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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阳名肆刘洪慎独斋刊刻的《群书考索》《文献通考》，各家书目均著录为“明正德刘氏慎独斋刻本”。此二书虽产自书坊，但与传统意义上的坊刻本不同，其版权应属于委托其刊刻的官方机构。由宋至明，接受官私方、各地作家学者的委托刻书，是建阳书坊不少刻书家的共性;而隐藏在这一共性背后的，是建阳之所以能够保持由宋迄明都是全国刻书中心的最重要的原因，此亦评判地域刻书能否称为“刻书中心”的最重要标准。
【关键词】刘洪慎独斋 坊刻 官刻 版权归属 刻书中心
明正德年间（1506—1521），建阳名肆刘洪慎独斋受地方官府的委托，相继刊刻了《群书考索》《文献通考》两部巨帙。由于此二书分别有“皇明正德戊辰慎独斋刊行”“皇明己卯岁慎独斋刊行”等牌记，故各家书目均著录为“明正德刘氏慎独斋刻本”。
实际上，此二书虽产自书坊，但与传统意义上的坊刻本有所不同，其版权不应属于刘氏慎独斋，而应属于委托其刊刻的官方机构。
一、关于刻书家刘洪
刘洪（1478—1545），字弘毅，号木石山人。建阳崇化书林人，刘氏贞房二十一世孙，刻书家刘宽曾孙。建阳书坊《贞房刘氏宗谱》作“道洪”，卷二有《宏毅先生道洪公像》。赞云：“秀毓书林，八斗才深。璞中美玉，空谷足音。藏修游息，前古后今。惟质惟实，纲目传心。——均亭黄大鹏赞。”卷三世系载：“道洪，字宏毅，著《纲目质实》。”刘云珪等：《贞房刘氏宗谱》卷三，民国九年忠贤堂活字印本，叶37B—38A。道洪之名，疑谱刊误，因其兄名深，堂弟名澋，族兄中还有瀚、渊、演等，故其名应以洪为是方彦寿：《建阳刘氏刻书考》，《文献》1988年第2、3期。。
从明弘治十一年（1498）至嘉靖十三年（1534）三十六年间，他以“慎独斋”“书户刘洪”“木石山人”等名号刻书甚多，今可考者尚有三十几种。除《群书考索》《文献通考》之外，还有《大明一统志》《十七史详节》《宋文鉴》《历代通鉴纂要》《史记》《资治通鉴纲目》等。此外，在明中叶的建阳书坊中，刘氏慎独斋也是接受官私方委托刻印图书最多的书坊方彦寿：《建阳书坊接受官私方委托刊印之书》，《文献》2002年第3期。。
二、两部刻本简介
（一）《群书考索》
《群书考索》二百一十二卷，宋章如愚辑。正德三年（1508），福建按察司佥事院宾巡历建阳时，将此书交建阳知县区玉，在建宁府、建阳和罗源一府两县的诸多官员的捐助下，这部前集六十六卷、后集六十五卷、续集五十六卷、别集二十五卷的大部头著作，在建阳书林著名书肆刘洪慎独斋的具体操作下，前后历时十年，一直到正德十三年（1518）才全部竣工。正德十六年（1521）又经重修。故此书今存有原刊与重修两种版本。
此书前集有正德三年戊辰莆田郑京序，叙述此书刊刻情况甚详——
乃者吾闽佥宪院公宾，巡历抵建阳，手出是书以示邑宰区公玉曰：“是书大而天文地理之幽赜，君道臣道之宏远，经史礼乐之渊懿，以至兵刑制置财用……靡不深探本源，具载无遗。兹欲绣梓以广其传，然功用浩大，亥豕谬讹，非得涉猎古今，且裕于资本者，莫堪是任。子于书林可得若人，以供是役否？”区退而商诸义士刘君洪曰：“非子莫克胜是任者。”刘曰唯唯。区遂以刘应命。贰守胡公瑛、通府程公宽、推府马公敬，闻而韪之，佥以白诸新守费公愚，乃蒙叹赏。各捐俸金以资顾直，且因区宰初意，复刘徭役一年以偿其劳。刘自领命以来，与诸儒硕校雠维谨，鸠工督责，两越春秋，始克成书。一日，刘携一帙，属余于蔡氏之西塾，谓是书关系甚重，且诸公用心之勤，非有序述，曷彰其美？……是书囊括宇宙，包罗万象，真天下之至宝也。湮晦既久，乃得院公以公天下为心。费胡诸公，又从而赞襄之，且得贤执事者，殚厥心力，卒成不朽之传，使天下后世，得睹斯文大成，良非偶然也。……〔明〕郑京：《山堂先生群书考索序》，《群书考索》前集卷首，明正德院宾、区玉（刘弘毅）刻本，叶2A—4A。
除了郑京序中提到建宁知府费愚、建宁府同知胡瑛、通判程宽、推官马敬之外，与此书有关的官员还有建阳县丞管韶、罗源知县徐珪等均参加了本书的校勘工作。此书卷首有作者章如愚“山堂先生真像”，前图后传，已开明后期建本全页巨幅人物版画之先声。此书行款半叶十四行，行二十八字，黑口，四周双边。前集目录后有“皇明正德戊寅慎独斋刊行”牌记，后集目录后则有“皇明正德戊辰慎独斋刊行”牌记。
院宾（1465—？），字君聘，山西代州振武卫（今山西代县）人。明弘治六年（1493）进士。院宾的生平，见载于《弘治六年进士登科录》。清郝玉麟《福建通志》卷二一《职官表》中仅在按察司佥事条下录其名而已。福建佥事之后，他還曾任江西按察司佥事，见载于清雍正《江西通志》卷四七。
区玉（1465—？），字廷璋，广州府番禺县人。弘治十五年（1502），以进士任建阳知县。邑人袁铦于弘治十七年（1504）撰《续建阳县志序》，称其“雅重斯文，垂情典籍，书林古典缺板，悉令重刊，嘉惠四方学者”〔明〕冯继科、朱凌：（嘉靖）《建阳县志》卷末，《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31册，上海古籍书店1962年版，叶1A。。
（二）《文献通考》
《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元马端临撰。
正德十三年（1518），建阳知县邵豳校正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亦交付书林刘洪慎独斋刊行。邵豳（1481—1539），字宗周，号紫溪，浙江东阳人。正德九年（1514）进士。正德十一年官建阳知县。任职六年（一说九年），政绩颇显，“兴学校，增学田，奖进生徒”〔明〕冯继科、朱凌等：（嘉靖）《建阳县志》卷一三《列传》，《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31册，上海古籍书店1962年版，叶10B。。万历《金华府志》则称其“授建阳知县九载，严正有能声，民咸德之。擢监察御史，出按广东”〔明〕王懋德等：（万历）《金华府志》卷一七《人物》，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版，第1242页。。邵豳在建阳，曾受知府张文麟之命，主持刻印《史记集解索隐》一百三十卷，亦交由书户刘洪刊刻。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四周双边，今北大、湖南省图书馆等有存本。卷末刊记称“正德十六年十一月内，蒙建宁府知府张、邵武府同知邹同校正过《史记大全》，计改差讹二百四十五字。书户刘洪改刊”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史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71页。。邹指邹武，字靖之，正德年间任邵武府同知，与张文麟是常熟同乡。 《文献通考》卷端即题“鄱阳马端临贵舆著述，东阳邵豳宗周校刊”。所谓“校刊”，乃校正和刊行之意。表明此书系由建阳县衙出资，委付书坊刊行。
《福建通志》载其在建阳的政绩云：“邑粮多被豪家飞诡，豳立法清丈，沿坵履亩，纤毫必析，夙弊一清。增置学田，尽毁淫祠。擢入为御史。”〔清〕郝玉麟等：（乾隆）《福建通志》卷三一《名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28册，第529页。邵豳事迹另载于《广东通志》卷四○。
明長汀李坚（字贞夫）有《别建阳尹邵宗周》一诗：“建溪十日程，朅来亦周遭。县侯能好客，病夫敢言劳。平生湖海情，所在多同袍。离居二三载，悄然空谷逃。今晨值邵子，一见如饮醪。古来道义合，倾盖输心交。怜君知已情，义气青云高。眷言雉坛盟，各保岁寒操。”〔明〕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卷四六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93册，第305页。
三、关于二书的版权归属
一般来说，刻书牌记往往是鉴别古籍刻本的重要依据。明正德建阳刻本《群书考索》《文献通考》，不少藏书机构也是根据此二书的牌记，著录为明正德刘洪慎独书斋刻本的。
其中，《群书考索》前集目录后有“皇明正德戊寅慎独书斋刊行”牌记，后集目录后有“皇明正德戊辰慎独斋刊行”牌记，这是此本著录为“明正德三年至十三年刘洪慎独书斋刻本”或“明正德三年至十三年刘洪慎独书斋刻十六年重修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卷一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812页。的主要依据。
《文献通考》卷首元李谦思序后有“皇明己卯岁慎独斋刊行”牌记，目录后则有“皇明正德戊寅慎独精舍刊行”牌记。这是此本著录为“明正德十一年至十四年刘洪慎独斋刻本”或“明正德十一年至十四年刘洪慎独斋刻十六年重修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卷一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2页。的主要依据。
由于历史现象的复杂性，表象往往会掩盖真相，从而造成对古籍刻本版权的误判。著录为明正德刘洪慎独斋刻本的《群书考索》《文献通考》就是这种误判的产物。
在《群书考索》卷首莆田郑京序中，我们已经知道，此书是建阳知县区玉于正德三年接受闽宪院宾的委托，由福建按察司、建宁府、建阳县出资，在建宁府知府费愚、同知胡瑛、通判程宽、推官马敬，“各捐俸金”的“赞襄”之下，集资刊刻的。资金不足的部分，则动用了手中的部分权力，“复刘徭役一年以偿其劳”。建阳县丞管韶、罗源知县徐珪等则参加了本书的校勘工作。所以，此书实际上可视为是一部官刻本。在《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中，对此本除了有邵氏所著录的“明正德中慎独斋刊本”“明慎独斋刊本”之外，也有晚清周星诒氏所说的“建阳令区玉授书林刘洪刊”〔清〕邵懿辰撰，邵章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卷一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67页。。此即对同一刻本的版权归属，前人已有不同的认知。
《文献通考》一书，则是正德十一年（1516）邵豳任知县时，交付书林刘洪慎独斋刊行，故此书卷端题“鄱阳马端临贵舆著述，东阳邵豳宗周校刊”。所谓“校刊”，乃校正、刊行之意，故此书与《群书考索》相同，是由建阳县衙出资，委付书坊刊刻。
实际上，从这两部书的福建按察司、建宁府、建阳县等出资方来说，刘氏慎独斋只是接受委托刻书而已，故在万历《建阳县志》卷七《艺文志·梓书》中列有“县治书版”共八种，其中《文献通考》《群书考索》均列其中〔明〕魏时应：（万历）《建阳县志》卷七《艺文志·梓书》，《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43页。《群书考索》作“山堂考索”。。而从明万历上溯至正德年间的七八十年间，绝无另外还有建阳知县刊刻此二书的记载。由此可知，这两部均由官府委托刘氏慎独斋刊行的大部头古书，其版权属官府，当时就是作为官刻来处理的，其书版就储存在建阳崇化书林官方收藏官版的“同文书院”中嘉靖《建阳县志》卷五《学校志》载：“同文书院，在崇化里。……正统三年提学佥事高超修葺之，典史廖荣又建前堂。东厅今藏《洪武正韵》《劝善》及诸官书板。”又叶17A—B。。
四、提出这一问题的意义
对古代书坊接受委托刻书这一论题，通常在有关出版史、印刷史方面的著述中很少提到，反映在古籍图书的著录上，往往将本应著录为官刻或家刻的，误为坊刻。以故，笔者在十几年前，曾撰《建阳书坊接受官私方委托刊印之书》一文参见《文献》2002年第3期。，对宋元明时期，建阳书坊接受官府委托刻书和接受私家委托刻书进行了一番梳理，列举建阳书坊接受官私刻书三十多例。当初之意，只是为了纠正“在古籍图书的著录上，往往将本应著录为官刻或家刻的，误为坊刻”这一倾向。
其实，由宋至明，接受官私方、各地作家学者的委托刻书，是建阳书坊不少刻书家的共性;而隐藏在这一共性背后的，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建阳之所以能够连续历经宋、元、明三朝都是全国刻书中心的原因，就是它能吸引并接受全国各地的官方机构、私家学者前来刊刻出版自己的所编所著。这是“中心”最主要的作用。如果不能发挥这样的作用，就不是中心。笔者认为，由宋至明福建坊刻“除建阳外，福州、莆田、泉州、汀州、邵武等地的书坊业也很发达”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志·出版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8页。的观点有误。历史事实是，这一时期福建其他地区的坊刻并不发达，八闽各地刻书，主要是官府、私家刻书，是在建阳坊刻的辐射和带动下，与建阳坊刻形成互补和共同繁荣的局面。
将此观点落实到对刻书家的功能辨析上，且以此评判福建各地一些后起的书坊，如福州南后街、四堡、泉州等。认为能否吸引和接受官私方，尤其是外地人士前来委托刻印图书，这是评判地域刻书能否称为“刻书中心”的最重要标准。此举的目的，是纠正在地域文化研究中经常出现的滥称“中心”的现象。而且，这种现象不仅仅是福建一地所独有，其他省份也普遍存在。以故，这一标准对全国的出版史研究来说，也具有普遍的意义。
这在以往的研究中，恰恰被人们所忽视。笔者于此加以重申，以期引起学界同道的关注。
〔作者方彦寿，福州理工学院朱子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关键词】刘洪慎独斋 坊刻 官刻 版权归属 刻书中心
明正德年间（1506—1521），建阳名肆刘洪慎独斋受地方官府的委托，相继刊刻了《群书考索》《文献通考》两部巨帙。由于此二书分别有“皇明正德戊辰慎独斋刊行”“皇明己卯岁慎独斋刊行”等牌记，故各家书目均著录为“明正德刘氏慎独斋刻本”。
实际上，此二书虽产自书坊，但与传统意义上的坊刻本有所不同，其版权不应属于刘氏慎独斋，而应属于委托其刊刻的官方机构。
一、关于刻书家刘洪
刘洪（1478—1545），字弘毅，号木石山人。建阳崇化书林人，刘氏贞房二十一世孙，刻书家刘宽曾孙。建阳书坊《贞房刘氏宗谱》作“道洪”，卷二有《宏毅先生道洪公像》。赞云：“秀毓书林，八斗才深。璞中美玉，空谷足音。藏修游息，前古后今。惟质惟实，纲目传心。——均亭黄大鹏赞。”卷三世系载：“道洪，字宏毅，著《纲目质实》。”刘云珪等：《贞房刘氏宗谱》卷三，民国九年忠贤堂活字印本，叶37B—38A。道洪之名，疑谱刊误，因其兄名深，堂弟名澋，族兄中还有瀚、渊、演等，故其名应以洪为是方彦寿：《建阳刘氏刻书考》，《文献》1988年第2、3期。。
从明弘治十一年（1498）至嘉靖十三年（1534）三十六年间，他以“慎独斋”“书户刘洪”“木石山人”等名号刻书甚多，今可考者尚有三十几种。除《群书考索》《文献通考》之外，还有《大明一统志》《十七史详节》《宋文鉴》《历代通鉴纂要》《史记》《资治通鉴纲目》等。此外，在明中叶的建阳书坊中，刘氏慎独斋也是接受官私方委托刻印图书最多的书坊方彦寿：《建阳书坊接受官私方委托刊印之书》，《文献》2002年第3期。。
二、两部刻本简介
（一）《群书考索》
《群书考索》二百一十二卷，宋章如愚辑。正德三年（1508），福建按察司佥事院宾巡历建阳时，将此书交建阳知县区玉，在建宁府、建阳和罗源一府两县的诸多官员的捐助下，这部前集六十六卷、后集六十五卷、续集五十六卷、别集二十五卷的大部头著作，在建阳书林著名书肆刘洪慎独斋的具体操作下，前后历时十年，一直到正德十三年（1518）才全部竣工。正德十六年（1521）又经重修。故此书今存有原刊与重修两种版本。
此书前集有正德三年戊辰莆田郑京序，叙述此书刊刻情况甚详——
乃者吾闽佥宪院公宾，巡历抵建阳，手出是书以示邑宰区公玉曰：“是书大而天文地理之幽赜，君道臣道之宏远，经史礼乐之渊懿，以至兵刑制置财用……靡不深探本源，具载无遗。兹欲绣梓以广其传，然功用浩大，亥豕谬讹，非得涉猎古今，且裕于资本者，莫堪是任。子于书林可得若人，以供是役否？”区退而商诸义士刘君洪曰：“非子莫克胜是任者。”刘曰唯唯。区遂以刘应命。贰守胡公瑛、通府程公宽、推府马公敬，闻而韪之，佥以白诸新守费公愚，乃蒙叹赏。各捐俸金以资顾直，且因区宰初意，复刘徭役一年以偿其劳。刘自领命以来，与诸儒硕校雠维谨，鸠工督责，两越春秋，始克成书。一日，刘携一帙，属余于蔡氏之西塾，谓是书关系甚重，且诸公用心之勤，非有序述，曷彰其美？……是书囊括宇宙，包罗万象，真天下之至宝也。湮晦既久，乃得院公以公天下为心。费胡诸公，又从而赞襄之，且得贤执事者，殚厥心力，卒成不朽之传，使天下后世，得睹斯文大成，良非偶然也。……〔明〕郑京：《山堂先生群书考索序》，《群书考索》前集卷首，明正德院宾、区玉（刘弘毅）刻本，叶2A—4A。
除了郑京序中提到建宁知府费愚、建宁府同知胡瑛、通判程宽、推官马敬之外，与此书有关的官员还有建阳县丞管韶、罗源知县徐珪等均参加了本书的校勘工作。此书卷首有作者章如愚“山堂先生真像”，前图后传，已开明后期建本全页巨幅人物版画之先声。此书行款半叶十四行，行二十八字，黑口，四周双边。前集目录后有“皇明正德戊寅慎独斋刊行”牌记，后集目录后则有“皇明正德戊辰慎独斋刊行”牌记。
院宾（1465—？），字君聘，山西代州振武卫（今山西代县）人。明弘治六年（1493）进士。院宾的生平，见载于《弘治六年进士登科录》。清郝玉麟《福建通志》卷二一《职官表》中仅在按察司佥事条下录其名而已。福建佥事之后，他還曾任江西按察司佥事，见载于清雍正《江西通志》卷四七。
区玉（1465—？），字廷璋，广州府番禺县人。弘治十五年（1502），以进士任建阳知县。邑人袁铦于弘治十七年（1504）撰《续建阳县志序》，称其“雅重斯文，垂情典籍，书林古典缺板，悉令重刊，嘉惠四方学者”〔明〕冯继科、朱凌：（嘉靖）《建阳县志》卷末，《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31册，上海古籍书店1962年版，叶1A。。
（二）《文献通考》
《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元马端临撰。
正德十三年（1518），建阳知县邵豳校正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亦交付书林刘洪慎独斋刊行。邵豳（1481—1539），字宗周，号紫溪，浙江东阳人。正德九年（1514）进士。正德十一年官建阳知县。任职六年（一说九年），政绩颇显，“兴学校，增学田，奖进生徒”〔明〕冯继科、朱凌等：（嘉靖）《建阳县志》卷一三《列传》，《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31册，上海古籍书店1962年版，叶10B。。万历《金华府志》则称其“授建阳知县九载，严正有能声，民咸德之。擢监察御史，出按广东”〔明〕王懋德等：（万历）《金华府志》卷一七《人物》，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版，第1242页。。邵豳在建阳，曾受知府张文麟之命，主持刻印《史记集解索隐》一百三十卷，亦交由书户刘洪刊刻。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四周双边，今北大、湖南省图书馆等有存本。卷末刊记称“正德十六年十一月内，蒙建宁府知府张、邵武府同知邹同校正过《史记大全》，计改差讹二百四十五字。书户刘洪改刊”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史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71页。。邹指邹武，字靖之，正德年间任邵武府同知，与张文麟是常熟同乡。 《文献通考》卷端即题“鄱阳马端临贵舆著述，东阳邵豳宗周校刊”。所谓“校刊”，乃校正和刊行之意。表明此书系由建阳县衙出资，委付书坊刊行。
《福建通志》载其在建阳的政绩云：“邑粮多被豪家飞诡，豳立法清丈，沿坵履亩，纤毫必析，夙弊一清。增置学田，尽毁淫祠。擢入为御史。”〔清〕郝玉麟等：（乾隆）《福建通志》卷三一《名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28册，第529页。邵豳事迹另载于《广东通志》卷四○。
明長汀李坚（字贞夫）有《别建阳尹邵宗周》一诗：“建溪十日程，朅来亦周遭。县侯能好客，病夫敢言劳。平生湖海情，所在多同袍。离居二三载，悄然空谷逃。今晨值邵子，一见如饮醪。古来道义合，倾盖输心交。怜君知已情，义气青云高。眷言雉坛盟，各保岁寒操。”〔明〕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卷四六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93册，第305页。
三、关于二书的版权归属
一般来说，刻书牌记往往是鉴别古籍刻本的重要依据。明正德建阳刻本《群书考索》《文献通考》，不少藏书机构也是根据此二书的牌记，著录为明正德刘洪慎独书斋刻本的。
其中，《群书考索》前集目录后有“皇明正德戊寅慎独书斋刊行”牌记，后集目录后有“皇明正德戊辰慎独斋刊行”牌记，这是此本著录为“明正德三年至十三年刘洪慎独书斋刻本”或“明正德三年至十三年刘洪慎独书斋刻十六年重修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卷一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812页。的主要依据。
《文献通考》卷首元李谦思序后有“皇明己卯岁慎独斋刊行”牌记，目录后则有“皇明正德戊寅慎独精舍刊行”牌记。这是此本著录为“明正德十一年至十四年刘洪慎独斋刻本”或“明正德十一年至十四年刘洪慎独斋刻十六年重修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卷一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2页。的主要依据。
由于历史现象的复杂性，表象往往会掩盖真相，从而造成对古籍刻本版权的误判。著录为明正德刘洪慎独斋刻本的《群书考索》《文献通考》就是这种误判的产物。
在《群书考索》卷首莆田郑京序中，我们已经知道，此书是建阳知县区玉于正德三年接受闽宪院宾的委托，由福建按察司、建宁府、建阳县出资，在建宁府知府费愚、同知胡瑛、通判程宽、推官马敬，“各捐俸金”的“赞襄”之下，集资刊刻的。资金不足的部分，则动用了手中的部分权力，“复刘徭役一年以偿其劳”。建阳县丞管韶、罗源知县徐珪等则参加了本书的校勘工作。所以，此书实际上可视为是一部官刻本。在《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中，对此本除了有邵氏所著录的“明正德中慎独斋刊本”“明慎独斋刊本”之外，也有晚清周星诒氏所说的“建阳令区玉授书林刘洪刊”〔清〕邵懿辰撰，邵章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卷一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67页。。此即对同一刻本的版权归属，前人已有不同的认知。
《文献通考》一书，则是正德十一年（1516）邵豳任知县时，交付书林刘洪慎独斋刊行，故此书卷端题“鄱阳马端临贵舆著述，东阳邵豳宗周校刊”。所谓“校刊”，乃校正、刊行之意，故此书与《群书考索》相同，是由建阳县衙出资，委付书坊刊刻。
实际上，从这两部书的福建按察司、建宁府、建阳县等出资方来说，刘氏慎独斋只是接受委托刻书而已，故在万历《建阳县志》卷七《艺文志·梓书》中列有“县治书版”共八种，其中《文献通考》《群书考索》均列其中〔明〕魏时应：（万历）《建阳县志》卷七《艺文志·梓书》，《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43页。《群书考索》作“山堂考索”。。而从明万历上溯至正德年间的七八十年间，绝无另外还有建阳知县刊刻此二书的记载。由此可知，这两部均由官府委托刘氏慎独斋刊行的大部头古书，其版权属官府，当时就是作为官刻来处理的，其书版就储存在建阳崇化书林官方收藏官版的“同文书院”中嘉靖《建阳县志》卷五《学校志》载：“同文书院，在崇化里。……正统三年提学佥事高超修葺之，典史廖荣又建前堂。东厅今藏《洪武正韵》《劝善》及诸官书板。”又叶17A—B。。
四、提出这一问题的意义
对古代书坊接受委托刻书这一论题，通常在有关出版史、印刷史方面的著述中很少提到，反映在古籍图书的著录上，往往将本应著录为官刻或家刻的，误为坊刻。以故，笔者在十几年前，曾撰《建阳书坊接受官私方委托刊印之书》一文参见《文献》2002年第3期。，对宋元明时期，建阳书坊接受官府委托刻书和接受私家委托刻书进行了一番梳理，列举建阳书坊接受官私刻书三十多例。当初之意，只是为了纠正“在古籍图书的著录上，往往将本应著录为官刻或家刻的，误为坊刻”这一倾向。
其实，由宋至明，接受官私方、各地作家学者的委托刻书，是建阳书坊不少刻书家的共性;而隐藏在这一共性背后的，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建阳之所以能够连续历经宋、元、明三朝都是全国刻书中心的原因，就是它能吸引并接受全国各地的官方机构、私家学者前来刊刻出版自己的所编所著。这是“中心”最主要的作用。如果不能发挥这样的作用，就不是中心。笔者认为，由宋至明福建坊刻“除建阳外，福州、莆田、泉州、汀州、邵武等地的书坊业也很发达”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志·出版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8页。的观点有误。历史事实是，这一时期福建其他地区的坊刻并不发达，八闽各地刻书，主要是官府、私家刻书，是在建阳坊刻的辐射和带动下，与建阳坊刻形成互补和共同繁荣的局面。
将此观点落实到对刻书家的功能辨析上，且以此评判福建各地一些后起的书坊，如福州南后街、四堡、泉州等。认为能否吸引和接受官私方，尤其是外地人士前来委托刻印图书，这是评判地域刻书能否称为“刻书中心”的最重要标准。此举的目的，是纠正在地域文化研究中经常出现的滥称“中心”的现象。而且，这种现象不仅仅是福建一地所独有，其他省份也普遍存在。以故，这一标准对全国的出版史研究来说，也具有普遍的意义。
这在以往的研究中，恰恰被人们所忽视。笔者于此加以重申，以期引起学界同道的关注。
〔作者方彦寿，福州理工学院朱子文化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