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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的幽暗和光亮，只有进入到社会的不同层面，才有可能看得更清楚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五四”的认识，大多都是从政治史出发，或者是从思想史出发的，很少从社会层面去认识那个时代，了解那个时代不同人群的生存境况，和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的追求，从而展开一幅幅更逼近历史原貌的画面。一个时代的幽暗和光亮，只有进入到社会的不同层面，才有可能看得更清楚。政治史总是一种宏大的叙事，思想史重视的是代表人物的思想、观念，它们都具有极强的选择性，如同一个筛子，常常把许多活的细节过滤了，变成一些已整理得井井有条的知识。而真实的社会生活常常是参差不齐的，如同一棵没有被修剪过的树，枝条交错，往不同的方向生长，然后枝上满是叶子，每一片叶子都以自己不同的姿态去承受阳光和风雨。
一句话，历史的原貌要更加丰富，更加多样，呈现出更多的不规范。历史不是纸上写成的，历史只是已逝去的生活。尤其是在“五四”那样一个大时代，许多不同的侧面都值得我们去关注，那原本是一个有着无数的不确定性、无数的可能性的时代。
“五四”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的多元和开放性，众声喧哗，没有权威，否定偶像，各种思潮、价值相互冲撞，相互融合，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生机和活力，那个时代的人，特别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年轻人，很少有唯唯诺诺的，都是有棱有角的。“五四”的中国诚然是一个很不完美的社会，否则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这一幕幕闹剧也就不可能接踵登场，这些闹剧背后都有深层的社会原因。一个没有经历过启蒙运动洗礼的古老民族，即使把皇帝赶下了龙廷，也没有在一夜之间获得自我更新，新生的共和制度建立在沙土之上，而不是磐石之上。但是，千年王权的终结，旧权威的消解，迎来了一个可以独立思考、自由追求的时代。以往，在谈论“五四”时我们常常听到个性解放，思想解放，女性解放这些说法。这些说法都没有错，以《新青年》《新潮》这些新锐期刊和一些报纸副刊为平台，年轻一代的思想探索迅速越过了传统的藩篱，热烈地拥抱来自西方的林林总总的新思潮、新主义，向往一种全新的精神生活。
至于女性解放，一方面不断有北大向女生开放、女青年进入银行和百货业等新闻出现，一方面贞操问题成为知识分子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女性为反抗包办婚姻而自杀的消息也时有所闻，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1919年11月湖南长沙的赵五贞自杀，青年毛泽东就在当地的《大公报》《女界钟》等媒体连续发表了十篇评论，为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大声疾呼，甚至喊出了“赵女士万岁”的口号。
这些解放的后面，本质的解放应该是社会解放。只有社会解放了，个性解放、女性解放才不至于成为空话。而社会的自我解放也意味着每个人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某个救世主来为你做主，来解放你。这应该是“五四”的核心命题，德先生、赛先生也好，娜拉出走也好，打倒孔家店也好，这些讨论都是社会自我解放的一部分。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五四”已出现了公民社会的雏形，经过晚清以来几代人的努力，从王权的枷锁下渐渐挣脱出来的社会已拥有一定的自主力量。“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也是从臣民向公民转型的一代，他们的公民意识，社会责任感，比如对弱势群体的关切，应该放在对国家命运的这个大尺度上来看待。在当时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曾这样说：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 ”
作为一个新兴的阶层，“五四”时代引领社会潮流的知识分子，和另一个几乎同时出现的实业家阶层，如同历史的两个轮子，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正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社会解放不仅仅是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也是通过经济的发展获得解放。以往我们对“五四”的认识有个误区，以为“五四”不强调私有产权，其实，那个时代的人们拥有创办私有企业、银行的权利，有从事商业、追求财富的权利。不少实业家在致力于发展自己企业的同时，一样关心社会，热衷公益。荣氏兄弟有一句名言，“爱国之心，未敢后人”。一个典型的案例，美国留学回来的实业家穆藕初，1920年做出一个决定，要拿出一笔巨款，以民间方式设立基金会，委托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陶孟和这些人去辅助)在北大学生当中物色候选人，资助他们去欧美留学，最后选出的人包括罗家伦、段锡朋、康白情、汪敬熙、周炳琳等人，后来又加了一个江绍原。6个学生回国后在学术上都有建树。这完全是一个实业家发自内心的无偿捐助，不求任何回报，但这些受惠的学生永远都忘不了，在抗战时期他们曾设立一个穆藕初奖学金。在“五四”学生运动激荡的背后，正是有着社会的后援力量，除了教育界、新闻界，离不开实业界的支持。1922年在上海召开的“国是会议”，就是由上海总商会与江苏省教育会联手推动，那个时候具有相当自主性的两大阶层，已成为社会的支柱，军阀占据政治舞台的中心，他们则在社会舞台上做自己的努力，国家与社会相当程度上的分离，社会才会产生自己独立的意愿。这是“五四”之所以成为“五四”的根本原因。
编后：
“五四”时代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晚清开始经过几十年的历史变革孕育出来的，这一时期，风云际会，西方各种社会思潮蜂拥而至，广为流传：胡适宣传的实用主义，梁启超、张东荪宣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刘师复、黄凌霜等宣传的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周作人宣传的新村主义；王光祈宣传的工读主义；陈独秀、李大钊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等等。
在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空间里，各种思潮的争论与碰撞迎来了一段思想解放的时光，如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的争论、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论战、新文化运动、东西文化的论争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其中，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规模空前，影响深远，争论的根本是中国的发展前途。经过论战，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人物坚定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信心。1920年8月，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各地成立；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五四”的认识，大多都是从政治史出发，或者是从思想史出发的，很少从社会层面去认识那个时代，了解那个时代不同人群的生存境况，和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的追求，从而展开一幅幅更逼近历史原貌的画面。一个时代的幽暗和光亮，只有进入到社会的不同层面，才有可能看得更清楚。政治史总是一种宏大的叙事，思想史重视的是代表人物的思想、观念，它们都具有极强的选择性，如同一个筛子，常常把许多活的细节过滤了，变成一些已整理得井井有条的知识。而真实的社会生活常常是参差不齐的，如同一棵没有被修剪过的树，枝条交错，往不同的方向生长，然后枝上满是叶子，每一片叶子都以自己不同的姿态去承受阳光和风雨。
一句话，历史的原貌要更加丰富，更加多样，呈现出更多的不规范。历史不是纸上写成的，历史只是已逝去的生活。尤其是在“五四”那样一个大时代，许多不同的侧面都值得我们去关注，那原本是一个有着无数的不确定性、无数的可能性的时代。
“五四”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的多元和开放性，众声喧哗，没有权威，否定偶像，各种思潮、价值相互冲撞，相互融合，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生机和活力，那个时代的人，特别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年轻人，很少有唯唯诺诺的，都是有棱有角的。“五四”的中国诚然是一个很不完美的社会，否则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这一幕幕闹剧也就不可能接踵登场，这些闹剧背后都有深层的社会原因。一个没有经历过启蒙运动洗礼的古老民族，即使把皇帝赶下了龙廷，也没有在一夜之间获得自我更新，新生的共和制度建立在沙土之上，而不是磐石之上。但是，千年王权的终结，旧权威的消解，迎来了一个可以独立思考、自由追求的时代。以往，在谈论“五四”时我们常常听到个性解放，思想解放，女性解放这些说法。这些说法都没有错，以《新青年》《新潮》这些新锐期刊和一些报纸副刊为平台，年轻一代的思想探索迅速越过了传统的藩篱，热烈地拥抱来自西方的林林总总的新思潮、新主义，向往一种全新的精神生活。
至于女性解放，一方面不断有北大向女生开放、女青年进入银行和百货业等新闻出现，一方面贞操问题成为知识分子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女性为反抗包办婚姻而自杀的消息也时有所闻，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1919年11月湖南长沙的赵五贞自杀，青年毛泽东就在当地的《大公报》《女界钟》等媒体连续发表了十篇评论，为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大声疾呼，甚至喊出了“赵女士万岁”的口号。
这些解放的后面，本质的解放应该是社会解放。只有社会解放了，个性解放、女性解放才不至于成为空话。而社会的自我解放也意味着每个人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某个救世主来为你做主，来解放你。这应该是“五四”的核心命题，德先生、赛先生也好，娜拉出走也好，打倒孔家店也好，这些讨论都是社会自我解放的一部分。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五四”已出现了公民社会的雏形，经过晚清以来几代人的努力，从王权的枷锁下渐渐挣脱出来的社会已拥有一定的自主力量。“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也是从臣民向公民转型的一代，他们的公民意识，社会责任感，比如对弱势群体的关切，应该放在对国家命运的这个大尺度上来看待。在当时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曾这样说：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 ”
作为一个新兴的阶层，“五四”时代引领社会潮流的知识分子，和另一个几乎同时出现的实业家阶层，如同历史的两个轮子，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正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社会解放不仅仅是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也是通过经济的发展获得解放。以往我们对“五四”的认识有个误区，以为“五四”不强调私有产权，其实，那个时代的人们拥有创办私有企业、银行的权利，有从事商业、追求财富的权利。不少实业家在致力于发展自己企业的同时，一样关心社会，热衷公益。荣氏兄弟有一句名言，“爱国之心，未敢后人”。一个典型的案例，美国留学回来的实业家穆藕初，1920年做出一个决定，要拿出一笔巨款，以民间方式设立基金会，委托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陶孟和这些人去辅助)在北大学生当中物色候选人，资助他们去欧美留学，最后选出的人包括罗家伦、段锡朋、康白情、汪敬熙、周炳琳等人，后来又加了一个江绍原。6个学生回国后在学术上都有建树。这完全是一个实业家发自内心的无偿捐助，不求任何回报，但这些受惠的学生永远都忘不了，在抗战时期他们曾设立一个穆藕初奖学金。在“五四”学生运动激荡的背后，正是有着社会的后援力量，除了教育界、新闻界，离不开实业界的支持。1922年在上海召开的“国是会议”，就是由上海总商会与江苏省教育会联手推动，那个时候具有相当自主性的两大阶层，已成为社会的支柱，军阀占据政治舞台的中心，他们则在社会舞台上做自己的努力，国家与社会相当程度上的分离，社会才会产生自己独立的意愿。这是“五四”之所以成为“五四”的根本原因。
编后：
“五四”时代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晚清开始经过几十年的历史变革孕育出来的，这一时期，风云际会，西方各种社会思潮蜂拥而至，广为流传：胡适宣传的实用主义，梁启超、张东荪宣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刘师复、黄凌霜等宣传的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周作人宣传的新村主义；王光祈宣传的工读主义；陈独秀、李大钊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等等。
在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空间里，各种思潮的争论与碰撞迎来了一段思想解放的时光，如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的争论、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论战、新文化运动、东西文化的论争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其中，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规模空前，影响深远，争论的根本是中国的发展前途。经过论战，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人物坚定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信心。1920年8月，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各地成立；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