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宣南地区作为北京南城市井文化最为集中的地区,承载了北京南城士人文化和会馆文化的兴起和衰败。会馆的建立和士人举子的聚集形成当时宣南独特的城市文化和城市布局。本文通过对于北京城址的演变的分析,探寻会馆和宣南文化的关系,并且通过士人文化的兴衰分析北京城变化,并阐述当今宣南地区的发展。
关键词:宣南;士人文化;会馆;广安产业园
一、解放前的北京城南格局
在北京市现在旧城外城的西南部,即大约蓟城的位置,公元938年,辽利用唐幽州的城池,建立了辽陪都南京城,南京城的城南北长约3000米,东西宽约2200米,面积约为660公顷。
金朝在辽陪都的基础上保留北墙,扩建其东、西、南三面,改称中都。贞元元年(1153)新宫告成,从上京迁都于此,改名为中都。金中都成为了北京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都城,至今年(2011年)有858年的历史。现在的广安门内大街、广安门外大街、牛街等区域为金中都中心,也是当时商业繁荣的地段。
图1 北京城址演变
由于金中都在战乱中基本完全被毁,元大都在原金中都城东北另筑新城,在北京的城市格局变迁中,今宣武区处于郊外。明朝在嘉靖年间加筑外城,今宣武区大部分又划入城内,宣武区便集中了一些居民和商业,其中一部分地段的人口密度为京城之冠。清朝政府推行满汉分城居住政策,汉民全部迁出内城,住在外城。此时宣南地区逐渐走向兴盛,涌现了前门大栅栏一带商业街、以琉璃厂为主的文学文化中心、以法源寺和牛街礼拜寺为主的宗教文化、以会馆为特色的士人文化等众多文化融合在一起的宣南文化。
二、宣南文化
“宣南”之名的由来清顺治五年(1648年),清政府颁布谕旨,在京师实行“满汉分城居住”。经过一个多世纪后,在宣武门外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汉族朝官、京官及士子为主要居民的地域,人们习惯上称之为“宣南”。明中叶起,今天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以南,东至潘家河沿,西至教子胡同一带统称为“宣南坊”,清代以后,宣南地区泛指广安门内至宣武门外地区,由于地处北京城市南部地区,被统称为宣南,大体上便是原宣武区的管辖范围。人们在天桥一带表演、观看杂耍等民间娱乐,进京赶考的学子也到这里的会馆住宿,于是形成了南城特有的天桥民俗文化、大栅栏商业文化、琉璃厂士人文化的风貌,并逐渐演变为一个具有独特意蕴的地域文化概念,形成了宣南文化。
宣南文化是形成并发展于清代至民国,位于北京宣武地区,在特定的历史、区位条件下形成的,以士人文化、平民文化为主体的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小地域文化,它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会馆与士人文化
明清两代,广安门(也就是过去的广宁门),位于北京外城西侧城墙中部。由南方来京的商旅经陆路通过卢沟桥之后便行至此,广安门也是北京的西南大门。
会馆是中国明清时期都市中由同乡或同业组成的封建性团体。始设于明代前期,迄今所知最早的会馆是建于永乐年间的北京芜湖会馆。嘉靖、万历时期趋于兴盛,清代中期最多。即使到了清代后期,突破地域界限的行业性会馆仍然只是相当个别的。此时出现的一些超地域的行业组织,大多以同业公会的面目出现。明清时期大量工商业会馆的出现,在一定条件下,对于保护工商业者的自身的利益,起了某些作用。但会馆与乡土观念及封建势力的结合,也阻碍了商品交换的扩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明清时期的京城会馆大体可分为两种:1.主要为同乡官僚、缙绅和科举之士居停聚会之处,故又称为试馆;2.少数会馆和汉口、上海等工商业城市的大多数会馆,是以工商业者、行帮为主体的同乡会馆。这一时期的北京会馆,主要以地域关系作为建馆的基础,是一种同乡组织。明中叶以后,具有工商业性质的会馆大量出现,会馆制度开始从单纯的同乡组织向工商业组织发展。后期的工商业会馆还可能同中国古代的纲运制度有着渊源关系。明代后期,工商性质的会馆虽占很大比重,但这些工商业会馆仍保持着浓厚的地域观念,绝大多数仍然是工商业者的同乡行帮会馆。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于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恢复科举考试,受科举制度的吸引,各地方学子来京求学赴考。每年考试之间,成百上千的各地举子来到京城。他们大多家境相对贫寒,又加路途遥远,人地生疏,乡音难改,在租住客店和一些日常生活小事上,举子们迫切希望这些问题能有人帮助解决。随着这些问题出现得越来越多,得到了先期来京做官和做生意的一些当地人的重视。出于同乡友情,他们相互邀请,筹措资金,购置房产,供来京的举子和其他来京谋事的或旅居者住宿之用,清朝中后期的会馆多以此类同乡试馆为主。
由于宣南地区地理位置的优越,进京赶考之人通常北上由广安门进入京城,在会馆居住。一旦中举之后,他们便在南城买房置地。同时,士人文化带来了文学市场的兴盛。京城书市在乾隆年间迁到南城琉璃厂一带,不仅为进京赶考的学子提供文化场所,同时带热了宣南一带的文学氛围,成为京城的文学中心。因此,文人纷纷在南城定居,组成了宣南文化的重要部分。
四、士人文化的衰落
甲午战争之后,科举制度取消,而在这些同乡会馆里,许多爱国志士在会馆里商讨振兴中华之大事,会馆是众多官员、将领在京进行爱国救亡活动的载体。其中包括谭嗣同、梁启超开展维新变法运动的南海会馆、新会会馆、浏阳会馆,孙中山主持了国民党的成立大会的湖广会馆,新文化运动先驱者鲁迅先生在京的绍兴会馆。因此会馆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活动的载体。这时,会馆为应试举子服务的功能已不复存在,但是它继续发挥聚集先进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到了民国时期,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一些清代官员为了谋求生路,便将会馆变卖,大多变为如今的私宅。
五、如今的宣南地区
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和《促进城市南部地区加快发展行动计划》(2009)中,规划部门将宣南地区定义为广安产业园,引进高端功能区产业发展,支持金融机构地区性总部、出版、传媒等企业入驻,广安产业园区将发展成新兴高端产业集聚区,同时,将宣武门外大街打造为商业传媒大道,以此来引领南城地区乃至北京市的发展。目前,已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国国际新闻中心、中国移动北京总部等政府机构和企业入驻。新时代北京对于宣南地区产业的定位突出了浓郁的文化色彩,与北京城西北的中关村高端产业园区不同。广安产业园以创意传媒出版产业为主,大型金融机构配合建设,体现了文化的重新定位和对于旧的历史文化内涵的延续。
图2 广安产业园范围示意图
参考文献:
[1]白杰,宣南文脉——一个街道主任眼中的城市性格[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5
[2]侯仁之,北京历史地图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
[3]王世仁,宣南鸿雪图志[M].北京:中国建筑工程出版社,1997
[4]李金龙,孙兴亚,北京会馆资料集成[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
[5]何卓新,北京文史资料精选-宣武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
[6]黄宗汉,清代晶石宣南士人文化研究[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4
[7]陈杨,宣南的会馆——士人文化的聚集地[J];北京档案,2009.12
关键词:宣南;士人文化;会馆;广安产业园
一、解放前的北京城南格局
在北京市现在旧城外城的西南部,即大约蓟城的位置,公元938年,辽利用唐幽州的城池,建立了辽陪都南京城,南京城的城南北长约3000米,东西宽约2200米,面积约为660公顷。
金朝在辽陪都的基础上保留北墙,扩建其东、西、南三面,改称中都。贞元元年(1153)新宫告成,从上京迁都于此,改名为中都。金中都成为了北京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都城,至今年(2011年)有858年的历史。现在的广安门内大街、广安门外大街、牛街等区域为金中都中心,也是当时商业繁荣的地段。
图1 北京城址演变
由于金中都在战乱中基本完全被毁,元大都在原金中都城东北另筑新城,在北京的城市格局变迁中,今宣武区处于郊外。明朝在嘉靖年间加筑外城,今宣武区大部分又划入城内,宣武区便集中了一些居民和商业,其中一部分地段的人口密度为京城之冠。清朝政府推行满汉分城居住政策,汉民全部迁出内城,住在外城。此时宣南地区逐渐走向兴盛,涌现了前门大栅栏一带商业街、以琉璃厂为主的文学文化中心、以法源寺和牛街礼拜寺为主的宗教文化、以会馆为特色的士人文化等众多文化融合在一起的宣南文化。
二、宣南文化
“宣南”之名的由来清顺治五年(1648年),清政府颁布谕旨,在京师实行“满汉分城居住”。经过一个多世纪后,在宣武门外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汉族朝官、京官及士子为主要居民的地域,人们习惯上称之为“宣南”。明中叶起,今天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以南,东至潘家河沿,西至教子胡同一带统称为“宣南坊”,清代以后,宣南地区泛指广安门内至宣武门外地区,由于地处北京城市南部地区,被统称为宣南,大体上便是原宣武区的管辖范围。人们在天桥一带表演、观看杂耍等民间娱乐,进京赶考的学子也到这里的会馆住宿,于是形成了南城特有的天桥民俗文化、大栅栏商业文化、琉璃厂士人文化的风貌,并逐渐演变为一个具有独特意蕴的地域文化概念,形成了宣南文化。
宣南文化是形成并发展于清代至民国,位于北京宣武地区,在特定的历史、区位条件下形成的,以士人文化、平民文化为主体的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小地域文化,它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会馆与士人文化
明清两代,广安门(也就是过去的广宁门),位于北京外城西侧城墙中部。由南方来京的商旅经陆路通过卢沟桥之后便行至此,广安门也是北京的西南大门。
会馆是中国明清时期都市中由同乡或同业组成的封建性团体。始设于明代前期,迄今所知最早的会馆是建于永乐年间的北京芜湖会馆。嘉靖、万历时期趋于兴盛,清代中期最多。即使到了清代后期,突破地域界限的行业性会馆仍然只是相当个别的。此时出现的一些超地域的行业组织,大多以同业公会的面目出现。明清时期大量工商业会馆的出现,在一定条件下,对于保护工商业者的自身的利益,起了某些作用。但会馆与乡土观念及封建势力的结合,也阻碍了商品交换的扩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明清时期的京城会馆大体可分为两种:1.主要为同乡官僚、缙绅和科举之士居停聚会之处,故又称为试馆;2.少数会馆和汉口、上海等工商业城市的大多数会馆,是以工商业者、行帮为主体的同乡会馆。这一时期的北京会馆,主要以地域关系作为建馆的基础,是一种同乡组织。明中叶以后,具有工商业性质的会馆大量出现,会馆制度开始从单纯的同乡组织向工商业组织发展。后期的工商业会馆还可能同中国古代的纲运制度有着渊源关系。明代后期,工商性质的会馆虽占很大比重,但这些工商业会馆仍保持着浓厚的地域观念,绝大多数仍然是工商业者的同乡行帮会馆。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于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恢复科举考试,受科举制度的吸引,各地方学子来京求学赴考。每年考试之间,成百上千的各地举子来到京城。他们大多家境相对贫寒,又加路途遥远,人地生疏,乡音难改,在租住客店和一些日常生活小事上,举子们迫切希望这些问题能有人帮助解决。随着这些问题出现得越来越多,得到了先期来京做官和做生意的一些当地人的重视。出于同乡友情,他们相互邀请,筹措资金,购置房产,供来京的举子和其他来京谋事的或旅居者住宿之用,清朝中后期的会馆多以此类同乡试馆为主。
由于宣南地区地理位置的优越,进京赶考之人通常北上由广安门进入京城,在会馆居住。一旦中举之后,他们便在南城买房置地。同时,士人文化带来了文学市场的兴盛。京城书市在乾隆年间迁到南城琉璃厂一带,不仅为进京赶考的学子提供文化场所,同时带热了宣南一带的文学氛围,成为京城的文学中心。因此,文人纷纷在南城定居,组成了宣南文化的重要部分。
四、士人文化的衰落
甲午战争之后,科举制度取消,而在这些同乡会馆里,许多爱国志士在会馆里商讨振兴中华之大事,会馆是众多官员、将领在京进行爱国救亡活动的载体。其中包括谭嗣同、梁启超开展维新变法运动的南海会馆、新会会馆、浏阳会馆,孙中山主持了国民党的成立大会的湖广会馆,新文化运动先驱者鲁迅先生在京的绍兴会馆。因此会馆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活动的载体。这时,会馆为应试举子服务的功能已不复存在,但是它继续发挥聚集先进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到了民国时期,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一些清代官员为了谋求生路,便将会馆变卖,大多变为如今的私宅。
五、如今的宣南地区
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和《促进城市南部地区加快发展行动计划》(2009)中,规划部门将宣南地区定义为广安产业园,引进高端功能区产业发展,支持金融机构地区性总部、出版、传媒等企业入驻,广安产业园区将发展成新兴高端产业集聚区,同时,将宣武门外大街打造为商业传媒大道,以此来引领南城地区乃至北京市的发展。目前,已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国国际新闻中心、中国移动北京总部等政府机构和企业入驻。新时代北京对于宣南地区产业的定位突出了浓郁的文化色彩,与北京城西北的中关村高端产业园区不同。广安产业园以创意传媒出版产业为主,大型金融机构配合建设,体现了文化的重新定位和对于旧的历史文化内涵的延续。
图2 广安产业园范围示意图
参考文献:
[1]白杰,宣南文脉——一个街道主任眼中的城市性格[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5
[2]侯仁之,北京历史地图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
[3]王世仁,宣南鸿雪图志[M].北京:中国建筑工程出版社,1997
[4]李金龙,孙兴亚,北京会馆资料集成[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
[5]何卓新,北京文史资料精选-宣武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
[6]黄宗汉,清代晶石宣南士人文化研究[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4
[7]陈杨,宣南的会馆——士人文化的聚集地[J];北京档案,20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