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上月中共高层正式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经济着力点从需求端转向供给端，“供给”迅速成为经济界的高频词汇。与此同时，此前一直身处边缘的中国供给学派，也开始受到媒体的追捧，成为新的“明星”经济学家。
　　70后经济学者滕泰因于2012年11月发表《新供给主义宣言》一文，被称为是中国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创立者和倡导者。今年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提出供给侧改革后，他的日程安排一下密集起来，除了参与各种有关供给的研讨会，还要应对纷沓而至的各类媒体的约访。
　　“供给侧研究受到如此关注，这在以前是没法想象的。”滕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之前他也曾在多个高层咨询会上提到供给管理，“但每次都像一个石头扔到大海，没有回音，觉得自己很孤单”。

少数派报告

　　2006年，滕泰出版了他第一本经济学专著《新财富论》。在这本书中，他对财富的源泉和创造方式做了探讨。“很多人认为投资、消费、出口是财富的源泉，因为当时它们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滕泰说，其实这只是财富生产出来以后能不能卖出去的条件，是价值实现的条件，并不是财富的源泉。
　　在滕泰看来，人口、土地、资金、技术和制度才是创造财富的五大源泉，而这些都属于供给要素，并不被当时热衷于需求管理的决策层所看重。
　　在2012年之前，滕泰曾多次出席各部委、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门的专家咨询会，并曾于2010年6月向温家宝总理和国务院各部门领导作宏观经济专题汇报，是多次受邀“中南海问策”的少壮派经济学家。
　　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上届政府更重视需求侧的调控，那个时候，领导关注的是物价变动的趋势，经济运行的拐点等。
　　在遭受多年的冷遇后，滕泰决定来一次大动作。
　　2012年11月，他在和讯网上发表了《新供给主义宣言》，明确提出“淡化总需求管理，从供给侧推动改革”的宏观政策主张。在这篇文章中，滕泰还直截了当地批评凯恩斯主义和货币派交替误导中国。
　　由于《新供给主义宣言》发表正逢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召开，再加上文章矛头直指盛行的凯恩斯主义，在经济学界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文章发表的时机是否有过考量？滕泰没有明确回答。但他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事实上，在《新供给主义宣言》公开发表前，他已经通过内部途径，将文章送给了高层领导。他回忆说，当时，有些接近领导的人士还善意地建议他，不要叫“新供给主义”，应该把西方经济学的语言改成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这样更容易获得批示。
　　在滕泰发表《新供给主义宣言》后不久，2012年12月17日出版的《财经》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的文章。
　　文章说，中共十八大后，尽管深化改革大方向已经明确，但“怎么改”的操作性问题也不容忽视。没有“对症下药”的经济理论作指导，就不能保证正确的改革路径。在经济理论和政策领域，亟须构建促进总供需平衡和结构优化、增长方式转变的“新供给经济学”，并以此作为指导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经济理论之一。
　　这篇文章的署名不是个人，而是一个名为“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的集体。文章说，这个小组的主要成员有七位，分别是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深圳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李万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姚余栋、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黄剑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培林和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副研究员李宏瑾。
　　不久，这个研究小组又系统对他们的观点进行了总结，提出了“新供给经济学”理论认识框架，强调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着力从供给端入手推动中国新一轮改革，并把这一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2013年1月出版的学术刊物《财政研究》上。
　　在这篇论文中，贾康等人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成就概括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指导下，中国在总供给管理角度开创性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变革，极大地释放了供给潜力，同时也较有效地对总需求进行了管理。
　　同时，他们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三十多年后，增速将规律性地向成熟经济体的水平逐步收敛，但较长时间内仍有重大发展机遇，关键是充分释放制度供给潜力，进一步激发活力，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稳步而持续地提升。
　　如今已是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的黄剑辉说，这篇题为《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的文章写作于2012年10月，而“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的成立则要追溯到更早的2011年。

从供给端研究中国经济

　　据黄剑辉回忆，大约是在2011年初，他和姚余栋、贾康等几个比较熟悉的朋友，有一次在清华大学东门附近的一家餐厅吃饭。席间，贾康提议说，咱们这几个人是否可以一起搞些研究。大家听完纷纷表示赞同，并决定采用轮流写稿的方式进行合作。

　　事后没过多久，姚余栋就给黄剑辉打电话，说他跟李宏瑾博士写了一篇文章，内容是讨论为何要从供给侧推动改革的问题。
　　对于这个题目，黄剑辉开始觉得不妥。“只谈供给，不谈需求是否有点偏颇。”他说，“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他们越来越认识到这抓住了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
　　根据黄剑辉的回忆，“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成立的初衷大概有两个。一个是，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由1.7%上升至10.5%，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学家在全球经济学界仍地位不高，缺乏有分量的经济理论。 　　“我们都有些理想主义情怀，觉得这个时代需要有一批人，中国很快就要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竟然连自己发展了三十多年为什么能发展得好，到底有没有中国模式，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居然没几个人能说清楚，这是我们这些经济学研究者的耻辱。”黄剑辉说，“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的成立就是希望从供给端入手，推动中国改革发展的新型经济理论。
　　另一个背景则与中国当时面临的经济困局有关。
　　在保持了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开始放缓。而更糟糕的是，此前屡试不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需求似乎也不再灵验，无论是2009年的4万亿，还是多次的调整利率和存款准备金，均收效不佳。
　　中国经济似乎走进了一个死循环：每当经济增速有所下滑，决策部门往往会加大投资、放松信贷“踩油门”;每当通胀有所抬头，决策部门又往往会减少投资、紧缩信贷“踩刹车”。在踩油门与踩刹车的颠簸行进中，投资猛增、货币超发、产能过剩与垄断加剧、高利贷泛滥、中小企业倒闭潮轮番上演。
　　“现实情况表明，传统意义上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已难以适应中国经济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后的总体要求。货币政策作为总量管理政策，难以有效解决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贾康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2013年6月，贾康等人将“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的意见和建议系统地归纳为“八双五并重”，并写成题为《以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报告，上报给高层。
　　这份报告中很多建议，如今已被纳入国家的大政方针，比如“八双”中的“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支持国民全球创业”，“五并重”中的“‘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并重，有效应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等，已为大众所熟知。
　　不过，在当时供给学派仍属于经济学界的少数派，他们的意见也不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就在贾康等人发表上述报告后不久，2013年9月一位在媒体上十分活跃的经济学者撰文称，供给主义是“巫毒经济学”。
　　他写道，“从长期看，中国经济还是需要从需求入手，也正如我们先前所说的一样，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永远不会出现供给不足的问题，除非是人为的用货币政策将实体经济击垮。”
　　这位学者还认为，“中国不需要供给主义的药方，供给学派所主张全面减税，最终必将导致赤字和负债”，“放眼世界供给主义思潮的出山，从来就不是什么好征兆”。

与高层的互动

　　尽管在2013年供给管理在经济学家中仍存在巨大的争议，但细心的学者注意到，新一届政府上台后，经济政策开始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
　　2013年3月李克强出任总理后不久，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就发现，一系列新政接踵而至，包括取消行政审批、金融改革与去杠杆化、新型城镇化等陆续推出。
　　沈建光认为，这些施政纲领的三大支柱是理顺要素价格、打破准入限制以及涉足改革深水区，“更类似供给学派，有别于仅靠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来调节需求端的传统凯恩斯学派。”
　　开域资本联席创始人邓体顺也发现，新一届政府一方面反复强调“新常态”的主题，同时落实供给方面而不是需求方因素的政策改革。
　　他说，“新一届政府的诸多政策，恰好同供给学派的主张有很多重合之处，李克强总理在谈到当前经济发展问题时曾指出，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实现预期目标的空间已经不大。而取消或下放审批权、机构改革、营改增激发企业活力、加快城镇化进程、推进利率市场化等一系列新政恰恰是新供给学派的政策建议，这些都带有浓厚的供给学派色彩。”
　　事实上，新供给学派也的确实与高层保持着不少互动。
　　据黄剑辉透露，2013年12月他们成立“中国新供给50人论坛”和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后，“学院里有国务院研究室的几个司长”，同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也经常参与我们的讨论”。
　　刘鹤虽然并非是“中国新供给50人论坛”成员，但是他的学理方向无疑更接近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早在十七大时期，刘鹤就已经提出了自己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认识：转变增长方式就是提高效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增长的知识含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多是改进供给效率。
　　而对于金融危机的后续处理，刘鹤则认为，需要提倡创新商业模式，而创新商业模式的关键是在理解消费者潜在的需求，理解生产要素和供给条件变化，理解全球经济支撑新环境的基础之上，通过创新新的供给方式启动需求。
　　除了与中南海的经济智囊们保持着密切联系外，新供给学派的学者也通过各种会议，与高层领导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就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前一天，即11月9日，滕泰还应邀参加了李克强总理主持的经济形势座谈会，并在会上作了题为《从供给侧改革，全面降低企业成本，开启经济增长新周期》的汇报。
　　他在汇报中说，要使中国经济重新恢复增长动力，必须从供给侧发力，短期要继续减少行政审批，降低融资成本、合理扩大减税力度，长期则必须减少对人口、土地、资金、管理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供给抑制，提高供给效率、降低供给成本，让五大财富源泉充分涌流。

供给和需求并非对立

　　随着供给侧改革成为中国经济宏观调控的一个新思路，新供给学派开始走出边缘，逐渐被世人所了解。但他们的理论和贡献在经济学界仍存在很大的争论。
　　著名的经济学者马光远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十一次会议后评论说，从注重“需求端”到注重“供给端”，这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官方经济学思想转变的必然选择。这种思想转向的时代背景和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有很多相似之处。
　　他认为，所谓的中国新供给学派的主张，其实并没有多少新鲜之处，“不过是山寨版的美国的供给学派而已，所提主张都是常识和多年来各界着力推动的”。
　　“我想说，思想的困乏，特别是中国本土经济学思想的穷困，也是中国经济政策难以跨越和突破的根源。”马光远说，“在思想贫困的情况下，公共政策是很难有所突破和作为的。所以，一些中国学者借此给自己脸上贴金，似乎创立了什么真的经济学学说，实在是可爱的很。”
　　不过，新供给学派却不这么看。他们认为相对于传统的供给理论，中国的新供给理论可谓有“破”有“立”。
　　在滕泰看来，新供给经济学和老供给经济学二者的共同点在于，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当中，供给可能起主导性作用，而不是需求。而二者最大区别在于，新供给经济学认为供给不能自发创造需求，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实现，在过剩的情况下很难实现。
　　“新供给经济学的任务就是创造这个条件，解除供给约束，放松供给抑制。一句话就是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他说。
　　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成员之一、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则认为，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主要强调在供给端放宽管制、降低税赋等等，“但在中国，大多学者提及的是‘新供给经济学’，这种‘新’我个人理解为具有中国特色，即在中国特色制度框架下进行供给经济学派理论框架的移植与创新。”
　　尽管新供给学派把供给侧改革视为中国经济走出困局的药方，但他们也清楚地意识到，供给也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贾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经济学中，供给与需求是同时存在的一对关系。“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是主张取消对需求侧的重视，还是应该给予需求管理必要关注，进一步适当扩大总需求，释放新需求，但同时，要特别注重创造新供给，打开需求潜力和经济活力释放的空间，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三年前曾写文章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滕泰也表示，“不能把供给和需求对立起来”。他说，在讨论供给侧改革的时候，我们也不能无视需求，只有这样才能建设性地把新供给的理论研究引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