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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作为抗战时期国际社会援华的一项重要事业，“工业合作化”运动，简称“工合”运动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影响不应忽视。本文通过对丽江“工合”运动情况的简要介绍，希望能引起更多人关注这场影响深远的经济运动。
【关键词】：丽江；“工合”运动；经济史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由于中日双方实力上的悬殊，大片沿海地区和经济要地先后沦陷。而随着重庆作为陪都的地位确立，身处中国边地的西南地区，此时逐步转变为支撑中国持久抗战的重要战略大后方。丽江的“工合运动”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兴起的，这也是丽江纳西族对全民抗战的一次重要贡献。
早在1938年8月，由埃德加·斯諾和路易·艾黎倡导下的作为重要援华计划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汉口成立，“工合运动”这一概念也在这时逐步确立。1941年受宋庆龄和艾黎所托，俄国人顾彼得几经辗转来到丽江，并创办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云南办事处丽江事务所，指导开展丽江的工合运动。顾彼得之所以选择丽江进行“工合”试验，主要是考虑到一来丽江地处滇西北三省区交界腹地，自古就是茶马古道上重要的贸易枢纽，工商业较为发达。抗战之后更是由于大批内地单位企业内迁的特殊时代背景，出现了经贸上的“繁荣”；二来丽江作为纳西族的主要聚居地，在纳西族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许多独特的文化资源，主要集中在手工业技艺领域，但是过去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这些文化资源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而在“工合”运动开战之前，本地的手工业由于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长期处于低度的发展之中，如何将这里得天独厚的资源转化为支援国家事业，进而发展地方经济的重要推力，这是顾彼得初到丽江推行“工合”运动的初衷。
到达丽江后，顾彼得首先向本地工商业主宣传“工合”运动的性质和参与合作社的意义，然后通过他的各种关系影响，寻找各种融资渠道，从资金信贷上支持“工合”运动的持续发展。1942年4月，几经努力之下，作为丽江“工合”运动初战告捷的标志，丽江黄山街棉毛纺织洗染生产合作社正式成立，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工合”合作社犹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一下子增加到了36家，主要领域涉及铜器、铁器、皮革、饮食、缝纫、陶瓷、土木等手工业领域。在信贷方面，合作社必须招募到七名以上的会员且会员来自不同家庭才有资格向事务所下面的“合作金库”申请贷款，合作社提出贷款申请要由顾彼得亲自审查贷款申请人的偿还能力，并将土地所有证明作为贷款抵押，全部审核通过后合作社便能获得月息三分五厘的低息贷款。由于顾彼得对贷款资格的认真审核，加上合作社因地制宜的经营，之后的“工合”运动发展进程中，大多数合作社都能按期履行还款义务，几乎没有出现呆账、坏账的情况；在偿清债务的同时，盈利的合作社也占了多数。
除了资金上的有效支持，合作社的财富分配制度同样是保证合作社不断发展壮大的有力保证。这些手工业合作社一般都采取社员入股的股份合作形式，经济条件好的会员多以货币入股，其余的便以生产工具、土地等参股。合作社的财富分配采用计件工资制，多劳多得。每年年终以合作社当年的利润为基准实行分红，分红的依据取决于各成员的股权比重；此外，年利润有相当一部分被抽作公积金，主要用于合作社的生产发展周转资金，还会再提出一部分作为社员的社保金。在这样的分配体系之下，集体和个人的利益都受到有效的照顾和保障，反过来，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被充分调动了起来，又为合作社的不断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合作社的组织机构和民主管理同样是合作社的重要发展动力。合作社设有理事会、监事会两大管理机构，委员和财务人员的数量由合作社的规模所决定，所有成员均从社员中选出，而两大机构的主席也从委员中选拔，并要通过社员大会的认可方能当选。理事会的主要职责是规划和决策制定，上至合作社的长远发展规划，下至每一位成员的工资和分红分配，都是理事会的职责所在；监事会则负责监管相关规划和章程的具体执行情况，同时对理事会的委员进行监督。社员大会一般每月或每季度召开一次，主要内容包括对合作社发展状况的总结分析，提出相应的批评和下一步的建议。通过社员大会，不断强化社员的责任感和认同感，更好地调动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合作社的发展始终坚持用人公平、财务公开、分配公正，这些都为合作社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工合”运动的发展除了自身制度建设的保障和外来资金的支持外，人才也是合作社发展的关键因素。合作社在成立之初便重视将生产活动和教学活动进行有机结合，不断发掘和培养人才。1942年，艾黎受中国共产党委托，在陕西凤县双石铺创办了“中国工业协会国际委员会培黎学校”，他本人出任校长。学校广聘中外专家讲学，培养了一大批“工合”事业急需的专门人才。丽江的杨士钊、和集贤、张德惠等人便曾在该校参与进修，学成归来后又为丽江的“工合”运动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工合”运动随着抗战的胜利也完成了自身的历史使命，但是作为开发边疆地方经济的重要试验，“工合”运动的遗存一直影响着丽江的地方经济发展。不论是大搞“人民公社化”的时代，还是市场浪潮风起云涌的“改革开放”时代，丽江的地方经济发展仍能看到当年工合运动的影子。特别是从旅游开发不断深入之后，一系列全新的“合作社”在丽江再次兴起，这些合作社主要集中在农业和旅游业，组织和运转和当年的“工合”大同小异；而当年“工合”运动培养的一批优秀企业，也逐步成长为地方经济的重要力量。“工合”作为丽江地方经济发展的一次重要尝试，无疑应当和对其他文化遗产的研究一样，值得每一个关注丽江的人士去关注。
参考文献：
[1]郭大烈，和志武.《纳西族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
[2]和湛.《丽江文化荟萃》[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
【关键词】：丽江；“工合”运动；经济史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由于中日双方实力上的悬殊，大片沿海地区和经济要地先后沦陷。而随着重庆作为陪都的地位确立，身处中国边地的西南地区，此时逐步转变为支撑中国持久抗战的重要战略大后方。丽江的“工合运动”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兴起的，这也是丽江纳西族对全民抗战的一次重要贡献。
早在1938年8月，由埃德加·斯諾和路易·艾黎倡导下的作为重要援华计划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汉口成立，“工合运动”这一概念也在这时逐步确立。1941年受宋庆龄和艾黎所托，俄国人顾彼得几经辗转来到丽江，并创办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云南办事处丽江事务所，指导开展丽江的工合运动。顾彼得之所以选择丽江进行“工合”试验，主要是考虑到一来丽江地处滇西北三省区交界腹地，自古就是茶马古道上重要的贸易枢纽，工商业较为发达。抗战之后更是由于大批内地单位企业内迁的特殊时代背景，出现了经贸上的“繁荣”；二来丽江作为纳西族的主要聚居地，在纳西族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许多独特的文化资源，主要集中在手工业技艺领域，但是过去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这些文化资源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而在“工合”运动开战之前，本地的手工业由于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长期处于低度的发展之中，如何将这里得天独厚的资源转化为支援国家事业，进而发展地方经济的重要推力，这是顾彼得初到丽江推行“工合”运动的初衷。
到达丽江后，顾彼得首先向本地工商业主宣传“工合”运动的性质和参与合作社的意义，然后通过他的各种关系影响，寻找各种融资渠道，从资金信贷上支持“工合”运动的持续发展。1942年4月，几经努力之下，作为丽江“工合”运动初战告捷的标志，丽江黄山街棉毛纺织洗染生产合作社正式成立，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工合”合作社犹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一下子增加到了36家，主要领域涉及铜器、铁器、皮革、饮食、缝纫、陶瓷、土木等手工业领域。在信贷方面，合作社必须招募到七名以上的会员且会员来自不同家庭才有资格向事务所下面的“合作金库”申请贷款，合作社提出贷款申请要由顾彼得亲自审查贷款申请人的偿还能力，并将土地所有证明作为贷款抵押，全部审核通过后合作社便能获得月息三分五厘的低息贷款。由于顾彼得对贷款资格的认真审核，加上合作社因地制宜的经营，之后的“工合”运动发展进程中，大多数合作社都能按期履行还款义务，几乎没有出现呆账、坏账的情况；在偿清债务的同时，盈利的合作社也占了多数。
除了资金上的有效支持，合作社的财富分配制度同样是保证合作社不断发展壮大的有力保证。这些手工业合作社一般都采取社员入股的股份合作形式，经济条件好的会员多以货币入股，其余的便以生产工具、土地等参股。合作社的财富分配采用计件工资制，多劳多得。每年年终以合作社当年的利润为基准实行分红，分红的依据取决于各成员的股权比重；此外，年利润有相当一部分被抽作公积金，主要用于合作社的生产发展周转资金，还会再提出一部分作为社员的社保金。在这样的分配体系之下，集体和个人的利益都受到有效的照顾和保障，反过来，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被充分调动了起来，又为合作社的不断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合作社的组织机构和民主管理同样是合作社的重要发展动力。合作社设有理事会、监事会两大管理机构，委员和财务人员的数量由合作社的规模所决定，所有成员均从社员中选出，而两大机构的主席也从委员中选拔，并要通过社员大会的认可方能当选。理事会的主要职责是规划和决策制定，上至合作社的长远发展规划，下至每一位成员的工资和分红分配，都是理事会的职责所在；监事会则负责监管相关规划和章程的具体执行情况，同时对理事会的委员进行监督。社员大会一般每月或每季度召开一次，主要内容包括对合作社发展状况的总结分析，提出相应的批评和下一步的建议。通过社员大会，不断强化社员的责任感和认同感，更好地调动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合作社的发展始终坚持用人公平、财务公开、分配公正，这些都为合作社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工合”运动的发展除了自身制度建设的保障和外来资金的支持外，人才也是合作社发展的关键因素。合作社在成立之初便重视将生产活动和教学活动进行有机结合，不断发掘和培养人才。1942年，艾黎受中国共产党委托，在陕西凤县双石铺创办了“中国工业协会国际委员会培黎学校”，他本人出任校长。学校广聘中外专家讲学，培养了一大批“工合”事业急需的专门人才。丽江的杨士钊、和集贤、张德惠等人便曾在该校参与进修，学成归来后又为丽江的“工合”运动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工合”运动随着抗战的胜利也完成了自身的历史使命，但是作为开发边疆地方经济的重要试验，“工合”运动的遗存一直影响着丽江的地方经济发展。不论是大搞“人民公社化”的时代，还是市场浪潮风起云涌的“改革开放”时代，丽江的地方经济发展仍能看到当年工合运动的影子。特别是从旅游开发不断深入之后，一系列全新的“合作社”在丽江再次兴起，这些合作社主要集中在农业和旅游业，组织和运转和当年的“工合”大同小异；而当年“工合”运动培养的一批优秀企业，也逐步成长为地方经济的重要力量。“工合”作为丽江地方经济发展的一次重要尝试，无疑应当和对其他文化遗产的研究一样，值得每一个关注丽江的人士去关注。
参考文献：
[1]郭大烈，和志武.《纳西族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
[2]和湛.《丽江文化荟萃》[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