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战国策》共33篇497章，它主要记载了战国时代士阶层的思想、言行，塑造了一个生动活跃、五光十色的士人群体。司马迁首先为战国士人立传，《史记》中纵横家的传记篇幅之长超过了除孔子外的其余诸子传记之和；西汉末年刘向搜集、整理战国士人资料，成书《战国策》，自己认为是“纵横家之说”，褒扬战国士人为“高才秀士”；宋代曾巩则斥责该书为“邪说”，认为战国“游士”其言其行“为世之大祸明矣”，主张“放而绝之”。作者认为在纷争不息的战国政治舞台上，纵横家们纵横捭阖，呼风唤雨，用自己的才智和生命谱写着一曲曲特殊的生命交响曲，他们是清高与世俗、高尚与卑劣、机智与狡诈等种种矛盾的混合体，是历史的必然产物，从正面或负面影响历史的发展。本文从产生背景、功利和谋略等方面对战国纵横家进行探讨。
关键词： 纵横家 功利 谋略
1.纵横家的产生
战国时期，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群雄逐鹿，成王败寇。在这样一个时代，王制已经荡然无存，礼制已然崩溃，宗法衰微，取而代之的是世俗、权诈和实用主义，顾炎武在《日知录》第十三卷《周末风俗》中对春秋与战国时代的世风有一个非常精辟的比较：
“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
弃礼仪而重武力，捐信义而尚权诈，国无定交；功名富贵更是战国策谋之士永远的追求，为了物质上的满足，士人们四处游走、尔虞我诈，一时间社会充满了欺诈和贪婪。
分裂战乱为战国士人的崛起提供了条件，在这样一个诸侯各自为政、长相攻伐以谋称帝的纷争年代，对人才的需求是极其重要的。由于诸侯长期忙于征战，很少有机会学习深造，往往缺少文韬武略，大夫公子们也需要奇人异士为自己出谋划策，保家、保身，于是禮贤下士、收养食客一时蔚然成风。“而一大批士阶层中的杰出人物，游说人主、入朝干进，或取卿相之位，或建不世之功，或立不朽之名，奔走于各国君主之间”[1]。开放的人才市场、诱人的高官厚禄激发了士人们的万丈雄心。
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士人之中，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出身卑微，才华盖世，积极进取，不择手段，他们就是纵横家。他们是游走于诸侯之间，奉行或“合纵”或“连横”的政治路线的士人，如苏秦、苏代、苏厉、张仪、司马错、司马空、陈轸、陈应、公孙衍、范雎、楼缓、虞卿、甘茂、蔡泽、姚贾、张丑、邹忌等。纵横是一种军事外交策略，“纵即合纵，即山东六国南北合成一条直线，结成联盟，齐心抗秦。横即连横，即以秦国为中心，分别联合山东各国，东西连成横线，攻击其他各国，以此分化瓦解山东六国，最后并吞天下统一中国”[2]。纵横策士就是以“合纵”“连横”为政治路线的外交策士们，又称作纵横家。
战国时代是一个战乱不断、戎马倥偬会和钩心斗角的年代，思想上统治者放松了对人民的控制，儒、墨、名、法、兵、阴阳诸家并立，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各家都是出于统治阶级的利益，殊途同归，为统治者服务。在这样一个没有稳定的时代，“儒家的怀柔之策和谦谦风度显得是多么不合时宜，墨家的‘兼爱’、‘非攻’极难叫之响应，法家的严刑峻法一时免不了上下树敌。纵横家们则抢着实用主义的态度，并不热衷于派别之分，哪家哪派可以派上用场，便临时实行‘拿来主义’之后便弃之一旁，决不自始至终贯彻某一种，一切学说教训都只是作为圆通策略的工具”[3]。儒家的仁政教化无法解决燃眉之急，道家的无为玄虚更是无法为在政者采用，而那些谋臣策士的诡诈主义、现实主义却成了诸侯国君的救命稻草，于是，纵横家应运而生。
纵横家是《战国策》中塑造的一个最具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士人类别，他们活动的范围极其广泛，放眼天下，游走于各个诸侯国之间，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兴风作浪，或挑拨离间、引起战争，或玩弄手腕、缔结和约。他们虽然在一定时期内留在某诸侯国，但他们的着眼点总是整个天下。而最能体现纵横家特色的则是他们有着独特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路线，他们的政治理念是帮助诸侯联合自保或者逐渐蚕食以求国富民强，并在此消彼长中等待时机一统天下，而具体路线就是“合纵”、“连横”。由于他们的政治理念和着眼点是整个天下，他们的服务对象多是某诸侯国君，一方面他们需要依附于诸侯国，为诸侯出谋划策，解难排危，享受诸侯优厚的待遇。另一方面在不知不觉中，纵横家也在利用诸侯国君，引导他们实践自己的政治路线，在实现诸侯国利益的同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离开了诸侯国，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纵横家的功利
功名利禄、权势富贵是纵横家的第一追求。李斯入秦游前辞别其师荀卿之言，足以说明当时策士在生活中所承受的压力：“……之后莫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4]所以，在他们的心底埋藏着对金钱权势的渴望。纵横家大胆撕开了儒家“仁义道德”的面纱，毫不隐讳地提出了“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秦策一·司马错与张仪争于秦惠王前》）的观点。他们“奉‘利’、‘名’为追求的目标，载‘千金’为游说的资本，以‘实利’为诱人的钓饵”[5]。
作为纵横家代表的苏秦在功利追求方面尤为坦率，《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中，当他说秦王失败后回家遭受到亲人的冷眼与嘲讽，“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于是他慨然长叹，发奋读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并且发出呼求：“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可见，功利是苏秦发奋的首要动力。果然，风水轮流转，苏秦在华屋之下说赵王成功，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权势富贵——封为武安君，受相印，革车百乘，锦绣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溢。而当他合纵成功后，亲人们对他敬若神灵，苏秦问其嫂：“嫂何前倨后卑也？”嫂曰：“为季子之位尊而多金。”一个问得直接，一个答得干脆，世风如此，人心所向，正如苏秦所言——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秦策三·天下之士合从相聚于赵章》记载：“天下之士，合从相聚于赵，而欲攻秦。”此时，应候范雎一席话点出了大多士人的本质：“秦于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欲富贵耳。王见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与斗者。投之一骨，轻起相牙者，何则？有争意也。”他首先指出天下士人合纵表面上是针对秦国，根本上却是为了富贵而来，那么只要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就可以分化他们。当时魏人唐且求援于秦国尚未离去（《魏策四·秦魏为与国章》），秦王就委托他“载音乐，予之五（十）[千]金”，前往赵国离间士人，唐且“居武安，高会相于饮，谓邯郸人：‘谁来取者？’于是其谋者固未可得予也，其可得与者与之昆弟矣”，后来，又追加金银财富供唐且挥霍。结果，“唐雎行，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与斗矣”。这里充分说明了纵横家对利益的追求。
如何抓住各国的弱点、巧妙地穿插于各个邦国之间，利用他们彼此相互制约的关系为自己获取最大利益是这群士人们面临的一个课题。如《东周策·东周欲为稻》中，东周想要種稻子，而东周用于灌溉的水源却来自西周，苏代（或苏厉）说：“臣请使西周下水，可乎？”于是他就对西周君说，如今西周不放水，东周全都种了麦子了，你不如此时放水，那么就会是东周所种的麦子遭殃，东周有了水源，必然重新种稻子，此时再切断水源，又会使得东周遭殃。如此，东周所种庄稼就会仰仗你西周了。果然，西周听取了他的话，下水于东周。就这样，苏子得到两国的重谢。而对于苏代（或苏厉）来说，他并不忠于某个国君，他唯一的目标就是利用两国的关系从中使诈，从而获得最大利益。他的游说不是根据道义所在去说服正义的一方改弦更张，而是利用国君的一己之私，因势利导，轻而易举达到自己的目的。苏子巧舌如簧，只为追求自己的利益，真不知道，将来东周稻谷成熟时，西周以武力来抢夺粮食，苏子又将如何为东周排难，用何言语说动西周之君息兵罢战呢？
不论战国士人的人生追求是否高尚，也不论他们的人生追求是否超出了个人能力的范围，不管道路如何艰辛曲折，他们始终向前，百折不挠。苏东坡说：“古今成大事者，不惟有超式之才，亦有坚韧不拔之志。”纵横家之所以能兴风作浪、左右时局、成为战国时代一个重要的阶层，是因为坚定执著的精神信念起着重要作用。纵横家们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权势、富贵，他们认为在这样一个乱世，他们是真正的强者，凭一己之力，可以“说一诸侯之王，出而乘其车，约一国而反，成而封侯之基”（《魏策一·张仪为秦连横说魏王章》），这是他们才华与能力的唯一证明，也是他们实现自身价值的唯一途径。他们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事业，曲折的道路上充满了辛酸，而他们孜孜不倦、至死不渝，这种精神是令人敬佩的。《战国策·秦策一》中记载了“苏秦始将连横”的状况：“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蔽，黄金百镒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赢滕履醖，负书担槖，形容枯槁，面目梨黑，状有归色。归至家，妻不下絍，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在这种失败落魄的困难时刻，周围没有一点慰藉，人生一片凄凉，而这种状况也刺激了苏秦，面对挫折与冷眼，如果他稍一退却，战国史上就会少了一位影响历史的大人物。他“……夜发书，陈箧书事，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终于总结出一套可行可变的政治理论，通过不懈努力，最终一举成名，身佩六国之相印。苏秦、苏代、苏厉三兄弟前赴后继，在合纵的道路上艰难前行。当苏秦在齐国被车裂而死，这是对游说士人的一个沉重打击，但是权威富贵作为广大士人追求的第一目标丝毫没有受到冲击，他们要么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前进，要么改弦易辙，以之为反例，从没有退缩迹象。
3.纵横家的谋略
熊宪光认为：“尊时”是战国士人“明时审事的处世方针”[6]。的确，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士人们一方面劝谏君主们要抓住天时，即刻出击，另一方面是士人们能够对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充分的认识，能够抓住历史机遇，勇于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当时虽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真正扮演主角的还应该是战国的这些士人们，因为，战乱时代不同于稳定时期，可以用一套理想的政治理论引导社会向前发展，战争年代讲求的是现实主义，战国士人们尤其是纵横家们深谙其中道理。李斯认为：“得时无怠，今万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鹜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7]认识历史发展的需要，抓住历史赋予的机遇，是战国士人们走向历史舞台的前提。
“合纵”、“连横”是纵横家最大的策略，也是他们的根本政治路线。战国七雄并峙，诸侯之间的力量对比出现了某种均势，他们之间相互攻击，相互制约，谁也无法在一时间把另一个诸侯消灭，谁也不会容忍一个诸侯消灭另一个诸侯而突然强大从而威胁到自己。于是针对天下政治形势，合纵一方希望联合自存，连横一方希望各个击破，逐渐统一。
从连横策略还演化出了著名的“远交近攻”的谋略。《秦策三·范睢至秦章》中范雎向秦昭王献计说：“大王越韩、魏而攻强齐，非计也。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之则害于秦。臣意王之计，欲少出师，而悉韩、魏之兵，则不义矣。今见与国之不可亲，越人之国而攻，可乎？疏于计矣。昔者，齐人伐楚，战胜，破军杀将，再辟[地]千里，肤寸之地无得者，岂齐之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诸侯见齐之罢露，君臣之不亲，举兵而伐之，主辱军破，为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韩、魏也。此所谓‘藉贼兵而赍盗食’也。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远攻，不亦缪乎？”这是连横政策的具体实行，正是远交近攻的策略帮助秦国一步步蚕食其他六国，从而一统天下。
作为划谋出策者，纵横家不仅需要对政治形势有深刻的认识，还必须拥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全方位的知识结构。处于战乱纷争的战国时代，军事地理知识显得尤为重要。正是有丰富的军事地理知识，纵横家才能游刃有余地驰骋于列国之间，从宏观的国际和国内军事地理形势、边防险阻到腹地的重要关隘及城池道路等微观地形，无不生动具体地描述出来，并辅以军事战略和军事装备等思想，使他们的军事地理思想更趋完善和成熟[8]。他们对天下地理方位了如指掌，顺手拈来：秦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利，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崤函之固”。（《史记·苏秦列传》）韩国“北有巩、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阳、常阪之塞，东有宛、攘、消水，南有隆山，地方千里”。（《战国策·赵策二》）而“中央之国”赵“西有常山，南有河漳，东有清河，北有燕国”。（《战国策·赵策二）》）以河山为界，疆域四至明了。魏国南有鸿沟，“东有淮、颖、沂”等，“西有长城之界”，北有河外之地。（《战国策·魏策一》）“齐南有泰山，东南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战国策·齐策一》）“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悟，北有汾隆之塞、旬尽阳，地方五千里”。（《战国策·楚策一》）“燕东南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余里”。（《战国策·燕策一》）
纵横家在总的政治路线指导下，表现出具体谋略的灵活性，他们要么投其所好，巧言进谏；要么因其所惧，危言耸听；要么掩短颂长，弄虚作假；要么倾诈颠覆，诱敌致败，花样百出，因势而定。
参考文献：
[1]郭丹.左传国策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8：158.
[2]郭丹.左传国策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59.
[3]王宏波.谈谈《战国策》的部类归属问题和战国纵横家的人格精神.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3，vol28，2.
[4]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941.
[5]熊宪光.战国策研究与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30.
[6]熊宪光.战国策研究与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4：36.
[7]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941.
[8]王元林.战国纵横家的军事地理思想.唐都学刊，1999.7，vol15，3.
关键词： 纵横家 功利 谋略
1.纵横家的产生
战国时期，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群雄逐鹿，成王败寇。在这样一个时代，王制已经荡然无存，礼制已然崩溃，宗法衰微，取而代之的是世俗、权诈和实用主义，顾炎武在《日知录》第十三卷《周末风俗》中对春秋与战国时代的世风有一个非常精辟的比较：
“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
弃礼仪而重武力，捐信义而尚权诈，国无定交；功名富贵更是战国策谋之士永远的追求，为了物质上的满足，士人们四处游走、尔虞我诈，一时间社会充满了欺诈和贪婪。
分裂战乱为战国士人的崛起提供了条件，在这样一个诸侯各自为政、长相攻伐以谋称帝的纷争年代，对人才的需求是极其重要的。由于诸侯长期忙于征战，很少有机会学习深造，往往缺少文韬武略，大夫公子们也需要奇人异士为自己出谋划策，保家、保身，于是禮贤下士、收养食客一时蔚然成风。“而一大批士阶层中的杰出人物，游说人主、入朝干进，或取卿相之位，或建不世之功，或立不朽之名，奔走于各国君主之间”[1]。开放的人才市场、诱人的高官厚禄激发了士人们的万丈雄心。
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士人之中，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出身卑微，才华盖世，积极进取，不择手段，他们就是纵横家。他们是游走于诸侯之间，奉行或“合纵”或“连横”的政治路线的士人，如苏秦、苏代、苏厉、张仪、司马错、司马空、陈轸、陈应、公孙衍、范雎、楼缓、虞卿、甘茂、蔡泽、姚贾、张丑、邹忌等。纵横是一种军事外交策略，“纵即合纵，即山东六国南北合成一条直线，结成联盟，齐心抗秦。横即连横，即以秦国为中心，分别联合山东各国，东西连成横线，攻击其他各国，以此分化瓦解山东六国，最后并吞天下统一中国”[2]。纵横策士就是以“合纵”“连横”为政治路线的外交策士们，又称作纵横家。
战国时代是一个战乱不断、戎马倥偬会和钩心斗角的年代，思想上统治者放松了对人民的控制，儒、墨、名、法、兵、阴阳诸家并立，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各家都是出于统治阶级的利益，殊途同归，为统治者服务。在这样一个没有稳定的时代，“儒家的怀柔之策和谦谦风度显得是多么不合时宜，墨家的‘兼爱’、‘非攻’极难叫之响应，法家的严刑峻法一时免不了上下树敌。纵横家们则抢着实用主义的态度，并不热衷于派别之分，哪家哪派可以派上用场，便临时实行‘拿来主义’之后便弃之一旁，决不自始至终贯彻某一种，一切学说教训都只是作为圆通策略的工具”[3]。儒家的仁政教化无法解决燃眉之急，道家的无为玄虚更是无法为在政者采用，而那些谋臣策士的诡诈主义、现实主义却成了诸侯国君的救命稻草，于是，纵横家应运而生。
纵横家是《战国策》中塑造的一个最具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士人类别，他们活动的范围极其广泛，放眼天下，游走于各个诸侯国之间，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兴风作浪，或挑拨离间、引起战争，或玩弄手腕、缔结和约。他们虽然在一定时期内留在某诸侯国，但他们的着眼点总是整个天下。而最能体现纵横家特色的则是他们有着独特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路线，他们的政治理念是帮助诸侯联合自保或者逐渐蚕食以求国富民强，并在此消彼长中等待时机一统天下，而具体路线就是“合纵”、“连横”。由于他们的政治理念和着眼点是整个天下，他们的服务对象多是某诸侯国君，一方面他们需要依附于诸侯国，为诸侯出谋划策，解难排危，享受诸侯优厚的待遇。另一方面在不知不觉中，纵横家也在利用诸侯国君，引导他们实践自己的政治路线，在实现诸侯国利益的同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离开了诸侯国，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纵横家的功利
功名利禄、权势富贵是纵横家的第一追求。李斯入秦游前辞别其师荀卿之言，足以说明当时策士在生活中所承受的压力：“……之后莫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4]所以，在他们的心底埋藏着对金钱权势的渴望。纵横家大胆撕开了儒家“仁义道德”的面纱，毫不隐讳地提出了“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秦策一·司马错与张仪争于秦惠王前》）的观点。他们“奉‘利’、‘名’为追求的目标，载‘千金’为游说的资本，以‘实利’为诱人的钓饵”[5]。
作为纵横家代表的苏秦在功利追求方面尤为坦率，《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中，当他说秦王失败后回家遭受到亲人的冷眼与嘲讽，“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于是他慨然长叹，发奋读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并且发出呼求：“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可见，功利是苏秦发奋的首要动力。果然，风水轮流转，苏秦在华屋之下说赵王成功，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权势富贵——封为武安君，受相印，革车百乘，锦绣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溢。而当他合纵成功后，亲人们对他敬若神灵，苏秦问其嫂：“嫂何前倨后卑也？”嫂曰：“为季子之位尊而多金。”一个问得直接，一个答得干脆，世风如此，人心所向，正如苏秦所言——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秦策三·天下之士合从相聚于赵章》记载：“天下之士，合从相聚于赵，而欲攻秦。”此时，应候范雎一席话点出了大多士人的本质：“秦于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欲富贵耳。王见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与斗者。投之一骨，轻起相牙者，何则？有争意也。”他首先指出天下士人合纵表面上是针对秦国，根本上却是为了富贵而来，那么只要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就可以分化他们。当时魏人唐且求援于秦国尚未离去（《魏策四·秦魏为与国章》），秦王就委托他“载音乐，予之五（十）[千]金”，前往赵国离间士人，唐且“居武安，高会相于饮，谓邯郸人：‘谁来取者？’于是其谋者固未可得予也，其可得与者与之昆弟矣”，后来，又追加金银财富供唐且挥霍。结果，“唐雎行，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与斗矣”。这里充分说明了纵横家对利益的追求。
如何抓住各国的弱点、巧妙地穿插于各个邦国之间，利用他们彼此相互制约的关系为自己获取最大利益是这群士人们面临的一个课题。如《东周策·东周欲为稻》中，东周想要種稻子，而东周用于灌溉的水源却来自西周，苏代（或苏厉）说：“臣请使西周下水，可乎？”于是他就对西周君说，如今西周不放水，东周全都种了麦子了，你不如此时放水，那么就会是东周所种的麦子遭殃，东周有了水源，必然重新种稻子，此时再切断水源，又会使得东周遭殃。如此，东周所种庄稼就会仰仗你西周了。果然，西周听取了他的话，下水于东周。就这样，苏子得到两国的重谢。而对于苏代（或苏厉）来说，他并不忠于某个国君，他唯一的目标就是利用两国的关系从中使诈，从而获得最大利益。他的游说不是根据道义所在去说服正义的一方改弦更张，而是利用国君的一己之私，因势利导，轻而易举达到自己的目的。苏子巧舌如簧，只为追求自己的利益，真不知道，将来东周稻谷成熟时，西周以武力来抢夺粮食，苏子又将如何为东周排难，用何言语说动西周之君息兵罢战呢？
不论战国士人的人生追求是否高尚，也不论他们的人生追求是否超出了个人能力的范围，不管道路如何艰辛曲折，他们始终向前，百折不挠。苏东坡说：“古今成大事者，不惟有超式之才，亦有坚韧不拔之志。”纵横家之所以能兴风作浪、左右时局、成为战国时代一个重要的阶层，是因为坚定执著的精神信念起着重要作用。纵横家们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权势、富贵，他们认为在这样一个乱世，他们是真正的强者，凭一己之力，可以“说一诸侯之王，出而乘其车，约一国而反，成而封侯之基”（《魏策一·张仪为秦连横说魏王章》），这是他们才华与能力的唯一证明，也是他们实现自身价值的唯一途径。他们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事业，曲折的道路上充满了辛酸，而他们孜孜不倦、至死不渝，这种精神是令人敬佩的。《战国策·秦策一》中记载了“苏秦始将连横”的状况：“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蔽，黄金百镒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赢滕履醖，负书担槖，形容枯槁，面目梨黑，状有归色。归至家，妻不下絍，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在这种失败落魄的困难时刻，周围没有一点慰藉，人生一片凄凉，而这种状况也刺激了苏秦，面对挫折与冷眼，如果他稍一退却，战国史上就会少了一位影响历史的大人物。他“……夜发书，陈箧书事，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终于总结出一套可行可变的政治理论，通过不懈努力，最终一举成名，身佩六国之相印。苏秦、苏代、苏厉三兄弟前赴后继，在合纵的道路上艰难前行。当苏秦在齐国被车裂而死，这是对游说士人的一个沉重打击，但是权威富贵作为广大士人追求的第一目标丝毫没有受到冲击，他们要么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前进，要么改弦易辙，以之为反例，从没有退缩迹象。
3.纵横家的谋略
熊宪光认为：“尊时”是战国士人“明时审事的处世方针”[6]。的确，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士人们一方面劝谏君主们要抓住天时，即刻出击，另一方面是士人们能够对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充分的认识，能够抓住历史机遇，勇于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当时虽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真正扮演主角的还应该是战国的这些士人们，因为，战乱时代不同于稳定时期，可以用一套理想的政治理论引导社会向前发展，战争年代讲求的是现实主义，战国士人们尤其是纵横家们深谙其中道理。李斯认为：“得时无怠，今万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鹜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7]认识历史发展的需要，抓住历史赋予的机遇，是战国士人们走向历史舞台的前提。
“合纵”、“连横”是纵横家最大的策略，也是他们的根本政治路线。战国七雄并峙，诸侯之间的力量对比出现了某种均势，他们之间相互攻击，相互制约，谁也无法在一时间把另一个诸侯消灭，谁也不会容忍一个诸侯消灭另一个诸侯而突然强大从而威胁到自己。于是针对天下政治形势，合纵一方希望联合自存，连横一方希望各个击破，逐渐统一。
从连横策略还演化出了著名的“远交近攻”的谋略。《秦策三·范睢至秦章》中范雎向秦昭王献计说：“大王越韩、魏而攻强齐，非计也。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之则害于秦。臣意王之计，欲少出师，而悉韩、魏之兵，则不义矣。今见与国之不可亲，越人之国而攻，可乎？疏于计矣。昔者，齐人伐楚，战胜，破军杀将，再辟[地]千里，肤寸之地无得者，岂齐之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诸侯见齐之罢露，君臣之不亲，举兵而伐之，主辱军破，为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韩、魏也。此所谓‘藉贼兵而赍盗食’也。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远攻，不亦缪乎？”这是连横政策的具体实行，正是远交近攻的策略帮助秦国一步步蚕食其他六国，从而一统天下。
作为划谋出策者，纵横家不仅需要对政治形势有深刻的认识，还必须拥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全方位的知识结构。处于战乱纷争的战国时代，军事地理知识显得尤为重要。正是有丰富的军事地理知识，纵横家才能游刃有余地驰骋于列国之间，从宏观的国际和国内军事地理形势、边防险阻到腹地的重要关隘及城池道路等微观地形，无不生动具体地描述出来，并辅以军事战略和军事装备等思想，使他们的军事地理思想更趋完善和成熟[8]。他们对天下地理方位了如指掌，顺手拈来：秦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利，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崤函之固”。（《史记·苏秦列传》）韩国“北有巩、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阳、常阪之塞，东有宛、攘、消水，南有隆山，地方千里”。（《战国策·赵策二》）而“中央之国”赵“西有常山，南有河漳，东有清河，北有燕国”。（《战国策·赵策二）》）以河山为界，疆域四至明了。魏国南有鸿沟，“东有淮、颖、沂”等，“西有长城之界”，北有河外之地。（《战国策·魏策一》）“齐南有泰山，东南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战国策·齐策一》）“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悟，北有汾隆之塞、旬尽阳，地方五千里”。（《战国策·楚策一》）“燕东南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余里”。（《战国策·燕策一》）
纵横家在总的政治路线指导下，表现出具体谋略的灵活性，他们要么投其所好，巧言进谏；要么因其所惧，危言耸听；要么掩短颂长，弄虚作假；要么倾诈颠覆，诱敌致败，花样百出，因势而定。
参考文献：
[1]郭丹.左传国策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8：158.
[2]郭丹.左传国策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59.
[3]王宏波.谈谈《战国策》的部类归属问题和战国纵横家的人格精神.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3，vol28，2.
[4]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941.
[5]熊宪光.战国策研究与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30.
[6]熊宪光.战国策研究与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4：36.
[7]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941.
[8]王元林.战国纵横家的军事地理思想.唐都学刊，1999.7，vol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