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半岛北部的佑汉、黑沙环地区，是20世纪80年代大陆新移民的落脚地。2002年赌牌开放前，这里两房一厅的房子，月租700到1000澳门元，现在已经涨到3000元。此地居民的月薪约五、六千元，薪水的一半得用来付房租。
　　来到澳门市中心区50年老店“黄枝记云吞面”店门口征人启事旁，最近出现另一张告示：因为请不到店员，营业时间将缩短，请顾客见谅。
　　在亮丽的经济成长数字背后，开放赌牌后的澳门，房价上涨、贫富不均，已然是“一个澳门，两个世界”。同时，赌场高薪让许多年轻学子宁愿辍学到赌场工作，逐渐成形的“荷官世代”正侵蚀着澳门的未来。
　　眼见博弈产业对澳门的负面影响，本土作家懿灵用诗句道出一般民众的无奈心情：“赌是澳门的所有产业/政府是这个产业的最大股东/社团是这个产业的最大庄家/帮会是赌厅的厅主俄们是被押下的最大筹码。”。
　　澳门立法会议员区锦新更说得明白，赌牌开放后，博弈和地产集团被欧美资本市场炒作成“澳门概念股”，大量国际热钱流入，但澳门根本没有合适的投资标的，所以这些钱涌进地产市场。他强调，“这实在不是一个健康的发展。”
　　走进澳门通往内地的主要口岸拱北关附近巷弄里，一间间店面简陋的“贸易公司”堆着成箱的各式各样的货物，可乐、饼干、牙膏、卫生棉和纸尿裤一应俱全。黄昏时分，门口挤满中年妇女及头发斑白的老人，他们提了货，打包好，把包背在肩上，快步、沉默、鱼贯走向关口，送到珠海的零售店。
　　这些靠来回行脚贸易、赚钱维生的澳门居民，被称作“水客”，职业水客每天来回边境两地十多趟。据估计，澳门的水客约有五、六千人，每个月收入两千多元，只有澳门工资平均的1／3。一位本地媒体记者形容，“他们是一群在贫穷线下挣扎的澳门人。”
　　除了贫富不均的问题，区锦新点出，博弈业的超高利润，也造成人力资源的排挤效应。赌场荷官(发牌员)月薪约为15000澳门元，一个大学毕业生进入一般公司工作，月薪只有7000元左右，考上公务员也不到一万；受高薪吸引，许多学生宁愿辍学当荷官，也不想读高中、升大学。
　　在澳门，年满18岁就能申请进入政府开办的培训班，受训三个月，即可进入赌场工作。区锦新说，澳门政府规定荷官必须是澳门人，但劳动市场无法供应那么多人力，赌博业开始吸收原本应该在学校上课的学生，“这是特区政府的短视。”
　　Silvia是一位高中老师，她亲身经历了赌牌开放后校园气氛的改变，“一群同学，如果有人辍学当了荷官，一段时间后，同学聚会，他就能请所有人唱KTV；再过一段时间。他可能开着名车来了，而你还是天天挨骂的学生，试问留在学校的人做何感想?”
　　“手机变多了”、“用名牌的学生变多了”，Silvia说，就算不辍学当荷官，只要家中有人在赌场工作，学生花钱的手笔就和人家不同。家里有人在赌场工作的学生，有时还结成小团体，“你过生日，大家合送一个LV；他过生日，大家又合送一个PRADA……。”
　　区锦新强调，“这不是孩子的价值观出问题，是大人的价值观出问题。”他担忧地指出，澳门的博弈业已进入供过于求的饱和阶段，未来势必经历一波淘汰，这批辍学的“荷官世代”，高中没念完，没有一技之长，又领惯了高薪，“将来赌场工作没了，你要他们到哪里去?他们能做什么?”
　　这是“荷官世代”的隐忧。但又何尝不是澳门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