和记忆之中。我有些吃惊它居然那么破旧，和周围的高楼一比照，它便更矮小、更旧陋，更加的不合时宜。在我储存的记忆里，那是栋高楼，红砖的四层楼。那时候周围都没有高楼，独它那一栋，高高的样子。楼体上没有那么多管道、那么多电缆，楼梯也不是污垢连连。我家的门是绿色的吗？我居然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楼道不是白的，似乎是灰的，水泥的地板干干净净。 然而无论多么不甘，多么不置信，记忆中的童年还是从那些照片里钻了出来，如此清晰地回归到这个当下。
楼的对面还是那堵石头的矮墙。有一回，我从对面的文具厂偷了几个墨水瓶子，被邻居小军的妈妈看见——他的妈妈在那个工厂上班，我很尴尬，于是拿了那几个瓶子往石墙上摔。在我扔出第二个墨水瓶的时候，他妈妈制止了我。她说原以为我拿一两个墨水瓶用，拿了也就拿了，哪知道是要这样糟蹋东西。我想，如果不是她看见，我是不会这样往墙上摔的。然而我站在那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在游街的犯人，整座楼的人都在看着我，看着我这个罪犯。那种被审判的感觉沉淀在头脑里，再也无法涂抹，而那“宣判书”也像是刻在了石墙上。现在，隔着时光，我又看到了那个被审判的孩子，一个内心有着负罪感，手足无措的孩子。旧时光里的那个孩子，一句话也没说，低着头灰溜溜地回了家。现在的我，依旧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想隔着时光，拍拍那个犯了错的孩子的肩膀。
楼道和石墙之间的过道，记忆中好宽阔，哪会是照片上这样窄，也不是现在这样铺着红地砖，红红一片，那时候是沙土的，灰黑的沙土。有一年的除夕，邻居们一起在过道上放鞭炮。我家斜对门的小哥哥是山东人，个子好高，他敢拿着二踢脚在手里放。一点燃，二踢脚就“嗤”一声蹿到了黑色的夜空里。我只有一个转陀螺，点燃后烟花在地上打转，一圈一圈的光亮在地上转，好看得很。楼下王玲姐姐的妈妈看了直拍手，好看好看，再放一个啊。我又有些窘，那是我唯一的一个烟花，放过了就再也没有了。王玲姐姐是个机灵的人，她在旁边拉她妈妈的手，示意她不要再说。但是，这么个小动作，怎么也进入了我的记忆的一角？
有一张相片上，石墙之上是红砖的简陋的屋子。我不知道现在是做什么的，在我小时候，那里是个鸡窝。那时候似乎每一家都有养鸡，我家也不例外。有一阵，我家的鸡总是下双黄的蛋。还有一回，我钻到了鸡窝里，掏出了好多鸡蛋，头上却粘了好多鸡毛。那只母鸡看到我拿了那些鸡蛋，朝我不停地咕咕叫。我母亲看到我手里的鸡蛋和头上的鸡毛直发笑，我却颇有一种胜利的感觉。
那下山的阶梯似乎是青石板，现在也变成了灰白的水泥阶梯。那时候，我的父亲常常很晚还在单位打牌，我母亲有时候会去单位找他。有一次，夜好深了，他们还没回。我们三姐妹就站在阶梯的那个地方等他们。寒风中，我们有些发抖，又有些恐惧。那一幕也是无法涂抹的，并且我把它文学地加工，写进了一个小说。而现在，那个小说沉睡在某个角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醒来。
楼西头有一片空地，我们那时候在那里打排球，管自己的球队叫“昆明街铁山巷排球队”。似乎是女排刚拿了世界冠军，全国上下都喜气洋洋。整个中国像我们这样的小球队不要太多。还有楼东头的那片小空地，是孩子们聚集的场所。到了夏天，楼里的小朋友用铁圈粘了蜘蛛网，再用来粘蜻蜓。夏天的傍晚有很多很多的蜻蜓，我们捉了蜻蜓，再用線缠住它的腰身，它想飞，却怎么也飞不了。那些男孩子还会捉了蚂蚁，拦腰折断，泡蚂蚁酒喝。还有把金龟子捉了，摘了翅膀，放在瓶子里的。唉，我曾经也是那些坏小孩中的一个。
我一张张地翻看那些照片，看记忆中的城市一点点破旧下来。我想，并不是记忆欺骗了我，而是记忆本身就是老旧的、过时的，是久远的一幅画，把那幅画放在时光的这一头，当然斑驳，当然破旧。尤其年头这么久远。
而我们的当下到了明日，又何尝不是记忆。有时日子很沉闷，我在低谷里徘徊，找不到向上的力量，找不到写作的方向，小吉就会鼓励我继续写，心无旁骛地写。他说我一定可以写出更好的作品。黑孩也和我说，现在你什么都不要想，就是抓紧时间多读书多写字，你要沉淀，你要积累，要让这一段时光发酵，但是，是朝着好的方向发酵。我感动极了，感动得直想哭，其实我是真的哭了，我把微信语音静音，偷偷地哭，不让她听到。我想，我到底是和大连这座城市结了缘，结了一个善缘。这座城市，或许永远不属于我，但是我在它的天地间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我终于懂得了如何从这个点开始拥抱自己那一段童年的经历。命运在我的生命里写下“大连”两个字，是预备着在将来的某一天用另一种方式回赠给我。
所以，在我最苦闷的时候，是这几位来自大连的朋友推着我往前走，他们依然相信我，甚至比我自己还要相信我。他们那么真诚地陪伴我、劝导我。我于是开始读书，开始写字，虽然零碎，但是毕竟是开始了。这一篇，算是一个开端，也算是一份记忆的宣言，无论这一刻多么艰难，多么苦涩，我要努力让它在时光的长河里发酵，我要把它变成醇的、甜的。在将来的某个时刻，我会回望这一段时光，我会明白，所有命运馈赠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
（选自2020年第11期《湖南文学》）
我们一开始临时住在一个海军大院，我们的房间在走廊最靠里的一间，那其实是战士的营房，外面是大大的阳台。我那时喜欢站在阳台上，看楼下穿着海魂衫的士兵走来走去。后来我们搬到了铁山巷。铁山巷的房子是在半山腰，上山的青石路两旁是高高的竹篱笆，篱笆上爬着宝蓝色的牵牛花，早上的时候团团簇簇，骄傲地挺着小喇叭，到了下午就换了模样，耷拉着全无生机。我家房子的对面是一个文具厂，文具厂的外面是一片桃树林。春天的时候，桃花灿烂，粉白的桃花大朵大朵地盛开，枝枝串串，香雪海一般徜徉在整个山坡上。
山顶有一个气象台，童年的我喜欢爬到气象台的高墙上，从那个高高的地方看这个城市。深蓝色的大海从辽远的地方缓缓而至，温柔地围绕着脚下的城市。过了气象台就是下山的路，路的两旁是一排排的法国梧桐，连天的枝叶遮住了蓝天。梧桐树的后面是一个个的大院子，高高的铁门给深深的庭院添了几分神秘。隔着高墙，能看到里面一栋栋漂亮的俄式小洋楼。
然而我并不喜欢那座城市，一点也不。我掬起我年少的心泉之水，那么清浅，我看到了那个少年的心思。我知道，我不喜欢的并不是那座城市本身，而是那种疏离感——它那么好，却不属于我。记忆中那座北方的城市有如天空之城，无比美丽，无比繁华，美得让年少的我对它产生了距离感。这么多年，它一直是美的、冷的、不可触摸的。
我的父亲是军人。六岁那年，母亲带着我们姐妹三人随军来到了这座城市。我那时小，很快就学会了普通话，说得很溜。然而我的父亲母亲说话带着浓重的南方口音，父亲经常说“他雪”“他雪”——父亲实际是想说“他说”，这个时候我总是有些尴尬。那时候，我们经常要和别人换米，就是用面粉换米，我虽然喜欢吃面食，可是我的父亲母亲是喜欢米饭的。这些都还好，最难熬的是逢年过节我们没有亲戚可以走动，仅有的一次是过年去一个湖南老乡家玩。他家是姓周的——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记得这样清楚。我记得他家的女儿我们叫“二姐”的，长得好看，样子有些像电影演员龚雪。还记得他家里有很多小人书，我们在他家看书、玩耍，快乐得不愿意回家，后来是他派了一辆吉普车把我们送回家。
更多的时候，别人家节日相聚的时候，我们一家人是去看电影。那条气象台下山的路走到头就是南山电影院。那座电影院有我童年最深绵的记忆，我们在那个地方看了那么多那么多的电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那些有名的电影《庐山恋》《小花》《瞧这一家子》，我们都看过。我记得那条路，有一段路的旁边有一些小小的坟堆，我们看完晚场的电影，走在那路上，月光之下，道路越发清凛悚人。那异乡的月夜就镌刻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让我对这座城市越发隔膜。我尤其记得我们离开这座城市的那天，天好蓝，冰蓝，海也好蓝，也是那种冷色的蓝。母亲说，多好的天气啊。我们是坐船，万吨轮船，那样的庞然大物。我们都站在甲板上看着码头上，很多岸上的人在挥手道别，但是没有一个是为我们送行。后来，我就把这个场景写在了《暗涌》里。
我们回到了家乡的小城，那座北方的城市从此深埋在记忆之水的深处。我以为一别两宽，我和这座城市再也没有关联了。那时候，我没有意识到命运是非常善于铺垫的。
上大学的第一天，我听说有两个同学是大连来的，特别兴奋，兴冲冲地去找她们。其中一个居然也是住在中山区。她上的高中，大连市二十四中，是一座声名赫赫的重点高中，我小时候就知道的。我和她成了好朋友，她是我大学最好的朋友。我得承认，是我主动靠近她的。原来童年的记忆如此倔强、如此深刻，原来，命运早就打下了一个薄薄的印记，我居然不由自主地要和来自这座城市的人发生关联。那座我从来没有接纳过的城市，在多年后千指绕地要靠近它，这是怎样的一种命运回环？仿佛那座城是一块磁铁，无论我走得多远，总能感知到它的引力。
后来我开始写字，大连就不断地出现在我的文字里。我终于明白自己是再也绕不开这座城市，绕不开童年这段记忆，无论它曾经多么晦涩，多么冷僻，它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无法分离，无法躲藏。又或许，这样的童年记忆对一个作家来说，未尝不是一笔馈赠。而我懂得命运馈赠的另一层意义却是这几年的事了。
这几年，我又陆续认识了几个大连的朋友。有一个是《书城》的主编李庆西，我加他的微信投稿，他看了后很快地就回复我可以留用。后来又投了一次，也是如此。我是个小写手，他接受我完全是因为文字。我很感动，他是如此纯粹、如此爽快的人。我后来才知道他是大连出生的。还有一个是虹艳，是一个期刊的编辑，我们只见过一面，简短地说了几句，但是她却特别热忱地帮助我。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她也是大连人，心想，真好，这些大连的朋友。
还有我的朋友小吉，之前我们是完全的陌生人。我们熟悉起来是因为他的微信上写着“大连”，我请他帮忙，看到“大连”两个字，就油然地对他有了信任。他是那么北方的一个人，那么热忱，那么有才华，为朋友默默地做事也不声张。还有作家朋友黑孩也是大连的。我看到她的一个介绍，说她是大连人，我于是加她的微信，和她聊得很順畅，就是英文里说的click。我的朋友不多，作家朋友就更少了，但是和黑孩一开始就觉得投缘。她特别诚恳，也特别坦率。我给她看我的小说，我特别认真地请教，她也特别认真地给意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特别信任她。她那么低调，又那么有才华。她说我进步快，说我一点就通，我就好开心。大连那座城市因为这些来自大连的朋友，慢慢地清朗起来，亲近起来，我慢慢地靠近它，靠近我童年心目中那座天空之城。
前几天，小吉发了几张铁山巷的照片给我。我看得很感动，又有些难受，甚至是有些窘的。照片一下子就点开了我的记忆，然而却又和我的记忆如此相错。仿佛记忆被撕裂了。是的，撕裂。美丽记忆被撕了一个口子，一片片碎的记忆散落风中。照片上的铁山巷和记忆中的铁山巷成了两个不对称的光影，摇曳在现实和记忆之中。我有些吃惊它居然那么破旧，和周围的高楼一比照，它便更矮小、更旧陋，更加的不合时宜。在我储存的记忆里，那是栋高楼，红砖的四层楼。那时候周围都没有高楼，独它那一栋，高高的样子。楼体上没有那么多管道、那么多电缆，楼梯也不是污垢连连。我家的门是绿色的吗？我居然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楼道不是白的，似乎是灰的，水泥的地板干干净净。 然而无论多么不甘，多么不置信，记忆中的童年还是从那些照片里钻了出来，如此清晰地回归到这个当下。
楼的对面还是那堵石头的矮墙。有一回，我从对面的文具厂偷了几个墨水瓶子，被邻居小军的妈妈看见——他的妈妈在那个工厂上班，我很尴尬，于是拿了那几个瓶子往石墙上摔。在我扔出第二个墨水瓶的时候，他妈妈制止了我。她说原以为我拿一两个墨水瓶用，拿了也就拿了，哪知道是要这样糟蹋东西。我想，如果不是她看见，我是不会这样往墙上摔的。然而我站在那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在游街的犯人，整座楼的人都在看着我，看着我这个罪犯。那种被审判的感觉沉淀在头脑里，再也无法涂抹，而那“宣判书”也像是刻在了石墙上。现在，隔着时光，我又看到了那个被审判的孩子，一个内心有着负罪感，手足无措的孩子。旧时光里的那个孩子，一句话也没说，低着头灰溜溜地回了家。现在的我，依旧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想隔着时光，拍拍那个犯了错的孩子的肩膀。
楼道和石墙之间的过道，记忆中好宽阔，哪会是照片上这样窄，也不是现在这样铺着红地砖，红红一片，那时候是沙土的，灰黑的沙土。有一年的除夕，邻居们一起在过道上放鞭炮。我家斜对门的小哥哥是山东人，个子好高，他敢拿着二踢脚在手里放。一点燃，二踢脚就“嗤”一声蹿到了黑色的夜空里。我只有一个转陀螺，点燃后烟花在地上打转，一圈一圈的光亮在地上转，好看得很。楼下王玲姐姐的妈妈看了直拍手，好看好看，再放一个啊。我又有些窘，那是我唯一的一个烟花，放过了就再也没有了。王玲姐姐是个机灵的人，她在旁边拉她妈妈的手，示意她不要再说。但是，这么个小动作，怎么也进入了我的记忆的一角？
有一张相片上，石墙之上是红砖的简陋的屋子。我不知道现在是做什么的，在我小时候，那里是个鸡窝。那时候似乎每一家都有养鸡，我家也不例外。有一阵，我家的鸡总是下双黄的蛋。还有一回，我钻到了鸡窝里，掏出了好多鸡蛋，头上却粘了好多鸡毛。那只母鸡看到我拿了那些鸡蛋，朝我不停地咕咕叫。我母亲看到我手里的鸡蛋和头上的鸡毛直发笑，我却颇有一种胜利的感觉。
那下山的阶梯似乎是青石板，现在也变成了灰白的水泥阶梯。那时候，我的父亲常常很晚还在单位打牌，我母亲有时候会去单位找他。有一次，夜好深了，他们还没回。我们三姐妹就站在阶梯的那个地方等他们。寒风中，我们有些发抖，又有些恐惧。那一幕也是无法涂抹的，并且我把它文学地加工，写进了一个小说。而现在，那个小说沉睡在某个角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醒来。
楼西头有一片空地，我们那时候在那里打排球，管自己的球队叫“昆明街铁山巷排球队”。似乎是女排刚拿了世界冠军，全国上下都喜气洋洋。整个中国像我们这样的小球队不要太多。还有楼东头的那片小空地，是孩子们聚集的场所。到了夏天，楼里的小朋友用铁圈粘了蜘蛛网，再用来粘蜻蜓。夏天的傍晚有很多很多的蜻蜓，我们捉了蜻蜓，再用線缠住它的腰身，它想飞，却怎么也飞不了。那些男孩子还会捉了蚂蚁，拦腰折断，泡蚂蚁酒喝。还有把金龟子捉了，摘了翅膀，放在瓶子里的。唉，我曾经也是那些坏小孩中的一个。
我一张张地翻看那些照片，看记忆中的城市一点点破旧下来。我想，并不是记忆欺骗了我，而是记忆本身就是老旧的、过时的，是久远的一幅画，把那幅画放在时光的这一头，当然斑驳，当然破旧。尤其年头这么久远。
而我们的当下到了明日，又何尝不是记忆。有时日子很沉闷，我在低谷里徘徊，找不到向上的力量，找不到写作的方向，小吉就会鼓励我继续写，心无旁骛地写。他说我一定可以写出更好的作品。黑孩也和我说，现在你什么都不要想，就是抓紧时间多读书多写字，你要沉淀，你要积累，要让这一段时光发酵，但是，是朝着好的方向发酵。我感动极了，感动得直想哭，其实我是真的哭了，我把微信语音静音，偷偷地哭，不让她听到。我想，我到底是和大连这座城市结了缘，结了一个善缘。这座城市，或许永远不属于我，但是我在它的天地间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我终于懂得了如何从这个点开始拥抱自己那一段童年的经历。命运在我的生命里写下“大连”两个字，是预备着在将来的某一天用另一种方式回赠给我。
所以，在我最苦闷的时候，是这几位来自大连的朋友推着我往前走，他们依然相信我，甚至比我自己还要相信我。他们那么真诚地陪伴我、劝导我。我于是开始读书，开始写字，虽然零碎，但是毕竟是开始了。这一篇，算是一个开端，也算是一份记忆的宣言，无论这一刻多么艰难，多么苦涩，我要努力让它在时光的长河里发酵，我要把它变成醇的、甜的。在将来的某个时刻，我会回望这一段时光，我会明白，所有命运馈赠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
（选自2020年第11期《湖南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