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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拂晓,天空黑云密布,微风在入海口的水面上荡起涟漪。在伦敦东面12英里的霍恩彻奇机场,像往日一样,笼罩着白里带黄的晨雾,给机场四周若隐若现的喷火式飞机抹上了一层不祥的色调。高空气球不时把头探进那厚厚的迷雾,那副探头探脑的怪样子似乎是在寻找可能得手的攻击对象,不一会儿又降了下来,像头疲倦了的怪兽。
8点钟左右,我们来到了停机坪。
头天晚上,我们的飞机从疏散点被拖到机库里。所有的专用工具、机油和通用设备都留在机场的那一边。我很担心。我们不久前挨了一顿炸弹,我的飞机重装了一个新舱盖。不幸的是,这个舱盖滑不动,拉不开。由于地勤人员减员,而且又没有工具,我开始担心这舱盖永远也拉不开。如果它拉不开,那么当我需要跳伞的时候,我在急切之间就无法跳离飞机。
乔治·丹霍姆大叔,我们的飞行中队长,奇迹般地找来了3个人,还有一把大锉刀和润滑油,于是钳工班长和我立刻紧张地干了起来。
我们轮流地锉呀,上油呀,最后,舱盖终于开始滑动了,但是慢得让人心焦:10点钟,当浓雾消去,蓝天下红日高照的时候,舱盖还紧紧地卡在滑槽的半腰。10点15分,我一直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喇叭里传来了调度员那冷冰冰的声音:“603中队起飞,在基地上空巡航,起飞后你们将接到进一步的命令!603中队请尽快起飞!”
我按了一下起动机的按钮,发动机立刻轰鸣起来,班长随即后退了几步,食指与中指交叉,作了一个祈祷的手势。
我像往常一样,感到有点恶心,似乎我就要去参加划船比赛。接着我忙着作起飞的准备,什么感觉也没有了。
乔治大叔和第一小队起飞了,卷起了一团烟尘,布赖恩·卡尔伯里望着我,竖起了双手的拇指。我点了点头,操纵杆一拉,最后一次在霍恩彻奇机场起飞了。我驾驶的是布赖恩小队的3号僚机,右边的僚机是斯达伯姆·斯达普里顿。第3小队只有2架飞机,因此,我们中队的总兵力是8架飞机。
我们朝东南方向飞行,一路不断地爬高。我们在12,000英尺左右的高空穿越了云层:我俯身下看,只见云层宛如一层层打好的奶油,在我身下绵延。太阳光很强烈,转身要想见到近旁的飞机也很困难。我心情不安地注视着前方,因为调度员已经向我们发出了警告,至少有50架敌机在高空向我们逼近。
当我们发现敌机时,谁也没有发出叫声,我想,我们大家同时都看到了敌机。他们肯定比我们高500—1000英尺,正像一群蝗虫那样向我们飞来。我记得当时骂了一声便下意识地掉过机头向它们冲去。顷刻之间,我们便冲进了敌阵,各自为战。他们一看见我们,便展开队形,向我们俯冲,此后的10分钟,是一场混战,飞机翻滚,曳光弹乱飞。在我的右侧,一架梅塞施米德式飞机着了火,往地面栽去,接着一架喷火式翻着跟斗,从旁边掠过。
我来回穿梭,打弯,拼命地爬高,整个飞机几乎是垂直地悬在螺旋桨下面了。接着,在我的左下方,我看到了我—直在祈求的情景——一架梅塞施米德飞机正朝背离太阳的方向爬高。我逼了上去,在距他200码的地方,略偏正中地向他射出了2秒钟的连发炮弹:它的机翼被撕开了,飞机冒出了滚滚黑烟,但是它没有栽下去。我当时有点傻,没有拉起机头,而是又补了3秒钟的连发炮弹。红红的火苗窜了起来,它翻了几个跟斗,就不见了。
正在这个时候,我感到一阵猛烈的爆炸声,操纵杆也被震脱了手,整个机身都在颤抖,宛如一头受了伤的牲口。顿时,驾驶舱里烈火熊熊。我本能地伸手去开舱盖,舱盖拉不动。
我扯掉安全带,用力推开了舱盖,但是,这用去了不少时间,因此,当我回到座位上,伸手去握操纵杆,想使飞机翻转成肚皮朝天的飞行姿态的时候,舱内一片火热,我感到自己支持不住了。
我记得当时身上一阵剧痛,心里想,“这下完了!”接着便用两手蒙住双眼。后来我就失去了知觉。
当我苏醒过来的时候,我已经脱离了飞机,正在迅速地下跌。我拉开了我的降落伞,猛地一下减缓了下降的速度。我向下一瞧,发现左腿的裤管被烧掉了,我就要掉到海里,而且离英国海岸很远很远。离水面还有20英尺的时候,我企图解脱我的降落伞,但是没有成功,于是噗地一声落进了水里,而降落伞则在我周围随波起伏。后来人们告诉我,飞机在25,000英尺左右的高空开始翻跟斗,而我在10,000英尺左右的高处掉了出来——不省人事。情况可能确实如此,因为我发现我的头顶有一块很大的伤口,估计是在机舱反复翻滚碰撞造成的。
海水不冷,我很惊喜地发现,我的救生衣使我浮在了水面。我看了一下表,表不在了,我这才注意到我的双手烧成了什么样子:手腕以下,皮肤死白,一片片地悬着,焦肉的气味,让我感到说不出的恶心。
我闭上一只眼睛,看到嘴唇突起,鼓得好似汽车胎。降落伞挽套的边缘,勒得我很是疼痛,看来我的右臂亦被烧伤。我再次努力,试图把降落伞的挽套解脱开,但是,由于双手疼痛难忍,不久就只好作罢。
我仰面躺在水上,再次判断了一下自己的处境:我远离陆地,双手被烧伤,而从太阳晒得我甚疼这一点来看,脸也被烧伤了,岸上的人不太可能看到我降落下来,而船只在我附近驶过的可能性就更小了,我可能得穿着“西路”救生衣漂上4个小时。我开始感到,我自认为脱离了飞机便是死里逃生,恐怕是高兴得太早了。
半个小时后,我的牙齿开始哆嗦打响。为了让牙齿不哆嗦打响,我不停地哼着不成调的曲子,不时地发出呼救声。孤独地漂在北海里高呼救命,身旁相随的只有一只孤单单的海鸥,很少有什么消遣会比这更为无聊,然而它却给我以一种凄凉的满足感,因为我曾经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小说的主人公(从民航班机上掉下来)正是这样做的。这篇小说被退回来了。
此时,海水似乎冷了许多,我吃惊地注意到,太阳已经不见,可我的脸还是火辣辣的。我低头去看手,可是却看不见,于是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双目失明了。
这样看来,我就要死了。我当时就是那样想的——我就要死了,可我不怕。意识到这一点,让我心里一惊。我就这个样子去死,这让我感到惶惶不安,但是面对着死亡我却毫无惧色:我感到的仅仅是一种深深的好奇,并且有一种满足感,因为再过几分钟,我就将知道那恢宏的答案。我认定这应该是几分钟之内的事情。
对于加速我的死亡,我内心没有半点不安,于是我伸手拧去了西路救生衣的气门芯。气一下全跑了,我的头立即淹没在水里。
据从海中死里逃生的人们说,溺水是一种很舒服的死法,我发现并非如此。我在头出水之前喝了许多水,但是并不觉得有什么舒适之处。我想再试一次,结果发现头沉不到水里面去。我被降落伞死死缠住,根本动不了。
此后的10分钟,我用双手拼命去扯弹簧插销上的带子,然而插销卡死了。我仰面朝天地躺着,精疲力尽,随后我大笑起来。这时,我可能有点不太正常,我怀疑我的笑声是否尚属理智。但是,我那自尽的壮举就这样轻易地被挫败了,确实有点滑稽,让人忍俊不禁。
歌德曾经写道,任何人,除非他一生充实,并且完全实现了自我,否则他就无权结束自己的生命。看来我命中注定不该招惹这—位伟人,让他感到不快。
人们常说,人在将死之际,他的整个一生会万花筒般地迅速再现。我当时仅仅隐约地想到中队的返航,我在家的母亲,以及少数几个会想念我的人。除了我的家庭成员外,其他的人我用一个手的手指就数清了。使我感到巨大安慰的,是发现我没有沉湎于狂热的自鄙和向上帝的祈祷。畏惧上帝的人们有句嘲弄人的老话——不信教的人在死到临头之时总是改弦易辙,我很快慰地想到,我的经历证明他们错了。由于我看来得等上好一段时间,因此我开始感到一种可怕的孤独,于是便寻找某种能够转移思想的办法。我想当然地认为,我不久就一定会神志昏迷,于是我便企图加速这一过程:我让我的思想模糊地、毫无目标地漫游,结果我内心体验到某种宁静。但是,当我强使自己去想某个具体事物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神志依然还很清晰。我的思想就这样交替地处于这两种不同的状态,直到我被人救起。我记得宛如在梦中听见有人叫喊,喊声似乎很远很远,与我毫不相关。
接着,热心的臂膀把我拉过了船舷,我的降落伞被解去了(而且如此容易!),一只装着白兰地的酒瓶送到了我肿胀的嘴唇边,一个声音说:“OK,乔,是我们的人,还活着。”于是我得救了。我既不觉得欣慰也不感到气愤,我已经对此无所谓了。
我的得救全亏了“玛格特号”的救生船。海岸上的观察哨看到我落下来,他们整整找了我3个小时。由于找错了方向,他们放弃了进一步寻找的努力,开始返航。可就在这时,他们当中有一个人看见了我的降落伞,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我在水里时全身已经麻木,感觉不到什么疼痛。此时,由于我开始暖和过来,身上疼痛至极,真想大叫一番。那几个同胞很好,尽量使我能舒适一些,他们搭起了一个遮篷,不让太阳晒着我的脸,并打电话请派医生。似乎熬了很久很久,船才到岸,我被抬进了一辆救护车,迅速地送到医院。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很清醒,但是却什么也看不见。在医院里,医生们剪去了我的制服,我把我最亲近家人的必要情况告诉了一位护士,接着,我感到一根针头扎进了我的胳膊,使我痛感渐消。
(责编 李欣)
8点钟左右,我们来到了停机坪。
头天晚上,我们的飞机从疏散点被拖到机库里。所有的专用工具、机油和通用设备都留在机场的那一边。我很担心。我们不久前挨了一顿炸弹,我的飞机重装了一个新舱盖。不幸的是,这个舱盖滑不动,拉不开。由于地勤人员减员,而且又没有工具,我开始担心这舱盖永远也拉不开。如果它拉不开,那么当我需要跳伞的时候,我在急切之间就无法跳离飞机。
乔治·丹霍姆大叔,我们的飞行中队长,奇迹般地找来了3个人,还有一把大锉刀和润滑油,于是钳工班长和我立刻紧张地干了起来。
我们轮流地锉呀,上油呀,最后,舱盖终于开始滑动了,但是慢得让人心焦:10点钟,当浓雾消去,蓝天下红日高照的时候,舱盖还紧紧地卡在滑槽的半腰。10点15分,我一直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喇叭里传来了调度员那冷冰冰的声音:“603中队起飞,在基地上空巡航,起飞后你们将接到进一步的命令!603中队请尽快起飞!”
我按了一下起动机的按钮,发动机立刻轰鸣起来,班长随即后退了几步,食指与中指交叉,作了一个祈祷的手势。
我像往常一样,感到有点恶心,似乎我就要去参加划船比赛。接着我忙着作起飞的准备,什么感觉也没有了。
乔治大叔和第一小队起飞了,卷起了一团烟尘,布赖恩·卡尔伯里望着我,竖起了双手的拇指。我点了点头,操纵杆一拉,最后一次在霍恩彻奇机场起飞了。我驾驶的是布赖恩小队的3号僚机,右边的僚机是斯达伯姆·斯达普里顿。第3小队只有2架飞机,因此,我们中队的总兵力是8架飞机。
我们朝东南方向飞行,一路不断地爬高。我们在12,000英尺左右的高空穿越了云层:我俯身下看,只见云层宛如一层层打好的奶油,在我身下绵延。太阳光很强烈,转身要想见到近旁的飞机也很困难。我心情不安地注视着前方,因为调度员已经向我们发出了警告,至少有50架敌机在高空向我们逼近。
当我们发现敌机时,谁也没有发出叫声,我想,我们大家同时都看到了敌机。他们肯定比我们高500—1000英尺,正像一群蝗虫那样向我们飞来。我记得当时骂了一声便下意识地掉过机头向它们冲去。顷刻之间,我们便冲进了敌阵,各自为战。他们一看见我们,便展开队形,向我们俯冲,此后的10分钟,是一场混战,飞机翻滚,曳光弹乱飞。在我的右侧,一架梅塞施米德式飞机着了火,往地面栽去,接着一架喷火式翻着跟斗,从旁边掠过。
我来回穿梭,打弯,拼命地爬高,整个飞机几乎是垂直地悬在螺旋桨下面了。接着,在我的左下方,我看到了我—直在祈求的情景——一架梅塞施米德飞机正朝背离太阳的方向爬高。我逼了上去,在距他200码的地方,略偏正中地向他射出了2秒钟的连发炮弹:它的机翼被撕开了,飞机冒出了滚滚黑烟,但是它没有栽下去。我当时有点傻,没有拉起机头,而是又补了3秒钟的连发炮弹。红红的火苗窜了起来,它翻了几个跟斗,就不见了。
正在这个时候,我感到一阵猛烈的爆炸声,操纵杆也被震脱了手,整个机身都在颤抖,宛如一头受了伤的牲口。顿时,驾驶舱里烈火熊熊。我本能地伸手去开舱盖,舱盖拉不动。
我扯掉安全带,用力推开了舱盖,但是,这用去了不少时间,因此,当我回到座位上,伸手去握操纵杆,想使飞机翻转成肚皮朝天的飞行姿态的时候,舱内一片火热,我感到自己支持不住了。
我记得当时身上一阵剧痛,心里想,“这下完了!”接着便用两手蒙住双眼。后来我就失去了知觉。
当我苏醒过来的时候,我已经脱离了飞机,正在迅速地下跌。我拉开了我的降落伞,猛地一下减缓了下降的速度。我向下一瞧,发现左腿的裤管被烧掉了,我就要掉到海里,而且离英国海岸很远很远。离水面还有20英尺的时候,我企图解脱我的降落伞,但是没有成功,于是噗地一声落进了水里,而降落伞则在我周围随波起伏。后来人们告诉我,飞机在25,000英尺左右的高空开始翻跟斗,而我在10,000英尺左右的高处掉了出来——不省人事。情况可能确实如此,因为我发现我的头顶有一块很大的伤口,估计是在机舱反复翻滚碰撞造成的。
海水不冷,我很惊喜地发现,我的救生衣使我浮在了水面。我看了一下表,表不在了,我这才注意到我的双手烧成了什么样子:手腕以下,皮肤死白,一片片地悬着,焦肉的气味,让我感到说不出的恶心。
我闭上一只眼睛,看到嘴唇突起,鼓得好似汽车胎。降落伞挽套的边缘,勒得我很是疼痛,看来我的右臂亦被烧伤。我再次努力,试图把降落伞的挽套解脱开,但是,由于双手疼痛难忍,不久就只好作罢。
我仰面躺在水上,再次判断了一下自己的处境:我远离陆地,双手被烧伤,而从太阳晒得我甚疼这一点来看,脸也被烧伤了,岸上的人不太可能看到我降落下来,而船只在我附近驶过的可能性就更小了,我可能得穿着“西路”救生衣漂上4个小时。我开始感到,我自认为脱离了飞机便是死里逃生,恐怕是高兴得太早了。
半个小时后,我的牙齿开始哆嗦打响。为了让牙齿不哆嗦打响,我不停地哼着不成调的曲子,不时地发出呼救声。孤独地漂在北海里高呼救命,身旁相随的只有一只孤单单的海鸥,很少有什么消遣会比这更为无聊,然而它却给我以一种凄凉的满足感,因为我曾经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小说的主人公(从民航班机上掉下来)正是这样做的。这篇小说被退回来了。
此时,海水似乎冷了许多,我吃惊地注意到,太阳已经不见,可我的脸还是火辣辣的。我低头去看手,可是却看不见,于是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双目失明了。
这样看来,我就要死了。我当时就是那样想的——我就要死了,可我不怕。意识到这一点,让我心里一惊。我就这个样子去死,这让我感到惶惶不安,但是面对着死亡我却毫无惧色:我感到的仅仅是一种深深的好奇,并且有一种满足感,因为再过几分钟,我就将知道那恢宏的答案。我认定这应该是几分钟之内的事情。
对于加速我的死亡,我内心没有半点不安,于是我伸手拧去了西路救生衣的气门芯。气一下全跑了,我的头立即淹没在水里。
据从海中死里逃生的人们说,溺水是一种很舒服的死法,我发现并非如此。我在头出水之前喝了许多水,但是并不觉得有什么舒适之处。我想再试一次,结果发现头沉不到水里面去。我被降落伞死死缠住,根本动不了。
此后的10分钟,我用双手拼命去扯弹簧插销上的带子,然而插销卡死了。我仰面朝天地躺着,精疲力尽,随后我大笑起来。这时,我可能有点不太正常,我怀疑我的笑声是否尚属理智。但是,我那自尽的壮举就这样轻易地被挫败了,确实有点滑稽,让人忍俊不禁。
歌德曾经写道,任何人,除非他一生充实,并且完全实现了自我,否则他就无权结束自己的生命。看来我命中注定不该招惹这—位伟人,让他感到不快。
人们常说,人在将死之际,他的整个一生会万花筒般地迅速再现。我当时仅仅隐约地想到中队的返航,我在家的母亲,以及少数几个会想念我的人。除了我的家庭成员外,其他的人我用一个手的手指就数清了。使我感到巨大安慰的,是发现我没有沉湎于狂热的自鄙和向上帝的祈祷。畏惧上帝的人们有句嘲弄人的老话——不信教的人在死到临头之时总是改弦易辙,我很快慰地想到,我的经历证明他们错了。由于我看来得等上好一段时间,因此我开始感到一种可怕的孤独,于是便寻找某种能够转移思想的办法。我想当然地认为,我不久就一定会神志昏迷,于是我便企图加速这一过程:我让我的思想模糊地、毫无目标地漫游,结果我内心体验到某种宁静。但是,当我强使自己去想某个具体事物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神志依然还很清晰。我的思想就这样交替地处于这两种不同的状态,直到我被人救起。我记得宛如在梦中听见有人叫喊,喊声似乎很远很远,与我毫不相关。
接着,热心的臂膀把我拉过了船舷,我的降落伞被解去了(而且如此容易!),一只装着白兰地的酒瓶送到了我肿胀的嘴唇边,一个声音说:“OK,乔,是我们的人,还活着。”于是我得救了。我既不觉得欣慰也不感到气愤,我已经对此无所谓了。
我的得救全亏了“玛格特号”的救生船。海岸上的观察哨看到我落下来,他们整整找了我3个小时。由于找错了方向,他们放弃了进一步寻找的努力,开始返航。可就在这时,他们当中有一个人看见了我的降落伞,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我在水里时全身已经麻木,感觉不到什么疼痛。此时,由于我开始暖和过来,身上疼痛至极,真想大叫一番。那几个同胞很好,尽量使我能舒适一些,他们搭起了一个遮篷,不让太阳晒着我的脸,并打电话请派医生。似乎熬了很久很久,船才到岸,我被抬进了一辆救护车,迅速地送到医院。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很清醒,但是却什么也看不见。在医院里,医生们剪去了我的制服,我把我最亲近家人的必要情况告诉了一位护士,接着,我感到一根针头扎进了我的胳膊,使我痛感渐消。
(责编 李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