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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3日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人气，完全是一批刚刚入藏的珍贵古籍旧藏的展示带来的。京城的古籍版本学家、文献学家纷来沓至，为的是一睹北大图书馆新入藏的“大仓文库”善本的风采。
文献学家、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研究馆员罗琳不是第一次见到这些善本了。2013年9月，他曾作为四名专家之一，接受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委托，前往东瀛，对大仓文化财团大仓集古馆所藏中文古籍进行鉴定。此刻，置身于展厅，他面前的展柜中，清代乾隆时期编撰的南巡盛典、存世孤本、文津阁《四库全书》底本静静地铺陈着。“它们价值连城！”罗琳说。
消息自东瀛来
大仓文化财团准备出手大仓集古馆所藏中文古籍的消息，不是空穴来风。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仓文化财团组织了一次规模浩大的日本文物欧洲巡回展。文物展品多为日本民间收藏，这些文物为出展聚集，展后又散藏民间。一次日本文物的风云际会，遂使大仓文化财团动了将这些散在民间的文物集中收藏的念头，可巨额资金去哪筹呢？
这时，大仓的当家人想到了已经在大仓集古馆中待了近百年的“大仓文库”。
这是怎样的一批书呢？
追溯“大仓文库”缘起，绕不开的是我国著名藏书家、“诵芬室”主人董康与其的瓜葛。1914-17年间，旅日的董康因急需资金，将所藏典籍分批售予其日本友人大仓文化财团创始人大仓喜八郎。对于董康的藏书，文献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白化文这样评价：“清末民初至解放前后为传统的藏书家回光返照之时。北方可以李盛铎、傅增湘、周叔弢为代表，南方可以邓邦述、陶湘、莫伯骥为代表。董康厕身其间，难以望其项背。且其藏书及身而散。查董康藏书注重宋元明清戏曲小说，其收书重点在此而不在其他。今所见书目所载，一部分乃其书房常备常用之书。另一部分，则是董康笔走偏锋，不与某些有钱有势的大藏书家争抢传统的宝贵藏品，如“四经四史”之类，而是转向当时市面上售价不高的品种，例如明清活字本、套印本，还有一些宋元二流名家的别集。”白先生还补充说：“董康旧藏中有一批日本人印的中国古籍。”
得了董康这批藏书，大仓文化财团继续搜储，收藏渐成规模。“大仓藏书”实际由三部分藏书组成，核心是董康藏书，再辅之部分流转到日本的中国古代典籍、日本本土翻刻的中国古代典籍及部分与中国相关的日文书。
揭起“大仓文库”的盖头
北大动心购藏“大仓文库”之后，曾专邀白化文先生赴日，进入大仓集古馆看书。在集古馆辛勤翻阅了五六天后，白化文先生写下《大仓观书记》。数千文字，展现了一位文献学家的眼光与评判——
《太平广记》，明代隆庆年间木活字本，500卷，分装为线装80册，8函。按：北大图书馆有此书；国家图书馆亦有，但现在台湾。据20世纪30年代著《宋四大书考》的郭伯恭说，乃后印邋遢本；北大图书馆的书也有此现象，证明也是后印本。大仓本较好，显现出刷印靠前。
《礼书》，元代至正年间扬州路儒学刻本，150卷，分装为线装4函32册。大仓藏本显示出经后代递修情况。同书，国内北大图书馆等数家机构均有藏本。但大仓藏本有“道光九年二月十四日赐南书房翰林程恩泽”记录，并盖有椭圆形“赐书”印及程恩泽印章。大仓藏本以此增重。
《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分装32册，明代刻本。北大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等均有藏本。
《闽中考》，明代陈鸣鹤撰，一卷，一册。明代抄本。四库底本。此书为福建地区小型方志，罕见！
《南巡盛典》，42册，2夹板。文津阁四库全书本，抄本。
《纂图互注六子》，元代刊本，线装，分装16册，半叶12行，行26-27字不等。有相当多的俗字，此点特色鲜明。六子为：老子，庄子，列子，荀子，杨子，文子。似此“六子”合刻者少见。有清代著名藏书家钱曾、汪士钟藏书印。
《列子冲虚真经》，大仓藏本为明代闵齐伋刻“三子合刊”套印本。所知，国内仅天一阁有此本。珍贵！
《六壬》，大仓藏本为清代抄本，一帙四册。有乾隆御览印，内府底本。以此增重。北大图书馆亦有一本，但非御览本。
《马石田文集》，元代马祖常（1279-1338）之诗文集。其诗文集十五卷，附录一卷，至元五年（1339）扬州路儒学刻本。品相颇佳。国家图书馆有元刊与明刊弘治六年（1493）配本，亦有单一之弘治本。
《宋书》，一百卷。宋眉山刻本；明代递修本，有相当数量补版，有“弘治四年”“嘉靖八年”“嘉靖九年”等补版标志，刻于版心。国内此书藏家颇多。
《通鉴纪事本末》，宋宝祐五年（1257）年初刻，递修，有洒金红色宣纸内衬，典型清代广东装帧。书内有相当数量的粘附纸条校字。其字体与董康书法不类，估计为清代藏家所为。据书目，国内藏者约有11家。
《国语》，宋刊本，递修本，有配补页。清代大学问家孙星衍（渊如，1753-1818）手校本。珍贵。
《徐公文集》，三十卷。别集，宋徐铉（917-993）撰。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明州公库印本。经理其事者为徐氏后代徐琛。1919年，著名藏书家与刻书家徐乃昌（1868-1935）积学斋影印此本。所知，现国内未见有原宋版书著录收藏。珍贵！
《汉集举正》，韩愈文集，宋代方崧卿注。宋刊本。国内著录仅见影宋抄本。《革除编年》，抄本，四册。“革除”为明建文一朝之隐语，实为建文帝编年。国内著录者仅见国家图书馆存另一抄本。所见海内外著录者止此二本，物以稀为贵！
《中兴御侮录》，明代至清初间抄本，四库呈进本，有呈进签条并盖章。一般说，国内若出现此类“四库呈进”书籍，大图书馆必收无疑。北大图书馆原有一种二册清代抄本。船多不碍江！
《采石瓜洲毙亮记》，宋代蹇驹撰。亦四库呈进本。估计为明末清初钞本。北大图书馆原有清抄本两种。亦是船多不碍江！ 《唐僧弘秀集》，宋代李龏辑。专门性总集。收唐僧52人之诗歌500首。明刊本，十卷。北大图书馆存宋刻残本八卷。国内如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亦有。但大仓此书为四库呈进本。
《栾城集》，宋苏辙撰。存线装二帙十四册，明代吴郡刻本。四库呈进本。北大图书馆有藏。国家图书馆等二十馀馆有藏。大仓藏本全仗“呈进”增重。
《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宋代魏了翁（1178-1237）撰。其文集至淳祐十一年（1251）始有苏州刻本，由其二子据遗稿刻成。后又有温阳刻本，皆百卷，皆不传。宋本今传者为开庆元年（1259）成都刻本，增补成一百一十卷，今存本缺十八卷，现存各卷亦间有缺叶。今藏国家图书馆。明代有刻本、铜活字本各一种。铜活字本为锡山安国刊印，有嘉靖元年、二年（1523-1524）诸家序。国内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天一阁均有存。日本则静嘉堂文库、大仓文库各有一部。大仓本品相好，金镶玉装，分装32册。《四部丛刊·初编》中，用宋本影印，补以安国铜活字本。
《溪堂集》，宋代谢逸（1068-1112）撰。大仓藏本三册，抄本，鲍廷博抄自《四库全书》本。国内，现存较早者有《永乐大典》本，国家图书馆有之。上海图书馆存另一本。
《谢幼槃文集》，宋代谢薖（1074-1116）撰。国内上海博物馆藏有宋刻本，1935年，《续古逸丛书》曾据以影印。国内尚有抄本十一种。
《道园学古录》，元代虞集之诗文集。明代印本。国内明清刻印本尚存多种。
《桂隐诗文集》，元代刘詵（1268-1350）撰。大仓藏本为线装一帙五册。明嘉靖本，四库呈进本。
《黄文献公集》，元代黄溍（1277-1357）撰。历仕元代五朝，谥文献。大仓藏本为元刊本后印，邋遢本，有补。
《梅岩胡先生文集》，宋元之际胡次焱（1229-1306）撰。此文集至明代始有其后裔胡琏于嘉靖十八年刻于南京；万历二十二年胡升重雕。此几种，南京图书馆均有之。其胡琏刻本卷一至卷四配以清代抄本。大仓藏本一帙四册，明刊，四库底本。
《[唐]文粹》，元翻宋本，四帙，四十册。有“徐乾学”印章。
《容斋随笔》，明代会通馆活字本。大仓藏本二帙十一册。
《锦绣万花谷》，著名类书，士子习用，故屡屡有各种版行世，并顺时而进，不断更新一部分。即同一版，前后亦常有板片抽换或剜改。大仓藏本为明代刊本，
观书期间，白化文先生还追加观看了几部书籍，也有评价如下：
几部明代活字本唐人诗集：卢纶，沈佺期，陈子昂，武元衡，李益，权德舆，耿湋。有“畿辅谭氏藏书印”印章。并有某氏“……（前六七字漫漶）藏宋版书籍印”。乍观以为宋本，再审，各集字体一致，几于可以互换，且字体锋棱尖峭，非木活字所及，因而确知为明代铜活字本。大仓本保存甚好，书品颇佳。
《畿辅安澜志》，大仓藏本线装。翻阅时所见，卷一有十叶压线现象（即印出之字覆压于栏线之上），是为活字本之特有现象。活字印刷史上少见之鲜明实物教材！证为嘉庆十三年（1808）武英殿聚珍版无疑。
匆匆之中，先生拾珍掇英，如数家珍。
多磨成就好事
要出手前人传下来的珍藏，大仓文化财团的决策者也颇费踟躇。再三斟酌，决定以18亿日元的价格出售“大仓藏书”，并提出条件：不得打散拍卖，由中国公藏机构永久性整体收藏。这样一来，书主易人，藏名永驻，也算对得起祖宗。
消息不胫而走。中国收藏界被此传闻搅动得再也无法平静。国内许多收藏机构、企业甚至个人接踵而至，纷纷与大仓洽谈收藏事宜。
但大仓的条件，对于许多有意收藏的机构，无疑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屏障，18亿日元，对于国有收藏机构简直是天文数字。
北大图书馆2005年就动心了，仅仅动心而已，囊中羞涩，哪有购买的实力。如今看来，也正是大仓这一强硬的要求，给北大留下了购藏的空间。
2012年，吴小如、汤一介、吴慰慈、袁行霈、乐黛云、陈熙中、白化文、安平秋等37位专家先后签字联名建议北京大学，整体收购“大仓藏书”。
专家的建议得到北京大学的高度重视，当年6月，整体收购的诸项议程开始全面启动。专家考察藏书，于是有了上面所说的白化文先生的大仓之行。北大决策者开始筹措资金。由时任上海图书公司上海博古斋拍卖有限公司经理李东溟牵线，北大图书馆旋即与大仓文化财团代理人当铭藤子取得联系，北大图书馆馆长朱强开始与大仓财团集古馆洽谈，并签署购藏意向。
大仓集古馆终于等到了“意中人”。北京大学图书馆是中国古籍的重要国家典藏机构，北京大学更是一家著名的教学研究机构，入藏北大图书馆的“大仓文库”，不仅保护、整理无虞，而且利用其服务教学科研更会有崭新的局面。“大仓文库”移藏北大图书馆，这对大仓文化财团也是如愿以偿。时隔八载，日方“大仓文库”的报价依旧是2005年的18亿日元，从中表现出的文化品位与见地，令人钦佩。
双方签署合作意向后，大仓集古馆即按步实施，很快即将“大仓文库”装箱移出集古馆，等待北京大学迎购。
好事多磨。就在这节骨眼上，北京大学购书资金的筹措遇到了问题。
朱强夜不能寐。作为购藏单位北大图书馆的馆长，此时他一手托几家。与大仓文化财团的合作意向书上，他签了字；购藏中介机构也已经接受北大图书馆的委托，忙活了好大一阵子；北大专家们的购藏建议要他的团队来落实……“每一代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担当。”辗转反侧，他起身疾书一信，向中央有关领导直陈购藏“大仓文库”情由，恳请国家予以支持。
第二天，朱强将这封系购藏之攸关的信件付邮。那一刻，他心中的巨大压力似乎一下子释放了，瞬间，他感到头上的天是那样的蓝，面前的校园是那样的美。
柳暗花明。购藏“大仓文库”之举得到中央有关领导的关注。约合1.6亿元人民币的收购款之50%由教育部会同财政部拨付，另外50%由北大教育基金会筹集。由是，正式的购书协议得以于日方规定的最终期限前在东京大仓文化财团总部签署。 2013年9月9日，文献学家李致忠、陈先行、安平秋、罗琳接受北大图书馆委托前往日本东京，对大仓文化财团集古馆所藏中文古籍进行鉴定。
专家们对“大仓文库”的藏书爱不释手，题名、版本一一检定；拿着放大镜，对纸张纤维、收藏印章细细查验。与专家一同前往的朱强，急切地等待着专家们的鉴定意见，度日如年。
专家们终于拿出鉴定意见：
大仓文化财团大仓集古馆所藏中文古籍经史子集四部咸备，宋元明清历朝传本齐全，刻印、活字排印、抄写批校等版本类型皆具，是一批难能可贵的重要典籍。
这批古籍与大仓集古馆提供给北京大学图书馆之最终购书目录在数量、版本诸方面相符，并且可以确定一些典籍之版本价值、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超出大仓文化财团集古馆的原有估量。这批典籍质量上乘、印制精良、数量规模大、书品保存完好，是一笔巨大的文化财富，而能集中回购中国则是一件空前的文化盛事，将会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成为令人称道的范例。
该批典籍尤以如下特点令人瞩目：
四部宋刻递修本，对历代递修本源流之研究十分重要，具有很高的文物、文献价值。
11部元刻本，其中大部分是书品极佳之元代精刻精印本。
一百三十余部明刻本，其中明嘉靖、隆庆及其之前刻本占绝大多数。
15部明铜活字本，其中11部铜活字本唐人文集传本罕见，极为难得。如此大批量地购入明铜活字印本，绝无仅有。
22部明抄本。其中《文苑英华》一千卷，皇皇巨帙，抄写精朗，绵延宋本一线之传，且完整无缺，价值极高。
18部“四库进呈本”，其中可以确定的“四库底本”有六部。一次购入如此之多的“四库进呈本”和“四库底本”令人叹为观止。
另，文津阁本《四库全书》之《南巡盛典》42册，以及一批清代名家陆贻典、毛扆、鲍廷博等人的批校题跋本，亦洵为珍贵。
赞赏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2013年6月20日，是个让朱强终生难忘的日子。那一天，他陪同副校长刘伟受北京大学王恩哥校长的委托与日方签署了购买“大仓文库”的协议书。那一刻，萦绕在朱强心头的，不再有纠结，只有庄严。身后，是他正在强大起来的祖国，手下，中国学人一个世纪整体藏书的回归梦想正在变为现实。
2013年12月12日， 931种、28143册 “大仓藏书”运抵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地库，以“大仓文库”的形式永久性整体保藏。至此，虽仍有列入日本文部省目录的三部 “重要文化财”和九部“重要美术品”的中文珍本古籍藏在大仓集古馆，但大仓文化财团承诺，将择时由北大图书馆回购。
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自1840年帝国主义列强坚船利炮敲开中国大门，中国学人听闻的多是珍贵典籍经书贾之手流向海外，其中，不乏著名藏书家的整体藏书。陆心源皕宋楼、董康诵芬室、陶湘涉园藏书先后卖与日本人，令中国学人扼腕。如今，国有收藏机构成批整体购藏逾万册善本典籍 “大仓文库”，开启了新中国大规模收购留存在海外的中国古代典籍的序幕。
这一天，距1939年“李盛铎木犀轩藏书”成批整体入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已经过去整整75年。
全国高校古籍保护工作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教授安平秋认为，虽然，“大仓文库”入藏北大图书馆，使北大图书馆中国典籍馆藏锦上添花，但此举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流传海外的中国典籍在日本收藏近百年之后的回归，这开创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新形式。
文献学家、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李致忠亦浮想联翩，感慨万端：别去又来兮，百年圆梦；燕园生辉兮，翰墨缥缃。
尾声
在善本展上，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拿到的《大仓文库书志》与《大仓文库善本图录》墨香浓郁。这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诸位学者在5个月间辛勤劳作的成果，它传递给学人们的不仅仅是墨香，还有更多的期待。
从1953年考入北大，1957年留校任教至今，袁行霈从北大图书馆的借书条上看到过许多前辈学者的签名，这些名字，在中国学术界声名显赫。“他们都是利用这里的藏书做出了大学问的。我还听说吴梅先生在20世纪初任教北大时，经常去旧书店访书，如果遇到善本又无力购买，就亲自抄录，他在抄录完《方舆盛览》时曾作诗一首，自称‘老蠹鱼’，可见他在搜集资料方面下了多大的功夫。现在北大图书馆的藏书已远远超出吴先生当时的规模，位列亚洲高校图书馆首位，为北大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更好的条件。”袁行霈说自己的每一次学术进步都与北大图书馆密不可分。北大图书馆丰富的馆藏，图书馆管理人员的儒雅博学，是北大人的骄傲。
置身“大仓文库”善本展，袁行霈说出自己心中的期待：希望尽快将“大仓文库”整理好，向读者开放，发挥其应有的价值；愿北大的书香更加浓郁，更加芬芳。
书香更加浓郁，更加芬芳，这是北大人共同的憧憬。
书香更加浓郁，更加芬芳，这又何尝不是中国学人的世纪期望。
文献学家、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研究馆员罗琳不是第一次见到这些善本了。2013年9月，他曾作为四名专家之一，接受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委托，前往东瀛，对大仓文化财团大仓集古馆所藏中文古籍进行鉴定。此刻，置身于展厅，他面前的展柜中，清代乾隆时期编撰的南巡盛典、存世孤本、文津阁《四库全书》底本静静地铺陈着。“它们价值连城！”罗琳说。
消息自东瀛来
大仓文化财团准备出手大仓集古馆所藏中文古籍的消息，不是空穴来风。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仓文化财团组织了一次规模浩大的日本文物欧洲巡回展。文物展品多为日本民间收藏，这些文物为出展聚集，展后又散藏民间。一次日本文物的风云际会，遂使大仓文化财团动了将这些散在民间的文物集中收藏的念头，可巨额资金去哪筹呢？
这时，大仓的当家人想到了已经在大仓集古馆中待了近百年的“大仓文库”。
这是怎样的一批书呢？
追溯“大仓文库”缘起，绕不开的是我国著名藏书家、“诵芬室”主人董康与其的瓜葛。1914-17年间，旅日的董康因急需资金，将所藏典籍分批售予其日本友人大仓文化财团创始人大仓喜八郎。对于董康的藏书，文献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白化文这样评价：“清末民初至解放前后为传统的藏书家回光返照之时。北方可以李盛铎、傅增湘、周叔弢为代表，南方可以邓邦述、陶湘、莫伯骥为代表。董康厕身其间，难以望其项背。且其藏书及身而散。查董康藏书注重宋元明清戏曲小说，其收书重点在此而不在其他。今所见书目所载，一部分乃其书房常备常用之书。另一部分，则是董康笔走偏锋，不与某些有钱有势的大藏书家争抢传统的宝贵藏品，如“四经四史”之类，而是转向当时市面上售价不高的品种，例如明清活字本、套印本，还有一些宋元二流名家的别集。”白先生还补充说：“董康旧藏中有一批日本人印的中国古籍。”
得了董康这批藏书，大仓文化财团继续搜储，收藏渐成规模。“大仓藏书”实际由三部分藏书组成，核心是董康藏书，再辅之部分流转到日本的中国古代典籍、日本本土翻刻的中国古代典籍及部分与中国相关的日文书。
揭起“大仓文库”的盖头
北大动心购藏“大仓文库”之后，曾专邀白化文先生赴日，进入大仓集古馆看书。在集古馆辛勤翻阅了五六天后，白化文先生写下《大仓观书记》。数千文字，展现了一位文献学家的眼光与评判——
《太平广记》，明代隆庆年间木活字本，500卷，分装为线装80册，8函。按：北大图书馆有此书；国家图书馆亦有，但现在台湾。据20世纪30年代著《宋四大书考》的郭伯恭说，乃后印邋遢本；北大图书馆的书也有此现象，证明也是后印本。大仓本较好，显现出刷印靠前。
《礼书》，元代至正年间扬州路儒学刻本，150卷，分装为线装4函32册。大仓藏本显示出经后代递修情况。同书，国内北大图书馆等数家机构均有藏本。但大仓藏本有“道光九年二月十四日赐南书房翰林程恩泽”记录，并盖有椭圆形“赐书”印及程恩泽印章。大仓藏本以此增重。
《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分装32册，明代刻本。北大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等均有藏本。
《闽中考》，明代陈鸣鹤撰，一卷，一册。明代抄本。四库底本。此书为福建地区小型方志，罕见！
《南巡盛典》，42册，2夹板。文津阁四库全书本，抄本。
《纂图互注六子》，元代刊本，线装，分装16册，半叶12行，行26-27字不等。有相当多的俗字，此点特色鲜明。六子为：老子，庄子，列子，荀子，杨子，文子。似此“六子”合刻者少见。有清代著名藏书家钱曾、汪士钟藏书印。
《列子冲虚真经》，大仓藏本为明代闵齐伋刻“三子合刊”套印本。所知，国内仅天一阁有此本。珍贵！
《六壬》，大仓藏本为清代抄本，一帙四册。有乾隆御览印，内府底本。以此增重。北大图书馆亦有一本，但非御览本。
《马石田文集》，元代马祖常（1279-1338）之诗文集。其诗文集十五卷，附录一卷，至元五年（1339）扬州路儒学刻本。品相颇佳。国家图书馆有元刊与明刊弘治六年（1493）配本，亦有单一之弘治本。
《宋书》，一百卷。宋眉山刻本；明代递修本，有相当数量补版，有“弘治四年”“嘉靖八年”“嘉靖九年”等补版标志，刻于版心。国内此书藏家颇多。
《通鉴纪事本末》，宋宝祐五年（1257）年初刻，递修，有洒金红色宣纸内衬，典型清代广东装帧。书内有相当数量的粘附纸条校字。其字体与董康书法不类，估计为清代藏家所为。据书目，国内藏者约有11家。
《国语》，宋刊本，递修本，有配补页。清代大学问家孙星衍（渊如，1753-1818）手校本。珍贵。
《徐公文集》，三十卷。别集，宋徐铉（917-993）撰。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明州公库印本。经理其事者为徐氏后代徐琛。1919年，著名藏书家与刻书家徐乃昌（1868-1935）积学斋影印此本。所知，现国内未见有原宋版书著录收藏。珍贵！
《汉集举正》，韩愈文集，宋代方崧卿注。宋刊本。国内著录仅见影宋抄本。《革除编年》，抄本，四册。“革除”为明建文一朝之隐语，实为建文帝编年。国内著录者仅见国家图书馆存另一抄本。所见海内外著录者止此二本，物以稀为贵！
《中兴御侮录》，明代至清初间抄本，四库呈进本，有呈进签条并盖章。一般说，国内若出现此类“四库呈进”书籍，大图书馆必收无疑。北大图书馆原有一种二册清代抄本。船多不碍江！
《采石瓜洲毙亮记》，宋代蹇驹撰。亦四库呈进本。估计为明末清初钞本。北大图书馆原有清抄本两种。亦是船多不碍江！ 《唐僧弘秀集》，宋代李龏辑。专门性总集。收唐僧52人之诗歌500首。明刊本，十卷。北大图书馆存宋刻残本八卷。国内如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亦有。但大仓此书为四库呈进本。
《栾城集》，宋苏辙撰。存线装二帙十四册，明代吴郡刻本。四库呈进本。北大图书馆有藏。国家图书馆等二十馀馆有藏。大仓藏本全仗“呈进”增重。
《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宋代魏了翁（1178-1237）撰。其文集至淳祐十一年（1251）始有苏州刻本，由其二子据遗稿刻成。后又有温阳刻本，皆百卷，皆不传。宋本今传者为开庆元年（1259）成都刻本，增补成一百一十卷，今存本缺十八卷，现存各卷亦间有缺叶。今藏国家图书馆。明代有刻本、铜活字本各一种。铜活字本为锡山安国刊印，有嘉靖元年、二年（1523-1524）诸家序。国内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天一阁均有存。日本则静嘉堂文库、大仓文库各有一部。大仓本品相好，金镶玉装，分装32册。《四部丛刊·初编》中，用宋本影印，补以安国铜活字本。
《溪堂集》，宋代谢逸（1068-1112）撰。大仓藏本三册，抄本，鲍廷博抄自《四库全书》本。国内，现存较早者有《永乐大典》本，国家图书馆有之。上海图书馆存另一本。
《谢幼槃文集》，宋代谢薖（1074-1116）撰。国内上海博物馆藏有宋刻本，1935年，《续古逸丛书》曾据以影印。国内尚有抄本十一种。
《道园学古录》，元代虞集之诗文集。明代印本。国内明清刻印本尚存多种。
《桂隐诗文集》，元代刘詵（1268-1350）撰。大仓藏本为线装一帙五册。明嘉靖本，四库呈进本。
《黄文献公集》，元代黄溍（1277-1357）撰。历仕元代五朝，谥文献。大仓藏本为元刊本后印，邋遢本，有补。
《梅岩胡先生文集》，宋元之际胡次焱（1229-1306）撰。此文集至明代始有其后裔胡琏于嘉靖十八年刻于南京；万历二十二年胡升重雕。此几种，南京图书馆均有之。其胡琏刻本卷一至卷四配以清代抄本。大仓藏本一帙四册，明刊，四库底本。
《[唐]文粹》，元翻宋本，四帙，四十册。有“徐乾学”印章。
《容斋随笔》，明代会通馆活字本。大仓藏本二帙十一册。
《锦绣万花谷》，著名类书，士子习用，故屡屡有各种版行世，并顺时而进，不断更新一部分。即同一版，前后亦常有板片抽换或剜改。大仓藏本为明代刊本，
观书期间，白化文先生还追加观看了几部书籍，也有评价如下：
几部明代活字本唐人诗集：卢纶，沈佺期，陈子昂，武元衡，李益，权德舆，耿湋。有“畿辅谭氏藏书印”印章。并有某氏“……（前六七字漫漶）藏宋版书籍印”。乍观以为宋本，再审，各集字体一致，几于可以互换，且字体锋棱尖峭，非木活字所及，因而确知为明代铜活字本。大仓本保存甚好，书品颇佳。
《畿辅安澜志》，大仓藏本线装。翻阅时所见，卷一有十叶压线现象（即印出之字覆压于栏线之上），是为活字本之特有现象。活字印刷史上少见之鲜明实物教材！证为嘉庆十三年（1808）武英殿聚珍版无疑。
匆匆之中，先生拾珍掇英，如数家珍。
多磨成就好事
要出手前人传下来的珍藏，大仓文化财团的决策者也颇费踟躇。再三斟酌，决定以18亿日元的价格出售“大仓藏书”，并提出条件：不得打散拍卖，由中国公藏机构永久性整体收藏。这样一来，书主易人，藏名永驻，也算对得起祖宗。
消息不胫而走。中国收藏界被此传闻搅动得再也无法平静。国内许多收藏机构、企业甚至个人接踵而至，纷纷与大仓洽谈收藏事宜。
但大仓的条件，对于许多有意收藏的机构，无疑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屏障，18亿日元，对于国有收藏机构简直是天文数字。
北大图书馆2005年就动心了，仅仅动心而已，囊中羞涩，哪有购买的实力。如今看来，也正是大仓这一强硬的要求，给北大留下了购藏的空间。
2012年，吴小如、汤一介、吴慰慈、袁行霈、乐黛云、陈熙中、白化文、安平秋等37位专家先后签字联名建议北京大学，整体收购“大仓藏书”。
专家的建议得到北京大学的高度重视，当年6月，整体收购的诸项议程开始全面启动。专家考察藏书，于是有了上面所说的白化文先生的大仓之行。北大决策者开始筹措资金。由时任上海图书公司上海博古斋拍卖有限公司经理李东溟牵线，北大图书馆旋即与大仓文化财团代理人当铭藤子取得联系，北大图书馆馆长朱强开始与大仓财团集古馆洽谈，并签署购藏意向。
大仓集古馆终于等到了“意中人”。北京大学图书馆是中国古籍的重要国家典藏机构，北京大学更是一家著名的教学研究机构，入藏北大图书馆的“大仓文库”，不仅保护、整理无虞，而且利用其服务教学科研更会有崭新的局面。“大仓文库”移藏北大图书馆，这对大仓文化财团也是如愿以偿。时隔八载，日方“大仓文库”的报价依旧是2005年的18亿日元，从中表现出的文化品位与见地，令人钦佩。
双方签署合作意向后，大仓集古馆即按步实施，很快即将“大仓文库”装箱移出集古馆，等待北京大学迎购。
好事多磨。就在这节骨眼上，北京大学购书资金的筹措遇到了问题。
朱强夜不能寐。作为购藏单位北大图书馆的馆长，此时他一手托几家。与大仓文化财团的合作意向书上，他签了字；购藏中介机构也已经接受北大图书馆的委托，忙活了好大一阵子；北大专家们的购藏建议要他的团队来落实……“每一代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担当。”辗转反侧，他起身疾书一信，向中央有关领导直陈购藏“大仓文库”情由，恳请国家予以支持。
第二天，朱强将这封系购藏之攸关的信件付邮。那一刻，他心中的巨大压力似乎一下子释放了，瞬间，他感到头上的天是那样的蓝，面前的校园是那样的美。
柳暗花明。购藏“大仓文库”之举得到中央有关领导的关注。约合1.6亿元人民币的收购款之50%由教育部会同财政部拨付，另外50%由北大教育基金会筹集。由是，正式的购书协议得以于日方规定的最终期限前在东京大仓文化财团总部签署。 2013年9月9日，文献学家李致忠、陈先行、安平秋、罗琳接受北大图书馆委托前往日本东京，对大仓文化财团集古馆所藏中文古籍进行鉴定。
专家们对“大仓文库”的藏书爱不释手，题名、版本一一检定；拿着放大镜，对纸张纤维、收藏印章细细查验。与专家一同前往的朱强，急切地等待着专家们的鉴定意见，度日如年。
专家们终于拿出鉴定意见：
大仓文化财团大仓集古馆所藏中文古籍经史子集四部咸备，宋元明清历朝传本齐全，刻印、活字排印、抄写批校等版本类型皆具，是一批难能可贵的重要典籍。
这批古籍与大仓集古馆提供给北京大学图书馆之最终购书目录在数量、版本诸方面相符，并且可以确定一些典籍之版本价值、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超出大仓文化财团集古馆的原有估量。这批典籍质量上乘、印制精良、数量规模大、书品保存完好，是一笔巨大的文化财富，而能集中回购中国则是一件空前的文化盛事，将会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成为令人称道的范例。
该批典籍尤以如下特点令人瞩目：
四部宋刻递修本，对历代递修本源流之研究十分重要，具有很高的文物、文献价值。
11部元刻本，其中大部分是书品极佳之元代精刻精印本。
一百三十余部明刻本，其中明嘉靖、隆庆及其之前刻本占绝大多数。
15部明铜活字本，其中11部铜活字本唐人文集传本罕见，极为难得。如此大批量地购入明铜活字印本，绝无仅有。
22部明抄本。其中《文苑英华》一千卷，皇皇巨帙，抄写精朗，绵延宋本一线之传，且完整无缺，价值极高。
18部“四库进呈本”，其中可以确定的“四库底本”有六部。一次购入如此之多的“四库进呈本”和“四库底本”令人叹为观止。
另，文津阁本《四库全书》之《南巡盛典》42册，以及一批清代名家陆贻典、毛扆、鲍廷博等人的批校题跋本，亦洵为珍贵。
赞赏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2013年6月20日，是个让朱强终生难忘的日子。那一天，他陪同副校长刘伟受北京大学王恩哥校长的委托与日方签署了购买“大仓文库”的协议书。那一刻，萦绕在朱强心头的，不再有纠结，只有庄严。身后，是他正在强大起来的祖国，手下，中国学人一个世纪整体藏书的回归梦想正在变为现实。
2013年12月12日， 931种、28143册 “大仓藏书”运抵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地库，以“大仓文库”的形式永久性整体保藏。至此，虽仍有列入日本文部省目录的三部 “重要文化财”和九部“重要美术品”的中文珍本古籍藏在大仓集古馆，但大仓文化财团承诺，将择时由北大图书馆回购。
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自1840年帝国主义列强坚船利炮敲开中国大门，中国学人听闻的多是珍贵典籍经书贾之手流向海外，其中，不乏著名藏书家的整体藏书。陆心源皕宋楼、董康诵芬室、陶湘涉园藏书先后卖与日本人，令中国学人扼腕。如今，国有收藏机构成批整体购藏逾万册善本典籍 “大仓文库”，开启了新中国大规模收购留存在海外的中国古代典籍的序幕。
这一天，距1939年“李盛铎木犀轩藏书”成批整体入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已经过去整整75年。
全国高校古籍保护工作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教授安平秋认为，虽然，“大仓文库”入藏北大图书馆，使北大图书馆中国典籍馆藏锦上添花，但此举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流传海外的中国典籍在日本收藏近百年之后的回归，这开创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新形式。
文献学家、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李致忠亦浮想联翩，感慨万端：别去又来兮，百年圆梦；燕园生辉兮，翰墨缥缃。
尾声
在善本展上，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拿到的《大仓文库书志》与《大仓文库善本图录》墨香浓郁。这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诸位学者在5个月间辛勤劳作的成果，它传递给学人们的不仅仅是墨香，还有更多的期待。
从1953年考入北大，1957年留校任教至今，袁行霈从北大图书馆的借书条上看到过许多前辈学者的签名，这些名字，在中国学术界声名显赫。“他们都是利用这里的藏书做出了大学问的。我还听说吴梅先生在20世纪初任教北大时，经常去旧书店访书，如果遇到善本又无力购买，就亲自抄录，他在抄录完《方舆盛览》时曾作诗一首，自称‘老蠹鱼’，可见他在搜集资料方面下了多大的功夫。现在北大图书馆的藏书已远远超出吴先生当时的规模，位列亚洲高校图书馆首位，为北大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更好的条件。”袁行霈说自己的每一次学术进步都与北大图书馆密不可分。北大图书馆丰富的馆藏，图书馆管理人员的儒雅博学，是北大人的骄傲。
置身“大仓文库”善本展，袁行霈说出自己心中的期待：希望尽快将“大仓文库”整理好，向读者开放，发挥其应有的价值；愿北大的书香更加浓郁，更加芬芳。
书香更加浓郁，更加芬芳，这是北大人共同的憧憬。
书香更加浓郁，更加芬芳，这又何尝不是中国学人的世纪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