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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过热
2006年第一季度，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7.7%，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9.8%，再度敲响了我国投资过热的警钟。防止“十一五”开局之年出现投资反弹，给“投资热”降温，成为2006年度我国宏观调控的重点。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透露，全国范围内，一季度投资增幅超过35%的省份已达到16个；制造业的30个行业中，投资增幅超过40%的就有16个。
由于近年部分地区和部分行业投资过度，产能过剩的问题日益突出。一份针对重点行业的调查显示，我国的钢铁和电解铝行业存在严重产能过剩，铁合金、焦炭、电石、汽车、铜冶炼行业存在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水泥、电力、煤炭、纺织行业也有潜在产能过剩的问题。
为抑制投资过热苗头，我国明确提出，要严格执行土地规划和计划，控制城市房屋拆迁规模，注重运用土地供给引导和优化投资结构，新上项目必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标准，防止部分行业、地区投资过快增长。同时，我国在2006年一年之内进行了2次银行加息，以期解决银行货币信贷过快增长问题。
6月，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银监会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调控从严控制新开工项目的意见》，并集中出台了水泥、焦化和铁合金3个产能过剩行业的调控政策。
从统计数字上看，7、8两个月投资增长率累计下跌了13个百分点，但恰恰是这两个月甚至到9月中旬，投资品中的建材、钢材、水泥和有色金属价格环比是反弹的，这说明投资增长率并没有真正降下来。
社科院的专家认为，如果货币流动性过剩、国际收支平衡问题不解决，要把固定资产投资降下来就很困难；另外，防止投资反弹可以从调整收入分配政策、积极促进消费入手，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的问题。
房地产国六条
2006年5月1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措施，并针对当前国内房地产市场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六条措施。
“国六条”细则中，新的内容不多，应该说是对2005年颁发的“国八条”精神的一种细化。比如，“国六条”细则中对住房结构的调整量化，不仅规定了政府通过强制性的方式来进行，而且出台了相关的数字，明确了新建住房结构比例。自2006年6月1日起，凡新审批、新开工的商品住房建设，套型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下住房（含经济适用住房）面积所占比重，必须达到开发建设总面积的70%以上。可以说，这种量化了的强制性规则出台肯定会对国内房地产市场产生较大的影响。
“国六条”作为一个稳定房价、调整房地产市场的重要文件，在出台后的几个月里，各部门都随之出台了配合它的细则，这些细则都在某个领域里对房地产行业所带来的问题进行着调整。当大家都还在研究这些细则究竟会给房地产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的同时，一条潜细则出台了，那就是“加大对腐败惩治的力度，肃清与房地产有关的蛀虫”。
在这短短几个月时间中，政府在对房地产行业进行调整的同时，“反腐风暴”席卷了那些与房地产圈保持着某种暧昧关系的权力角落。越来越多与房地产有关的腐败事件败露，使很多手握重权的地方高级官员接二连三落马。调控细则不出半个月，北京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认定，罢免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紧接着，64岁的天津市原政法委副书记、市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被双规。再到被免去职务的原上海市市委书记陈良宇，这些连续爆出的新闻事件，震动了中国房地产界，也发出了一个信号——宏观调控的另一主调是“反腐”。
房地产行业的利润里又隐藏着多少腐败与商业贿赂？众所周知，土地批租是房地产开发的源头，由于土地市场管理中的种种不规范，每年国有土地收益流失至少在百亿元以上；银行资金是房地产企业的血液，建筑成本和楼盘风险却由银行承担，这也是房地产业界公开的秘密。房地产建设只能靠权力、关系等腐败方式来维系，几乎任何一个环节，缺少了足够关系就会功亏一篑，与房地产商合作的权力也从未退出市场。而这些用于维护关系的花销又是出自何处呢？当然是购买房屋的百姓，这些钱都会加到房产的成本内，这也是房价上涨的一个隐性因素。
正是市场上存在着腐败与垄断，致使房价暴涨，最后社会贫富分化逐渐扩大。这些事实都告诉我们，“腐败”正在腐蚀着房地产市场，我们应当及时吸取教训，还市场一个公平的环境。这次中央政府重拳出击，直接“自上而下”地清除与房地产行业关系暧昧的政府高官，“鸡错杀鸡，猴错杀猴”，这表明了本次调整房地产市场的决心。
其实，“国六条”的出台已经透出了“反腐”的信号。以前出台调整房地产的单位都是“七部委”，而2006年则是“九部委”，增加了监察部和统计署两个部门。其实，中央的意图是很明显的。这就是由于国家出台调控政策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非常严重。“重拳打到棉花上”，中央的政令到了地方就是不能执行或是执行过程中大打折扣。而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信息混乱，一些地方不注重房地产市场信息披露，信息不公开、不透明，严重影响房地产行业的发展。
相信有这两个部委的保驾护航，再加上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国六条”及其细则的严格执行，会令今后的房地产市场将很快趋于公平、健康、稳定的发展。
股权分置
股权分置问题是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建立初期，改革不配套和制度设计上的局限所形成的制度性缺陷。股权分置造成上市公司股权被人为地割裂为非流通股和流通股两部分。由于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比例较高，约为三分之二，并且通常处于控股地位，造成“同股不同权”，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容易产生“一股独大”甚至“一股独霸”的现象，使流通股的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
股权分置改革，就是政府将以前不能上市流通的国有股（还包括其他各种形式不能流通的股票）拿到市场上流通。
这场涉及中国7000万股民、1400余家上市公司、131家证券公司、近50家基金公司，以及众多证券服务机构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何况这场改革并非只牵一发，而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大会战。
2005年4月29日，中国证监会宣布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5月9日，证监会推出了三一重工、清华同方、紫江企业和金牛能源这4家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方案；6月20日，第二批42家股权分置改革试点企业名单公布；9月12日，全面股改首批40家上市公司名单公布，拉开了全面股改的序幕。
2006年，中国股权分置改革进入大决战期。
9月14日成为中国股市股权分置改革的一个关键点：公司市值超过4200亿元、占到中国股市总市值近11%的超级大盘蓝筹股“中国石化”进入股权登记日，并于10月10日公布股改方案。
随着“中国石化”股改的完成，目前市场中最难啃的“大市值”公司已基本完成股改。截止到2006年12月底，已有1200多家上市公司进入或者完成了股改程序，公司股改市值占股市总市值比重超过90%。中国股市目前可谓已步入“股权分置改革后”的时代，股市中面临的最大瓶颈问题已基本得到妥善解决。
一年半前，不少人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初对前景表示悲观，沪指也在2005年6月6日击破1000点大关，创出8年间新低。针对这种形势，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当时发出了“开弓没有回头箭”的改革誓言。
一年半后的今天，中国股市可谓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股权分置改革顺利进行并已进入尾声，股市融资功能恢复，全流通的新股已经发行。从股指上看，沪指从1000点附近攀升到2675.47点的新高，大多数投资者在这一年间获利，股市信心明显得到恢复。
随着中国股市步入“股权分置改革后”时代，中国资本市场面临的发展任务依然不轻。随着市场基础制度的变革，市场参与者特别是控股股东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趋向，股票交易市场的运行环境，市场创新发展的环境，以及市场监管环境目前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化。
“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推进，我们的监管模式也必须根据新的情况，及时进行调整和完善。”尚福林说，“今后一个时期，资本市场改革和发展面临着更为紧迫的形势，资本市场将面对更加开放的经济和金融环境，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加强风险防范的任务尤为艰巨。”
银行加息
加息，又是加息！
继2004、2005年两次利息上调后，2006年春、夏，央行又连续进行了两次利息调整。是什么原因使得央行加快了加息的频率，不得不在一年内两次提高银行利率，成为人们心中的疑问。
2006年伊始，央行加大了公开市场的操作力度，以减少外汇流入和流动资金，其中包括在公开市场发行定向央行票据、两次上调准备金率、新股恢复发行，令市场利率不断上升。而不断升高的市场利率增加了央行的成本，央行因此不得不连续两周采用数量型央票招标，将利率控制在2.7961%，低于二级市场。为了顶住国内外加息的压力，央行不得不持续地使用提高存款保证金这一手段，同时还推出了区别存款保证金的政策。
同时，2006年以来的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等问题，成为银行监管部门的一块心病。到5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仍然增加较多。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1～5月，金融机构累计新增人民币贷款高达17834 亿元，不到半年就已经用完了全年指标的70%。之后，央行又先后于7月5日、8月15日两次上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并多次发行中央银行票据。
之所以选择加息，并不是说央行原来的预警对策不对，而是所谓的对策在实施的过程中，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抵抗。房地产贷款新政在房地产商和主管部门的联合反击之下无疾而终，而提高存款保证金的百分点也根本抵不住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冲动。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50%以上的惯性面前，由于提高存款保证金而锁定的区区1500亿根本对于降温不起任何作用，地主政府的短期行为和固定资产投资的长期风险形成的空间，让所谓的经济调控手段黯然失色。
于是，继4月28日加息后仅4个月，央行宣布进行新一轮加息。
8月19日，央行再次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2.25%提高到2.52%；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5.85%提高到6.12%；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也相应调整，长期利率上调幅度大于短期利率上调幅度。
央行人士表明，此次加息的目标并非抑制个人消费金融或打击通货膨胀，而是锁定长期贷款需求，以借贷款资金成本的增加，促使企业及金融机构衡量信贷风险与投资报酬，减少盲目的投资扩张。央行解释加息的动机时指出，本次加息，是为了引导投资和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恰当地衡量风险；维护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协调发展。
从幅度来看，此次加息幅度仅为0.27个百分点，一般认为对资金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有限，相对于目前高速扩张中的内地经济形势，实质影响不大。不过，连同此前已出手的货币政策，其累积效果就很可观。这些措施包括：两次上调贷款基准利率，合计0.54个百分点；两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合计1个百分点，冻结约3000亿元人民币；多次发行央行票据，公开市场操作的力度与频率都扩大等。如今，人行几度加息，除了对市场的直接影响，更在于宣示加大宏观调控的力道，其所引发的心理及预期效果，将是宏观调控能否收效的关键。
尽管一年内两次银行加息，大大超过了老百姓的心理预期，但是经济学家们并不看好这样的加息手段。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李义平教授对这次小幅加息的效果表示不甚乐观，他说，上次的小幅加息被证明是没有效果的，今次的同样幅度加息也不要寄予太大希望。他说，加息效果不仅因为幅度较小，还因为中国现行的投资体制所致，加息对普通老百姓的投资行可能会起到一定的约束力，但对于地方政府，特别是对于那些受政府支持和保护的国有企业，约束力是可想而知的。
李义平认为，在中国这个还没有完全市场化的投资市场，一方面要通过有力的货币政策来控制市场的盲动行为，另一方面，还必须通过超经济的强制手段甚至是政治措施，来规范那些非市场化特别是来自地方政府、垄断企业、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对于这样一个不成熟的市场，任何单项的调控措施都是不能够完全奏效的。
税制改革
作为“十一五”开局年，2006年显然已被赋予了多重意义。从改革的角度看，2006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税制改革年”。
在这一年里，实施了25年之久的“800元个税起征点”成了历史。从元旦那一天起，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了一倍，逾7成工薪收入者不用交纳个税了。
同样是在这一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的精神，农业税在全国范围内被取消，广大农民彻底摆脱持续2600多年的“纳皇粮”历史。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通知，规定自2006年4月1日起，对我国现行消费税的税目、税率及相关政策进行调整。
除此之外，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成为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最关注的议题之一。
税制改革在2006年如此密集的进行，是与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密不可分的。
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经济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如不少企业在重组中面临重重困难，高新技术产业要开拓，中小企业要扶植，东西部地区要协调发展，城乡差距要缩小，社会成员收入悬殊要调节，环境和资源要保护，失业增加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问题要解决，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要建立等等，这都需要税收上的有力配合，而现行税制在上述方面的内在调控机制都有欠缺。现阶段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经济结构的全面调整，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迈进，都要求加强税收这个重要经济杠杆的宏观调控力度，这就需要建立一个与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税收制度。
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飞速发展的国际环境给税收带来诸多要解决的新课题，表现在国家间的经济依赖程度加深，税制的相互影响加剧，跨国公司的发展及其经济活动和资本、人才、科技等生产要素流动日益频繁，有关国际税收分配及其关系处理复杂化凸显等方面；电子商务的发展，更严重地冲击了国际税收原则和各国的税收制度，原有“居民”和“所得来源地”概念，难以界定，税收管辖权划分困难，我国现行税制已很难适应发展中的新情况。
为了尽快解决以上问题，我国2006年税制改革正在分阶段、分税种逐步推进。其中，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首先进行改革，而个人所得税和物业税等税种的改革也将适时推进。
统一企业所得税：合并内、外资企业适用的两套企业所得税法，确定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对现有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清理规范，适当提高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标准，对农业、高科技、环保等予以适当的税收倾斜。建立以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所得税优惠新格局。
完善增值税制度：改革增值税制度，实现增值税转型，将设备投资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在部分行业和地区试点之后，将消费型增值税制向全社会推广。
优化个人所得税：改革现行分类税制，建立支付所得的单位与取得所得的个人双向申报纳税制度，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综合所得的征收项目包括工资薪金所得、生产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财产租赁所得等有较强连续性或经常性的收入，按统一的累进税率实行；继续实施分项征收的项目包括财产转让、特许权使用费、利息、红利、股息等其他所得，仍按比例税率实行），调整税率级距，适度降低最高边际税率水平。
完善消费税：根据经济发展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情况，及时调整征收范围。将对资源环境危害较大的产品纳入征税范围，对税率明显偏高的部分应税品目适当降低税率水平，形成更为合理的税率结构和税负水平。
健全地方税：清理收费，简并税种。进行税费改革，把一部分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转为税收。完善地方税种，择机合并城市房地产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建立统一的物业税，建立以财产税和行为税为主体税种的地方税体系。
改革农业税制：逐步实现城乡税制统一，从制度上保证农民负担不再反弹。
3G博弈
2006年，在中国没有一种牌照的发放像3G牌照这样，在国内引起如此高的社会关注。之所以备受关注，一方面与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移动用户群体有关，另一方面是因为包括有关政府部门、电信运营商、技术开发商和电信设备制造商、与3G有关的跨国公司、公众和媒体等在内，都在积极参与3G博弈。
为了利益最大化，博弈各方早已于两年前开始为3G发牌做准备。然而，众多西方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早已完成了3G牌照的发放，有些甚至已经开始了商业化运营，中国3G牌照的发放仍然是千呼万唤难出来。
3G的全称为3rd Generation，是指第三代数字通信。与前两代相比，第三代数字通信的主要优势是在传输声音和数据的速度上的提升，它能够处理图像、音乐、视频流等多种媒体形式，提供包括网页浏览、电话会议、电子商务等多种信息服务。
3G牌照发放就像一个多方参与的超级博弈，这一博弈主要围绕着以下四个基本问题进行：
一是发放牌照的时机。这是博弈各方最为关心，同时也是一个引发一波又一波讨论热潮的话题。如果不能确定发放牌照的时间表，则后面的问题就无从谈起。
二是发放牌照的数量。从技术角度讲，3G的发牌数量必然受到频谱资源稀缺性的严厉限制。尽管如此，政府的发牌数量依然有较大的选择空间，并面临着多发还是少发的艰难选择。
三是发放牌照的方式。从国际经验看，有两种基本的发牌方式，即投标拍卖方式和“选美”方式。发牌方式的不同，将对频谱资源高度稀缺所产生的巨额租金的分配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
四是牌照发放与3G技术标准的选择。这一问题很大程度上与TD-CDMA标准有关。由于TD-CDMA标准事关中国的国家利益，因此，是否将牌照发放与TD-CDMA标准捆绑和以什么方式捆绑成为牌照发放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目前，世界领先的设备和终端产品制造商，如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以及国内一些供应商都在热切期盼着获得3G牌照，越来越多的国际电信运营商开始涉足3G商用服务，比如美国的AT
2006年第一季度，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7.7%，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9.8%，再度敲响了我国投资过热的警钟。防止“十一五”开局之年出现投资反弹，给“投资热”降温，成为2006年度我国宏观调控的重点。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透露，全国范围内，一季度投资增幅超过35%的省份已达到16个；制造业的30个行业中，投资增幅超过40%的就有16个。
由于近年部分地区和部分行业投资过度，产能过剩的问题日益突出。一份针对重点行业的调查显示，我国的钢铁和电解铝行业存在严重产能过剩，铁合金、焦炭、电石、汽车、铜冶炼行业存在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水泥、电力、煤炭、纺织行业也有潜在产能过剩的问题。
为抑制投资过热苗头，我国明确提出，要严格执行土地规划和计划，控制城市房屋拆迁规模，注重运用土地供给引导和优化投资结构，新上项目必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标准，防止部分行业、地区投资过快增长。同时，我国在2006年一年之内进行了2次银行加息，以期解决银行货币信贷过快增长问题。
6月，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银监会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调控从严控制新开工项目的意见》，并集中出台了水泥、焦化和铁合金3个产能过剩行业的调控政策。
从统计数字上看，7、8两个月投资增长率累计下跌了13个百分点，但恰恰是这两个月甚至到9月中旬，投资品中的建材、钢材、水泥和有色金属价格环比是反弹的，这说明投资增长率并没有真正降下来。
社科院的专家认为，如果货币流动性过剩、国际收支平衡问题不解决，要把固定资产投资降下来就很困难；另外，防止投资反弹可以从调整收入分配政策、积极促进消费入手，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的问题。
房地产国六条
2006年5月1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措施，并针对当前国内房地产市场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六条措施。
“国六条”细则中，新的内容不多，应该说是对2005年颁发的“国八条”精神的一种细化。比如，“国六条”细则中对住房结构的调整量化，不仅规定了政府通过强制性的方式来进行，而且出台了相关的数字，明确了新建住房结构比例。自2006年6月1日起，凡新审批、新开工的商品住房建设，套型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下住房（含经济适用住房）面积所占比重，必须达到开发建设总面积的70%以上。可以说，这种量化了的强制性规则出台肯定会对国内房地产市场产生较大的影响。
“国六条”作为一个稳定房价、调整房地产市场的重要文件，在出台后的几个月里，各部门都随之出台了配合它的细则，这些细则都在某个领域里对房地产行业所带来的问题进行着调整。当大家都还在研究这些细则究竟会给房地产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的同时，一条潜细则出台了，那就是“加大对腐败惩治的力度，肃清与房地产有关的蛀虫”。
在这短短几个月时间中，政府在对房地产行业进行调整的同时，“反腐风暴”席卷了那些与房地产圈保持着某种暧昧关系的权力角落。越来越多与房地产有关的腐败事件败露，使很多手握重权的地方高级官员接二连三落马。调控细则不出半个月，北京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认定，罢免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紧接着，64岁的天津市原政法委副书记、市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被双规。再到被免去职务的原上海市市委书记陈良宇，这些连续爆出的新闻事件，震动了中国房地产界，也发出了一个信号——宏观调控的另一主调是“反腐”。
房地产行业的利润里又隐藏着多少腐败与商业贿赂？众所周知，土地批租是房地产开发的源头，由于土地市场管理中的种种不规范，每年国有土地收益流失至少在百亿元以上；银行资金是房地产企业的血液，建筑成本和楼盘风险却由银行承担，这也是房地产业界公开的秘密。房地产建设只能靠权力、关系等腐败方式来维系，几乎任何一个环节，缺少了足够关系就会功亏一篑，与房地产商合作的权力也从未退出市场。而这些用于维护关系的花销又是出自何处呢？当然是购买房屋的百姓，这些钱都会加到房产的成本内，这也是房价上涨的一个隐性因素。
正是市场上存在着腐败与垄断，致使房价暴涨，最后社会贫富分化逐渐扩大。这些事实都告诉我们，“腐败”正在腐蚀着房地产市场，我们应当及时吸取教训，还市场一个公平的环境。这次中央政府重拳出击，直接“自上而下”地清除与房地产行业关系暧昧的政府高官，“鸡错杀鸡，猴错杀猴”，这表明了本次调整房地产市场的决心。
其实，“国六条”的出台已经透出了“反腐”的信号。以前出台调整房地产的单位都是“七部委”，而2006年则是“九部委”，增加了监察部和统计署两个部门。其实，中央的意图是很明显的。这就是由于国家出台调控政策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非常严重。“重拳打到棉花上”，中央的政令到了地方就是不能执行或是执行过程中大打折扣。而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信息混乱，一些地方不注重房地产市场信息披露，信息不公开、不透明，严重影响房地产行业的发展。
相信有这两个部委的保驾护航，再加上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国六条”及其细则的严格执行，会令今后的房地产市场将很快趋于公平、健康、稳定的发展。
股权分置
股权分置问题是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建立初期，改革不配套和制度设计上的局限所形成的制度性缺陷。股权分置造成上市公司股权被人为地割裂为非流通股和流通股两部分。由于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比例较高，约为三分之二，并且通常处于控股地位，造成“同股不同权”，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容易产生“一股独大”甚至“一股独霸”的现象，使流通股的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
股权分置改革，就是政府将以前不能上市流通的国有股（还包括其他各种形式不能流通的股票）拿到市场上流通。
这场涉及中国7000万股民、1400余家上市公司、131家证券公司、近50家基金公司，以及众多证券服务机构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何况这场改革并非只牵一发，而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大会战。
2005年4月29日，中国证监会宣布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5月9日，证监会推出了三一重工、清华同方、紫江企业和金牛能源这4家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方案；6月20日，第二批42家股权分置改革试点企业名单公布；9月12日，全面股改首批40家上市公司名单公布，拉开了全面股改的序幕。
2006年，中国股权分置改革进入大决战期。
9月14日成为中国股市股权分置改革的一个关键点：公司市值超过4200亿元、占到中国股市总市值近11%的超级大盘蓝筹股“中国石化”进入股权登记日，并于10月10日公布股改方案。
随着“中国石化”股改的完成，目前市场中最难啃的“大市值”公司已基本完成股改。截止到2006年12月底，已有1200多家上市公司进入或者完成了股改程序，公司股改市值占股市总市值比重超过90%。中国股市目前可谓已步入“股权分置改革后”的时代，股市中面临的最大瓶颈问题已基本得到妥善解决。
一年半前，不少人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初对前景表示悲观，沪指也在2005年6月6日击破1000点大关，创出8年间新低。针对这种形势，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当时发出了“开弓没有回头箭”的改革誓言。
一年半后的今天，中国股市可谓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股权分置改革顺利进行并已进入尾声，股市融资功能恢复，全流通的新股已经发行。从股指上看，沪指从1000点附近攀升到2675.47点的新高，大多数投资者在这一年间获利，股市信心明显得到恢复。
随着中国股市步入“股权分置改革后”时代，中国资本市场面临的发展任务依然不轻。随着市场基础制度的变革，市场参与者特别是控股股东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趋向，股票交易市场的运行环境，市场创新发展的环境，以及市场监管环境目前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化。
“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推进，我们的监管模式也必须根据新的情况，及时进行调整和完善。”尚福林说，“今后一个时期，资本市场改革和发展面临着更为紧迫的形势，资本市场将面对更加开放的经济和金融环境，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加强风险防范的任务尤为艰巨。”
银行加息
加息，又是加息！
继2004、2005年两次利息上调后，2006年春、夏，央行又连续进行了两次利息调整。是什么原因使得央行加快了加息的频率，不得不在一年内两次提高银行利率，成为人们心中的疑问。
2006年伊始，央行加大了公开市场的操作力度，以减少外汇流入和流动资金，其中包括在公开市场发行定向央行票据、两次上调准备金率、新股恢复发行，令市场利率不断上升。而不断升高的市场利率增加了央行的成本，央行因此不得不连续两周采用数量型央票招标，将利率控制在2.7961%，低于二级市场。为了顶住国内外加息的压力，央行不得不持续地使用提高存款保证金这一手段，同时还推出了区别存款保证金的政策。
同时，2006年以来的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等问题，成为银行监管部门的一块心病。到5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仍然增加较多。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1～5月，金融机构累计新增人民币贷款高达17834 亿元，不到半年就已经用完了全年指标的70%。之后，央行又先后于7月5日、8月15日两次上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并多次发行中央银行票据。
之所以选择加息，并不是说央行原来的预警对策不对，而是所谓的对策在实施的过程中，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抵抗。房地产贷款新政在房地产商和主管部门的联合反击之下无疾而终，而提高存款保证金的百分点也根本抵不住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冲动。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50%以上的惯性面前，由于提高存款保证金而锁定的区区1500亿根本对于降温不起任何作用，地主政府的短期行为和固定资产投资的长期风险形成的空间，让所谓的经济调控手段黯然失色。
于是，继4月28日加息后仅4个月，央行宣布进行新一轮加息。
8月19日，央行再次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2.25%提高到2.52%；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5.85%提高到6.12%；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也相应调整，长期利率上调幅度大于短期利率上调幅度。
央行人士表明，此次加息的目标并非抑制个人消费金融或打击通货膨胀，而是锁定长期贷款需求，以借贷款资金成本的增加，促使企业及金融机构衡量信贷风险与投资报酬，减少盲目的投资扩张。央行解释加息的动机时指出，本次加息，是为了引导投资和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恰当地衡量风险；维护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协调发展。
从幅度来看，此次加息幅度仅为0.27个百分点，一般认为对资金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有限，相对于目前高速扩张中的内地经济形势，实质影响不大。不过，连同此前已出手的货币政策，其累积效果就很可观。这些措施包括：两次上调贷款基准利率，合计0.54个百分点；两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合计1个百分点，冻结约3000亿元人民币；多次发行央行票据，公开市场操作的力度与频率都扩大等。如今，人行几度加息，除了对市场的直接影响，更在于宣示加大宏观调控的力道，其所引发的心理及预期效果，将是宏观调控能否收效的关键。
尽管一年内两次银行加息，大大超过了老百姓的心理预期，但是经济学家们并不看好这样的加息手段。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李义平教授对这次小幅加息的效果表示不甚乐观，他说，上次的小幅加息被证明是没有效果的，今次的同样幅度加息也不要寄予太大希望。他说，加息效果不仅因为幅度较小，还因为中国现行的投资体制所致，加息对普通老百姓的投资行可能会起到一定的约束力，但对于地方政府，特别是对于那些受政府支持和保护的国有企业，约束力是可想而知的。
李义平认为，在中国这个还没有完全市场化的投资市场，一方面要通过有力的货币政策来控制市场的盲动行为，另一方面，还必须通过超经济的强制手段甚至是政治措施，来规范那些非市场化特别是来自地方政府、垄断企业、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对于这样一个不成熟的市场，任何单项的调控措施都是不能够完全奏效的。
税制改革
作为“十一五”开局年，2006年显然已被赋予了多重意义。从改革的角度看，2006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税制改革年”。
在这一年里，实施了25年之久的“800元个税起征点”成了历史。从元旦那一天起，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了一倍，逾7成工薪收入者不用交纳个税了。
同样是在这一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的精神，农业税在全国范围内被取消，广大农民彻底摆脱持续2600多年的“纳皇粮”历史。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通知，规定自2006年4月1日起，对我国现行消费税的税目、税率及相关政策进行调整。
除此之外，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成为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最关注的议题之一。
税制改革在2006年如此密集的进行，是与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密不可分的。
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经济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如不少企业在重组中面临重重困难，高新技术产业要开拓，中小企业要扶植，东西部地区要协调发展，城乡差距要缩小，社会成员收入悬殊要调节，环境和资源要保护，失业增加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问题要解决，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要建立等等，这都需要税收上的有力配合，而现行税制在上述方面的内在调控机制都有欠缺。现阶段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经济结构的全面调整，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迈进，都要求加强税收这个重要经济杠杆的宏观调控力度，这就需要建立一个与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税收制度。
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飞速发展的国际环境给税收带来诸多要解决的新课题，表现在国家间的经济依赖程度加深，税制的相互影响加剧，跨国公司的发展及其经济活动和资本、人才、科技等生产要素流动日益频繁，有关国际税收分配及其关系处理复杂化凸显等方面；电子商务的发展，更严重地冲击了国际税收原则和各国的税收制度，原有“居民”和“所得来源地”概念，难以界定，税收管辖权划分困难，我国现行税制已很难适应发展中的新情况。
为了尽快解决以上问题，我国2006年税制改革正在分阶段、分税种逐步推进。其中，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首先进行改革，而个人所得税和物业税等税种的改革也将适时推进。
统一企业所得税：合并内、外资企业适用的两套企业所得税法，确定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对现有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清理规范，适当提高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标准，对农业、高科技、环保等予以适当的税收倾斜。建立以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所得税优惠新格局。
完善增值税制度：改革增值税制度，实现增值税转型，将设备投资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在部分行业和地区试点之后，将消费型增值税制向全社会推广。
优化个人所得税：改革现行分类税制，建立支付所得的单位与取得所得的个人双向申报纳税制度，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综合所得的征收项目包括工资薪金所得、生产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财产租赁所得等有较强连续性或经常性的收入，按统一的累进税率实行；继续实施分项征收的项目包括财产转让、特许权使用费、利息、红利、股息等其他所得，仍按比例税率实行），调整税率级距，适度降低最高边际税率水平。
完善消费税：根据经济发展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情况，及时调整征收范围。将对资源环境危害较大的产品纳入征税范围，对税率明显偏高的部分应税品目适当降低税率水平，形成更为合理的税率结构和税负水平。
健全地方税：清理收费，简并税种。进行税费改革，把一部分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转为税收。完善地方税种，择机合并城市房地产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建立统一的物业税，建立以财产税和行为税为主体税种的地方税体系。
改革农业税制：逐步实现城乡税制统一，从制度上保证农民负担不再反弹。
3G博弈
2006年，在中国没有一种牌照的发放像3G牌照这样，在国内引起如此高的社会关注。之所以备受关注，一方面与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移动用户群体有关，另一方面是因为包括有关政府部门、电信运营商、技术开发商和电信设备制造商、与3G有关的跨国公司、公众和媒体等在内，都在积极参与3G博弈。
为了利益最大化，博弈各方早已于两年前开始为3G发牌做准备。然而，众多西方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早已完成了3G牌照的发放，有些甚至已经开始了商业化运营，中国3G牌照的发放仍然是千呼万唤难出来。
3G的全称为3rd Generation，是指第三代数字通信。与前两代相比，第三代数字通信的主要优势是在传输声音和数据的速度上的提升，它能够处理图像、音乐、视频流等多种媒体形式，提供包括网页浏览、电话会议、电子商务等多种信息服务。
3G牌照发放就像一个多方参与的超级博弈，这一博弈主要围绕着以下四个基本问题进行：
一是发放牌照的时机。这是博弈各方最为关心，同时也是一个引发一波又一波讨论热潮的话题。如果不能确定发放牌照的时间表，则后面的问题就无从谈起。
二是发放牌照的数量。从技术角度讲，3G的发牌数量必然受到频谱资源稀缺性的严厉限制。尽管如此，政府的发牌数量依然有较大的选择空间，并面临着多发还是少发的艰难选择。
三是发放牌照的方式。从国际经验看，有两种基本的发牌方式，即投标拍卖方式和“选美”方式。发牌方式的不同，将对频谱资源高度稀缺所产生的巨额租金的分配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
四是牌照发放与3G技术标准的选择。这一问题很大程度上与TD-CDMA标准有关。由于TD-CDMA标准事关中国的国家利益，因此，是否将牌照发放与TD-CDMA标准捆绑和以什么方式捆绑成为牌照发放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目前，世界领先的设备和终端产品制造商，如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以及国内一些供应商都在热切期盼着获得3G牌照，越来越多的国际电信运营商开始涉足3G商用服务，比如美国的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