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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海公园内的松坡图书馆是为纪念爱国将领蔡锷，于民国时期在北京创办的一所私立图书馆。它的诞生有赖于各界人士的协助，也为当时的社会文化事业做出了一定贡献。但受制于各种主客观条件，松坡图书馆始终在艰难之中勉强维持，并最终在1949年结束其使命。
1916年11月，蔡锷因喉癌不治病逝于日本，年仅34岁。这位享有崇高历史荣誉，被赞为“护国军神”的爱国将领逝世的消息传到国内后举国同悲，各界人士纷纷以不同方式纪念。其中，作为晚清维新派代表人物的梁启超早年便与蔡锷结下师生之谊，并始终保持深厚的感情。为了缅怀这位高足，并弘扬其读书明理的思想，梁启超欲创建一座图书馆，并以蔡锷的字“松坡”命名。1916年12月，他向各界人士致电，称“蔡公松坡，功在社稷，民不能忘”，故倡议创建图书馆，以“范后人而垂不朽”[1]。电文发出后，各界人士积极响应，立即成立了筹备处，拟在上海买地20亩，“建图书馆及蔡公祠，外为公园，树蔡公铜像”[2]。经过几年奔走，于1918年在上海徐家汇买下了安徽商人汪效山建于1909年的私家花园余邨园，在此成立了纪念蔡锷的团体“松社”，并准备筹办图书馆。然而，张勋复辟、护法战争等事件相继发生，国内政局动荡。图书馆的筹办也因此陷于停顿。
1920年春，梁启超自欧洲回国，“松社”成员再度将筹办图书馆之事提出。成员中多为北京一带人士或大部分时间在北京活动，加之北京当时为北洋政府首都，故众人认为图书馆改设于北京更为适合。此后，便开始为图书馆的场地而向北洋政府呈请。至1922年秋，终于获批北海公园内的“快雪堂”作为馆址。不久，北洋政府又将西单石虎胡同7号“拨给松坡图书馆永远为业”[3]。两处场地的落实令图书馆筹办的进程大大加快。这年12月，“松社”在北京开会，再度成立图书馆筹备处，并落实了馆内各主要职务的人选。在将相关场地的具体范围“踏勘拨交在案”[4]后，松坡图书馆于1923年11月4日正式宣告成立。
然而，此时的图书馆仅具备基本的组织架构，距离真正运营尚有一段距离。尤其是随着场地的扩大，充实馆藏成为当务之急。早在1916年，筹备人员即草拟了《松坡图书馆筹办及劝捐简章》，以购买、筹募等方式搜求藏书，尤其以“家藏善本惠赠者，最受欢迎”[5]。除图书外，还收集所有与蔡锷有关的遗物，计划单独陈列。至图书馆成立后，又拟定《松坡图书馆劝捐启》，呼吁各界支持。而社会各方也多有协助，甚至有地方政府应图书馆请求，下令所属各县将本地地方志“径寄该馆查收”[6]。尚志学会和亚洲文明协会也将各自所藏的日文图书共2000余册捐赠。同时，筹备人员自身也努力充实馆藏。如梁启超刚刚自欧洲回国时，曾在北京组建读书俱乐部，搜集到6000多册外文图书，并获得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所藏中文图书两万余册。在松坡图书馆成立前后，俱乐部连同这批图书一起合并入馆。
经过不懈努力，松坡图书馆馆藏大大丰富，并根据馆藏特点分为两馆。第一馆位于“快雪堂”内，由特聘外国设计师设计建造，外形新颖别致，专设防火、防盗装置，通风及光照等条件甚佳。馆藏主要为中文书，内容涉及经学、史学、地方志、社会科学、哲学、宗教、语言文字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佛经、传记等四万余册。石虎胡同7号为第二馆，收藏英、法、德、日、梵文、世界语等各语种图书15000余册。在获得了丰富的馆藏之后，又经过一番编目整理，松坡图书馆正式运营已是水到渠成。由于北海公园当时尚未对外开放，故第二馆首先于1924年6月1日开馆。1925年10月1日，第一馆也开馆。经过近10年的不懈努力，松坡图书馆终于正式运营。
为了体现对蔡锷的纪念，松坡图书馆将第一館所在的快雪堂正殿开辟为蔡公祠，供奉蔡锷及在护国运动中牺牲的其他几位将领的灵位。图书馆开馆后，孙中山、黄兴及印度诗人泰戈尔等曾来此瞻仰蔡锷灵位。此外，每到蔡锷忌日和云南护国运动起义纪念日，都要在馆内举行公祭活动。1926年11月8日，蔡锷逝世十周年之际的公祭活动尤为盛大，政府要员及各界名流均出席。《时报》特地出版《蔡公松坡十年周祭纪念特刊》。为了进一步弘扬蔡锷的爱国精神，图书馆还整理研究蔡锷的相关资料。在经费严重紧张的情况下，仍出版了《曾胡治兵语录》和《松坡军中遗墨》两部书。《曾胡治兵语录》是蔡锷生前辑录的清代曾国藩、胡林翼关于带兵要领的论述。《松坡军中遗墨》则收录了蔡锷在护国运动起义时的信函、电稿100余封，均以蔡锷手迹印刷。该书印制精美，成为研究蔡锷生平以及供军队和学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材料。同时，图书馆还经常面向学生组织讲座，以蔡锷的爱国精神激励他们。
此外，松坡图书馆在服务社会、传播文化、开启民智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馆藏丰富，甚至“还可以找到一些别的图书馆所缺乏的、冷僻的古书”，加之远离尘嚣，松坡图书馆使得一些“好幽静的学者到这里来从事研究”，也便于写作者“躲到这里来埋头工作”[7]。各界也普遍认为其“颇合于研究学术之用”[8]。图书馆还一度在第一馆内设立“松坡平民读书处”，让一般民众都来读书、识字、学文化。同时，还实行代办伙食，即在清晨开馆时，读者只需在门房登记后付两毛钱，中午便可在食堂吃饭，从而为读者解除后顾之忧，使其在馆内安心读书。而此类积极服务社会的举措进一步扩大了松坡图书馆的影响力。民众都认为松坡图书馆在学识上对自己“有过很大的帮助”，以致“永久在纪念着它”[9]。
虽然在服务社会方面做出了相当贡献，但松坡图书馆始终面临着生存困境。这主要是由于经费的短缺所致。图书馆的日常经费主要靠创办者的募捐，政府不拨任何资金。在成立之初，曾筹集到面额10万元的政府公债作为基金，日常运作的费用主要来自这笔款项的利息，但远远不足以应付平时所需。
为解决这一问题，图书馆除了继续四处募捐外，又不得不向读者出售各种阅览券，以获取费用。1925年5月，又拟定《简章》并正式备案，规定凡是以资财、图书等予以协助者，可由馆内干事会推举为维持员。馆内遇有大事，维持员可参与商议。但即使如此，情况还是日益恶化。1929年，馆长梁启超去世，也使图书馆在经济上更加窘迫。1930年，负责馆内日常事务的干事会不得不将石虎胡同7号的房产出售，用所获资金应付“快雪堂”的日常开销。此后，又变卖手中的政府公债，转为定期存款，每年可得利息6000元，但也仅可维持日常经费及房屋的简单维修，无力大量添置书籍。这导致图书馆“买书的时候就很少；偶然买一点，数量也有限”。令局面更加雪上加霜的则是时局的动荡。尤其是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北京很快沦陷。由于拒绝加入伪组织召集的会议，图书馆数次遭遇日伪当局的摧残。馆内所藏的俄国文学著作及蔡锷的四幅手迹被掳走。日伪还以检查为名，到馆内“随手撕毁书籍，并当场焚烧图书，又携走书报刊物”[10]。伪教育局又以严查违禁书刊的名义大肆劫掠。松坡图书馆因此遭受巨大损失，更不可能从日伪当局获得支持以解决经费问题。 待到抗战胜利，劫扰之忧终告解除，但经费问题却依旧严峻，图书馆只得继续艰难求存。负责馆内日常工作的干事会成员全部不领任何薪水，职员更是凭着感情做事，并在外兼职以维持个人开销。当局虽然曾予以补助，也是杯水车薪，仅可购买一些新杂志。加之社会各界还提供少量赠书，图书馆方能维持最低限度的馆藏更新。尽管如此，随着物价的日益高企，松坡图书馆处境越发不易，最终发展到“要因经济血脉窒闭，而拒绝读者进门”[11]的地步。
就在松坡图书馆于困境中艰难挣扎之时，北京在1949年初迎来了和平解放，历史也随之翻开了新的一页。出于图书馆长远发展的考虑，也为了更好地保存馆藏，松坡图书馆干事会由常务干事叶景莘向朱德总司令汇报了馆内情况。随后，经当时的高等教育委员会批准，松坡图书馆并入北京图书馆，馆藏也成为北京图书馆的一部分。至此，松坡图书馆光荣结束了它26年的历史使命。在这26年中，松坡图书馆在艰难的环境中顽强生存，弘揚了蔡锷的爱国主义精神，也为社会提供了相当程度的公共文化服务。因此，华北人民政府在1949年9月以主席董必武等人的名义发出嘉奖，对图书馆二十余年来的贡献做出高度评价。并入北京图书馆后，松坡图书馆原有区域继续向公众开放，后又改为书库和家属院，并在1987年交还北海公园。
注释及参考文献：
[1]梁启超.上海梁任公来电[M]//熊希龄.熊希龄先生遗稿（第3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2073.
[2]松坡图书馆之筹备[N].民国日报.1916-12-18（3）.
[3]函梁任公先生西单牌楼石虎胡同第七号官房拨给松坡图书馆永远为业文[J].财政月刊，1922（11）：3.
[4]批松坡图书馆据呈报第二馆开馆並送简章准备案[J].教育公报，1924（7）：49.
[5]梁启超.松坡图书馆筹办及劝捐简章[M]//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10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525.
[6]浙江教育厅训令第六六三号-令各县奉省令为北京松坡图书馆征求各县志书仰遵照办理由[J].浙江教育，1926（3）：25.
[7]蹇先艾.忆松坡图书馆[M]//姜德明.梦回北京-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1919-1949）.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276-277.
[8]松坡图书馆开幕[J].教育与人生，1924（35）：427.
[9]了了.忆松坡图书馆[N].立报.1935-12-26（4）.
[10]松坡图书馆损失情形[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6（1-3）：11.
[11]私立松坡图书馆，在夹缝中度穷日子[M]//王纪刚.足迹-纪刚散文杂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7：208.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数年筹措终告成立
1916年11月，蔡锷因喉癌不治病逝于日本，年仅34岁。这位享有崇高历史荣誉，被赞为“护国军神”的爱国将领逝世的消息传到国内后举国同悲，各界人士纷纷以不同方式纪念。其中，作为晚清维新派代表人物的梁启超早年便与蔡锷结下师生之谊，并始终保持深厚的感情。为了缅怀这位高足，并弘扬其读书明理的思想，梁启超欲创建一座图书馆，并以蔡锷的字“松坡”命名。1916年12月，他向各界人士致电，称“蔡公松坡，功在社稷，民不能忘”，故倡议创建图书馆，以“范后人而垂不朽”[1]。电文发出后，各界人士积极响应，立即成立了筹备处，拟在上海买地20亩，“建图书馆及蔡公祠，外为公园，树蔡公铜像”[2]。经过几年奔走，于1918年在上海徐家汇买下了安徽商人汪效山建于1909年的私家花园余邨园，在此成立了纪念蔡锷的团体“松社”，并准备筹办图书馆。然而，张勋复辟、护法战争等事件相继发生，国内政局动荡。图书馆的筹办也因此陷于停顿。
1920年春，梁启超自欧洲回国，“松社”成员再度将筹办图书馆之事提出。成员中多为北京一带人士或大部分时间在北京活动，加之北京当时为北洋政府首都，故众人认为图书馆改设于北京更为适合。此后，便开始为图书馆的场地而向北洋政府呈请。至1922年秋，终于获批北海公园内的“快雪堂”作为馆址。不久，北洋政府又将西单石虎胡同7号“拨给松坡图书馆永远为业”[3]。两处场地的落实令图书馆筹办的进程大大加快。这年12月，“松社”在北京开会，再度成立图书馆筹备处，并落实了馆内各主要职务的人选。在将相关场地的具体范围“踏勘拨交在案”[4]后，松坡图书馆于1923年11月4日正式宣告成立。
然而，此时的图书馆仅具备基本的组织架构，距离真正运营尚有一段距离。尤其是随着场地的扩大，充实馆藏成为当务之急。早在1916年，筹备人员即草拟了《松坡图书馆筹办及劝捐简章》，以购买、筹募等方式搜求藏书，尤其以“家藏善本惠赠者，最受欢迎”[5]。除图书外，还收集所有与蔡锷有关的遗物，计划单独陈列。至图书馆成立后，又拟定《松坡图书馆劝捐启》，呼吁各界支持。而社会各方也多有协助，甚至有地方政府应图书馆请求，下令所属各县将本地地方志“径寄该馆查收”[6]。尚志学会和亚洲文明协会也将各自所藏的日文图书共2000余册捐赠。同时，筹备人员自身也努力充实馆藏。如梁启超刚刚自欧洲回国时，曾在北京组建读书俱乐部，搜集到6000多册外文图书，并获得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所藏中文图书两万余册。在松坡图书馆成立前后，俱乐部连同这批图书一起合并入馆。
经过不懈努力，松坡图书馆馆藏大大丰富，并根据馆藏特点分为两馆。第一馆位于“快雪堂”内，由特聘外国设计师设计建造，外形新颖别致，专设防火、防盗装置，通风及光照等条件甚佳。馆藏主要为中文书，内容涉及经学、史学、地方志、社会科学、哲学、宗教、语言文字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佛经、传记等四万余册。石虎胡同7号为第二馆，收藏英、法、德、日、梵文、世界语等各语种图书15000余册。在获得了丰富的馆藏之后，又经过一番编目整理，松坡图书馆正式运营已是水到渠成。由于北海公园当时尚未对外开放，故第二馆首先于1924年6月1日开馆。1925年10月1日，第一馆也开馆。经过近10年的不懈努力，松坡图书馆终于正式运营。
纪念蔡锷将军服务民国社会
为了体现对蔡锷的纪念，松坡图书馆将第一館所在的快雪堂正殿开辟为蔡公祠，供奉蔡锷及在护国运动中牺牲的其他几位将领的灵位。图书馆开馆后，孙中山、黄兴及印度诗人泰戈尔等曾来此瞻仰蔡锷灵位。此外，每到蔡锷忌日和云南护国运动起义纪念日，都要在馆内举行公祭活动。1926年11月8日，蔡锷逝世十周年之际的公祭活动尤为盛大，政府要员及各界名流均出席。《时报》特地出版《蔡公松坡十年周祭纪念特刊》。为了进一步弘扬蔡锷的爱国精神，图书馆还整理研究蔡锷的相关资料。在经费严重紧张的情况下，仍出版了《曾胡治兵语录》和《松坡军中遗墨》两部书。《曾胡治兵语录》是蔡锷生前辑录的清代曾国藩、胡林翼关于带兵要领的论述。《松坡军中遗墨》则收录了蔡锷在护国运动起义时的信函、电稿100余封，均以蔡锷手迹印刷。该书印制精美，成为研究蔡锷生平以及供军队和学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材料。同时，图书馆还经常面向学生组织讲座，以蔡锷的爱国精神激励他们。
此外，松坡图书馆在服务社会、传播文化、开启民智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馆藏丰富，甚至“还可以找到一些别的图书馆所缺乏的、冷僻的古书”，加之远离尘嚣，松坡图书馆使得一些“好幽静的学者到这里来从事研究”，也便于写作者“躲到这里来埋头工作”[7]。各界也普遍认为其“颇合于研究学术之用”[8]。图书馆还一度在第一馆内设立“松坡平民读书处”，让一般民众都来读书、识字、学文化。同时，还实行代办伙食，即在清晨开馆时，读者只需在门房登记后付两毛钱，中午便可在食堂吃饭，从而为读者解除后顾之忧，使其在馆内安心读书。而此类积极服务社会的举措进一步扩大了松坡图书馆的影响力。民众都认为松坡图书馆在学识上对自己“有过很大的帮助”，以致“永久在纪念着它”[9]。
经费短缺艰难求存
虽然在服务社会方面做出了相当贡献，但松坡图书馆始终面临着生存困境。这主要是由于经费的短缺所致。图书馆的日常经费主要靠创办者的募捐，政府不拨任何资金。在成立之初，曾筹集到面额10万元的政府公债作为基金，日常运作的费用主要来自这笔款项的利息，但远远不足以应付平时所需。
为解决这一问题，图书馆除了继续四处募捐外，又不得不向读者出售各种阅览券，以获取费用。1925年5月，又拟定《简章》并正式备案，规定凡是以资财、图书等予以协助者，可由馆内干事会推举为维持员。馆内遇有大事，维持员可参与商议。但即使如此，情况还是日益恶化。1929年，馆长梁启超去世，也使图书馆在经济上更加窘迫。1930年，负责馆内日常事务的干事会不得不将石虎胡同7号的房产出售，用所获资金应付“快雪堂”的日常开销。此后，又变卖手中的政府公债，转为定期存款，每年可得利息6000元，但也仅可维持日常经费及房屋的简单维修，无力大量添置书籍。这导致图书馆“买书的时候就很少；偶然买一点，数量也有限”。令局面更加雪上加霜的则是时局的动荡。尤其是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北京很快沦陷。由于拒绝加入伪组织召集的会议，图书馆数次遭遇日伪当局的摧残。馆内所藏的俄国文学著作及蔡锷的四幅手迹被掳走。日伪还以检查为名，到馆内“随手撕毁书籍，并当场焚烧图书，又携走书报刊物”[10]。伪教育局又以严查违禁书刊的名义大肆劫掠。松坡图书馆因此遭受巨大损失，更不可能从日伪当局获得支持以解决经费问题。 待到抗战胜利，劫扰之忧终告解除，但经费问题却依旧严峻，图书馆只得继续艰难求存。负责馆内日常工作的干事会成员全部不领任何薪水，职员更是凭着感情做事，并在外兼职以维持个人开销。当局虽然曾予以补助，也是杯水车薪，仅可购买一些新杂志。加之社会各界还提供少量赠书，图书馆方能维持最低限度的馆藏更新。尽管如此，随着物价的日益高企，松坡图书馆处境越发不易，最终发展到“要因经济血脉窒闭，而拒绝读者进门”[11]的地步。
并入北图光荣结束
就在松坡图书馆于困境中艰难挣扎之时，北京在1949年初迎来了和平解放，历史也随之翻开了新的一页。出于图书馆长远发展的考虑，也为了更好地保存馆藏，松坡图书馆干事会由常务干事叶景莘向朱德总司令汇报了馆内情况。随后，经当时的高等教育委员会批准，松坡图书馆并入北京图书馆，馆藏也成为北京图书馆的一部分。至此，松坡图书馆光荣结束了它26年的历史使命。在这26年中，松坡图书馆在艰难的环境中顽强生存，弘揚了蔡锷的爱国主义精神，也为社会提供了相当程度的公共文化服务。因此，华北人民政府在1949年9月以主席董必武等人的名义发出嘉奖，对图书馆二十余年来的贡献做出高度评价。并入北京图书馆后，松坡图书馆原有区域继续向公众开放，后又改为书库和家属院，并在1987年交还北海公园。
注释及参考文献：
[1]梁启超.上海梁任公来电[M]//熊希龄.熊希龄先生遗稿（第3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2073.
[2]松坡图书馆之筹备[N].民国日报.1916-12-18（3）.
[3]函梁任公先生西单牌楼石虎胡同第七号官房拨给松坡图书馆永远为业文[J].财政月刊，1922（11）：3.
[4]批松坡图书馆据呈报第二馆开馆並送简章准备案[J].教育公报，1924（7）：49.
[5]梁启超.松坡图书馆筹办及劝捐简章[M]//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10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525.
[6]浙江教育厅训令第六六三号-令各县奉省令为北京松坡图书馆征求各县志书仰遵照办理由[J].浙江教育，1926（3）：25.
[7]蹇先艾.忆松坡图书馆[M]//姜德明.梦回北京-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1919-1949）.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276-277.
[8]松坡图书馆开幕[J].教育与人生，1924（35）：427.
[9]了了.忆松坡图书馆[N].立报.1935-12-26（4）.
[10]松坡图书馆损失情形[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6（1-3）：11.
[11]私立松坡图书馆，在夹缝中度穷日子[M]//王纪刚.足迹-纪刚散文杂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7：208.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