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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了何明星先生《著述与宗族——清人文集编刻方式的社会学考察》，该书收入《中华文史新刊》丛书中。笔者发现书中问题不少，而且有的还很严重。来新夏先生曾写过一篇题为《清代学术出版的社会学考察》的评介文章，认为此书“颇多新鲜之感”，“是一本有创意的专著，为研究清人文集开拓了新领域，充分显示了作者的辛勤用心”，如此评说，则大体上是肯定此书。笔者对此不敢苟同。至于来先生认为，此书附录《600部清人文集名录》“只是移用了张舜徽先生的收录文集单，而张先生的《清人文集别录》亦尚非难求之书”，而表达了一点“吹求”，即再版时“略去这份书单”，对此笔者是赞同的。
一、最突出的问题是材料的选用
做学问要讲一定的学术规范，这既是学术发展的必要条件，也应是学者自身的要求。此书作者何明星先生大概是文艺学专业出身(见第200页《后记》)，全书也不断强调用的是社会学的方法，但这本书既被收入《中华文史新刊》，则其涉及到文史的部分，也应当遵守相应的学术规范。
通读此书，不难发现作者的学术规范意识相当薄弱，最主要的一点是在文献使用上没有扎实地从第一手材料出发，以致产生了不少严重问题。最能反映这些问题的是该书的引文，具体的问题下文再举例，这里指出两个要点：
(一)此书论述的对象是“清人文集编刻方式”，而又是“借助张舜徽先生对600部清人文集研究的成果”，如第四章《清人学术活动的宗族化特征》基本借用张舜徽先生《清人文集别录》，占全书四分之一的篇幅(全书200页，此章为第52～104页)。但是，张书600部文集即可代表清人文集吗?就算有代表性，其论述的重点在编刻方式吗?依此书对这600部文集编辑方式的数据统计(参看此书第19页《清人文集编辑方式透视图》)，占最大比例的不是“为先人先师编辑”、“自编文集”，或“为同里乡邦编辑”，也不是“编辑为业”，而是“不详”，此“不详”类共257部(比率为42.83％)，远远超过第二位“为先人先师编辑”，这难道不能引起作者的注意和疑问吗?但其处理的方法只是一句“本书暂不作分析”。这真令人诧异。
在文史研究中，新方法、新角度的运用是应当提倡的，但也要建立在对材料的掌握、对研究对象本身的理解之上，否则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上文提及的是一个例子，而在论述“为先人先师编刊方式”时，作者竟说“如果去掉257部无法确认的文集数量作定性分析，该比例达到46.6％”(第20页)；在论述“自编文集”时说：“如果去掉257部无法归类部分，(自编文集)比率为39.6％”(第22页)。在统计学中可以这么随意“去掉”吗(同样情形在第36页亦有)?实际上，这部分文集的编辑方式并非真的考察不出来。清人文集距今较近，且保存较好，一般说来，其如何写出、编成及其版本情况，大多可以从文集本身的内容、序跋及其他书籍的记录而考得，作者未曾翻检一部文集，就认为“不详”，并在此基础上做统计，于理难通。
(二)此书第三章《清人著名科举家族的著述出版活动考察》主要对5个清代科举家族：江苏顾氏、章氏，顺天高氏，常州储氏，浙江俞氏(见第37页)，以及两个横跨几个朝代的家族：山东杜氏、江苏昆山归氏作了相关的考察。作者论述后两个家族用了4～5页的篇幅，全部引自侯玉杰《滨州杜氏家族研究》(齐鲁书社2003年版)与曹月堂《中国文化世家·吴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且都只有一个注释。考察前五个家族时所用材料乃顾廷龙先生主编、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的《清代硃卷集成》。作者“借助”张杰教授提供的线索(《清代科举家族》，张杰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查阅了《清代朱卷集成》部分分册卷页”(第37页；“殊”有时简写为“朱”，但原书没有，张杰教授也没有这么写)，在参考文献中也列了“《清代朱卷集成》408、415、411分册”(第198页)。但据笔者查检，发现这五个家族在《清代殊卷集成》中的册数分别是第143册(顾氏)、第206册(储氏)、第121册(高氏)、第86册(俞氏)及第71册(章氏)。这里明显存在疏漏。实际上，此处所引全是张杰《清代科举家族》第四章《日常生活》之第三节《展示家族文化成就的著作》(见张杰书第192～200页)的内容。张杰教授偶尔考察不周之处，此书也都照抄，且有抄错之处和擅改原文的地方，如第41页一段引文，实乃综合张书第197页两处文字而来。如此，作者引用材料的态度可知矣。
二、纠谬举例
《著述与宗族》一书的错误，可说是错综复杂、不胜枚举。至于出现这些错误是作者的问题还是责任编辑的问题，笔者不得而知。重要错误上文已有所提及，此处以引文为主，分为三个方面举例论说：
(一)引文规范方面
首先，未引用第一手材料。(1)第7页、第9页共三处引章学诚《文史通义》，但都是转引自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文史通义》乃常见书，不知何故转引。让人不解的是，此书在第6页、第8页引用《文史通义》，即引自现在通行的中华书局1985年版《文史通义校注》。(2)第42页对顺天高抡元家族的叙述，也是直接引“张杰教授的考证”(张杰《清代科举家族》第197～198页)，张文的疏忽，此书也就照抄。其所述第三代高嵩、高衡两人乃高抡元的高高祖辈(高嵩是其高高伯祖、高衡是其嫡传高高祖，分别见《清代殊卷集成》第121册，第191页、第193页)，“第四代”高廷璨乃其“再从曾祖”，即曾祖辈的，因此这两代中间尚隔一高祖辈，即隔一代，则高廷璨应是第五代，而非第四代。出现一样的错误可见作者所说“查阅《清代硃卷集成》”，乃不实之言。
其次，引文不注出处或出处不确。(1)例如在第87页论及申涵光时，引张舜徽的《清人文集别录》，且加引号，但未注出处；在第88页论及宁都三魏(魏际瑞、魏禧、魏礼)时，多次引张书，但只在魏禧处标了一个注。(2)有时注了出处，却不准确。以所引《清人文集别录》为例，第29页注①之第455页乃第462页之误，同页注②第462页乃第494页之误，注③第494页应为第494～495页；第53页注①第12页乃第10页之误；第54页注②第12页乃第12～13页之误；第61页注①第120页乃第121页之误；第97页注①第150页乃第151页之误，同页注②第154页乃第213页之误，等等。(3)稍放宽些，引用一些经典段落和成语等可不加出处，但一定要保证其准确性。此书第13页引用《尔雅·释亲·婚姻》《尔雅·释亲·宗族》都未交代出处，且在全引《尔雅·释亲·宗族》这段十五行的文字 中，不但将13个“景”字全部写成“罤”，还出现了四处错误：第一行“母之妣为王母”，“母”乃“父”之讹；第六行“父之从父景弟为祖父”，“祖父”前脱一“从”字；同行“族父之子为族景弟”，“族父之子”后脱“相谓”二字；第十一行“王姑”后脱“父之从父姊妹为从祖姑，父之从祖姊妹为族祖姑”两句。(见《尔雅注疏》第259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十三经注疏》本)
再看该书所附参考文献。此书涉及清人文集，参考文献中却没有一部清人文集；涉及科举家族，所引《清代殊卷集成》竟不是所要用的册数；涉及族谱(第六章即《宗族的象征——族谱的编撰、传播与清人文集出版活动的比较分析》)，参考文献却没有引一部家谱、族谱。这让人说什么好呢。
(二)表述方面
整部书的文字表述很成问题，现将书中因理解不当或粗心大意造成的失误，略举十例：
1、“抑清代人文盛矣，或以学名，或以文著，或以仕宦显，或以艺术彰，各有文集刊布于世。”(《清人文集别录·自序》第4页，中华书局1963年第一版，1980年重印；而非如作者所引“1980年版”)《著述与宗族》一书引用了此段，接着说：“这段话说出了清人文集流传于世的表层原因，但没有进一步研究探讨，学名、仕宦、艺术之所以显、之所以彰有一个中间的转换过程，这个转换过程就是编辑出版……”(第11页)按：从编辑出版的角度考察甚好，但原文“学、文、仕宦、艺术”何以就成了“表层原因”?又，“学名”何意?难道能与仕宦、艺术在同一层面上并列?
2、“黄宗羲所学，源于明末学者王守仁之学说，然其趣径，实以扩而大之，治史之外更深于经学”(第53页)。读者不禁要问：王守仁什么时候成了“明末学者”?而循此处语义，似乎王阳明以治史为长。是吗?
3、“乾嘉时期，考证学兴盛，尤以嘉定地区为滥觞”(第57页)。已盛何来“滥觞”?后面对“九钱”的介绍亦含混不清(第59页)，此处不详论。
4、第60页介绍“吴县三惠”(惠周惕、惠士奇、惠栋)时，先云“历史上的吴县，清代隶属江苏省苏州府管辖，在太湖东北岸，与元和、常州、震泽同属于苏州的卫星城”，后面紧接一句“今天属于浙江省苏州地区”，令人不解。这种失误全书并非仅见。如第103页“有的学术研究在图书文献上互通有无，往复传抄，学业益富。如江苏海宁周广业、陈鳣、吴骞三人……”此三人乃浙江海宁人，怎么变成江苏籍的了?
5、“姚范去世六十年后，其曾孙姚莹从群集(按：集乃籍之误)中录出所批注之语，结集《援鹑堂文集》六卷。张舜徽先生认为，《援鹑堂文集》为清人文集中最精……”(第64页)此处大谬。据《清人文集别录》第157～158页云：“范为学务博览，不名一家，居恒不著书而喜校书……见有讹误衍脱，或他本异同，随手订正……没后六十年，其曾孙莹，始自群籍中录出其批注之语，为《援鹑堂笔记》五十卷……在清人笔记中为最精。”姚莹所辑乃《援鹑堂笔记》五十卷，非《援鹑堂文集》六卷，两者性质亦很不同，不知作者何以有此改换。
6、“由宗族核心外延同里异姓宗族，纵向时间的父子相传与空间的横向拓展交织发展，清晰地展现了桐城文派在清代三百多年的发展轨迹”(第67页)。清代是三百多年吗?又，“刘师培可以说是‘扬州二刘’所代表的扬州学派在清代三百年学术史结束时最重的音符”(第79页)。学界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说，但“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似不妥当。
7、“‘扬州二刘’，是同道年间，清代学术史上对扬州学派的推崇之称”(第70页)。有“同道年间”之说吗?又如，“湘学崛起于咸丰道光年间……”(第99页)，通常有道咸之说，未闻“咸丰道光年间”的说法。
8、“收入到《清人文集别录》中的《甘泉乡人稿》二十四卷(按：钱泰吉著)，在咸丰初有刻本，后版毁，同治十一年，其门人陈锡麒寄助刻资，钱泰吉之子钱应溥重为校勘”(第91页)。据《清人文集别录》第383页，知《甘泉乡人稿》乃同治十年门人寄助刻资，翌年钱应溥校刊。寄资与校刊(按：非“校勘”)非同年之事，此处不确。
9、“(唐鉴)最著名的作品是《学案小识》《朱子年谱考异》诸书，依据张舜徽先生的考证，《学案小识》为其一生心力所萃，受到清初陆陇其、陆世仪、张履祥等推崇”(第93页)。按：此处亦谬。唐鉴乃嘉庆十三年进士、咸丰十一年卒，怎会受到清初人的推崇?看《清人文集别录》第418～419页，知“其书(按：即《学案小识》)……大旨在专明程、朱之绪，故于清初陆陇其、陆世仪、张履祥、张伯行推崇甚至，而于汤斌以下兼宗陆、王者，率多贬词，识见甚晦，门庭甚褊……”原来如此。
10、“吴骞所时尚虽广，但尽心于校书。为最精，与同里学人黄丕烈、陈鳣等相近”(第97页)。此段读不通，检《清人文集别录》第217页，知“时尚”乃“嗜尚”之讹，“尽心”前脱一“以”字；且吴骞浙江海宁人，黄丕烈乃江苏苏州人(此书上面亦提及)，何以此处却成了吴骞的同里?
(三)用字错漏太多
本来这一点不是学术问题，在一般批评文章中可以不提或一笔带过，但此书这一问题太严重，不能不提。
错漏在引文中有，在引文之外也有，但以引文中的更多、更易发现。对作者引用《清人文集别录》做一大致统计后发现，至少在28页中存在文字之讹脱衍倒，计约113处(详见附表一)。实际引用但未注明者没有统计，但问题一样严重，数量更大。尤其是第四章(第52—104页)，引用张书时的讹误真是连篇累牍，让人不能卒读。而来新夏先生认为“这三章(第三到五章)的最突出特点，在于几乎网罗了有清一代一流学者102人的著述与宗族关系(按：此第四章所做，作者明言之，见第103、第104页)，而加以详尽的阐释，学术论辩的含金量颇高，几可作清代学术史来读。”且不管所引恰当与否，亦不论其阐释、论辩如何，这样面目全非、满是伤痕的文字，可以“作清代学术史来读”吗?
笔者把全书写错的人名、书名，仅就能判断的部分作一统计(见附表二、附表三)，发现写错的人名至少有29个，且吴汝伦(吴汝纶)、刘毓松(刘毓崧)、卫令公(卫灵公)、刘镕(刘蓉)、张睿(张溶)等误名不止出现一次，表中不一一列出；写错的书名至少有37个，如《群经平议》误为《群经评议》，《惜抱轩文集》误为《惜报轩文集》，《经籍籑诂》误为《经藉纂诂》。这种错误最不应该、也最易误导读者。人名、书名尚且如此，其他可想而知。
拙文虽然指出了此书不少缺点，但也不是认为它毫无可取。此题目本身很好，其新方法和新角度，也颇能给人以启发。只是一本著作如此不遵守学术规范，错误百出，即使其中有真知卓见，也是不合格的。因此，此书倘重版，必要脱胎换骨才行，而不只是去掉附录而已。
衷心希望作者此后运用新方法时，莫忘最基本也最重要的旧规范。作为学界中人的我们也应该引以为戒，并要反思追问今日学术生产质量下滑究竟是谁之责。
(《著述与宗族》，何明星著，中华书局2007年9月版，26.00元)
(本文编辑：李 焱)
一、最突出的问题是材料的选用
做学问要讲一定的学术规范，这既是学术发展的必要条件，也应是学者自身的要求。此书作者何明星先生大概是文艺学专业出身(见第200页《后记》)，全书也不断强调用的是社会学的方法，但这本书既被收入《中华文史新刊》，则其涉及到文史的部分，也应当遵守相应的学术规范。
通读此书，不难发现作者的学术规范意识相当薄弱，最主要的一点是在文献使用上没有扎实地从第一手材料出发，以致产生了不少严重问题。最能反映这些问题的是该书的引文，具体的问题下文再举例，这里指出两个要点：
(一)此书论述的对象是“清人文集编刻方式”，而又是“借助张舜徽先生对600部清人文集研究的成果”，如第四章《清人学术活动的宗族化特征》基本借用张舜徽先生《清人文集别录》，占全书四分之一的篇幅(全书200页，此章为第52～104页)。但是，张书600部文集即可代表清人文集吗?就算有代表性，其论述的重点在编刻方式吗?依此书对这600部文集编辑方式的数据统计(参看此书第19页《清人文集编辑方式透视图》)，占最大比例的不是“为先人先师编辑”、“自编文集”，或“为同里乡邦编辑”，也不是“编辑为业”，而是“不详”，此“不详”类共257部(比率为42.83％)，远远超过第二位“为先人先师编辑”，这难道不能引起作者的注意和疑问吗?但其处理的方法只是一句“本书暂不作分析”。这真令人诧异。
在文史研究中，新方法、新角度的运用是应当提倡的，但也要建立在对材料的掌握、对研究对象本身的理解之上，否则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上文提及的是一个例子，而在论述“为先人先师编刊方式”时，作者竟说“如果去掉257部无法确认的文集数量作定性分析，该比例达到46.6％”(第20页)；在论述“自编文集”时说：“如果去掉257部无法归类部分，(自编文集)比率为39.6％”(第22页)。在统计学中可以这么随意“去掉”吗(同样情形在第36页亦有)?实际上，这部分文集的编辑方式并非真的考察不出来。清人文集距今较近，且保存较好，一般说来，其如何写出、编成及其版本情况，大多可以从文集本身的内容、序跋及其他书籍的记录而考得，作者未曾翻检一部文集，就认为“不详”，并在此基础上做统计，于理难通。
(二)此书第三章《清人著名科举家族的著述出版活动考察》主要对5个清代科举家族：江苏顾氏、章氏，顺天高氏，常州储氏，浙江俞氏(见第37页)，以及两个横跨几个朝代的家族：山东杜氏、江苏昆山归氏作了相关的考察。作者论述后两个家族用了4～5页的篇幅，全部引自侯玉杰《滨州杜氏家族研究》(齐鲁书社2003年版)与曹月堂《中国文化世家·吴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且都只有一个注释。考察前五个家族时所用材料乃顾廷龙先生主编、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的《清代硃卷集成》。作者“借助”张杰教授提供的线索(《清代科举家族》，张杰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查阅了《清代朱卷集成》部分分册卷页”(第37页；“殊”有时简写为“朱”，但原书没有，张杰教授也没有这么写)，在参考文献中也列了“《清代朱卷集成》408、415、411分册”(第198页)。但据笔者查检，发现这五个家族在《清代殊卷集成》中的册数分别是第143册(顾氏)、第206册(储氏)、第121册(高氏)、第86册(俞氏)及第71册(章氏)。这里明显存在疏漏。实际上，此处所引全是张杰《清代科举家族》第四章《日常生活》之第三节《展示家族文化成就的著作》(见张杰书第192～200页)的内容。张杰教授偶尔考察不周之处，此书也都照抄，且有抄错之处和擅改原文的地方，如第41页一段引文，实乃综合张书第197页两处文字而来。如此，作者引用材料的态度可知矣。
二、纠谬举例
《著述与宗族》一书的错误，可说是错综复杂、不胜枚举。至于出现这些错误是作者的问题还是责任编辑的问题，笔者不得而知。重要错误上文已有所提及，此处以引文为主，分为三个方面举例论说：
(一)引文规范方面
首先，未引用第一手材料。(1)第7页、第9页共三处引章学诚《文史通义》，但都是转引自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文史通义》乃常见书，不知何故转引。让人不解的是，此书在第6页、第8页引用《文史通义》，即引自现在通行的中华书局1985年版《文史通义校注》。(2)第42页对顺天高抡元家族的叙述，也是直接引“张杰教授的考证”(张杰《清代科举家族》第197～198页)，张文的疏忽，此书也就照抄。其所述第三代高嵩、高衡两人乃高抡元的高高祖辈(高嵩是其高高伯祖、高衡是其嫡传高高祖，分别见《清代殊卷集成》第121册，第191页、第193页)，“第四代”高廷璨乃其“再从曾祖”，即曾祖辈的，因此这两代中间尚隔一高祖辈，即隔一代，则高廷璨应是第五代，而非第四代。出现一样的错误可见作者所说“查阅《清代硃卷集成》”，乃不实之言。
其次，引文不注出处或出处不确。(1)例如在第87页论及申涵光时，引张舜徽的《清人文集别录》，且加引号，但未注出处；在第88页论及宁都三魏(魏际瑞、魏禧、魏礼)时，多次引张书，但只在魏禧处标了一个注。(2)有时注了出处，却不准确。以所引《清人文集别录》为例，第29页注①之第455页乃第462页之误，同页注②第462页乃第494页之误，注③第494页应为第494～495页；第53页注①第12页乃第10页之误；第54页注②第12页乃第12～13页之误；第61页注①第120页乃第121页之误；第97页注①第150页乃第151页之误，同页注②第154页乃第213页之误，等等。(3)稍放宽些，引用一些经典段落和成语等可不加出处，但一定要保证其准确性。此书第13页引用《尔雅·释亲·婚姻》《尔雅·释亲·宗族》都未交代出处，且在全引《尔雅·释亲·宗族》这段十五行的文字 中，不但将13个“景”字全部写成“罤”，还出现了四处错误：第一行“母之妣为王母”，“母”乃“父”之讹；第六行“父之从父景弟为祖父”，“祖父”前脱一“从”字；同行“族父之子为族景弟”，“族父之子”后脱“相谓”二字；第十一行“王姑”后脱“父之从父姊妹为从祖姑，父之从祖姊妹为族祖姑”两句。(见《尔雅注疏》第259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十三经注疏》本)
再看该书所附参考文献。此书涉及清人文集，参考文献中却没有一部清人文集；涉及科举家族，所引《清代殊卷集成》竟不是所要用的册数；涉及族谱(第六章即《宗族的象征——族谱的编撰、传播与清人文集出版活动的比较分析》)，参考文献却没有引一部家谱、族谱。这让人说什么好呢。
(二)表述方面
整部书的文字表述很成问题，现将书中因理解不当或粗心大意造成的失误，略举十例：
1、“抑清代人文盛矣，或以学名，或以文著，或以仕宦显，或以艺术彰，各有文集刊布于世。”(《清人文集别录·自序》第4页，中华书局1963年第一版，1980年重印；而非如作者所引“1980年版”)《著述与宗族》一书引用了此段，接着说：“这段话说出了清人文集流传于世的表层原因，但没有进一步研究探讨，学名、仕宦、艺术之所以显、之所以彰有一个中间的转换过程，这个转换过程就是编辑出版……”(第11页)按：从编辑出版的角度考察甚好，但原文“学、文、仕宦、艺术”何以就成了“表层原因”?又，“学名”何意?难道能与仕宦、艺术在同一层面上并列?
2、“黄宗羲所学，源于明末学者王守仁之学说，然其趣径，实以扩而大之，治史之外更深于经学”(第53页)。读者不禁要问：王守仁什么时候成了“明末学者”?而循此处语义，似乎王阳明以治史为长。是吗?
3、“乾嘉时期，考证学兴盛，尤以嘉定地区为滥觞”(第57页)。已盛何来“滥觞”?后面对“九钱”的介绍亦含混不清(第59页)，此处不详论。
4、第60页介绍“吴县三惠”(惠周惕、惠士奇、惠栋)时，先云“历史上的吴县，清代隶属江苏省苏州府管辖，在太湖东北岸，与元和、常州、震泽同属于苏州的卫星城”，后面紧接一句“今天属于浙江省苏州地区”，令人不解。这种失误全书并非仅见。如第103页“有的学术研究在图书文献上互通有无，往复传抄，学业益富。如江苏海宁周广业、陈鳣、吴骞三人……”此三人乃浙江海宁人，怎么变成江苏籍的了?
5、“姚范去世六十年后，其曾孙姚莹从群集(按：集乃籍之误)中录出所批注之语，结集《援鹑堂文集》六卷。张舜徽先生认为，《援鹑堂文集》为清人文集中最精……”(第64页)此处大谬。据《清人文集别录》第157～158页云：“范为学务博览，不名一家，居恒不著书而喜校书……见有讹误衍脱，或他本异同，随手订正……没后六十年，其曾孙莹，始自群籍中录出其批注之语，为《援鹑堂笔记》五十卷……在清人笔记中为最精。”姚莹所辑乃《援鹑堂笔记》五十卷，非《援鹑堂文集》六卷，两者性质亦很不同，不知作者何以有此改换。
6、“由宗族核心外延同里异姓宗族，纵向时间的父子相传与空间的横向拓展交织发展，清晰地展现了桐城文派在清代三百多年的发展轨迹”(第67页)。清代是三百多年吗?又，“刘师培可以说是‘扬州二刘’所代表的扬州学派在清代三百年学术史结束时最重的音符”(第79页)。学界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说，但“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似不妥当。
7、“‘扬州二刘’，是同道年间，清代学术史上对扬州学派的推崇之称”(第70页)。有“同道年间”之说吗?又如，“湘学崛起于咸丰道光年间……”(第99页)，通常有道咸之说，未闻“咸丰道光年间”的说法。
8、“收入到《清人文集别录》中的《甘泉乡人稿》二十四卷(按：钱泰吉著)，在咸丰初有刻本，后版毁，同治十一年，其门人陈锡麒寄助刻资，钱泰吉之子钱应溥重为校勘”(第91页)。据《清人文集别录》第383页，知《甘泉乡人稿》乃同治十年门人寄助刻资，翌年钱应溥校刊。寄资与校刊(按：非“校勘”)非同年之事，此处不确。
9、“(唐鉴)最著名的作品是《学案小识》《朱子年谱考异》诸书，依据张舜徽先生的考证，《学案小识》为其一生心力所萃，受到清初陆陇其、陆世仪、张履祥等推崇”(第93页)。按：此处亦谬。唐鉴乃嘉庆十三年进士、咸丰十一年卒，怎会受到清初人的推崇?看《清人文集别录》第418～419页，知“其书(按：即《学案小识》)……大旨在专明程、朱之绪，故于清初陆陇其、陆世仪、张履祥、张伯行推崇甚至，而于汤斌以下兼宗陆、王者，率多贬词，识见甚晦，门庭甚褊……”原来如此。
10、“吴骞所时尚虽广，但尽心于校书。为最精，与同里学人黄丕烈、陈鳣等相近”(第97页)。此段读不通，检《清人文集别录》第217页，知“时尚”乃“嗜尚”之讹，“尽心”前脱一“以”字；且吴骞浙江海宁人，黄丕烈乃江苏苏州人(此书上面亦提及)，何以此处却成了吴骞的同里?
(三)用字错漏太多
本来这一点不是学术问题，在一般批评文章中可以不提或一笔带过，但此书这一问题太严重，不能不提。
错漏在引文中有，在引文之外也有，但以引文中的更多、更易发现。对作者引用《清人文集别录》做一大致统计后发现，至少在28页中存在文字之讹脱衍倒，计约113处(详见附表一)。实际引用但未注明者没有统计，但问题一样严重，数量更大。尤其是第四章(第52—104页)，引用张书时的讹误真是连篇累牍，让人不能卒读。而来新夏先生认为“这三章(第三到五章)的最突出特点，在于几乎网罗了有清一代一流学者102人的著述与宗族关系(按：此第四章所做，作者明言之，见第103、第104页)，而加以详尽的阐释，学术论辩的含金量颇高，几可作清代学术史来读。”且不管所引恰当与否，亦不论其阐释、论辩如何，这样面目全非、满是伤痕的文字，可以“作清代学术史来读”吗?
笔者把全书写错的人名、书名，仅就能判断的部分作一统计(见附表二、附表三)，发现写错的人名至少有29个，且吴汝伦(吴汝纶)、刘毓松(刘毓崧)、卫令公(卫灵公)、刘镕(刘蓉)、张睿(张溶)等误名不止出现一次，表中不一一列出；写错的书名至少有37个，如《群经平议》误为《群经评议》，《惜抱轩文集》误为《惜报轩文集》，《经籍籑诂》误为《经藉纂诂》。这种错误最不应该、也最易误导读者。人名、书名尚且如此，其他可想而知。
拙文虽然指出了此书不少缺点，但也不是认为它毫无可取。此题目本身很好，其新方法和新角度，也颇能给人以启发。只是一本著作如此不遵守学术规范，错误百出，即使其中有真知卓见，也是不合格的。因此，此书倘重版，必要脱胎换骨才行，而不只是去掉附录而已。
衷心希望作者此后运用新方法时，莫忘最基本也最重要的旧规范。作为学界中人的我们也应该引以为戒，并要反思追问今日学术生产质量下滑究竟是谁之责。
(《著述与宗族》，何明星著，中华书局2007年9月版，26.00元)
(本文编辑：李 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