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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古城开封的河南大学明伦校区校史馆，安放着一块巨大的牌匾，牌匾上“维护文化”四个金色大字熠熠生辉。此牌匾为复制品，原件在陕西省商南县十里坪镇黑沟村。两块牌匾的空间距离为518公里，时间跨度为67年。它们维系着河南大学和商南县赵川镇之间穿越时空、历久弥坚的校地情谊，在它们背后，更是一段抗日战争时期关于文化守护的感人故事……
跨越62年的追寻
1983年的一天，一通来自远方的电话打进了河南大学（时名河南师范大学），接电话的老师听到了带有浓重方言且略带急迫的声音。简单沟通后得知，电话来自陕西省商南县赵川镇，打电话的是一位胡姓年轻人，他说自己从小就听说河南大学的校长和教授们在赵川镇住过，他对这件事很好奇，想向河南大学的教授们求证一下，还记不记得这件事。这位老师表示：“河南大学没在商南办过学。”年轻人说：“这里有刻着河南大学校长和教授名字的金匾为证。”“那不可能。”这一次遥远的通话就这样结束了。
2006年7月，时任河南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的王学春在陕西省巡讲期间，偶然间遇到了商南县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雷家炳。雷家炳听说王学春来自河南大学，显得格外激动和亲热。他向王学春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信息：“河南大学和我们赵川镇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呢！1945年，当时你们的校长张广舆曾带领院长、教务长、训导长、教授、讲师等五十余人来到我们商南县赵川镇避驻，历时两个月，受到当地乡民的热情接待，得到多方面的关照。尤其在时任乡长党飞武的保护下，得以安全。你们还向这位乡长赠送了题名‘维护文化’的金字牌匾，以志答谢与纪念。”对河南大学校史熟稔于心的王学春听后十分惊讶，忙问详细情况。
原来，雷家炳是1997年4月在赵川镇下乡时，听说了这块牌匾的往事，还特别进行了调查并见到了实物。他动情地向王学春表示：“这块牌匾记载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恶历史，也写下了赵川这深山僻壤之地一段鲜为人知的光荣历史——‘维护文化’！保护过一批国家栋梁，使这个老革命根据地又增添了一道瑰丽的光环啊！”
得到这一重要线索后，王学春激动不已。巡讲结束后，他多方联系存匾人。几经辗转，最后找到了曾在赵川镇任文化干事——当时已任职商南县十里坪镇水文办主任的胡传林。巧合的是，胡传林正是当年那位打电话到河南大学的年轻人。得知河南大学方面主动寻找牌匾，他自然非常激动和热情，答应尽快落实牌匾的下落。
王学春一边继续与商南县保持联系，一边向学校方面汇报了相关情况。时任河南大学党委书记的关爱和认为此事意义重大：若历史事实果真如此，不仅校史得以完善，更是河南大学在抗战的困苦中艰难办学、传播文化、深得民心的历史见证，是对师生进行爱国荣校和传统文化教育的生动素材。学校方面当即指派王学春和多年从事校史研究的时勇（现已去世）两位同志带车赴商南县进行实地调查。
2007年3月27日，王学春、时勇在商南县赵川镇见到了多次通话、素未谋面的胡传林。据胡传林讲，他小时候经常听老人们讲：“别看我们这里穷乡僻壤，抗战时期还住着国立河南大学的好多教授呢。当年很少有人戴眼镜，那年一下来了好几十位戴眼镜的学问人，可把人们稀罕得不得了，后来还用一块大匾刻着他们的名字呢！”时间一年一年过去，“河南大学的校长和教授们在赵川住了好久”这件事总是在胡传林心头萦绕，终于在1983年的一天他忍不住跑到镇邮电所，用当时的手摇式电话，通过一个又一个总机接到了河南大学。于是便有了前述的一幕。
为了迎接来自河南大学的客人，胡传林在赵川已经等待两天。他说牌匾现在存放在黑沟村，离赵川有二十多里地，由于此前的一场特大暴雨，前往黑沟村的公路都冲坏了。四个人头顶烈日，翻山越岭，费尽周折终于在当天下午4点左右赶到了黑沟村。虽然满身疲惫、饥肠辘辘，但是王学春、时勇和司机左师傅一行却精神振奋、激动不已，因为他们代表“河大人”又踏上了这块阔别62年的热土，因为他们终于见到了这块雕刻着抗战岁月中校领导和教师名字的牌匾。四人吃力地从一村民的屋内移出这块巨匾，黑底红色的“维护文化”四个字引人注目，牌匾右方题记：“乙酉仲春，同人避地赵川，赖飞武乡长急公好义，得保安全，谨赠匾额，永作纪念。”举目望去，河南大学厚重的历史依稀显现，当年的烽火硝烟似乎还未散去，老校长、老教授们的名字一个个出现在大家面前……
一段文化守护的往事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同年12月，豫北豫东相继沦陷，河南大学被迫南迁，开始了为时八年的抗战办学之路。学校先后輾转迁徙至信阳鸡公山，南阳镇平，洛阳栾川、嵩县，其中，在嵩县潭头（今栾川县潭头镇）办学长达5年。1944年明，日寇入侵潭头，制造“潭头血案”。河南大学死难师生及家属达16人，失踪25人。教室、实验室被洗劫一空，房屋被焚，图书典籍被付之一炬。历经五年呕心沥血营造的深山学府，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下毁于一旦。学校被迫再次转移到南阳荆紫关，陕西汉中、宝鸡等地，直到抗战胜利才重返开封。
当年接到胡传林电话的那位河南大学的老师也并非不负责任，因为当时有关河南大学校史的图书中，没有任何有关抗战时期河大师生在赵川镇暂住的记载，更没有人听说过有块刻着校长和教授名字的牌匾。即便在最新版的《河南大学校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中，也只出现了一次“商南”二字：
“1945年3月，日寇发动了豫南鄂北战役，河南大学在荆紫关难以存留，决定西迁陕西。学校吸取潭头劫难的教训，先派人赴陕洽商校址，将学校尚存的图书、仪器等物品包装起来运到西安河南会馆暂行存放。随后，师生、眷属经商南，越秦岭，过蓝田，步行800里，于4月中旬抵达西安，住进由原河南大学顾问、时任河南同乡会会长和军事参议院院长张钫捐款兴建的西北中学。”
但在河南大学李秉德教授所撰写的《抗战后期河南大学的两次搬迁》（《河南文史资料》总第57辑，1996年3月）中，却有两段有关河大师生在赵川镇暂住的记录： “在荆紫关落脚不到一年，日军又向豫西南、鄂北地区大举进犯了。河大这次接受在潭头的教训，及早有组织地进行疏散。单身教师和学生很快地取道西坪镇，沿公路奔向西安;带家属的却不敢走这条路，因老弱行动太慢，怕会遇到敌人。学校决定：带家属的教职工都到陕西南境内的赵川集中待命，由秘书党玉峰去赵川为各家做安排。赵川寨里其实只住着一家大户，户主也姓党。党秘书原先虽与户主毫无瓜葛，但他就凭着这同姓的关系，与户主一家拉得非常近乎，好像他们真是一家似的。这户主也很慷慨大方，热情接待各家。他听说河大当时要找新校址，就向党秘书表示，欢迎河大迁到赵川。党秘书婉言谢绝了。
“在赵川住了十来天后，学校派人送信说，河大已在陕西宝鸡选好新校址，要大家离开赵川，前往宝鸡。经过党秘书与户主的周密安排，河大这个家属大队就由党秘书带队，在户主所派的几名家丁带枪护送下，离开赵川，五天后到达龙驹寨（今丹凤县）。这里已走上公路，党秘书的任务完成了，各家可以自己解决行路的问题。从荆紫关到龙驹寨这段路程，骑自行车一天也要不了，但当时我们这个家属大队却翻山越岭，绕道赵川，走了几乎一个月。”
在河南大学陈宁宁教授所著的《抗战烽火中的河南大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一书中，对此段历史也有记载，并且提到了“赠匾”的缘由：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可当时河大确实拿不出什么贵重物品来表达感激之情，大家想到了赠送一块匾额。党秘书请飞武乡长帮忙用银杏木做了一块高1.05米、宽2.28米的大匾，上刻‘维护文化’四个大字，每个字高48厘米、宽34厘米，黑底红字，庄重典雅，意蕴深厚。”
虽然当年胡传林、雷家炳提供的信息不是特别准确，但河大教师、家眷在赵川避难十几天，受到当地乡民的热情接待，并赠送“维护文化”牌匾以志感谢的史实基本清晰，一段文化守护的佳话开始在河大师生校友中广为传颂。
“维护文化”闪耀精神之光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日本以灭亡中国为目的，因此对中国的侵略不仅限于军事占领和经济掠夺，还倾注很大的力量征服中国的文化，妄想从根本上断掉中国文化的根脉，消灭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因此，日本大肆地摧残和破坏我国的文化教育机构，而肩负着文化传承使命的高校尤其成为日军极力破坏的重点。
随着平、津、沪、宁相继沦陷，华北、华东沦入敌掌，多数高校遭到日寇破坏，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抗战烽火中遭到了严重打击。为保存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血脉，大批高校被迫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旷日持久的大迁移，西北达陕甘，西南及云贵川各地。途中交通不便，加上敌人的疯狂扫荡、狂轰滥炸，很多高校一迁再迁，颠沛流离，历经磨难。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维护文化”四个大字，闪耀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之光。
抗战时期局势艰难，办学条件尤为恶劣，但中国高校坚持抗战办学，所到之处播撒了中华文化的种子，传承和弘扬了中华文化精神，使中华文明没有因为战乱而中断，保存了文化血脉，凝聚了民族精神。
在艱难困苦的环境中，在当地父老乡亲的全力支持下，抗战办学中的高校师生坚持兴办教育、创办医疗机构，传播文化知识，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教育救国、文化抗战的壮丽史诗，将民主、科学的种子撒播在当地。如河南大学在洛阳潭头镇抗战办学期间，创办了幼稚园、小学、中学、师范，其中以七七中学最为有名。七七中学如今已更名为河南大学潭头附属中学。该校纪念碑记载着这样一段内容：“七七中学创建于1939年，当年9月18日开学。”特殊的校名和特殊的开学日期，都在提醒着师生们勿忘国耻。
抗战办学高校师生所到之处，受到当地父老乡亲的全力支持和保护。中国最朴实的民众倾尽所有甚至生命守护了中国教育和文化的命脉，感人至深。
“维护文化”，不仅仅代表着河大师生对赵川人民的感谢之情，更代表着抗战中的中国大学对中国人民的最高敬意，代表着炎黄子孙对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敬畏与传承。（资料来源：《光明日报》）
跨越62年的追寻
1983年的一天，一通来自远方的电话打进了河南大学（时名河南师范大学），接电话的老师听到了带有浓重方言且略带急迫的声音。简单沟通后得知，电话来自陕西省商南县赵川镇，打电话的是一位胡姓年轻人，他说自己从小就听说河南大学的校长和教授们在赵川镇住过，他对这件事很好奇，想向河南大学的教授们求证一下，还记不记得这件事。这位老师表示：“河南大学没在商南办过学。”年轻人说：“这里有刻着河南大学校长和教授名字的金匾为证。”“那不可能。”这一次遥远的通话就这样结束了。
2006年7月，时任河南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的王学春在陕西省巡讲期间，偶然间遇到了商南县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雷家炳。雷家炳听说王学春来自河南大学，显得格外激动和亲热。他向王学春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信息：“河南大学和我们赵川镇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呢！1945年，当时你们的校长张广舆曾带领院长、教务长、训导长、教授、讲师等五十余人来到我们商南县赵川镇避驻，历时两个月，受到当地乡民的热情接待，得到多方面的关照。尤其在时任乡长党飞武的保护下，得以安全。你们还向这位乡长赠送了题名‘维护文化’的金字牌匾，以志答谢与纪念。”对河南大学校史熟稔于心的王学春听后十分惊讶，忙问详细情况。
原来，雷家炳是1997年4月在赵川镇下乡时，听说了这块牌匾的往事，还特别进行了调查并见到了实物。他动情地向王学春表示：“这块牌匾记载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恶历史，也写下了赵川这深山僻壤之地一段鲜为人知的光荣历史——‘维护文化’！保护过一批国家栋梁，使这个老革命根据地又增添了一道瑰丽的光环啊！”
得到这一重要线索后，王学春激动不已。巡讲结束后，他多方联系存匾人。几经辗转，最后找到了曾在赵川镇任文化干事——当时已任职商南县十里坪镇水文办主任的胡传林。巧合的是，胡传林正是当年那位打电话到河南大学的年轻人。得知河南大学方面主动寻找牌匾，他自然非常激动和热情，答应尽快落实牌匾的下落。
王学春一边继续与商南县保持联系，一边向学校方面汇报了相关情况。时任河南大学党委书记的关爱和认为此事意义重大：若历史事实果真如此，不仅校史得以完善，更是河南大学在抗战的困苦中艰难办学、传播文化、深得民心的历史见证，是对师生进行爱国荣校和传统文化教育的生动素材。学校方面当即指派王学春和多年从事校史研究的时勇（现已去世）两位同志带车赴商南县进行实地调查。
2007年3月27日，王学春、时勇在商南县赵川镇见到了多次通话、素未谋面的胡传林。据胡传林讲，他小时候经常听老人们讲：“别看我们这里穷乡僻壤，抗战时期还住着国立河南大学的好多教授呢。当年很少有人戴眼镜，那年一下来了好几十位戴眼镜的学问人，可把人们稀罕得不得了，后来还用一块大匾刻着他们的名字呢！”时间一年一年过去，“河南大学的校长和教授们在赵川住了好久”这件事总是在胡传林心头萦绕，终于在1983年的一天他忍不住跑到镇邮电所，用当时的手摇式电话，通过一个又一个总机接到了河南大学。于是便有了前述的一幕。
为了迎接来自河南大学的客人，胡传林在赵川已经等待两天。他说牌匾现在存放在黑沟村，离赵川有二十多里地，由于此前的一场特大暴雨，前往黑沟村的公路都冲坏了。四个人头顶烈日，翻山越岭，费尽周折终于在当天下午4点左右赶到了黑沟村。虽然满身疲惫、饥肠辘辘，但是王学春、时勇和司机左师傅一行却精神振奋、激动不已，因为他们代表“河大人”又踏上了这块阔别62年的热土，因为他们终于见到了这块雕刻着抗战岁月中校领导和教师名字的牌匾。四人吃力地从一村民的屋内移出这块巨匾，黑底红色的“维护文化”四个字引人注目，牌匾右方题记：“乙酉仲春，同人避地赵川，赖飞武乡长急公好义，得保安全，谨赠匾额，永作纪念。”举目望去，河南大学厚重的历史依稀显现，当年的烽火硝烟似乎还未散去，老校长、老教授们的名字一个个出现在大家面前……
一段文化守护的往事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同年12月，豫北豫东相继沦陷，河南大学被迫南迁，开始了为时八年的抗战办学之路。学校先后輾转迁徙至信阳鸡公山，南阳镇平，洛阳栾川、嵩县，其中，在嵩县潭头（今栾川县潭头镇）办学长达5年。1944年明，日寇入侵潭头，制造“潭头血案”。河南大学死难师生及家属达16人，失踪25人。教室、实验室被洗劫一空，房屋被焚，图书典籍被付之一炬。历经五年呕心沥血营造的深山学府，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下毁于一旦。学校被迫再次转移到南阳荆紫关，陕西汉中、宝鸡等地，直到抗战胜利才重返开封。
当年接到胡传林电话的那位河南大学的老师也并非不负责任，因为当时有关河南大学校史的图书中，没有任何有关抗战时期河大师生在赵川镇暂住的记载，更没有人听说过有块刻着校长和教授名字的牌匾。即便在最新版的《河南大学校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中，也只出现了一次“商南”二字：
“1945年3月，日寇发动了豫南鄂北战役，河南大学在荆紫关难以存留，决定西迁陕西。学校吸取潭头劫难的教训，先派人赴陕洽商校址，将学校尚存的图书、仪器等物品包装起来运到西安河南会馆暂行存放。随后，师生、眷属经商南，越秦岭，过蓝田，步行800里，于4月中旬抵达西安，住进由原河南大学顾问、时任河南同乡会会长和军事参议院院长张钫捐款兴建的西北中学。”
但在河南大学李秉德教授所撰写的《抗战后期河南大学的两次搬迁》（《河南文史资料》总第57辑，1996年3月）中，却有两段有关河大师生在赵川镇暂住的记录： “在荆紫关落脚不到一年，日军又向豫西南、鄂北地区大举进犯了。河大这次接受在潭头的教训，及早有组织地进行疏散。单身教师和学生很快地取道西坪镇，沿公路奔向西安;带家属的却不敢走这条路，因老弱行动太慢，怕会遇到敌人。学校决定：带家属的教职工都到陕西南境内的赵川集中待命，由秘书党玉峰去赵川为各家做安排。赵川寨里其实只住着一家大户，户主也姓党。党秘书原先虽与户主毫无瓜葛，但他就凭着这同姓的关系，与户主一家拉得非常近乎，好像他们真是一家似的。这户主也很慷慨大方，热情接待各家。他听说河大当时要找新校址，就向党秘书表示，欢迎河大迁到赵川。党秘书婉言谢绝了。
“在赵川住了十来天后，学校派人送信说，河大已在陕西宝鸡选好新校址，要大家离开赵川，前往宝鸡。经过党秘书与户主的周密安排，河大这个家属大队就由党秘书带队，在户主所派的几名家丁带枪护送下，离开赵川，五天后到达龙驹寨（今丹凤县）。这里已走上公路，党秘书的任务完成了，各家可以自己解决行路的问题。从荆紫关到龙驹寨这段路程，骑自行车一天也要不了，但当时我们这个家属大队却翻山越岭，绕道赵川，走了几乎一个月。”
在河南大学陈宁宁教授所著的《抗战烽火中的河南大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一书中，对此段历史也有记载，并且提到了“赠匾”的缘由：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可当时河大确实拿不出什么贵重物品来表达感激之情，大家想到了赠送一块匾额。党秘书请飞武乡长帮忙用银杏木做了一块高1.05米、宽2.28米的大匾，上刻‘维护文化’四个大字，每个字高48厘米、宽34厘米，黑底红字，庄重典雅，意蕴深厚。”
虽然当年胡传林、雷家炳提供的信息不是特别准确，但河大教师、家眷在赵川避难十几天，受到当地乡民的热情接待，并赠送“维护文化”牌匾以志感谢的史实基本清晰，一段文化守护的佳话开始在河大师生校友中广为传颂。
“维护文化”闪耀精神之光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日本以灭亡中国为目的，因此对中国的侵略不仅限于军事占领和经济掠夺，还倾注很大的力量征服中国的文化，妄想从根本上断掉中国文化的根脉，消灭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因此，日本大肆地摧残和破坏我国的文化教育机构，而肩负着文化传承使命的高校尤其成为日军极力破坏的重点。
随着平、津、沪、宁相继沦陷，华北、华东沦入敌掌，多数高校遭到日寇破坏，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抗战烽火中遭到了严重打击。为保存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血脉，大批高校被迫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旷日持久的大迁移，西北达陕甘，西南及云贵川各地。途中交通不便，加上敌人的疯狂扫荡、狂轰滥炸，很多高校一迁再迁，颠沛流离，历经磨难。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维护文化”四个大字，闪耀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之光。
抗战时期局势艰难，办学条件尤为恶劣，但中国高校坚持抗战办学，所到之处播撒了中华文化的种子，传承和弘扬了中华文化精神，使中华文明没有因为战乱而中断，保存了文化血脉，凝聚了民族精神。
在艱难困苦的环境中，在当地父老乡亲的全力支持下，抗战办学中的高校师生坚持兴办教育、创办医疗机构，传播文化知识，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教育救国、文化抗战的壮丽史诗，将民主、科学的种子撒播在当地。如河南大学在洛阳潭头镇抗战办学期间，创办了幼稚园、小学、中学、师范，其中以七七中学最为有名。七七中学如今已更名为河南大学潭头附属中学。该校纪念碑记载着这样一段内容：“七七中学创建于1939年，当年9月18日开学。”特殊的校名和特殊的开学日期，都在提醒着师生们勿忘国耻。
抗战办学高校师生所到之处，受到当地父老乡亲的全力支持和保护。中国最朴实的民众倾尽所有甚至生命守护了中国教育和文化的命脉，感人至深。
“维护文化”，不仅仅代表着河大师生对赵川人民的感谢之情，更代表着抗战中的中国大学对中国人民的最高敬意，代表着炎黄子孙对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敬畏与传承。（资料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