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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祖父段承泽（字绳武）早年是孙传芳手下战将，后来被改编为国民军47师，继续留任师长。不过奇怪的是，从来没有见过他穿军装的照片，我们看到的都是他穿着长袍在包头“河北新村”当“村长”的样子。
变卖家产举家去包头
1931年，外祖父作了—个重大的决定，他要带着全家到包头去垦荒做乡村建设。母亲段至诚当时只有两三岁，但是对此事印象非常深刻。她记得晚上去西直门车站等着去包头的火车，還记得亲友们当时相当震惊，都说，你自己去办好了，干吗還要带着全家去。但是外祖父决心已下。1932年春节过后，他带着变卖家产所得的十几万块钱和家眷搬到了包头。
外祖父在包头五原买下了六千多亩土地。那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前后，外祖父写了一篇《西北移垦与国防之关系》刊登在《大公报》上，呼吁要在边疆建立新村，对农民教养兼施，平时为农，战时为兵，为西北筑造一道活的长城。
1933年，黄河下游泛滥成灾，河北河南地区泛滥成灾。外祖父到河南灾民家里让灾民移民到包头去。开始的时候很难，根本没人愿意去。后来从他老家定县去了几十户，又从河南移去了几十户，这是第一批移民。但是后来也有重新返回家乡的。
刚来都住地窝子
新村建立初期是十分艰难的。移民都住在临时的地窝子里，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没有棉花，人们带过去的被子里面絮的都是苇花芦花。当时外祖母看到有个小孩总是弯着腰，原来是因为缺衣少布，孩子个子长高了穿的连衣裤太小了都直不起腰来。
外祖父为这个村子取名“河北新村”，自己任村长。当时这里已经有100户人家，每户分田50亩，并给每户低利息贷款400元，用来盖房子、买牲畜车辆等。還清贷款后土地都归户里，贷款则還给新村集体。外祖父准备建立200多个这样的新村。开始去的时候，大家吃集体食堂，后来才分开。新村并非集体生产劳动，而是村民自由组合，几家一组，实行互助合作。新村建成方形，有高八九尺的夯土围墙，四角各建一座碉堡。村民的房子都是土坯建成的，坐北朝南，房前屋后栽树种菜，并且开掘了一条小渠贯穿全村。
许多人支持他的事业
后来陆续又来了几批移民。外祖父一共戒立三个这样的新村。因为外祖父的人际关系，新村事业受到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河北省长冯治安和北平市长秦德纯等人的支持，他就把河北新村三个村分别以这几位将领的字来命名，明轩村（宋哲元），仰之村（冯治安）幼青村（秦德纯）。
1936年，外祖父到北平和家乡定县大声疾呼，希望得到官方和各界人士的支持。他虽然是一介武夫，但是他的事业、理想和身体力行已经引起了社会上的注意，也得到知识界、新闻界的支持。由此结识了徐旭生、顾颉刚、梅贻琦、侯仁之、陶行知等一些学人，并应邀在北大、清华等学府讲演。
在河北省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教会）工作过的赵伯庸、王泽民、姬子平几位先生都来到了新村。不久，保定民生中学的毕业生张嗣贤和李德祥两位不满20岁的热血青年也来到了包头。新村初建，生活条件、工资待遇都很低，但新来的建设者们没有挑剔。他们理解并支持外祖父的移民事业，是建设新村的骨干。
办集体婚礼新娘手捧豌豆花
由于新村是由流民组成，男多女少，青壮年村民的婚姻成了大问题。秦德纯特意从北平救济院找了20名女青年，这些女青年大多为从前受虐待的使女、流浪儿和妓女，很愿意到新村来。正好顾颉刚率领科学考察团也要来五原考察，顺路带她们过来。她们跟村中特意挑选出来的青年村民经过“相亲”配成了20对新人，并且举行了集体婚礼，当时叫做“集团结婚”。婚礼上，新娘手中捧的就是村里种出的豌豆花。
穷苦人更要读书
“武训小学”紧随新村的成立而诞生。外祖父认为只读书本上的书是不够的，那就成了读死书。村子里的一切生活、劳动都是书，是活书。必须两者兼顾。所以村子里的小学生们不是整天念书，而是要有一定的时间参加农业劳动或其他劳动。他认为现在的课本不适用。这课本里画的小孩子全是些小少爷、小姐，住的是洋楼、花园。跟新村孩子的生活距离太远。弦子们要学文化知识，也要学生活和劳动的技能。所以要编写符合新村实际的课本。教育委员会的第一件事就是编写新教材。
从灾区来的村民绝大多数不识字，要想成为有文化、有技能、志趣高尚的新农民，一定要补上这一课。所以在教育儿童的同时，也成立了成人识字班、妇女识字班。外祖父出资从北平把孙信先生邀请到新村，共同研究策划《武训画传》。他认为，一本“小儿书”老百姓看得匿，好识字，是学文化最便利的办法。
除了实行教育，村里的青壮年都进行军事训练，平时务农，战时自卫。
被伤兵们称为“荣军之父”
1937年，日本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冯玉祥和陈诚都力邀外祖父出山抗日，外祖父担任了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总政治部中将主任。
他在备战区设立若干伤兵招待所，到伤兵医院进行慰问演出，還教伤兵识字、学习文化。并且提出了一个新的观念，前线负伤下来的军人改称为“荣誉军人”，不能再称“残废军人”。他要让社会和群体，人人都尊重他们、帮助他们。许多在生死攸关的战场上英勇负伤的士兵们在这里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伤愈之后還组织他们自食其力地生活。他们把外祖父尊称为“荣军之父”。
家人不要慰问金
1940年在重庆，外祖父因积劳成疾在主持一次会议时病倒，不幸病逝，安葬在重庆歌乐山上。冯玉祥悲恸不已，亲笔为外祖父的墓碑题词。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新华社都送了花圈。
我的亲姥姥是外祖父的二夫人，外祖父還有一位三夫人，我们称她为“胖姥姥”。在包头，这位“胖姥姥”先后生下四个儿子，结果都不幸夭折了。
外祖父去世之后，两位外祖母就带着大姨和母亲相依为命。当时蒋介石還派人送来几千大洋的慰问金，但是“胖姥姥”坚决不收，其刚硬和外祖父一样。两个女人就靠给人做衣服维持生活，坚持送大姨和母亲上学，最后，让她们都考上了大学。两年前，我们一家人去定县老家探亲，看到外祖父老家有一个小山包，上面還种着一些松树。据说，这些松树都是外祖父当年回老家的时候自己花钱买来栽上的，当时栽满了这个小山包，如今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棵了。
彭立昭据《河北青年报》整理
口述人：岳米露 张磊/文
变卖家产举家去包头
1931年，外祖父作了—个重大的决定，他要带着全家到包头去垦荒做乡村建设。母亲段至诚当时只有两三岁，但是对此事印象非常深刻。她记得晚上去西直门车站等着去包头的火车，還记得亲友们当时相当震惊，都说，你自己去办好了，干吗還要带着全家去。但是外祖父决心已下。1932年春节过后，他带着变卖家产所得的十几万块钱和家眷搬到了包头。
外祖父在包头五原买下了六千多亩土地。那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前后，外祖父写了一篇《西北移垦与国防之关系》刊登在《大公报》上，呼吁要在边疆建立新村，对农民教养兼施，平时为农，战时为兵，为西北筑造一道活的长城。
1933年，黄河下游泛滥成灾，河北河南地区泛滥成灾。外祖父到河南灾民家里让灾民移民到包头去。开始的时候很难，根本没人愿意去。后来从他老家定县去了几十户，又从河南移去了几十户，这是第一批移民。但是后来也有重新返回家乡的。
刚来都住地窝子
新村建立初期是十分艰难的。移民都住在临时的地窝子里，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没有棉花，人们带过去的被子里面絮的都是苇花芦花。当时外祖母看到有个小孩总是弯着腰，原来是因为缺衣少布，孩子个子长高了穿的连衣裤太小了都直不起腰来。
外祖父为这个村子取名“河北新村”，自己任村长。当时这里已经有100户人家，每户分田50亩，并给每户低利息贷款400元，用来盖房子、买牲畜车辆等。還清贷款后土地都归户里，贷款则還给新村集体。外祖父准备建立200多个这样的新村。开始去的时候，大家吃集体食堂，后来才分开。新村并非集体生产劳动，而是村民自由组合，几家一组，实行互助合作。新村建成方形，有高八九尺的夯土围墙，四角各建一座碉堡。村民的房子都是土坯建成的，坐北朝南，房前屋后栽树种菜，并且开掘了一条小渠贯穿全村。
许多人支持他的事业
后来陆续又来了几批移民。外祖父一共戒立三个这样的新村。因为外祖父的人际关系，新村事业受到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河北省长冯治安和北平市长秦德纯等人的支持，他就把河北新村三个村分别以这几位将领的字来命名，明轩村（宋哲元），仰之村（冯治安）幼青村（秦德纯）。
1936年，外祖父到北平和家乡定县大声疾呼，希望得到官方和各界人士的支持。他虽然是一介武夫，但是他的事业、理想和身体力行已经引起了社会上的注意，也得到知识界、新闻界的支持。由此结识了徐旭生、顾颉刚、梅贻琦、侯仁之、陶行知等一些学人，并应邀在北大、清华等学府讲演。
在河北省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教会）工作过的赵伯庸、王泽民、姬子平几位先生都来到了新村。不久，保定民生中学的毕业生张嗣贤和李德祥两位不满20岁的热血青年也来到了包头。新村初建，生活条件、工资待遇都很低，但新来的建设者们没有挑剔。他们理解并支持外祖父的移民事业，是建设新村的骨干。
办集体婚礼新娘手捧豌豆花
由于新村是由流民组成，男多女少，青壮年村民的婚姻成了大问题。秦德纯特意从北平救济院找了20名女青年，这些女青年大多为从前受虐待的使女、流浪儿和妓女，很愿意到新村来。正好顾颉刚率领科学考察团也要来五原考察，顺路带她们过来。她们跟村中特意挑选出来的青年村民经过“相亲”配成了20对新人，并且举行了集体婚礼，当时叫做“集团结婚”。婚礼上，新娘手中捧的就是村里种出的豌豆花。
穷苦人更要读书
“武训小学”紧随新村的成立而诞生。外祖父认为只读书本上的书是不够的，那就成了读死书。村子里的一切生活、劳动都是书，是活书。必须两者兼顾。所以村子里的小学生们不是整天念书，而是要有一定的时间参加农业劳动或其他劳动。他认为现在的课本不适用。这课本里画的小孩子全是些小少爷、小姐，住的是洋楼、花园。跟新村孩子的生活距离太远。弦子们要学文化知识，也要学生活和劳动的技能。所以要编写符合新村实际的课本。教育委员会的第一件事就是编写新教材。
从灾区来的村民绝大多数不识字，要想成为有文化、有技能、志趣高尚的新农民，一定要补上这一课。所以在教育儿童的同时，也成立了成人识字班、妇女识字班。外祖父出资从北平把孙信先生邀请到新村，共同研究策划《武训画传》。他认为，一本“小儿书”老百姓看得匿，好识字，是学文化最便利的办法。
除了实行教育，村里的青壮年都进行军事训练，平时务农，战时自卫。
被伤兵们称为“荣军之父”
1937年，日本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冯玉祥和陈诚都力邀外祖父出山抗日，外祖父担任了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总政治部中将主任。
他在备战区设立若干伤兵招待所，到伤兵医院进行慰问演出，還教伤兵识字、学习文化。并且提出了一个新的观念，前线负伤下来的军人改称为“荣誉军人”，不能再称“残废军人”。他要让社会和群体，人人都尊重他们、帮助他们。许多在生死攸关的战场上英勇负伤的士兵们在这里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伤愈之后還组织他们自食其力地生活。他们把外祖父尊称为“荣军之父”。
家人不要慰问金
1940年在重庆，外祖父因积劳成疾在主持一次会议时病倒，不幸病逝，安葬在重庆歌乐山上。冯玉祥悲恸不已，亲笔为外祖父的墓碑题词。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新华社都送了花圈。
我的亲姥姥是外祖父的二夫人，外祖父還有一位三夫人，我们称她为“胖姥姥”。在包头，这位“胖姥姥”先后生下四个儿子，结果都不幸夭折了。
外祖父去世之后，两位外祖母就带着大姨和母亲相依为命。当时蒋介石還派人送来几千大洋的慰问金，但是“胖姥姥”坚决不收，其刚硬和外祖父一样。两个女人就靠给人做衣服维持生活，坚持送大姨和母亲上学，最后，让她们都考上了大学。两年前，我们一家人去定县老家探亲，看到外祖父老家有一个小山包，上面還种着一些松树。据说，这些松树都是外祖父当年回老家的时候自己花钱买来栽上的，当时栽满了这个小山包，如今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棵了。
彭立昭据《河北青年报》整理
口述人：岳米露 张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