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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积极介入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叶祖洽一生宦海沉浮，生前坎坷，身后凄凉。他并没有犯下什么滔天恶行，也没有品性上的斑斑劣迹，有的只是因政治立场而带来的毁誉。历史已经对王安石变法有了新的评价，历史也得给叶祖洽一个新的评价。
科举时代，最荣耀的莫过于进士及第、高中状元。福建泰宁共出过两个状元。叶祖洽为北宋熙宁三年（1070年）状元，邹应龙为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状元。一个偏僻小县能出两个状元，算是件不寻常的事。想一想，1300年间，全中国不过出了750个左右的进士科状元；两宋三百年，118科，两科的魁首着落在泰宁。这比例相当高了。
然而，叶祖洽虽然大魁天下，在各种史籍中并不荣报。清乾隆版《泰宁县志》为他作传归入“文苑”，这已经文不对题了，因为他并不以文学知名，更奇怪的是只有57个字。《八闽通志》把他归人“人物”，77字。《宋史》有他的列传，499字。光字数的对比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级别越低的志书越惜墨如金？县志如果资料更匮乏，至少可以全文照录《宋史》吧。
这是因为《宋史》对叶祖洽的评价极坏，修志的同乡“为尊者讳”，隐恶扬善。叶祖洽跟着王安石等人变法，而王安石变法在当时是被否定的，不提也罢。然而，这么一个重要人物不入志，实在说不过去，于是他们想了个变通的办法，在“文苑”里给他一席之地。在《宋史》里，除了王安石外，另外几个变法的重要人物如吕惠卿、曾布、蔡确等，都被归人“奸臣”类，如蔡京、秦桧一列，侥天之幸，叶祖洽还算漏网。
政治斗争激烈，状元差点落第
王安石于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为参知政事，当年就推出他的变法措施，其一是科举制度的改革，废除进士科考试原来所考的诗赋、帖经和墨义，改成考诸经大义和论策。他讨厌那些只会吟诗作赋和死记硬背的读书人，认为只有通过时务策论考试才能得到治国安邦人才。
次年三月放榜，取进士300人，初考官吕惠卿等人定叶祖洽第一、上官均第二、陆佃第三。复考的考官是宋敏求、刘分文，他们列上官均第一。然后考官吴冲卿等人又反过来，按吕惠卿的名单上奏，但是考官苏轼等人反对，于是另编排了一份上官均第一、叶祖洽第二、陆佃第三的名单上报。
考官们意见不一，只好由皇上定夺。神宗令当廷朗读上官均和叶祖洽两人的卷子，然后定叶祖洽第一。以上出自《司马文正公日录》，同时代的大史家司马光的叙述，自然是无疑问的。
然而，当事人苏轼的叙述，又有所不同。17年后，苏轼回忆当时的情景，向哲宗皇帝报告说：“祖洽及第时，臣系编排官，据初考官吕惠卿等定叶祖洽为第三等中，合在甲科，复考官宋敏求等定祖洽为第五等中，合是黜落。臣等具事由闻奏，乞行黜落。”
北宋进士分五等：一、二等称及第，三等称出身，四、五等称同出身。按这种说法，初考官吕惠卿仅列叶祖洽为第三等中，宋敏求则将他列名末等，属于落第，苏轼也曾请求皇上让叶祖洽落第。大约后来吕惠卿又改了主意，极力提携叶祖洽为第一。总之，当时的斗争十分激烈。如果宋敏求、苏轼的意见得逞，叶祖洽不但谈不上中状元，简直就要名落孙山。
无论如何，最后的确是神宗亲自比较了几份试卷，将叶祖洽列为第一。《泰宁县志》所谓：“专投合用事者，吕惠卿擢居第一。”《八闽通志》所谓：“然颇投合用事者，擢第一。”《宋史》所谓：“祖洽所对，专投合用事者，考官宋敏求、苏轼欲黜之，吕惠卿擢为第一。”都不准确。应该说，叶祖洽所对，专投合皇上。所有的考生都试图讨好皇上，“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这没有什么好说的。他们把叶祖洽当成坏人，连这个状元资格都想打个折扣。
人一落井，总会有些石头尾随而至。《泰宁县志》说，“时王氏学方盛行”，指的是王安石要读书人研读他的《三经新义》这事。其实，王安石直到熙宁八年（1075年）才完成《三经新义》，叶祖洽已经中状元5年了，他怎么能够事先讨好一本还未问世的书？这是旧志失察的地方。
在泰宁，还有一种说法，叶祖洽中状元是因为沾了老乡的光。吕惠卿是福建晋江人，王安石是江西人，都是南人，他们专取“南来一路人”。这更说不通。状元之争，只是在葉祖洽和上官均两人之间。上官均是邵武县和平人，泰宁属邵武军，和平与泰宁，只有二十来公里，两人既是同学，又是同乡，所不同的无非政治观点而已。
叶祖洽中状元之所以引起这么大争议，是由于他的作文太大胆了。他说：“祖宗多因循苟简之政。陛下即位，谋而新之。”这话当然会引起雄心勃勃想做一番事业的神宗的共鸣，也讨了王安石、吕惠卿这批改革家的欢心。
苏轼愤愤不平，写了一篇《答进士策》献给神宗。这位笔力雄健的一流大作家，批判叶祖洽这个小人物说：“祖洽诋祖宗以媚时君，而魁多士，何以正风化？”
神宗拿了这篇文章给王安石看，王安石道：“苏轼才气很高，只是学路不正，又不得志，才这么放肆。”他还几次请求贬黜苏轼。
哲宗要搞文字狱，苏轼反而替他说话
事情还没完，状元风波留下了长长的尾声。到了哲宗朝，高太后听政，司马光、吕公著等守旧派上台，排斥变法人士。元祐二年（1087年），叶祖洽由兵部郎中改授礼部郎中时，遇到了麻烦。给享中赵君锡封驳反对，他重新翻出叶祖洽20年前的考卷，说叶祖洽的“祖宗多因循苟简之政”这句话是讥讪宗庙，诽谤朝廷，要从严治罪。
哲宗交苏轼、苏辙和刘分文等人定议。这几人正好是当时最反对叶祖洽中状元的人，尤其是苏轼，之前还上疏指责叶祖洽诋毁祖宗。看架势，哲宗皇帝分明是准备借刀杀人，让叶祖洽的政敌来收拾他。
这年的十月廿一，苏轼等人上奏审读意见，说是找不到诽谤的句子：“臣愚今详君锡所驳，极未为允。臣取祖洽印本试策寻究，即无讥讪之言，不知君锡何以见其讥讪也。”然后，苏轼又表示说：祖宗纪纲法度，理合小有损益，不当谓之因循苟简，便去鼎新，“详此，显是祖洽学术浅暗，议论乖谬。若谓之讥讪宗庙，则亦不可”。 学术浅暗，议论乖谬，都是小事，最要紧的是安然度过危机。叶祖洽自己心里明白，说祖宗法度“苟简”的确过分，授人以柄。宦海浮沉多年，他变得谨慎，不敢痛快承认自己的文字了，上书自辩时，便将考卷上原来的句子“祖宗以来至于今，纪纲法度因循苟简而不举者，诚为不少”偷偷改为“祖宗以来至于今，纪纲制度，比之前古亦有因循未举之处”，语气和缓了许多，关键的“苟简”二字，不再使用。
第二天，苏轼再次上奏，指出“显见祖洽心知‘苟简’主语为不可，故行减落”，的确一针见血。
苏轼是反对变法的，叶祖洽是拥护变法的，两人的政治见解完全不同。难能可贵的是，苏轼就事论事，没有因政治派系敌对而打击报复，落井下石。他早先的观点，的确是认定叶祖洽诋毁宗庙，现在涉及文字狱，他却给叶祖洽定性为“议论乖谬”，后退了一大步，等于救护了叶祖洽。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苏轼的胸怀。不管怎么说，叶祖洽逃过一劫，被外放提点淮西刑狱了事。
叶祖洽对苏轼心存感激，两人关系得到了改善，这可以从一则广泛流传的趣话中看出来。《宋稗类抄》说：章惇（字子厚）当权时，苏轼被贬到广东惠外！，当时去这么遥远的蛮荒瘴疠之地等于送死，不久就纷传苏轼的死讯。过几年，章惇失势，被保守派贬到比惠州更远的雷州。有一天，苏轼突然拜访南昌太守叶祖洽，叶祖洽很惊讶：“人传先生已经仙逝，怎么还来人间游戏？”苏轼笑道：“黄泉路上碰见了章子厚，就回头了。”
得罪谁也不能得罪皇帝
叶祖洽有抱负，勇于任事，可是命运颇为坎坷。他24岁中状元，从一个偏僻小县来到京师，懵头懵脑，刹那间成了举国瞩目的焦点人物，引起保守派和改革派的强烈争议。他不过是一枚被人利用的小棋子，博弈双方，全是当时名流，千年后提起来还是响当当的人物。他被王安石、吕惠卿用来将司马光、苏轼等人的军，便为前者冲锋陷阵，义无反顾。
北宋叶祖洽时代的政坛，分成新党和旧党两派，轮流坐庄。先是熙宁变法，新党得势；然后是元祐更化，旧党复辟；接着绍圣绍述，新党再次登场；再接着建中靖国之政，旧党占了上风；然后又有崇宁党议，新党清算旧党。两派相争，一直闹到北宋灭亡。最后，从历史的角度看，旧党赢得了身后的话语权，史家多以为新党乱政，变法是个错误。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哲宗皇帝亲政，第二年改元绍圣。哲宗并不喜欢高太后的政策，这时完全反过来，继承他父亲神宗的遗志，逐旧党，重用章惇、曾布、蔡京等新党变法，叶祖洽也回到朝廷身居要职。这期间，他做了两件产生相当影响的大事。
其一是请求追贬王珪。
原来，神宗临终时，有人企图策立神宗二弟雍王赵颢或四弟曹王赵頡。章惇与以宰相王珪为首的宰执们一起决议立神宗长子、年仅10岁的延安郡王赵佣（后改名煦，即宋哲宗）为皇太子，由于高太后只是在宰执们定策后才表示赞同，此事后来遂成为新、旧两党互相攻击的借口。旧党攻击新党的蔡确等人曾想立神宗的弟弟为帝，而新党则攻击支持旧党的神宗生母高太后想立她的其他儿子为帝，互相以此诬陷或迫害对方。
黄履和刘拯最早发难，指控王珪在定策立哲宗为皇太子时曾有异论，请求追查此事。接着，给事中叶祖洽上疏说：“当先帝病危时，我正好在朝廷，亲闻士大夫籍籍议论，指责王珪。请求特下有司，以正王珪之罪。”
哲宗担心此事牵扯到祖母高太后，推脱说：“宜仁圣烈（即高太后）是妇人中的尧、舜。关于社稷大计，先皇早有安排，我已经让人起草了诏告，说明这意思。”
叶祖洽不甘心，又上疏说：“如果说我指控王珪证据不足，那么黄履和刘拯的两道奏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希望能够稽合群情，决之独断。”在他的坚持下，死去12年的王珪没有逃过惩罚，“珪遗表恩例并行追夺，所赐宅拘收入官，追贬珪万安军司户参军”。
其二是优恤蔡确遗孤。
蔡确是福建晋江人，阴险冷酷，公认人品极坏，《宋史》将他列于“奸臣传”之首，位在秦桧、蔡京之上。元祐年间，保守党执政，蔡确死在岭南贬所。叶祖洽不知怎么和蔡确相当好，这吋便上疏请求厚加抚恤他的遗孤。
叶祖洽认为，不管蔡确其他方面如何，但是在定策让哲宗登上皇位這一点上，他是有功劳的。当时如果没有章惇和蔡确等人阻止，让王珪的阴谋得逞，哲宗就登不上皇位了。所以他说：“司马光、吕公著寿终正寝，恩礼隆缛；而蔡确受遗命定策有功，却贬死岭外，很不公平。请求优恤其遗孤。”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并追赠蔡确为太师。
总之，叶祖洽深深卷入如此敏感和激烈的政治斗争之中，对自己的仕途生涯很不利。哲宗皇帝对他很反感。林希举荐叶祖洽为人最刚正，皇帝就说：“此人不可大用。”元符二年（1099年），右正言邹浩反对册立刘氏为后被贬，有个叫王回的人携酒去送行。不但王回有了麻烦，被撤职查办，连推荐王回的叶祖洽也因为“举荐失查”被贬到济州任知府。
元符三年（1100年），宋哲宗死，宋徽宗即位，改年号建中靖国，以偏旧党的韩忠彦为左相，偏新党的曾布为右相，试图一碗水端平，结束党争。
曾布是古文大家曾巩的弟弟，和叶祖洽交情非常好，想任命他为吏部侍郎，没想到韩忠彦坚决反对，要调叶祖洽到青州当知府。曾布告诉叶祖洽就待在京城，不要去赴任。不久，韩忠彦失势，被贬出京师，叶祖洽如愿做了吏部尚书（一说侍郎）。
然而好景不长，曾布也倒台了，随后，叶祖洽被降为定州知府。叶祖洽很明白自己为什么不得人心，上殿辞行时，他对宋徽宗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当时蔡确稍失事几，王珪果遂奸谋，则神宗遂失正统，不知今日神器孰归。臣为朝廷宗社明确之功，正珪之罪，劝沮忠邪于千万年，以此报神宗足矣。”
这话的意思是：宋神宗病危时，如果蔡确一不小心，让王珪奸谋得逞，神宗的后代就要失去皇位，还不知道今天是谁的天下呢。我替朝廷宗社昭明蔡确的功劳，考订王珪的罪恶，褒扬忠良和阻遏奸邪于千秋万代。这些，只要能够报答神宗对我的恩情，就心满意足了，个人的得失，根本没去考虑。 可惜，宋徽宗是昏君，他可没有唐太宗的修养，听到如此狂妄的话，生气得很。叶祖洽的政治前途彻底断送了。
《宋史》曰：“徽宗怒其躁妄。降集贤殿修撰、提举冲佑观，自是不复用。久之，知洪州，改亳州，加徽猷阁直学士。政和末，卒。”他晚年在失意中度过，政和七年（1117年）去世，终年71岁，葬于南京雁门。
他给泰宁改了名
叶祖洽对家乡最大的贡献，是请哲宗皇帝给了泰宁今天这个县名。
泰宁原名归化，五代时，由归化镇、归化场，一直到归化县。归化的意思是归顺、服从，多用于文化落后的边远地区。叶祖洽认为“其名不正”，“有负于兹土”。元丰八年（1085年），他在职方司工作，掌管天下图籍，于是请出使闽中的张汝贤反映情况：“张君上其事，朝廷易其名曰‘泰宁’。”泰宁是孔子故里的府号，朝廷转而赏赐给归化做县名。
绍圣三年（1096年），叶祖洽写了篇《诏改泰宁县记》记述此事。该文也是叶祖洽留下的唯一一篇文章，附列于历代泰宁县志之中，故得以保存。文章写得很好，但对家乡的人文之盛，做了过分的吹嘘，今人读了，还有点不好意思。
叶祖洽留下的遗迹很少。他的墨宝，据说有一处保留在安徽潜山山谷流泉摩崖石刻群里。
泰宁县政协文史委编写的《状元叶祖洽》，收集了古籍中几则笔记，多半是谈他中状元的预兆。有些还颇有意思，转引在这里。
叶廷珪《海录碎事》云：邵武郡学庭前有石榴一株，学子们往往观察石榴所结的果实，来推断当年登科的情况，相当灵验。这年，两枚果子高高挂在树梢，又有两枚果实附枝双生。不久，邵武军的叶祖洽与上官均分别夺得状元、榜眼，何与京兄弟则同榜及第。叶祖洽的诗句“已分桂叶争云路，不负榴花结露枝”，指的就是这事。
朱佐《前定录补》曰：邵武人俞翁，善相术，能知未来事。有次叶祖洽与上官均前去拜访。俞翁道：“状元、榜眼何自来？”两人相視而笑。“你们不信吗？”俞翁指着庭竹一束，神秘地说，“可预作此题。”熙宁三年（1070年），廷试突然罢考诗、赋、论，改试策问，叶祖洽得状元，上官均得榜眼。他们这才明白，竹一束指的是“策”字。
还有一个故事有点类似，出自《谒梦录》：“叶祖洽赴省试，梦神以犬肉一片置几上，命食之，又指殿下竹一束示之，莫晓其义。明年作大魁，方悟一片犬肉置几上，乃‘状元’二字……”虽然有这么多预兆，可叶祖洽都是事后才洸然大悟，并没有赚到便宜。
泰宁民间有几则关于叶祖洽瘸腿的故事。其中一则是这样说的：
叶祖洽的祖母杜十三娘死后，地理先生替她在城南郊的老鸦栋找了一块名叫“金锁临头”的风水宝地。这块地的四周尽是石头，只有中间一块比棺材稍大一点的地方是泥土。
叶祖洽的父亲从这个地方挖下去，才挖了一半，就挖出了个乌鸦窝，从里面飞出两只乌鸦来。他连忙扔下锄头去抓乌鸦，结果只抓住了一只，由于用力过猛，还折断了一条腿。下葬的时候，他把这只乌鸦一起葬了进去。
几年后，叶祖洽出生了，一生下来就瘸脚。人们都说，叶阁老就是那只跛脚乌鸦投胎的，是乌鸦精，所以聪明过人，能中状元。又说，如果另一只乌鸦不飞走，叶家会出一文一武两个状元。叶祖洽当了大官后，在老鸦栋的祖坟上竖了块很大的石碑，现在还保存在那里呢。
叶祖洽是泰宁有史以来第一位走向全国的人物。他的榜样作用，激发了泰宁士子的向学之风。日后泰宁文教之发达，实由叶祖洽开启。尽管历史对他做了不公正的评价，在家乡，他始终受到人们的尊重，并引为骄傲。
（摘自《福建乡土》，原标题为《是非叶祖洽》，有删减）
科举时代，最荣耀的莫过于进士及第、高中状元。福建泰宁共出过两个状元。叶祖洽为北宋熙宁三年（1070年）状元，邹应龙为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状元。一个偏僻小县能出两个状元，算是件不寻常的事。想一想，1300年间，全中国不过出了750个左右的进士科状元；两宋三百年，118科，两科的魁首着落在泰宁。这比例相当高了。
然而，叶祖洽虽然大魁天下，在各种史籍中并不荣报。清乾隆版《泰宁县志》为他作传归入“文苑”，这已经文不对题了，因为他并不以文学知名，更奇怪的是只有57个字。《八闽通志》把他归人“人物”，77字。《宋史》有他的列传，499字。光字数的对比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级别越低的志书越惜墨如金？县志如果资料更匮乏，至少可以全文照录《宋史》吧。
这是因为《宋史》对叶祖洽的评价极坏，修志的同乡“为尊者讳”，隐恶扬善。叶祖洽跟着王安石等人变法，而王安石变法在当时是被否定的，不提也罢。然而，这么一个重要人物不入志，实在说不过去，于是他们想了个变通的办法，在“文苑”里给他一席之地。在《宋史》里，除了王安石外，另外几个变法的重要人物如吕惠卿、曾布、蔡确等，都被归人“奸臣”类，如蔡京、秦桧一列，侥天之幸，叶祖洽还算漏网。
政治斗争激烈，状元差点落第
王安石于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为参知政事，当年就推出他的变法措施，其一是科举制度的改革，废除进士科考试原来所考的诗赋、帖经和墨义，改成考诸经大义和论策。他讨厌那些只会吟诗作赋和死记硬背的读书人，认为只有通过时务策论考试才能得到治国安邦人才。
次年三月放榜，取进士300人，初考官吕惠卿等人定叶祖洽第一、上官均第二、陆佃第三。复考的考官是宋敏求、刘分文，他们列上官均第一。然后考官吴冲卿等人又反过来，按吕惠卿的名单上奏，但是考官苏轼等人反对，于是另编排了一份上官均第一、叶祖洽第二、陆佃第三的名单上报。
考官们意见不一，只好由皇上定夺。神宗令当廷朗读上官均和叶祖洽两人的卷子，然后定叶祖洽第一。以上出自《司马文正公日录》，同时代的大史家司马光的叙述，自然是无疑问的。
然而，当事人苏轼的叙述，又有所不同。17年后，苏轼回忆当时的情景，向哲宗皇帝报告说：“祖洽及第时，臣系编排官，据初考官吕惠卿等定叶祖洽为第三等中，合在甲科，复考官宋敏求等定祖洽为第五等中，合是黜落。臣等具事由闻奏，乞行黜落。”
北宋进士分五等：一、二等称及第，三等称出身，四、五等称同出身。按这种说法，初考官吕惠卿仅列叶祖洽为第三等中，宋敏求则将他列名末等，属于落第，苏轼也曾请求皇上让叶祖洽落第。大约后来吕惠卿又改了主意，极力提携叶祖洽为第一。总之，当时的斗争十分激烈。如果宋敏求、苏轼的意见得逞，叶祖洽不但谈不上中状元，简直就要名落孙山。
无论如何，最后的确是神宗亲自比较了几份试卷，将叶祖洽列为第一。《泰宁县志》所谓：“专投合用事者，吕惠卿擢居第一。”《八闽通志》所谓：“然颇投合用事者，擢第一。”《宋史》所谓：“祖洽所对，专投合用事者，考官宋敏求、苏轼欲黜之，吕惠卿擢为第一。”都不准确。应该说，叶祖洽所对，专投合皇上。所有的考生都试图讨好皇上，“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这没有什么好说的。他们把叶祖洽当成坏人，连这个状元资格都想打个折扣。
人一落井，总会有些石头尾随而至。《泰宁县志》说，“时王氏学方盛行”，指的是王安石要读书人研读他的《三经新义》这事。其实，王安石直到熙宁八年（1075年）才完成《三经新义》，叶祖洽已经中状元5年了，他怎么能够事先讨好一本还未问世的书？这是旧志失察的地方。
在泰宁，还有一种说法，叶祖洽中状元是因为沾了老乡的光。吕惠卿是福建晋江人，王安石是江西人，都是南人，他们专取“南来一路人”。这更说不通。状元之争，只是在葉祖洽和上官均两人之间。上官均是邵武县和平人，泰宁属邵武军，和平与泰宁，只有二十来公里，两人既是同学，又是同乡，所不同的无非政治观点而已。
叶祖洽中状元之所以引起这么大争议，是由于他的作文太大胆了。他说：“祖宗多因循苟简之政。陛下即位，谋而新之。”这话当然会引起雄心勃勃想做一番事业的神宗的共鸣，也讨了王安石、吕惠卿这批改革家的欢心。
苏轼愤愤不平，写了一篇《答进士策》献给神宗。这位笔力雄健的一流大作家，批判叶祖洽这个小人物说：“祖洽诋祖宗以媚时君，而魁多士，何以正风化？”
神宗拿了这篇文章给王安石看，王安石道：“苏轼才气很高，只是学路不正，又不得志，才这么放肆。”他还几次请求贬黜苏轼。
哲宗要搞文字狱，苏轼反而替他说话
事情还没完，状元风波留下了长长的尾声。到了哲宗朝，高太后听政，司马光、吕公著等守旧派上台，排斥变法人士。元祐二年（1087年），叶祖洽由兵部郎中改授礼部郎中时，遇到了麻烦。给享中赵君锡封驳反对，他重新翻出叶祖洽20年前的考卷，说叶祖洽的“祖宗多因循苟简之政”这句话是讥讪宗庙，诽谤朝廷，要从严治罪。
哲宗交苏轼、苏辙和刘分文等人定议。这几人正好是当时最反对叶祖洽中状元的人，尤其是苏轼，之前还上疏指责叶祖洽诋毁祖宗。看架势，哲宗皇帝分明是准备借刀杀人，让叶祖洽的政敌来收拾他。
这年的十月廿一，苏轼等人上奏审读意见，说是找不到诽谤的句子：“臣愚今详君锡所驳，极未为允。臣取祖洽印本试策寻究，即无讥讪之言，不知君锡何以见其讥讪也。”然后，苏轼又表示说：祖宗纪纲法度，理合小有损益，不当谓之因循苟简，便去鼎新，“详此，显是祖洽学术浅暗，议论乖谬。若谓之讥讪宗庙，则亦不可”。 学术浅暗，议论乖谬，都是小事，最要紧的是安然度过危机。叶祖洽自己心里明白，说祖宗法度“苟简”的确过分，授人以柄。宦海浮沉多年，他变得谨慎，不敢痛快承认自己的文字了，上书自辩时，便将考卷上原来的句子“祖宗以来至于今，纪纲法度因循苟简而不举者，诚为不少”偷偷改为“祖宗以来至于今，纪纲制度，比之前古亦有因循未举之处”，语气和缓了许多，关键的“苟简”二字，不再使用。
第二天，苏轼再次上奏，指出“显见祖洽心知‘苟简’主语为不可，故行减落”，的确一针见血。
苏轼是反对变法的，叶祖洽是拥护变法的，两人的政治见解完全不同。难能可贵的是，苏轼就事论事，没有因政治派系敌对而打击报复，落井下石。他早先的观点，的确是认定叶祖洽诋毁宗庙，现在涉及文字狱，他却给叶祖洽定性为“议论乖谬”，后退了一大步，等于救护了叶祖洽。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苏轼的胸怀。不管怎么说，叶祖洽逃过一劫，被外放提点淮西刑狱了事。
叶祖洽对苏轼心存感激，两人关系得到了改善，这可以从一则广泛流传的趣话中看出来。《宋稗类抄》说：章惇（字子厚）当权时，苏轼被贬到广东惠外！，当时去这么遥远的蛮荒瘴疠之地等于送死，不久就纷传苏轼的死讯。过几年，章惇失势，被保守派贬到比惠州更远的雷州。有一天，苏轼突然拜访南昌太守叶祖洽，叶祖洽很惊讶：“人传先生已经仙逝，怎么还来人间游戏？”苏轼笑道：“黄泉路上碰见了章子厚，就回头了。”
得罪谁也不能得罪皇帝
叶祖洽有抱负，勇于任事，可是命运颇为坎坷。他24岁中状元，从一个偏僻小县来到京师，懵头懵脑，刹那间成了举国瞩目的焦点人物，引起保守派和改革派的强烈争议。他不过是一枚被人利用的小棋子，博弈双方，全是当时名流，千年后提起来还是响当当的人物。他被王安石、吕惠卿用来将司马光、苏轼等人的军，便为前者冲锋陷阵，义无反顾。
北宋叶祖洽时代的政坛，分成新党和旧党两派，轮流坐庄。先是熙宁变法，新党得势；然后是元祐更化，旧党复辟；接着绍圣绍述，新党再次登场；再接着建中靖国之政，旧党占了上风；然后又有崇宁党议，新党清算旧党。两派相争，一直闹到北宋灭亡。最后，从历史的角度看，旧党赢得了身后的话语权，史家多以为新党乱政，变法是个错误。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哲宗皇帝亲政，第二年改元绍圣。哲宗并不喜欢高太后的政策，这时完全反过来，继承他父亲神宗的遗志，逐旧党，重用章惇、曾布、蔡京等新党变法，叶祖洽也回到朝廷身居要职。这期间，他做了两件产生相当影响的大事。
其一是请求追贬王珪。
原来，神宗临终时，有人企图策立神宗二弟雍王赵颢或四弟曹王赵頡。章惇与以宰相王珪为首的宰执们一起决议立神宗长子、年仅10岁的延安郡王赵佣（后改名煦，即宋哲宗）为皇太子，由于高太后只是在宰执们定策后才表示赞同，此事后来遂成为新、旧两党互相攻击的借口。旧党攻击新党的蔡确等人曾想立神宗的弟弟为帝，而新党则攻击支持旧党的神宗生母高太后想立她的其他儿子为帝，互相以此诬陷或迫害对方。
黄履和刘拯最早发难，指控王珪在定策立哲宗为皇太子时曾有异论，请求追查此事。接着，给事中叶祖洽上疏说：“当先帝病危时，我正好在朝廷，亲闻士大夫籍籍议论，指责王珪。请求特下有司，以正王珪之罪。”
哲宗担心此事牵扯到祖母高太后，推脱说：“宜仁圣烈（即高太后）是妇人中的尧、舜。关于社稷大计，先皇早有安排，我已经让人起草了诏告，说明这意思。”
叶祖洽不甘心，又上疏说：“如果说我指控王珪证据不足，那么黄履和刘拯的两道奏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希望能够稽合群情，决之独断。”在他的坚持下，死去12年的王珪没有逃过惩罚，“珪遗表恩例并行追夺，所赐宅拘收入官，追贬珪万安军司户参军”。
其二是优恤蔡确遗孤。
蔡确是福建晋江人，阴险冷酷，公认人品极坏，《宋史》将他列于“奸臣传”之首，位在秦桧、蔡京之上。元祐年间，保守党执政，蔡确死在岭南贬所。叶祖洽不知怎么和蔡确相当好，这吋便上疏请求厚加抚恤他的遗孤。
叶祖洽认为，不管蔡确其他方面如何，但是在定策让哲宗登上皇位這一点上，他是有功劳的。当时如果没有章惇和蔡确等人阻止，让王珪的阴谋得逞，哲宗就登不上皇位了。所以他说：“司马光、吕公著寿终正寝，恩礼隆缛；而蔡确受遗命定策有功，却贬死岭外，很不公平。请求优恤其遗孤。”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并追赠蔡确为太师。
总之，叶祖洽深深卷入如此敏感和激烈的政治斗争之中，对自己的仕途生涯很不利。哲宗皇帝对他很反感。林希举荐叶祖洽为人最刚正，皇帝就说：“此人不可大用。”元符二年（1099年），右正言邹浩反对册立刘氏为后被贬，有个叫王回的人携酒去送行。不但王回有了麻烦，被撤职查办，连推荐王回的叶祖洽也因为“举荐失查”被贬到济州任知府。
元符三年（1100年），宋哲宗死，宋徽宗即位，改年号建中靖国，以偏旧党的韩忠彦为左相，偏新党的曾布为右相，试图一碗水端平，结束党争。
曾布是古文大家曾巩的弟弟，和叶祖洽交情非常好，想任命他为吏部侍郎，没想到韩忠彦坚决反对，要调叶祖洽到青州当知府。曾布告诉叶祖洽就待在京城，不要去赴任。不久，韩忠彦失势，被贬出京师，叶祖洽如愿做了吏部尚书（一说侍郎）。
然而好景不长，曾布也倒台了，随后，叶祖洽被降为定州知府。叶祖洽很明白自己为什么不得人心，上殿辞行时，他对宋徽宗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当时蔡确稍失事几，王珪果遂奸谋，则神宗遂失正统，不知今日神器孰归。臣为朝廷宗社明确之功，正珪之罪，劝沮忠邪于千万年，以此报神宗足矣。”
这话的意思是：宋神宗病危时，如果蔡确一不小心，让王珪奸谋得逞，神宗的后代就要失去皇位，还不知道今天是谁的天下呢。我替朝廷宗社昭明蔡确的功劳，考订王珪的罪恶，褒扬忠良和阻遏奸邪于千秋万代。这些，只要能够报答神宗对我的恩情，就心满意足了，个人的得失，根本没去考虑。 可惜，宋徽宗是昏君，他可没有唐太宗的修养，听到如此狂妄的话，生气得很。叶祖洽的政治前途彻底断送了。
《宋史》曰：“徽宗怒其躁妄。降集贤殿修撰、提举冲佑观，自是不复用。久之，知洪州，改亳州，加徽猷阁直学士。政和末，卒。”他晚年在失意中度过，政和七年（1117年）去世，终年71岁，葬于南京雁门。
他给泰宁改了名
叶祖洽对家乡最大的贡献，是请哲宗皇帝给了泰宁今天这个县名。
泰宁原名归化，五代时，由归化镇、归化场，一直到归化县。归化的意思是归顺、服从，多用于文化落后的边远地区。叶祖洽认为“其名不正”，“有负于兹土”。元丰八年（1085年），他在职方司工作，掌管天下图籍，于是请出使闽中的张汝贤反映情况：“张君上其事，朝廷易其名曰‘泰宁’。”泰宁是孔子故里的府号，朝廷转而赏赐给归化做县名。
绍圣三年（1096年），叶祖洽写了篇《诏改泰宁县记》记述此事。该文也是叶祖洽留下的唯一一篇文章，附列于历代泰宁县志之中，故得以保存。文章写得很好，但对家乡的人文之盛，做了过分的吹嘘，今人读了，还有点不好意思。
叶祖洽留下的遗迹很少。他的墨宝，据说有一处保留在安徽潜山山谷流泉摩崖石刻群里。
泰宁县政协文史委编写的《状元叶祖洽》，收集了古籍中几则笔记，多半是谈他中状元的预兆。有些还颇有意思，转引在这里。
叶廷珪《海录碎事》云：邵武郡学庭前有石榴一株，学子们往往观察石榴所结的果实，来推断当年登科的情况，相当灵验。这年，两枚果子高高挂在树梢，又有两枚果实附枝双生。不久，邵武军的叶祖洽与上官均分别夺得状元、榜眼，何与京兄弟则同榜及第。叶祖洽的诗句“已分桂叶争云路，不负榴花结露枝”，指的就是这事。
朱佐《前定录补》曰：邵武人俞翁，善相术，能知未来事。有次叶祖洽与上官均前去拜访。俞翁道：“状元、榜眼何自来？”两人相視而笑。“你们不信吗？”俞翁指着庭竹一束，神秘地说，“可预作此题。”熙宁三年（1070年），廷试突然罢考诗、赋、论，改试策问，叶祖洽得状元，上官均得榜眼。他们这才明白，竹一束指的是“策”字。
还有一个故事有点类似，出自《谒梦录》：“叶祖洽赴省试，梦神以犬肉一片置几上，命食之，又指殿下竹一束示之，莫晓其义。明年作大魁，方悟一片犬肉置几上，乃‘状元’二字……”虽然有这么多预兆，可叶祖洽都是事后才洸然大悟，并没有赚到便宜。
泰宁民间有几则关于叶祖洽瘸腿的故事。其中一则是这样说的：
叶祖洽的祖母杜十三娘死后，地理先生替她在城南郊的老鸦栋找了一块名叫“金锁临头”的风水宝地。这块地的四周尽是石头，只有中间一块比棺材稍大一点的地方是泥土。
叶祖洽的父亲从这个地方挖下去，才挖了一半，就挖出了个乌鸦窝，从里面飞出两只乌鸦来。他连忙扔下锄头去抓乌鸦，结果只抓住了一只，由于用力过猛，还折断了一条腿。下葬的时候，他把这只乌鸦一起葬了进去。
几年后，叶祖洽出生了，一生下来就瘸脚。人们都说，叶阁老就是那只跛脚乌鸦投胎的，是乌鸦精，所以聪明过人，能中状元。又说，如果另一只乌鸦不飞走，叶家会出一文一武两个状元。叶祖洽当了大官后，在老鸦栋的祖坟上竖了块很大的石碑，现在还保存在那里呢。
叶祖洽是泰宁有史以来第一位走向全国的人物。他的榜样作用，激发了泰宁士子的向学之风。日后泰宁文教之发达，实由叶祖洽开启。尽管历史对他做了不公正的评价，在家乡，他始终受到人们的尊重，并引为骄傲。
（摘自《福建乡土》，原标题为《是非叶祖洽》，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