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英国哲学家菲莉帕·富特提出了著名的“电车难题”，让失控的电车司机在撞死一名工人和撞死五名工人的两条轨道之间进行选择。实验呈现出一个悖论：撞死一个人而拯救五个人的做法并不比夺走五条人命保全一人更道德。而国产电影《红海行动》则给出了第三种答案：都要救。虽然这看上去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作为凸显英雄主义的主旋律电影，面对营救一名中国女人质和带走一百多名当地人质的艰难抉择面前，队长杨锐决定给出第三种答案：在保证完成任务的前提下，救走全部人质。为此，以寡敌众的蛟龙突击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这种选择很值得，这里说的值得，不仅是从“弘扬国际主义精神”或“彰显中国军人觉悟”的宣传角度来衡量，而是从一部电影主题设定角度来说，体现出对个体生命无国别、无差异的珍惜与尊重，跳出了简单的“恩怨情仇”的窠臼，把影片的主题从单纯描述战争的残酷提升到对生命的珍重和拯救，淡化了民族主义与国家英雄主义色彩，从而起到“以战反战”的效果。这一点上，影片隐约借鉴了《拯救大兵瑞恩》《黑鹰坠落》等美国影片，并在立意上超越了2017年暑期票房冠军《战狼2》。
　　同样是主旋律大片，《红海行动》没有把国旗套在胳膊上穿过交战区的虚构情节，没有把现实中不存在的语句印上护照的臆想，更没有孤胆英雄深入敌穴手刃仇敌的神化，只是扎扎实实地把战舰、枪械以及每一次战斗、战术的细节如实呈现，某些镜头甚至有呈现太过细致的嫌疑，譬如“斩首”“断指”“巴士爆炸”等，过于血腥，不适合儿童观看。据剧中演员“申诉”，导演林超贤对于真实的要求到了苛刻的地步。他不允许演员“表演”，而是通过高强度的训练和艰苦的实景、实战拍摄，让他们“成为”剧中的那个角色。剧组每天的拍摄强度极大，炸点很多，很容易出现意外。演员不但需要反复跌爬滚打，还要集中注意力避免受伤影响拍摄进度，精神因此高度紧张。影片中每个角色的精神状态都是自然而然产生，根本不需要“演”。据说，在一次拍摄中，演员突然眼睁睁地看着一台摄影机在自己面前被炸掉，那一瞬间的惊骇反应被摄入镜头，真是再真实不过了。剧组在摩洛哥拍摄期间正好是当地风沙最大的春季，影片里面的沙尘暴和龙卷风都不是特技，是真的龙卷风，这给拍摄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也是难得的真实环境。除了场景、道具和表演的真实，还有对于人物刻画的真实。在这部同样是从头打到尾的影片中，虽然几乎没有亲情、爱情的映衬，却从细枝末节中折射出人性的真实与动人：海清饰演的女记者夏楠在得知助手遇害后的恸哭，机枪手佟莉在战友张天德临终前喊疼时剥不开一颗糖的颤抖，无不让人联想到生活中似曾相识的酸楚，让普通人产生情感共鸣。有观众在放映结束后小声议论，看《战狼2》时真想把自己代入进去过把瘾，看了这部片子只想世界太太平平。电影人大卫·米歇尔曾说：“有的电影让真实变得虚假，有的电影让虚假成为真实，有的电影亦真亦假。”基于同一个新闻事件的改编，如果说《战狼2》因为过于“主题先行”让真实的“撤侨事件”变得虚假，那么《红海行动》可谓用“细节优先”让真实的事件显得栩栩如生。作为影像化的艺术，唯有细节的真实才能使人相信并受到感染。正像觀众坐在影院中，对银幕上的形象是接受还是抗拒，就在于他对事物真实性的感受和判断。[1]
　　其实，《战狼2》在摄影、剪辑、节奏控制、打斗设计、后期包装制作等技术水平上已经跻身一流作品的行列，但思想观念仍停留在《第一滴血》的认知局限里：主人公以个人英雄主义的暴力单枪匹马取得胜利，赤裸裸地展示了丛林游戏的生存法则。这样的认知水准很容易引起观众的不满：如果对方的拳头比主人公的硬，是不是就可以更有话语权呢？这么浅显的道理在“兰博”这个银幕形象被普遍唾弃之后的今天显得了无新意，甚至有些逆潮流而动了。用清华大学尹鸿教授的话来说，就是“在文化价值观上仍然缺乏国际传播的共同性、共享性”。他指出，“如果影片能够注入更多对生命、对个体的人道主义精神内核，影片中的人物形象就会更丰满，影片的情感力量也会更强烈。更重要的是，只有这样，电影才能不仅是中国的，而且也是世界的，中国电影才能真正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红海行动》能够提供的，恰恰是《战狼2》所缺失的，也正因为如此，一些在《战狼2》上映期间听到某些剧透而没有进入影院的人，成了《红海行动》的观众。虽然《战狼2》创造了国产主旋律电影的票房奇迹，但《红海行动》基于更深沉的精神特质，在国际上的发展空间会更大，因此，它应该也会收获比之前的《战狼2》《湄公河行动》《林海雪原》等成功的商业化主旋律影片更好的国际化口碑和宣传效果。一部电影的成功从来不能单单依赖于影像消费带来的快感，因为这种快感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日常生活中，观众会“吐槽”一部电影像一杯白开水，就是批评这部电影缺乏可供回味的深层意蕴。
　　长期以来，我们的许多影视创作者都深受“命题作文”的困扰，很多人面对成绩不佳也往往用一句“主旋律嘛”来搪塞。但主旋律从来不应该是“不好看”的代名词，通过影视作品做形象宣传、政策推广也并不是我国独有的方式方法，世界各国都有先例。1986年，由英国导演托尼·斯科特执导的《壮志凌云》剧组在美国海军战斗机武器学校所在地米拉马海军航空站实景拍摄。影片的“主角”有两位，一位是饰演麦德林的汤姆·克鲁斯，另一位是美国海军的F-14战斗机。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企业”号也为拍摄临时改变了行程，充当配角。拍摄期间，美国军方五个中队的现役F-14战斗机与八名现役飞行员成为片中“演员”，其中，每架F-14每飞行一小时，烧掉的油费就高达七千美元，摄制组使用了六台摄影机和一架喷气式商务飞机跟随拍摄，还发生了一起机毁人亡的事故。影片上映后，英俊帅气的阿汤哥驾驶着同样帅气的F-14的镜头成为年轻人争相模仿的对象，许多人踊跃参军，其中，报名加入海军的人数暴增了三分之一。有人戏言，《壮志凌云》可能是史上最昂贵的征兵广告。其实，《壮志凌云》的成功应当归功于一位名叫卡尔·霍夫兰的美国实验心理学家，他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用电影实验法证明了传播的劝服效果，促使美国军方从二战时期就开始关注影视形象传播，当时的陆军部长马歇尔将军还邀请好莱坞导演卡普拉拍摄了一系列纪录片，作为新兵训练的教材。此后，好莱坞生产的如《拯救大兵瑞恩》《珍珠港》《中途岛战役》《变形金刚2》等许多大片的背后都可以看到美国军方资助的身影，甚至连《黑鹰坠落》等反战题材的影片也得到了军方的支持。美国人对于这些影片的支持力度之大，非同一般，令人咋舌，仅仅《变形金刚2》中就使用了白沙导弹试验场、斯坦尼斯号航空母舰以及大量战机、战车等军用资源，有人开玩笑说，这些资源足以应对一场小型战争。政府的投入得到了丰厚回报，电影所呈现的官兵形象成为民众了解军队的重要渠道。 　　相比之下，我们的影视工作者在处理主旋律题材时，常犯图解政策的毛病，片子还没拍，创作上已经“知难而退”，自缚手脚。而某些单位也习惯于动辄干涉编剧、导演的艺术创作，不能做到“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两厢消磨，成片往往不尽人意。据报道，在《湄公河行动》和《红海行动》的筹备期间，林超贤导演都曾经与甲方在创作上发生激烈争执，他说只懂拍电影，其他事情不太懂。但恰恰是似乎“不懂事”的他真正把握住了主旋律，接二连三取得了成功，这绝对不是他运气好，而是他抓住了电影的重要属性——艺术性。同样是展示正能量，《红海行动》并不急于烘托个体，而是先把故事设置好，把每个桥段的铺陈和递进都做得比较扎实，虽然牺牲了一点异乎寻常的传奇性，但获得的是“合理性”。《战狼2》中那种雇佣兵无来由地不讲规则并野蛮枪杀自己雇主的桥段在林超贤的《湄公河行动》和《红海行动》里绝不会出现。要明白，现在的观众已经无法接受电影里的反面人物就像一个无知的傻瓜，由于自身的弱智行为，自作自受地自我毁灭，这样就无法让人相信善良会战胜邪恶。[2]如果把主旋律的精神内核比喻成一粒药片，那么艺术性就是药片外面那层糖衣，糖衣做得不好，再好的药也让人难以下咽。我们的老祖宗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就拿国人耳熟能详的四大名著来说，《西游记》里的孙悟空要“三打白骨精”，《水浒传》里的宋江要“三打祝家庄”，《红楼梦》中的刘姥姥要“三进大观园”，《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更是“七擒孟获”，这种叙事完全符合戏剧结构中所谓“一波三折”的技巧。《红海行动》的撤侨、救人、拦截“黄饼”的三段剧情，不但真实合理，而且层层递进，让观众在喜闻乐见的视听享受中获得思想启迪，也接近了电影本来应有的面貌。当代社会要求电影艺术更加直接地展示人们的思考，更加直接地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剖析人的灵魂。于是现代电影中越来越多地采用以人物心理为线索的结构形式，这种进程起始于法国新浪潮的《广岛之恋》《长别离》，发展到伯格曼的《犹在镜中》《冬日之光》《沉默》三部曲及《野草莓》。[3]即便是在《异形》《星际穿越》《铁雨》《看不见的客人》《盗梦空间》《异星觉醒》《前目的地》等纯粹的商业片中，也不乏此类剖析，甚至有的好故事原型就来自于某一种科学成果、社会思想的实验。电影发展到今天，早已跳脱了“梦幻工厂”的樊篱，而成为创作者思想的表达方式，只不过它需要用实实在在看得到的影像艺术来进行一次语言的转换，以便交流，而这种转换，需要扎实的影视技能和认真的创作态度作支撑。无疑，从电影本体语言的表达来看，《红海行动》的表现可以“及格”，虽然在思想层面尚有待提高，但对于一部商业片的要求来说，完成度已经远远超出了“行活儿”的范畴。[4]可以说，学历不高的林超贤导演为国产影片树立了制作质量的新标杆。
　　相形之下，有一些较早占据了国内优质影视资源的所谓科班出身的著名导演，多年来作品乏善可陈，无所作为。他们有人习惯于用电影美学大师的本钱坐吃山空，以绚丽的画面掩饰空洞的内容，以庞大的置景、华彩的服饰掩饰思想的匮乏，既丟失了初出茅庐之时的锐气，也找不到向未来拓展的方向，只是用不同的躯壳来重复消费自身的声誉，煞是可惜;也有人号称自己作品的某些场面模仿是向一些著名国际导演致敬，其实很多是为了模仿而模仿，罔顾这些经典镜头是建立在合理表达的基础之上，承载着丰厚的人文哲思，可谓东施效颦，忘记了电影作为人类艺术结晶的担当和承载。如果说这些“大师”至少还能保持底线，高预算也能保证一定的品质感，那么许多所谓的电影根本就是粗制滥造了。笔者曾经看到一部未能上映的院线电影，大致是表现四个“发小”的“兄弟情”，通篇叙事牵强、逻辑混乱，令人感觉不知所云。几位影评人观后戏称，这位导演还没有达到电影学院一年级导演作业的水平，说他“唯利是图”都是夸奖他了，因为这样的作品根本不可能牟利，只能自娱自乐，为剧组人员提供一次工作机会而已。院线电影尚且如此，遑论“网络大电影”！这样的制作水平，如果去拍主旋律影片，怎么会有真正的精品出现？
　　当然，即便是《红海行动》也并不完美，主要表现在：由于是依据新闻事件改编的故事，编剧发挥余地不大，一定程度上使艺术创作缚住了手脚;解除炮弹引线和子弹狙击的镜头炫技过甚，所谓暴力美学的呈现反而削减了影片的力量;画面里展示的血浆和断臂残肢过多，“割首”等暴力镜头也在无分级情况下引起部分观众不适，这也是很多非科班出身、只靠经验积累的商业片导演的一贯问题;最后一段反角内讧的动机交待得还不够清晰，容易给观众“赢得偶然”的错觉，也削减了影片自始至终贯穿的戏剧张力。但瑕不掩瑜，在当今“小鲜肉”当道的影视业，没有一丝脂粉气的《红海行动》无疑为2018年中国电影平添了一股阳刚振作之气。
　　有人说，2018年是中国国产电影集中发力的一年。继《红海行动》之后，以《我不是药神》为代表的小成本电影四两拨千斤，赢得了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这部电影与其说是赢在制作水准，不如说是赢在艺术对于社会现实的关怀和反映。影片没有特技、没有奇观、更没有精彩的打斗，女主角貌不惊人，男主角中年油腻还有点自私，然而，仅剧中癌症患者的一句“他只是想活下去，有错吗？”便拨动了无数观众的心弦。这部源自北京电影学院学生短片创作的“小电影”，因为揭开了高价药的冰山一角，形成全社会的舆论风潮，进而获得政府层面的关注与跟进，表现出一部优秀电影应有的责任与担当。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近年来被国内观众接受并喜爱的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小萝莉的猴神大叔》《神秘巨星》等作品同样取材于普通人的平凡生活，制作上也并未采用宏大场面、精美特效、酷炫镜头，却以朴素的人间真情和对现实的如实反映而直入人心，令人感慨“我们怎么就拍不出这样的电影”。由此可见，一部优秀电影的“本体”并不是所谓的“包装”，而是“内容”，是艺术性和思想性的综合体现。它无关于投资多寡，而关乎叙事的优劣、境界的高下。总之，无论“主旋律”还是“副旋律”，扎扎实实地讲好故事，抓好制作，回归电影的艺术本体，少一些抱怨，多一些实干，用作品本身而不是靠宣传发行吸引观众，才是最该谱好的“旋律”。
　　注释：
　　[1]王心语：《影视导演基础》，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2]罗伯特·麦基：《故事》，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版，第144页。
　　[3]梁明、李力：《镜头在说话》，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121页。
　　[4]“行活儿”是影视业对于缺乏艺术创造的一般性工作水准的泛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