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这些事情，为当代人提供了一个文本，从中我们读到了一位当代政治领袖如何丧失权威的故事。
　　
　　孤独的瓦希德
　　
　　陷于困境的印度尼西亚总统瓦希德眼前一定经常浮现出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的形象。他或许会觉得，目前他真应当向叶利钦请教。
　　瓦希德与叶利钦1993年的处境是相似的：两者都面对着一个强大的、不妥协的议会，所领导的国家经历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甚至到了解体的边缘，都有一个心怀贰心的副总统，身体都不好。最严重的问题是，政治手段已经失灵，总统已经无法通过这个位置本身所拥有的权威来制裁源源不断的冒犯者，面对议会和副总统的反叛，只有动用军队一途。
　　联想到这里，瓦希德一定会感到十分的孤独，因为，这种类似只是表面上的。面对议会对总统权威的挑战，叶利钦毕竟能够得到军队的支持，他有足够的权力资源可以使用。因为，在民众眼里，他代表了俄罗斯未来的方向，所以他最后成功了。但是瓦希德呢？军队一再向他示威，但他却没有任何办法，而他还是军队总司令呢！他撤掉了内政安全统筹部长的职务，但被撤职的人竟然公开说，总统的决定无效！他暂停警察总长的职务，但是这个总长却召集上百名高级警官宣称，总统的命令是非法的，自己还是总长，被命令接替其职位的人竟然支持被废黜的人！还有那个副总统，在十五国峰会上当总统要他代读演讲稿时，竟然置之不理！
　　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这些事情，为当代人提供了一个文本，从中我们读到了一位当代政治领袖如何丧失权威的故事。一旦这种权威遭遇挑战，遭到蔑视，再大的权力都是一纸空文。
　　这一般是革命时代才能见到的景象。
　　
　　咄咄逼人的对手
　　
　　瓦希德的对手是强大的。在这些反对者中，有议会领袖和处于多数地位的反对党，有军方不接受总统要求实行紧急状态的高级将领，还有副总统梅加瓦蒂。在印度尼西亚政治的上层，结成了一条围堵总统的包围圈。形势对总统不利。
　　那么，那些“沉默的大多数”的态度呢？在这个国家，每当上层打得不可开交时，对抗双方都希望把窗户和门打开，让他们进来参与一下，甚至由他们决定各自的命运。从目前的情况看，“街头”还没有做出决定，形势还没有到最后的时刻。双方都在“运动”他们。瓦希德总统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了对自己民意基础的信心，他说，他到基层访问时，“一排排的人等在街道两旁欢迎他”。反对总统的示威和支持总统的示威都有，而街头的活跃又成了政坛上的角力者相互指责的口实，是把国家引向动乱、分裂的罪证。彼此都用破坏国家的罪名攻击对手，要求停止这种行为，也就是要求对手投降。
　　古罗马作家普鲁塔克说过一句名言：“人民自由的真正破坏者是他们当中施撒恩惠、礼品和利益的那个人”，只须把“那个人”改为“那些人”，普鲁塔克的话就完全适用于印度尼西亚目前的情况，在人民中“施撒恩惠、礼品和利益”是这些上层人士的最后手段，这些动作已经不是罪过了。似乎没有哪一派不愿意在人民中间“施撒恩惠”。
　　瓦希德是1999年10月上台执政的。作为苏哈托政权的批评者，他组建了一个“团结内阁”，制订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包括国家体制，军队，少数民族政策，经济，外交等等。在上述几个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比如，解决了东帝汶问题，建立了联邦架构，暂时压住了分离势力的进攻，对军队也实行了一定的改革。但是，瓦希德的“团结内阁”不久就出现了裂痕。这道裂痕越来越大，以至于到了可以把瓦希德吞没的地步。
　　我认为，瓦希德是一位改革者。执政一年多来，他的政府还算是大刀阔斧的。但是，他的改革得罪了绝大部分政治上层。苏哈托体制解体了，但旧体制的解体并不意味着国家有了新的方向；政治上层建立了新的架构，但是，除了民主的口号，上层并没有形成国家建设的共识，到最后，仍然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仍然是有枪就是草头王。军警系统所谓的中立，实际上是一种参与形式，因为指挥军队是总统的宪法权力，在这个问题上，军队是不应该有自己的价值判断的，它要做的只是服从。军警系统拒绝服从总统，只能说明，瓦希德得罪了他们的上层人物。
　　
　　丧失权威的领导
　　
　　需要考虑的是，为什么瓦希德失去了主要政治势力的支持。
　　转型中的印度尼西亚在其政治的上层，有这样一些权力主体：总统，议会，军队，副总统，地方分离主义。从目前的情况看，他们形成了围堵总统的组合。瓦希德对于这种格局是有明确体认的，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有这样一段对话：
　　问：既然您显然已经失去了军方、政治家和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支持，您想过要辞职吗？
　　答：正如尼克松说的那样，“沉默的大多数”是支持我的。
　　这并不是一个很高明的回答。尼克松并不是一个好的榜样。而且，诉诸于“沉默的大多数”往往不是对政治上失败的默认，就是把斗争从室内引向街头的冒险之举。在这次采访中瓦希德就讲过，“如果他们（指议会）一意孤行，人民将会起义。”仅仅从这些话中人们就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瓦希德是一位弱势总统。
　　1999年10月，瓦希德就任印度尼西亚总统。以他为主席的穆斯林教师联合会并不是第一大党。他之所以成为总统，归功于他是印度尼西亚极少数干净的政治家。苏哈托垄断权力长达32年，他的党汇聚了大量的政治精英，而在长期执政的专业集团党之外，虽然不乏有识之士，但毕竟长期远离政权，缺乏执政经验和足够的人才。苏氏政权的突然倒塌，无疑形成了权力真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瓦希德被选择出来担任领导国家的重任。
　　这是一个需要重建的国家。在经济上，印度尼西亚遭到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金融体系面临崩溃。在政治上，瓦希德政府实际上是一个联合政府，副总统梅加瓦蒂的民主斗争党有更强大的民意基础。旧时期的遗老和新时期的政敌充斥于议会。瓦希德的党不拥有议会多数。整个官僚机构，特别是司法机构腐败横行，对改革没有丝毫兴趣。瓦希德推行的改革面临着众多信奉民族主义、作风官僚的政治反对派的阻挠。瓦希德不得不保持政治上的低调和妥协姿态。而且，瓦希德还面临着清算苏哈托和苏哈托家族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所进行的政治较量一直十分激烈。
　　更具爆炸性的问题是地区分离主义。自东帝汶去年赢得独立以来，亚齐特区和伊里安查亚省的独立运动愈演愈烈。有分离要求的还有：廖省，伊里安省，马鲁古省，苏拉威西省，北苏门答腊省，东爪哇省等。瓦希德处在要求民主解决和军事镇压的夹缝之中。这个问题在瓦希德的政治日程表上，有头等的重要性。
　　如何重新摆正军队的位置是另外一个重大的问题。苏哈托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军政府，军队居于政权的中心位置。苏哈托的倒台意味着这种状况必须改变。但是，作为一个十分特殊的利益集团和最有权势的力量，军队改革也是一项具有爆炸性的工作。瓦希德上台不久，媒体就不断盛传军队政变的消息。就在瓦希德刚刚就任总统的那个月，当时的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在国会听证会上就说了这样的话：“如果政府领袖无法建立健全的政治环境，那么，我们迟早将看到军人主导角色的局面出现，就像巴基斯坦和非洲一些国家的情况一样。”国防部长的这番话当时被解读为军队要政变，军人要回归权力中枢。与军队的关系，一直是这位总统面临的头号难题。他希望清除苏哈托时代的“军政府”色彩，为此军方是有意见的。
　　但是，在目前同议会对抗的危机时刻，他又希望得到军队的支持。总统本人承认，他曾向军方提出实行军管，“但遭到了拒绝”，军方高级将领也证实了这一点。
　　瓦希德自陈，他“捍卫了印度尼西亚领土完整并开始了民主进程”。那么他谋求军管，显然背离了“民主进程”。民主进程，似乎已经无法保证他的领导权。谋求军方的支持，是瓦希德在与对手斗争中犯下的最严重错误，此举只能被其对手利用，而且也显示了在这场政治斗争中，他已经陷于孤立。他已经很难实施领导了。
　　瓦希德总统正在经历的事变是一位领导人如何丧失权威的故事。按照德鲁克的说法，所谓领导人，就是有追随者的人。一旦失去了追随者，领导就不成其为领导。
　　
　　专制政治的后遗症
　　
　　苏哈托政权瓦解后，出现了几个竞争性的政党，他们势均力敌，瓦希德只有与其他党派组成联合政府。他就任伊始组成的所谓“团结内阁”，实际上是个照顾内阁，缺乏基本共识，行政能力有限。在议会中他也受制于其他势力。其次，在持续了几十年的强权造成的废墟上进行国家重建的努力面临着特殊的难题。苏哈托的统治在人民的意识上形成了这样一种印象，一切都要依靠强权，国家的统一、经济的发展、政党的活动都要以强权为后盾，人们之间的关系、地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而当这个无处不在的强权突然丧失尊严后，人们觉得似乎可以自行其事了。民主化在使人们获得了自由的同时，也解放了人们的期望，而政府却不能一下子满足这些相互矛盾的期望，于是期望就变成了失望，人们变得愤怒起来。统治变得困难了。第三，新的民主政权、社会的民主化与强权后遗症形成的综合危机结合，造成这样一种局面，社会、国家现有的机构无法处理呈爆炸性涌现的信息。社会高度复杂化了，而中央信息处理系统却在信息冲击下陷于瘫痪。第四，政治透明度增加了，以前，政治运作被各种屏障遮挡着，人民没有知情权，媒体也处在严格管束之下，而现在，政治反对派变得十分活跃，媒体获得了批评的权力。
　　因此可以认为，印度尼西亚的统治危机是民主转型期的危机。对这种危机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多种问题在同一时间出现从而造成政治机构无法适应而形成的危机。处在这种危机之下的领导人，需要有极高的政治智慧才能不被“火山”吞没。
　　作为一个军事独裁者，苏哈托在他执政的几十年间，一直制造国家恐怖主义。表面上看，分离主义问题在他手里被解决了。然而，恰恰是苏哈托的恐怖主义制造了目前的离散局面。他的政权制造了恐怖，培育了仇恨。
　　苏哈托体制制造民族仇视的一个最典型例子是1998年持续几个月的排华暴行。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苏哈托政权，“他的人”制造了针对华裔的恐怖和混乱。在分析当时的印度尼西亚局势时，我写道：“‘保皇派’的‘成功’是以印度尼西亚国家陷入深渊为代价的。排华暴行，开启了印度尼西亚通向分裂的长期混乱的巴尔干之路。”“印度尼西亚就像一片散落的马铃薯，苏哈托依靠强力才将这些马铃薯装进了一个口袋。……后苏哈托时代兴起的民主化运动，有可能激发这些‘马铃薯’的觉醒，从而使印度尼西亚瓦解为几大碎片。”（《种族暴行：印度尼西亚分裂的开始》，《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8月7日）恐惧、仇恨成为苏哈托体制的内在要素。为恐怖之下的和平和统一这种幻象所迷惑，没有采取措施加深民族间的融合，他的政权没有为民族间和平相处进行体制建设上的努力，结果，国家的统一只有依靠他才有可能。
　　这个判断从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议长阿敏莱那里得到了佐证。他1998年撰文说：“我看到，对这统一国家的分裂威胁，已不是无中生有。在这改革时代，一些省份地区发出的不满声音日益强大，这些地区不安的基本根源是由来已久和长期潜伏的，即不公正地分配利益，许多地区深刻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因为他们的天然资源被中央政府和外资勾结开采，而回馈给地方的那么稀少，少到没有意义。”“这种不公正的掠夺在整个苏哈托时代持续地进行，苏哈托政权周密地策划了心理恐惧和恐惧管理，使我们的一些省份只好闭嘴无言。”因此，那些指责新政府无能而希望出现一个强人来拯救国家的人，是没有看清真正的敌人。国家统一的失败不过是强权体制失败的一个方面而已，在这种体制下，是永远消除不了这个危险的，就像用火救火一样。
　　
　　瓦希德的出路
　　
　　5月30日，印度尼西亚国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议案，要求人民协商会议召开特别大会弹劾总统，投票结果是365票支持，4票反对，39票弃权。这个投票结果意味着，瓦希德总统已经被自己政治上的对手赶进了狭隘的角落，回旋余地逼仄，在这种情况下，他有三种出路，一是“图穷匕现”，宣布实行紧急状态，解散国会；二是妥协，按照反对派提出的条件让度权力，或者辞职，或者只保留总统位置、实权让度给别人；三是任其自然，等待弹劾程序启动。
　　第一个出路当然意味着军队重回政权中枢，因此，要取决于军队愿不愿配合。现在看来，军队不愿这样做，其高级将领一再表示反对实施紧急状态，因为“这是以不民主的手段来破坏民主”，军队高级将领表态说，军队效忠于人民和宪法，而不是某个特定的集团或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总统有仿效叶利钦“炮打国会”的胆略，也不敢冒军队拒绝服从的风险，这个风险是总统所有风险中最大的。因此这个选择与其说是出路，不如说是陷阱。
　　那么，就只有后两者可以选择。从理性角度看，当然，第三个办法是强硬的，如果有足够的自信，并且找到有力的筹码，结果或许是三个办法中最好的，但是，其风险在于，他能否找到有分量的筹码？从目前总统面临的形势看，有两个筹码可以凭依，一个是街头“挺瓦”的群众，他们已经开始显示力量，瓦希德自己就说过，人民是支持他的，如果他对民意有足够的把握，那么，就可以采取斗争到底的态度，通过街头向国会中的上层人物施压。第二个筹码是国家的统一，如果国内一些地区宣布，你弹劾总统我就独立出去，那么，反对派就有可能被震慑而向他让步。现在我们看这个筹码有多大分量：是的，总统有很多支持者，但是，在运动群众方面，反对党未必弱于总统，双方运动群众的结果有可能导致军队的介入，那么，这就又回到了第一个办法上，所以，这个筹码的威力可能反过来毁灭总统；第二个筹码是很重的，但是，不宜由总统自己说出来。然而，瓦希德总统却公开地亮出了这个筹码，他公开讲如果他下台，将有几个地区要独立。这样一来，反对派就抓住了他的把柄，给他带上一顶分裂国家的帽子，梅加瓦蒂领导的斗争派民主党抓住这一点抨击瓦希德发表分裂国家的言论，该党发言人说：“瓦希德恫言一旦他下台国家就会分裂，这是分裂国家的言论；他应该保护全国人民，不是鼓励分裂。”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筹码甚至会被作为一项新罪行而受到弹劾。
　　这样，也就只有选择第二个办法。如果瓦希德没有“秘密武器”，那么，恐怕也只有妥协一条路了。这个办法之所以还有可能，原因是瓦希德仍然是合法的总统，这是他唯一的资源了。
　　
　　民主政治的危机
　　
　　印度尼西亚的乱局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人们很容易得出印度尼西亚的危机“是民主政治的危机”的结论。一个流行的理论说，民主化和国家建设不是同一件事，民主化经常导致国家解体。这个理论还有一个判断，就是在发展中国家，民主是政治精英恩赐给社会的礼物，其前提是，要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家制度，即“政治秩序和政府对领土和人民的有效控制”。（《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3期）
　　根据这个理论，目前印度尼西亚的危机就是由于在缺乏最低限度国家的条件下实行了民主化造成的，因此就是“民主政治的危机”。这其中包含的一个实践结论是：瓦希德应当致力于建设最低限度的国家，不要急于恩赐给社会民主。瓦希德所应当做的，是取消民主，或者往前推一下，印度尼西亚推翻苏哈托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之后实行民主选举也是一个错误。
　　但是，这个理论的错误在于，它假设精英是善良的，是没有个人私利的，他们在建立了最低限度的国家后，会自觉自愿地恩赐给社会民主。
　　印度尼西亚的例子没有证明这个假设。
　　在统治印度尼西亚的30余年里，苏哈托被称做“开发之父”，是慈祥、善良、无私的开明家长。但是，这个政权没有主动地恩赐过民主，也没有证据显示这个政权是无私的，相反，这个政权被普遍称做“裙带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的样本。
　　苏哈托执政的30余年，是否建立了最低限度的国家了呢？根据定义，最低限度的国家是指“政治秩序和政府对领土和人民的有效控制”，那么完全可以认为这种国家已经建立起来了。
　　那么，这种理论应当给出一个标准，即国家建设到什么程度才开始向社会恩赐民主，由谁来决定到了恩赐的时间了，谁来督促统治者采取行动？
　　历史上似乎看不到这样善良，这样自觉的统治者。他们如果确实恩赐过什么，那也是自然规律和民众争取的结果。如果没有民众持久的压力，专制制度的国家建设就没有达到最低限度的那一天，也就没有自我退位、结束统治的那一天。
　　印度尼西亚转型的艰难，没有证明“民主化和国家建设不是同一件事”的理论，相反，印度尼西亚的危机显示，只有把民主化作为国家建设的一项根本内容，只有把国家建设朝着民主化方向推进，才能为最终的转型准备条件，才能顺利完成转型。印度尼西亚目前的困难，不是民主政治的危机，而是苏哈托强权体制向民主体制转型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