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西方现代哲学发动了一场“语言学转向”的革命，从语言的角度对传统的形而上学进行批判，维特根斯坦说：“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这种转变深刻影响并启发了文学理论界。正如伊格尔顿所言：“语言，连同它的问题、秘密和含义，已经成为20世纪知识生活的范型与专注的对象。”
　　 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名作《老人与海》，这部作品许多人把它作为励志小说读。“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这种名言警句，给人以精神的力量。透过作品中语言的描写，你可以深深品味到老人的孤独，这是一个孤独的抗争者，同时又是一个卑微的失败者。作品是一曲英雄末路的悲歌。
　　 读者细细体悟，可以发现小说语言的奇妙、温暖，作品包含许多象征性的妙喻，有许多让人捉摸不透的东西。老渔夫的那些可怜又可敬的内心独白，是他在和大海不停地说话，也是和命运不断地说话。他没有激烈的言辞，没有抱怨，没有诅咒，只有谦恭的乞求和敬畏、宽容和理解。当你读完全篇，读到最后一句“老头儿正在梦见狮子”时，你会回想到书中多次写老渔夫梦见狮子。狮子是草原和沙漠上孤独的英雄，这梦是否寓意老渔夫在浩瀚大海中孤单无助的恐惧？由此你可以感受到命运的力量，对它的隐忍或许是人的无奈，也是人性的伟大。从作品中你可以读出作家人道主义的情怀。
　　 文学其实由三种基本要素构成：人性、故事与语言。人性是作者的创作冲动，但人性必须化作故事，才能让人喜闻乐见。人性的故事通过语言表达，由是产生文学。文学作品是语言、形式、文本的三位一体，语言占据着支配性的决定地位。文本的语言批评是既基于字词句章的剖析，又有适当的引申和改造，从而形成更为广大的阅读理解空间。这主要有三个向度：第一个向度是把文本置放在历史文化语境中，丰富和扩展文本的语义；第二个向度是体察文本深层结构背后更为隐蔽的文化心理意义；第三个向度是探索言语主体的内心世界与文本形式之间的互塑关系。
　　 梭罗的《瓦尔登湖》记述作者自己融入自然的见闻感受，质朴的语言描写简朴的生活，生动的纪实传递身心的自由与精神的丰富。他以亲身经历为样板，教导人们鲜活地思考，明智地生活。梭罗晚年的作品《野苹果树》中，野苹果树扭曲又多节瘤，虽然处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虽然很晚才结果，又不为大多数人所知，但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崇高的使命。透过对野苹果树描述的语言，我们看到了梭罗的人生缩影。
　　文本、语言、意蕴之间的关系并不局限于文学作品。朱熹的《四书集注》是儒家经典的权威注解，最近台湾出版了傅佩荣教授的《朱熹错了》一书。傅教授从最基本的词义理解入手，对朱熹的一些观点进行批驳。例如作者在谈及《大学》篇的“格物致知”时，将其解释为“分辨所有与我相关的人与事，并得知行为规范的善恶有何具体内容”。在当下语境中，这种解释确能自圆其说。可是，联系朱熹所处的时代，大学之要务在于教化，教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一个人仅关心与他相关的人和事，那就违背了大学之道，背离了儒家“修齐治平”的崇高境界。朱熹注解四书是为了回应道教和佛教思想的严峻挑战，维护儒家思想的社会地位，他的注解是带有价值导向的诠释。
　　可见对文本内涵、语言意蕴的解读，不能仅停留于字面上直白的理解，必须顾及历史背景、文化心理、主体感受，是谓知人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