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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易、谦和，淡泊
在钱学森的履历介绍上常有“任国防部五院院长、副院长”的字样。事实上他是先当的是院长，后当的副院长。岂不是降职了?其实，这就是钱学森和常人的不常之处。1956年，他向中央建议，成立导弹研制机构，这就是后来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钱学森担任院长。但是随着导弹事业的发展、五院规模的扩大，钱学森作为院长的行政事务也越来越多。当年45岁的钱院长虽然精力充沛，但他既要为中国的导弹事业举办“扫盲班”，又要带领大家进行技术攻关，还要为研究院一大家人的柴米油盐操心。有时研究院的报告和幼儿园的报告会一同等待他这位院长批示，他说，我哪懂幼儿园的事呀。为此，他给聂帅写信要求“退”下来改正为副，专心致志于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上级同意了他的要求，使他从繁杂的行政、后勤事务中解脱出来。从此，他只任副职，到七机部副部长，再到国防科委副主任等，专司我国国防科技发展的重大技术问题。他对这种安排十分满意。
钱学森考虑的是科研工作，而不是自己因此会失去什么权力，降低什么待遇。这种精神贯穿在他的一生之中。钱学森出任中国科协第三届主席的经历也是曲折的。1985年，科协二届五次全国委员会一致通过建议由钱学森担任第三届主席，可他个人不同意。一直到闭幕那天，在京西宾馆开闭幕大会，文稿写好了，请钱老(科协一届副主席)致闭幕词，并送他审阅。他看了稿子后表示，这个稿子原则上我同意，但最后要加一段话，让我向大家说明，我不能出任三届主席的理由。如果你们同意加这段话，我就念这个稿子，如果你们不同意，我就不念，请别人致闭幕词。科协的同志只好表示：“钱老，您念完这个稿子，可以讲一段您个人的意见，但不要正式写进这份讲稿。”于是，钱学森同意致闭幕词。但是当他在说明自己不适合担任下届主席时，会场上连续地鼓掌，使他没法接着讲下去，有人站起来插话，“钱老，这个问题您个人就别讲了。”大家对插话又热烈鼓掌。后来，方毅、杨尚昆、邓颖超都出面找他谈话，劝他出任科协三届主席。由于这样一些工作，钱学森才得以出任了下一届科协主席。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大家这么一致地做工作，钱学森是绝不会要这个名的。1991年，当他任期满后，在换届时，他坚决不同意连任，并推荐比自己年轻的人担任下届科协主席。
大家知道，钱学森是全国政协第六、七、八届副主席。当然，第六届他并不是换届时选进，而是中间增补进去的。但钱学森并不算这个细账，在七届任满时，他就给当时的政协负责人写信，请求不要在八届政协安排任何工作，说“这是我身体条件的实况”。但是这个报告没被批准，直到1998年全国政协八届换届时，钱学森才从副主席的位置上完全退下来。这便是一个不要地位、要作为的钱学森。
于荣誉，钱学森也是如此。目前，在中国从事科研工作的人都想争取一个“院士”的称号，这个称号在1994年前叫“学部委员”。然而，钱学森在1988年与1992年曾两次给当时任中科院院长的周光召写信，请求免去他学部委员的称号。信发出去，周光召与严济慈一起做他的工作，讲“学部委员不是个官位，是大家选的，任何领导无权批准您的请辞报告”。于是，钱学森只得放弃个人的想法。
每次“失踪”总是给祖国人民带来惊喜
当年，钱学森回国后不久，便一头扎在了大西北，冒着狂暴的黄沙，顶着火辣辣的烈日，在人迹罕见的大沙漠中与科技人员一起风餐露宿，日日夜夜地研究解决许多重大的国防科技难题，一干就是好几个月不回家。
有时，他神不知鬼不觉地返回来，妻子问他去哪了，为什么瘦成这个样子，他只是淡淡一笑，说一声“没关系，不用担心”，就算支应过去。蒋英回忆起钱学森的那段生活时，不无嗔怨：“那时候，他什么都不对我讲。我问他在干什么，不说。有时忽然出差，我问他到哪儿去，不说；去多久，也不说。他的工作和行动高度保密，行踪不要说对新闻界、对朋友保密，连我们家人也绝对保密，一点也不知道他在干嘛。”于是，蒋英向记者讲起那个听来啼笑皆非的“索夫”故事。
有一回，钱学森又“出差”，一去又是几个月，杳无音信。急得坐立不安、寝食不宁的蒋英，再也无法忍受这种亲人死活不明的痛苦折磨，急匆匆地找到一位国家领导人，像一个天真的孩子赌气地质问：“钱学森到哪儿去了?他还要不要这个家?”说完呜呜地哭了起来。
其实，这时的钱学森并没有失踪，他正在戈壁荒漠之上紧张地进行着“东风一号”近程导弹的发射准备工作。这颗导弹是在钱学森的领导下，技术人员和工人奋战了700多个日夜研制成功的。
1960年11月5日，新华社发了一条电讯通稿：我国第一枚“东风一号”近程导弹在我国西北地区发射成功，精确命中目标……蒋英看到消息，刹那间脸上露出了笑容——莫非是他?莫非他就在“我国的西北地区”?“他回来了，经‘质问’而验证我猜中了。当我向他讲述自己前不久找国家领导人‘索夫’的故事后，逗得他哈哈大笑。”蒋英讲，此后，钱学森又有多次“失踪”，每次“失踪”总是给祖国人民带来惊喜。
感情丰富而情趣多多
钱学森和蒋英婚姻美满，夫妻恩爱。虽然所从事的专业各异，但为祖国奉献、为人民效力的心一样热。钱学森钟情于蒋英，同时也钟情于他和蒋英共同酷爱的音乐。
“我从小喜欢音乐，他也自幼酷爱艺术，中学时代他是有名的铜管乐手。”钱学森与蒋英一样，喜欢听音乐，对世界乐坛名家的各种风格都十分稔熟，欣赏音乐的艺术品味很高。
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期间，钱学森曾多次驾驶着那二手货的老爷车，拉着三四个中国同学，到波士顿听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波士顿交响乐团每周都要演出一次，它那整齐的阵容、高超的技艺享誉世界，征服了无数音乐爱好者，也征服了钱学森。没有特殊情况，每个周末的音乐会他几乎都要到场。为了听音乐会，钱学森宁肯节衣缩食，十分节俭地花用他打工挣来的钱。音乐给了他慰藉，也引发了他幸福的联想。每当他听到那些悠扬的乐曲声，他便情不自禁地想起身在异地的蒋英——远离家乡、远离祖国、在欧洲学习声乐的姑娘。
20世纪50年代中期，蒋英在中央实验歌剧院担任艺术指导。“为了满足广大工农兵的要求，我和演员们一起到大西北偏僻落后的地方巡回演出，并努力学唱中国民歌、昆曲、京韵大鼓，甚至京戏。”她穿上民族服装，扮作村姑，登台演唱，颇受群众欢迎。每当登台演唱时，蒋英总喜欢请钱学森去听，请他欣赏，请他评论。有时钱学森工作忙，不能去听，蒋英就录下音来，带回家，待他休息再放给他听。
“与我相比，他更喜欢贝多芬的作品，尤其喜爱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英雄》。”蒋英这么认为。在钱学森看来，贝多芬不是一个单纯的作曲家，在本质上贝多芬是音响诗人，是音响哲学家。他生前说：“贝多芬的最大成就，就是让音符述说哲学，解释哲学，使音乐成为最富于哲学性质的艺术。贝多芬总是用音符寓意托情，启迪人类的灵性，感发人类的道德和良心。”他时常陶醉在贝多芬的音乐世界里，也同时被贝多芬的英雄气慨所感染。看来，钱学森也绝非一个单纯的科学家，就如同贝多芬并非一个单纯的作曲家一样。
在蒋英眼里，钱学森是一个随和而淡泊、亲近而崇高、感情丰富而情趣多多的科学大师。如今，这位“中国导弹之父”走了，不走的是他的精神与人格魅力。
在钱学森的履历介绍上常有“任国防部五院院长、副院长”的字样。事实上他是先当的是院长，后当的副院长。岂不是降职了?其实，这就是钱学森和常人的不常之处。1956年，他向中央建议，成立导弹研制机构，这就是后来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钱学森担任院长。但是随着导弹事业的发展、五院规模的扩大，钱学森作为院长的行政事务也越来越多。当年45岁的钱院长虽然精力充沛，但他既要为中国的导弹事业举办“扫盲班”，又要带领大家进行技术攻关，还要为研究院一大家人的柴米油盐操心。有时研究院的报告和幼儿园的报告会一同等待他这位院长批示，他说，我哪懂幼儿园的事呀。为此，他给聂帅写信要求“退”下来改正为副，专心致志于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上级同意了他的要求，使他从繁杂的行政、后勤事务中解脱出来。从此，他只任副职，到七机部副部长，再到国防科委副主任等，专司我国国防科技发展的重大技术问题。他对这种安排十分满意。
钱学森考虑的是科研工作，而不是自己因此会失去什么权力，降低什么待遇。这种精神贯穿在他的一生之中。钱学森出任中国科协第三届主席的经历也是曲折的。1985年，科协二届五次全国委员会一致通过建议由钱学森担任第三届主席，可他个人不同意。一直到闭幕那天，在京西宾馆开闭幕大会，文稿写好了，请钱老(科协一届副主席)致闭幕词，并送他审阅。他看了稿子后表示，这个稿子原则上我同意，但最后要加一段话，让我向大家说明，我不能出任三届主席的理由。如果你们同意加这段话，我就念这个稿子，如果你们不同意，我就不念，请别人致闭幕词。科协的同志只好表示：“钱老，您念完这个稿子，可以讲一段您个人的意见，但不要正式写进这份讲稿。”于是，钱学森同意致闭幕词。但是当他在说明自己不适合担任下届主席时，会场上连续地鼓掌，使他没法接着讲下去，有人站起来插话，“钱老，这个问题您个人就别讲了。”大家对插话又热烈鼓掌。后来，方毅、杨尚昆、邓颖超都出面找他谈话，劝他出任科协三届主席。由于这样一些工作，钱学森才得以出任了下一届科协主席。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大家这么一致地做工作，钱学森是绝不会要这个名的。1991年，当他任期满后，在换届时，他坚决不同意连任，并推荐比自己年轻的人担任下届科协主席。
大家知道，钱学森是全国政协第六、七、八届副主席。当然，第六届他并不是换届时选进，而是中间增补进去的。但钱学森并不算这个细账，在七届任满时，他就给当时的政协负责人写信，请求不要在八届政协安排任何工作，说“这是我身体条件的实况”。但是这个报告没被批准，直到1998年全国政协八届换届时，钱学森才从副主席的位置上完全退下来。这便是一个不要地位、要作为的钱学森。
于荣誉，钱学森也是如此。目前，在中国从事科研工作的人都想争取一个“院士”的称号，这个称号在1994年前叫“学部委员”。然而，钱学森在1988年与1992年曾两次给当时任中科院院长的周光召写信，请求免去他学部委员的称号。信发出去，周光召与严济慈一起做他的工作，讲“学部委员不是个官位，是大家选的，任何领导无权批准您的请辞报告”。于是，钱学森只得放弃个人的想法。
每次“失踪”总是给祖国人民带来惊喜
当年，钱学森回国后不久，便一头扎在了大西北，冒着狂暴的黄沙，顶着火辣辣的烈日，在人迹罕见的大沙漠中与科技人员一起风餐露宿，日日夜夜地研究解决许多重大的国防科技难题，一干就是好几个月不回家。
有时，他神不知鬼不觉地返回来，妻子问他去哪了，为什么瘦成这个样子，他只是淡淡一笑，说一声“没关系，不用担心”，就算支应过去。蒋英回忆起钱学森的那段生活时，不无嗔怨：“那时候，他什么都不对我讲。我问他在干什么，不说。有时忽然出差，我问他到哪儿去，不说；去多久，也不说。他的工作和行动高度保密，行踪不要说对新闻界、对朋友保密，连我们家人也绝对保密，一点也不知道他在干嘛。”于是，蒋英向记者讲起那个听来啼笑皆非的“索夫”故事。
有一回，钱学森又“出差”，一去又是几个月，杳无音信。急得坐立不安、寝食不宁的蒋英，再也无法忍受这种亲人死活不明的痛苦折磨，急匆匆地找到一位国家领导人，像一个天真的孩子赌气地质问：“钱学森到哪儿去了?他还要不要这个家?”说完呜呜地哭了起来。
其实，这时的钱学森并没有失踪，他正在戈壁荒漠之上紧张地进行着“东风一号”近程导弹的发射准备工作。这颗导弹是在钱学森的领导下，技术人员和工人奋战了700多个日夜研制成功的。
1960年11月5日，新华社发了一条电讯通稿：我国第一枚“东风一号”近程导弹在我国西北地区发射成功，精确命中目标……蒋英看到消息，刹那间脸上露出了笑容——莫非是他?莫非他就在“我国的西北地区”?“他回来了，经‘质问’而验证我猜中了。当我向他讲述自己前不久找国家领导人‘索夫’的故事后，逗得他哈哈大笑。”蒋英讲，此后，钱学森又有多次“失踪”，每次“失踪”总是给祖国人民带来惊喜。
感情丰富而情趣多多
钱学森和蒋英婚姻美满，夫妻恩爱。虽然所从事的专业各异，但为祖国奉献、为人民效力的心一样热。钱学森钟情于蒋英，同时也钟情于他和蒋英共同酷爱的音乐。
“我从小喜欢音乐，他也自幼酷爱艺术，中学时代他是有名的铜管乐手。”钱学森与蒋英一样，喜欢听音乐，对世界乐坛名家的各种风格都十分稔熟，欣赏音乐的艺术品味很高。
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期间，钱学森曾多次驾驶着那二手货的老爷车，拉着三四个中国同学，到波士顿听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波士顿交响乐团每周都要演出一次，它那整齐的阵容、高超的技艺享誉世界，征服了无数音乐爱好者，也征服了钱学森。没有特殊情况，每个周末的音乐会他几乎都要到场。为了听音乐会，钱学森宁肯节衣缩食，十分节俭地花用他打工挣来的钱。音乐给了他慰藉，也引发了他幸福的联想。每当他听到那些悠扬的乐曲声，他便情不自禁地想起身在异地的蒋英——远离家乡、远离祖国、在欧洲学习声乐的姑娘。
20世纪50年代中期，蒋英在中央实验歌剧院担任艺术指导。“为了满足广大工农兵的要求，我和演员们一起到大西北偏僻落后的地方巡回演出，并努力学唱中国民歌、昆曲、京韵大鼓，甚至京戏。”她穿上民族服装，扮作村姑，登台演唱，颇受群众欢迎。每当登台演唱时，蒋英总喜欢请钱学森去听，请他欣赏，请他评论。有时钱学森工作忙，不能去听，蒋英就录下音来，带回家，待他休息再放给他听。
“与我相比，他更喜欢贝多芬的作品，尤其喜爱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英雄》。”蒋英这么认为。在钱学森看来，贝多芬不是一个单纯的作曲家，在本质上贝多芬是音响诗人，是音响哲学家。他生前说：“贝多芬的最大成就，就是让音符述说哲学，解释哲学，使音乐成为最富于哲学性质的艺术。贝多芬总是用音符寓意托情，启迪人类的灵性，感发人类的道德和良心。”他时常陶醉在贝多芬的音乐世界里，也同时被贝多芬的英雄气慨所感染。看来，钱学森也绝非一个单纯的科学家，就如同贝多芬并非一个单纯的作曲家一样。
在蒋英眼里，钱学森是一个随和而淡泊、亲近而崇高、感情丰富而情趣多多的科学大师。如今，这位“中国导弹之父”走了，不走的是他的精神与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