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悲痛之余却也有一丝庆幸——他走得还算没有太大的痛苦。家里人都知道他是一个不愿失去尊严的人，而且从来就非常怕疼。他不只一次地说过希望能像周一良先生那样，在睡梦中离去。一直以来，我十分担心的一件事就是他最后的日子会像有些类似的病人那样，身上插上各种管子，靠杜冷丁度日。
　　在父亲的大多数同事和学生眼里，他可能是个比较严肃的人。但在我眼里，他其实是个颇有些浪漫情怀的人，也是一个崇尚自由、平等的人。在我们这个家里完全没有“父父子子”那一套，他也没有多少“权威”。多年以来，我姐姐和我与父母之间一直是没大没小的，“人人平等”在家庭内部基本上得到了实现。
　　打桥牌是我们全家住在中关园280号时（“文革”期间）的重要活动。刚开始我的水平最低，是父亲和我搭档与母亲和姐姐对阵。之后技术见长，就成了姐姐和我与父母对阵。再后来，父母一方基本上是屡战屡败，不过他们不以为意，每次都还在记分本上由父亲与姐姐代表双方签字，以防日后有人“不认账”。那段时期，家里没什么钱，市场上也买不到什么好东西。在打桥牌时，如果有一块从中关村茶点部买来的松花蛋糕（虽然得一分为四，一人一份），已经算是高规格的享受了。偶尔搞到一罐咖啡，简直如获至宝。尽管当时外部的政治压力很大，在我们这个“家庭堡垒”内部仍然还是充满温馨与“小资”情调。
　　1979年暑假，父母有机会参加北大组织的北戴河度假旅游，我和我夫人张涿（那时还是女朋友）想随他们一起去玩。1979年可不像現在，那年月女孩儿随男朋友出去旅游是很难被家长批准的，张涿都不知该如何跟家里去说。为此父亲认认真真地给她的父母写了一张字条，告之是与他们一同前往，不会出任何问题。我们于是才得以顺利成行。在北戴河，有一个夜晚，我们四人带了一台在当时还属于稀有物品的收录机，坐在海边的礁石上，一边看月亮，一边听小夜曲。明月、涛声、小夜曲，此情此景现在回忆起来似乎仍然如梦如幻。
　　我在上中学的时候曾随秦元勋先生学习相对论。有一次在家里与父亲聊起相对论的基本原理，正想好好卖弄一番，不料他却坚决不肯接受“光速不变原理”，他以哲学家的思维方式，认为宇宙间不应该存在一个不可超越的极限速度。我自认真理在手，与他反复辩论多时，却始终无法“取胜”。通过与他的辩论，我得到一个很大的收获：不论一个理论多么权威，我们仍然可以对它的基本原理问一个为什么。
　　美国俄勒冈州的克瓦利斯是个只有4万多人口的小镇。我在那儿的俄勒冈州立大学做过两年的博士后。父亲曾与我们一起在小镇上住过三个多月。小镇里的生活十分平静，每天一早我把儿子送到幼儿园，然后去工作，他则在家里写一本类似于回忆录的书《我们三代人》。晚饭后他总会带着小汤出去散步，走到一个名叫7-11的小店，让小汤玩上一会儿里面的简单的电子游戏机，若能赢得一小块糖，祖孙俩便十分高兴。周末，我们有时会去海边捞螃蟹，或开上一两小时的车，到一个由火山口形成的小湖去划船。他后来多次说那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悠闲，也是最喜爱的日子。最近我时常会想，当年他在散步的路上和5岁的小汤都会谈些什么呢？问小汤，他已全然不记得了。我自己倒是记得在我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常给我讲庄子里的故事。印象最深的就是“才与不才之间”（这也许对我的人生观有很大的影响）和“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今天，反观父亲的一生，我忽然觉得他虽以儒家的道德自律，心向往之的也许却是《逍遥游》里那种“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生活。
　　庄子云：“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气散无法再聚，时间也不可能倒流，但记忆却可以长存。与父亲相处的点点滴滴，将会伴随我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